材料一：

    【本报评论（评甲论质钟声）】韩国企业乐天集团近日同意就“萨德”反导系选部署用地与韩国军方签署协议，意味着主动挤入东北亚战略博弈的复杂局面。不少抗议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韩国民众对此表示极大愤怒。但是，韩国一些媒体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本国民意上，更没有顾及本国及地区安全的大局，而是忙不迭地揣测中国是否“封杀”乐天。他们心里装着鬼，所以心很慌，其实他们很清楚，中国人民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

    众所周知，美韩推进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地区有关国塞的战略安全利益，不利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安全利益关乎一国根本。韩方一方面破坏邻国的安全利益，另一方面还指望同邻国正常做生意，这样的如意算盘怎么可能打出名堂？在整个国际关系史上都找不出先例。

    中国欢迎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依法保障有关企业在华合法权益，这是一贯的政策立场，然而，外国企业在华经营成功与否，最终却要由中国的市场和中国的清费者来决定。乐天集团主动选择配合“萨德”部署，就是把韩国政府往损害邻国战略安全利益、恶化地区局势的错误方向推，就是一心一意要为自己的错误讨一颗苦果吃。相应而来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中国消费者自发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乐天做出坚决回应，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显然，乐天给“萨德”入韩铺路的决定，是典型的误国之举。此举不仅无助于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还制造了新的冲突点，令整个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况且，绑上美国反导“战车”的韩国，很多事情将由不得自己做主了。一旦爆发激烈冲突，韩国不可能不受重创。

    韩国媒体现在用“坐立不安”“战战兢兢”来形容乐天当下的心境，恐怕一方面是着看准了乐天在中国规模达8万亿元的各种项目和业务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也明白韩国的“苦日子”将随之而来。去年7月美韩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以来，中韩合作的民意基础明显受到了损害，中韩不仅政治关系遇冷，而且经贸、人文等各领域交往也受到了影响。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韩国继续执意推进“萨德”部署，两国间各领域合作势将遭遇更大团难。

    中国反对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意志是坚定的，采取必要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也不会有丝毫含糊。韩国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注定要为此承担责任。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03月04日）

材料二：

    【本报记者 倪浩 魏洋】“中韩经贸关系倒退10年是有可能的”，辽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表示，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问题上中国不会让步。如果韩国继续一意孤行，结果只能是作茧自缚。2016年韩国经济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和国内政治动荡双重打击，呈现严重低迷状态。寻求与中国合作，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但“萨德”入韩，引发中韩关系大倒退。10年前的2006年中韩双边贸易新是1300亿美元，如果韩国不改弦更张，中韩经贸关系肯定受损，甚至会出现“硬着陆”。也就是说，减少1000亿美元是很有可能的，那是“一夜之间回到10年前”。

（选自《环球网》2017年03月04日）

材料三：

    【本报讯】韩国民众与民间组织分别在韩国国会以及乐天百货场门前举行示威，抗议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要求乐天集团拒绝提供部署“萨德”用地。

    参加示威的金泉市民对策委员会共同委员长刘先喆说，“萨德”系统不能保护韩国安全，部著“萨德”只会使韩国成为半岛“火药桶”和冲突“前沿”，“这是‘假安保’，真的安保政策应该是通过六方会谈要本朝鲜弃核。”

    刘先喆认为，乐天集团这次是否提供“萨德”用地，将成为判断其是否真正属于国民企业的标准。“如果乐天屈服于韩国国防部的压力，将犯下卖国罪行，乐天应该做出明智的决定”。

（选自《湖北日报》2017年02月23日）

材料一：

    近日，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简称“中制协”）法务委员会发表声明，明确将浙江卫视《美人私房菜》被停播归结为“制作方没有购买收视数据，结果这个一直在全国排名前5的优质播出平台，一夜间掉到了第22名”，并进而声讨“收视率俨然成为评价中国电视剧优劣的唯一标准。收视高不论真假就可以领奖杯、拿奖金，获得高收益、高赞誉；否则便一败涂地。”

