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京初冬的一个早晨，戴着蓝色棒球帽的潘老先生，蹬起一辆半旧的电动自行车，“呼呼”地穿行在清华大学校园里。车轮子不时滚过枯黄的落叶，一路把他从北边的宿舍楼，带到机械工程系的焊接馆。这年，潘院士已经年过80了。

    对这位“身陷”焊接领域50多年的专家而言，年龄不是衡量他是否已经“老”了的唯一指标。这位老院士像年轻人一样，玩微信、看微博，家中电脑QQ“噔噔”上线的声音不时响起。尽管已过耄耋之年，他可以不借助眼镜，轻松地翻查手机号码。他自由穿梭在铁块拼接起来的焊接机器人和墙角的缝隙间，俯下身随手拣起一块普通成年人掂得动的钢板。当然，他还能清晰地说出某个发动机焊接转子的转速、直径以及气压值。这位中国焊接科学的奠基者，摊开双手，自信地说：“我现在研究的课题，是焊接领域的前沿，比如‘高超超临界’，仍是没有解决的世界难题。”

    他和年轻的同事吃饭时，时常念叨他的西南联大。2012年11月3日，在“西南联大建校75周年纪念大会”上，潘际銮和一百多位老校友，他们中的很多人双手抚着桌沿，颤颤巍巍地站着，齐声唱着西南联大的校歌。他们唱到“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时，潘际銮的心里“激动不已”。

    1980年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时，“填了一张表”，简单地写下完成的工程成果，而且“当时也没发几篇论文”。“我所获得的荣誉，都不是我追求的结果。”潘际銮说。不少接触过潘际銮的人一致评价他，“对名和利，不敏感”。（节选自陈璇《不合时宜的老派院士》，《中国青年报》2013年11月27日）

材料二：

    高中毕业时，云南省会考，我拿了全省第一，被西南联大录取。我父亲一直怀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受他的影响，我选择了机械系。西南联大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每学期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大概有三分之一，没有一个人能在联大随随便便就混到毕业文凭。当时的教室是土坯墙，屋顶仅盖一层铁皮，夏天像蒸笼，冬天寒风穿堂入室。下雨的时候，雨点打在屋顶上叮叮当当作响，老师得提高嗓门大声喊叫，才能压得过风声和雨声。

    1948年我本科毕业，1950年赴哈尔滨工业大学继续深造，从此选择了焊接领域作为我的终身职业。当时有人笑话我：“学焊接？焊洋铁壶、修自行车吗？”实际上，焊接是非常重要的。火箭、导弹、军舰、航母都是焊出来的，清华的第一个核反应堆是我负责的，建秦山核电站时，我也是顾问。

    我常说，这辈子我做事有两个驱动力，年轻时候父母很少过问我的学习，靠的是“兴趣”。后来是“成就感”，当自己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成绩、为国家建设解决了实际问题时，那才是最快乐的时刻。

（节选自《潘际銮自述》，《环球人物》2015年第22期）

材料三：

    潘际銮知道焊接技术是一门新兴的先进技术，这门发展中的技术一定会在新中国的未来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1952年哈工大决定成立焊接专业，潘际銮被任命为焊接教研室代理主任，在我国高等教育界创建了第一个焊接专业。1955年夏天，潘际銮返回清华，又在清华大学建立焊接教研组，潘际銮被任命为焊接教研组主任，成为我国第二个焊接专业和焊接教研组的建设者。60年代，他率领一支队伍，承担了由清华大学设计建造的核反应堆的焊接工程任务，历时3年终于成功完成了核反应堆的焊接工程任务。为了解决反应堆中的燃料棒和控制棒焊接问题，他又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研究成功我国第一台电子束焊机。

    潘际銮获得了很多荣誉，如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中国焊接终身成就奖等。谈到这些荣誉，他说：“那只是奋斗的结果，绝不应是奋斗的目标！”他始终认为，只有当自己的创造发明获得成功，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利益时，才会享受到人生真正的幸福。

（节选自《把自己与祖国的发展“焊”在一起》）

材料一：

    2018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全国各地都在深耕产业兴旺这篇“大文章”，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的区域特色产业正推动我国农业快速发展。

科技支撑农业发展走上“快车道”。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业从传统走向现代，产业形式从单一向多元化发展，农业生产技术装备不断升级，农业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得到大力发展。2017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7.5%，主要农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达96%以上，全国大中型拖拉机670万台，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67%。这些年，随着科技创新发展在农业领域运用的不断深耕，农产品产量快速增长，我们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都更为丰富、健康、多元。

    “当前，农村产业发展不断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如田园综合体、农业特色小镇、农业产业互联网等。这些都是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结果，也是农村产业兴旺的必然选择。”省农科院农信所党支部书记田建民认为，传统的农业已经不能适应三产融合发展的需要，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从生产、加工、流通、产业融合模式、营销方式、管理运行机制等各个方面，适应新格局，支撑新格局，引领新格局。

（摘编自“央视网”2018年11月24日）

材料二：

材料三：

    来自湖北秭归的脐橙、甘肃礼县的苹果……数据显示，“双11”当天阿里巴巴全平台农产品交易额超45亿元。产自东北的五常大米仅用10秒钟便卖了100万斤，四川的平武蜂蜜，更是在售罄后预售到明年9月。火爆的销售，让这些农产品走出田间地头，走向全国各地。撑起这些数据离不开买家的热情，更离不开网络等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在农村地区的逐渐普及。

    但我们也应当看到的是，由于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依然突出。从硬件看，目前宽带网络仍未覆盖的地区、网络普及水平较低的区基本上都是地处偏远、自然环境复杂的农村地区，这些地方网络建设难度大、投入成本高。从软件，在与日常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网络购物、旅行预订、网上支付及互联网理财等应用方面，农村网民的使用率也远近低于城镇网民。