    这份声明对收视率造假黑手的痛揭并未止于此，而是进一步揭示了“黑产业链”各个环节都是“共谋”的事实。据调查，目前购买收视率的价格已攀升至每集30万至50万元人民币。以全国排行前20家卫视频道每年播出13000集电视剧计，全年有40多亿人民币被这股黑势力非法窃取。

（摘自2016年12月13日《北京青年报》）

材料二：

    近日，中制协发表声明表示，针对我国电视剧市场上购买、播出电视剧业务中存在的收视率造假假象，将坚决打击造假行为，努力打造电视剧播出新环境。

    收视率调查原本是为广告商向电视台投放广告服务的，并非电视节目优劣的评价标准。但是在我国，一些电视台广告部为争夺广告资源，开始收视率造假行为，之后愈演愈烈。

（摘自2016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三：

    电视剧收视率作假现象由来已久，主管部门多次开会研究解决相关问题，但收效甚微，该现象依然呈不断蔓延之势。

    本着“打铁先要自身硬”的原则，中制协在《关于坚决抵制收视率作假的自律承诺书》中说：今后凡我会会员单位参与收视率作假，一经查实立即列入企业信用黑名单，通报全行业。情节严重者依据协会章程给予开除会籍处分，并报告政府主管部门，建议取消其电视剧经营制作资质。承诺书要求全体会员坚决与收视率作假现象作斗争，有责任向法务委员会提供线索和证据，全力配合调查。与会的会员单位均表示响应协会倡导，并在这份承诺书上签了字。

    中制协会长尤小刚表示，“我们也同时希望，国家尽快建立收视率调查的大数据系统，采用统一的、合理的、有效的收视率调查方式，让中国电视剧制作者能一门心思地提高电视剧的质量，真正让电视剧用质量说话！”

（摘自2017年1月4日《光明日报》）

材料四：

    收视率仅仅是一项效果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多少人看了某节目或频道、看了多长时间等情况。然而，除节目本身因素外，收视率还受时段、编排等因素的影响，仅凭收视率高低无法判断节目质量优劣。况且，观众的观看感受多样复杂，收视率的冰冷数字无法判断观众是“身心愉悦”还是“边看边骂”。其实，业界对收视率能否真实可信地反映电视台和电视节目收视情况的质疑由来已久。收视率造假一事只是再次提醒我们，不应将收视率当成判定电视台和电视节目优劣的唯一标准，业界亟须出台更专业、科学的电视评价体系，引入多方面的评价机制，在收视统计领域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更多的收视统计机构加入，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维护客观公正的收视评价体系，建设科学完善的评价机制。

    收视率造假的问题关键不只在收视率这个衡量标准本身，还在于电视从业者的态度。电视行业片面追求收视率的不良风气，导致明星价格虚高、内容同质化、审美价值取向低俗等问题屡见不鲜，已经伤及电视产业的肌理。与其饮鸩止渴，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不惜破坏行业规范，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钻空子进行收视率造假上，电视从业者不如潜心研究如何提高产品质量，在市场容量下降的情况下开拓综艺节目、电影和网络剧等新空间，提高好剧、好节目的收看效率。

（摘自2017年1月25日《光明日报》）

材料一：

    教育部等八部门在今年八月下发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中就明确规定，严禁学生带电子产品进入教室，严禁布置电子家庭作业。规定一出，很多家长和老师都表示认同。

    他们认为，现在中小学的教师在布置作业时大多通过家校联系群发布，这确实更有效率，也似乎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现代化的教学方式。但是长此以往，越来越多的教师加入了布置电子家庭作业的行列，导致学生每天需要用手机的时间远远高于正常的使用时间，越来越多的学生一回家就是拿着手机写作业，或者单纯玩手机，更为严重的是很多自制能力不强的学生养成了过度依赖手机的恶习，学习积极性降低，导致成绩下降。因此，严禁老师布置电子家庭作业有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严禁学生带电子产品进入教室，对于改变学生对电子产品的依赖有很强的警戒作用。

（摘编自《教育部规定：严禁学生带电子产品进入教室，严禁布置电子家庭作业》，“领略教育魅力”百家号2018—11—17）

材料二：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中心副主任洪晶认为，电子产品跟纸质版阅读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

    一，电子产品的趣味性比较强，里面的信息量比较大。不光是孩子，就是成人可能拿起电子产品的时候，也很难放下。

    二，电子产品有独特的照明方式。我们在看纸质版读物的时候，需要一个外照明，但是电子产品是自带照明的。而很多电子产品的照明系统，是有蓝光成分的。蓝光对眼部是有危害的，它的危害可以反映到眼睛的各个部位。

（摘编自《动真格了！教育部出新规控制电子产品教学时长》，搜狐教育2018—08—14）

材料三：

    12岁小学生打赏网络主播，花掉环卫工母亲4万元积蓄；一青少年沉迷互联网赌博，走上盗窃之路；13岁少年沉迷某款网络游戏，疑似模仿游戏中翻墙跳楼动作而身亡……近段时间来出现的一些相关案件，背后都有网络沉迷的因素，这提醒人们：预防青少年沉迷网络，刻不容缓。

去年底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被调查未成年人互联网总体普及率高达98.1%。与之相伴的是，网络成瘾现象十分严峻。青少年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沉迷游戏、过度用网消耗了精力、耽误了学业，进而导致精神颓废、身体羸弱；网络信息泥沙俱下，孩子辨别能力不够，难免造成价值观走偏、行为失范，甚至诱发盗窃、暴力等违法行为……凡此种种，不仅损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更会对家庭、社会乃至国家长远发展带来巨大危害。世界卫生组织也于今年6月份，将网络游戏成癌列入精神疾病。防止青少年沉迷网络，不仅是一个公共卫生课题，也是一项社会治理挑战。

    客观来说，青少年沉迷网络有着复杂的原因。好奇心强、自制力弱、渴望得到认同等心理特点是一方面，规范管理、合理引导、预防治疗不够也是重要原因。其中，一些企业诱导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做法难辞其咎。就拿网络游戏来说，一些游戏开发商为了赚孩子的钱，专门研发门槛低、互动性强、奖励诱惑多的网游。这些诱导成瘾的企业行为，需要得到有效的治理。为了解决未成年人网络沉迷问题，近年来，国家多次出台规定。前不久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要求“控制电子产品使用”“实施网络游戏总量调控”。重拳整治网络空间秩序、规范青少年网络使用，体现了管理部门的决心。但就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监管的提升仍然有较大空间，需要相关部门抓紧论证、出台切实可行的办法。

    为了解决未成年人网络沉迷问题，近年来，国家多次出台规定。前不久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要求“控制电子产品使用”“实施网络游戏总量调控”。重拳整治网络空间秩序、规范青少年网络使用，体现了管理部门的决心。但就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监管的提升仍然有较大空间，需要相关部门抓紧论证、出台切实可行的办法。当然，解决青少年网络成瘾这个难题，单靠管理部门的努力远远不够。当务之急是要把防沉迷措施建立起来，把社会责任落实到位。另外，预防青少年沉迷网络，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引导不能缺席。强制命令、一味禁止容易激发逆反心理，关键是帮助孩子做到健康上网、正确用网。多方发力、齐抓共管，方能让青少年远离网络沉迷的陷阱。

（摘编自桂从路《预防青少年网络沉迷刻不容缓》，《人民日报》2018—09—28）

    材料一：

    本报讯中国银联昨天发布了2018移动支付安全大调查分析报告。据统计，当前我国手机支付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5.7亿，去年三季度，银行业处理移动支付业务的笔数，同比增幅高达7成多，移动支付已经成为餐饮、便利店、网购、交通、医疗、外卖等日常消费中，最常用的支付手段之一。

    调查显示，受调查人群去年使用移动支付每月平均消费了2600元。其中，创业人群月消费金额最高，超过3000元；全职主妇、IT从业人员每月消费也都超过2800元；学生群体每月消费金额为1952元，但他们每支出5元，就有2元是通过移动支付方式花出去的。

    调查还显示，实体零售店、网购、公共交通、外卖、购买火车票机票，是使用移动支付最多的5种场景。从地域来看，上海、浙江、江苏三地使用移动支付的人群最多。在支付方式上，二维码支付占据移动支付主流地位，占比超过八成。

    移动支付使用方便，但它所面临的风险也比传统支付方式更多。指纹支付等生物识别方式普及很快，在35岁以下男性中，生物识别已经成为使用率最高的验证方式。中国银联风险控制部高级主管王宇表示，生物识别技术的应用，既简化了用户的一些交互环节，同时也在安全的认证技术上有所提升，让持卡人在移动消费当中，更方便、更快捷，也更安全。

    (摘编自孙奇茹《调查显示：去年移动支付人均月消费2600元》，《北京日报》2019年01月24日)

    材料二：

    内地游客洪小姐来到香港，放下行李第一件事是去找“网红”牛腩店。尴尬的是，她忘了换港币，而小店老板娘只收现金。洪小姐举着手机找了十几家小店，最后沮丧地发现，街头小店只收现金。最后，她只有无奈地回酒店换钱。

    在深圳河两岸，移动支付的使用有天壤之别。对此感受深刻的，不只是内地游客，一向以金融科技领先为傲的香港特区政府官员，更急于改变这一现状。

    香港金管局总裁陈德霖，是金融科技的积极推动者。他直言，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必须有一个世界级的金融基建尤其是支付系统去支撑，才能成功。

    近年来，香港推动移动支付的步伐明显加快。但与内地城市覆盖达九成以上的移动支付相比，时至今日，香港移动支付比例仍不到两成，活跃用户更少，移动支付的使用场景也有些寥落。有些人费解，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为什么对于金融科技创新的接纳速度如此之慢？

    成熟支付社会养成的习惯是最大阻碍。香港移动支付虽然尚不普及，但“非现金”支付却已运行20多年。香港市民惯用的“八达通”卡于1997年面世，这张集交通、餐饮、购物、服务、门禁等功能于一体的卡片，发行已超过3500万张，已经覆盖香港市面逾1.5万家服务商的2.4万个零售场所，几乎满足了市民所有日常消费的支付需求。据统计，香港信用卡支付占比53%，超过95%的市民则经常用“八达通”和现金。

    香港市民对个人信息的安全顾虑，特别是移动支付需要绑定银行卡和获取用户资料，让谨慎的香港人望而却步。“从微信香港钱包的运行经验来看，香港市民对于隐私、数据的敏感是推行移动支付的难点之一。”腾讯金融科技部副总裁陈起儒说。

    至于很多小店只收现金，则是因为生存不易需精打细算，接受信用卡需要安装设备，还要收手续费，只能婉拒。

    (摘编自王旭、张欢《移动支付，香港急起直追》，人民网2019年01月11日)

    材料三：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2018年1月2日)

    材料四：

    如今，移动支付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支付方式和生活方式，也逐渐改变了民俗习惯。当线上支付成习惯，实体红包被线上红包替代，“年味儿”正在被科技重新定义。

    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春节期间，除了贴对联、买年货、包饺子、看春晚等传统习俗外，抢红包、扫“福”字等活动逐渐成为新习俗。

    春节期间的线上红包为人们创造了新的感情沟通方式，通过参与抢红包等活动增进与亲人朋友的沟通，让春节更有“味道”。

    有专家说：“社会的发展变化使过去的‘年味儿’有所削弱，但新媒体通过流量构建新的民俗，让人们参与狂欢，从而获得春节新的仪式感。”

    与此同时，业内人士提示，在参与春节抢红包等活动的同时，用户应注意个人信息安全，不要贪图小利、因小失大。春节期间，有不法分子借此机会制作虚假的二维码或分享链接，一旦用户扫描或点击链接，有可能被盗取个人信息甚至被盗取钱财。开心过春节、幸福领红包的同时，也要擦亮眼睛，不要误入陷阱。

(摘编自刘峣、刘奇《春节“红包大战”硝烟再起》，2019年02月01日)

材料一：

“煤改电”工程收官。北京平原地区基本实现“无煤化”。截至今年10月底，北京已完成2279个村庄、85.81万户的“煤改清洁能源”任务，其中“煤改电”村庄占比八成，“煤改气”村庄占比两成。

天津市坚持统筹兼顾温暖过冬与清洁取暖，因地制宜确定改造技术路线，今年新增20.6万户农村居民散煤清洁能源替代。对未实施清洁取暖的，做好无烟型煤招标、生产、供应工作，确保无烟型煤替代全覆盖。

    与此同时，天津突出抓好煤质监管，监督煤炭经营企业建立购销台账，禁止销售不符合天津煤炭经营使用地方质量标准的劣质煤。今年年底前实现散煤实际经营户清零。天津市环保局大气处处长杨勇介绍，2017年天津已实现城市居民散煤清零，2019年将实现除山区外全市散煤清零。

    河北省委常委会明确提出，持续用力治理农村散煤，积极稳妥推进“气代煤”“电代煤”工程，严格督查考核问責，打赢打好冬季清洁取暖硬仗。

    “以前，我家里取暖都是用燃煤锅炉，夜里那么冷，至少得起床两三次去添煤；现在用天然气取暖，只需用按钮设定好温度。屋子里就一直很暖和，既方便又干净。”河北廊坊市香河县东太平庄村村民王文忠告诉记者，“政府每年还给我们取暖补贴，每立方米天然气补贴1元钱，算下来花费反而少了！”

    清洁取暖成效几何，天然气供应问题至关重要。京津冀都将天然气保供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抓紧抓实。在国家发展改革委11月15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孟玮的话让大家心里有了底：“目前已落实的资源量能够足额保障民生用气需求。”同时，国家发改委将加强价格监测，切实维护民生用气价格稳定。

（摘编自《京津清洁取暖再加力》，2018午11月25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清洁取暖是热点，农村清洁取暖是难点。因此，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倪维斗提出“六个合适”原则，即把合适的能源放在合适的地方，在合适的时代、合适的系统中和其他能源合适的配合，最终发挥合适的作用。在广大农村地区因地制宜地发展利用生物质能符合“六个合适”原则。

    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吴吟力主在农村地区推广利用生物质能清洁取暖。他认为当前“肥料化、原料化、饲料化、基料化”利用不足以消化大量的生物质资源，能源化作为生物质能利用的兜底方式应加大推广力度。

    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民用清洁炉具专委会副秘书长任彦波表示，经济性是影响农村清洁取暖的首要因素，“燃料适配炉具”是实现农村清洁取暖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生物质专用炉具配套成型燃料作为一种重要的技术路径，经济效益、环保效益、社会效益显著，可在农村清洁取暖中发挥更大作用。

    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副会长、宏日新能源集团董事长洪浩表示，全球生物质能源利用在可再生能源中已达到73%，但我国仍以煤、石油为主要能源，其能源利用占比在总能源消费中高达84%，这样的能源结构带来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同时，我国总碳排放量超过美国和欧盟总和，中国人均碳排放量为75吨，高于世界53%，发展利用生物质能是我国能源转型和减少碳排放的必要措施。

（摘编自中国炉具网，2018年11月22日）

材料三：

    督察组在山西核查发现，太原市迎泽区在禁煤过程中，采用强制禁煤方式推行清洁取暖，无法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督察组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打着大气污染治理旗号却影响民生的“一刀切”行为。

    据督察组通报，迎泽区是太原市中心城区，辖区内的康乐片区现有400余户、1500余名居民，60岁以上老人300余名，属于待拆除改造区域。太原市迎泽区在不具备集中供热、“煤气”的条件下，通过设置“康乐街片区环保检查工作办公室”，禁止燃煤进入社区。社区内一些居民舍不得长时间使用电暖气，就通过烧柴、烧废旧家具等方式进行采暖。督察组认为，群众面临挨冻局面，且当地空污染并未得到遏制。

    督察组已要求当地加快整改，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8年11月16日）

材料一：

近年来，“人机大战”引起世人关注，人工智能发展引发的忧虑和争论开始从学术圈进入公众视野，要将这些思考引向深入，就需拓宽视域，厘清思路，特别要善用底线思维来把握问题，对无限制发展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后果，可从近期、远期和终极威胁三个层面来分析。

近期威胁的一个表现是人工智能开始大批量取代蓝领工人和下层白领。这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中表现较明显，我国一些工厂也开始这么做。从经济效益看，工业人工智能成本的下降使“取代”变得有利可图。“汽车的出现没有让马车夫找不到新工作”只是以往的经验，这次并非如此：大批工人陆续失业，只要达到某个临界点，社会就有可能发生动荡。

近期威胁的另一表现是军用人工智能的研发。史蒂芬•霍金、比尔•盖茨等人曾呼吁世人警惕人工智能的盲目研发，特别是军事用途的研发，认为这有可能导致比原子弹更可怕的武器出现。因为军用人工智能有可能直接操控武器，一旦失控，后果难以设想；即使没有失控，研发出这类更冷酷、更高效的杀人武器，亦非人类之福。

人工智能的远期威胁中，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它们可能的反叛，这点很容易理解，《黑客帝国》《未来战士》等科幻影片对此已做过大量设想。人工智能业界和一些盲目乐观人士常用“人工智能还很初级”之类的说法宽慰公众，但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老虎还小”不能成为养虎的理由。因此，我们对这一威胁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

人工智能的终极威胁更加发人深省。这种威胁并非建立在人工智能反叛的假定之上，而是恰恰相反。阿西莫夫提出的一个很少有人注意的重要观点是，所有依赖人工智能的文明都终将灭亡，他给出的理由之一：“一个完全依赖机器人的社会，因极度单调无趣，终究会变得孱弱、衰颓、没落而奄奄一息。”这个看法很有见地。

这里排除人工智能反叛人类的可能，假定未来人工智能可承担人们所希望的“任何工作”，人类就会变成整天混吃等死的寄生虫了。如果真是这样，用不了多久，人类的机能和智力都将迅速退化，我们的人生就变得毫无意义，这是更可怕的威胁。

（摘编自江晓原《科技创新应树立底线思维——以人工智能发展为例》）

材料二：

人类智能不过是文明的成果，源于社会与历史的心智积淀，而文学正是这种智能优势所在的一部分。文学之所以区别于一般娱乐（比如下棋和转魔方），就在于文学长于传导价值观。好作家之所以区别于一般“文匠”，就在于前者总能突破常规俗见，创造性地发现真善美，守护人间的情与义。而技术主义者恰恰在这里严重缺陷，他们一直梦想着要把感情、性格、伦理、文化以及其他人类表现都数据化，收编为形式逻辑，从而让机器的生物性与人格性更强，使其创造力大增，最终全面超越人类。但他们忘了，人类智能千万年来早已演变得非同寻常——其中一部分颇有几分古怪，倒像是“缺点”。比如，人必有健忘，但电脑没法健忘；人经常糊涂，但电脑没法糊涂；人可以不讲理，但电脑没法不讲理，即不能非逻辑、非程式、非确定性地工作。这样一来，即便机器人有了遗传算法（GA） 、人工神经网络（ANN） 等仿生大招， 即便进一步的仿生探索不会一无所获，然而，人的契悟、直觉、意会、灵感、下意识、跳跃性思维，同步利用“错误”和兼容“悖谬”的能力，把各种矛盾信息不由分说一锅煮的能力，有时候竟让2+2=8或者2+2=0甚至重量+温度=色彩的特殊能力（几乎接近无厘头），如此等等，都有“大智若愚”之效，只能让机器人迷糊。

在生活中，一段话到底是不是“高级黑”；一番慷慨到底是不是“装圣母”；一种高声大气是否透出了怯弱；一种节衣缩食是否透出了高贵；同是一种忍让自宽，到底是阿Q的“精神胜利”，还是庄子的等物齐观；同是一种笔下的胡乱涂抹，到底是艺术先锋的创造，还是画鬼容易画人难的胡来……这些问题也许连某个少年都难不住，明眼人更是一望便知。这一类人类常有的心领神会，显示出人类具有超强的处理价值观的能力，其实不过是依托全身心互联与同步的神经响应，依托人类经验的隐秘蕴积，选择了一个几无来由和依据的正确，有时甚至是看似并不靠谱的正确——这样做很平常，就像对付一个趔趄或一个喷嚏那样自然，属于瞬间事件。但机器人呢，光是辨识一个“高级黑”的正话反听，可能就会导致全部数据库瘫痪。

（摘编自韩少功《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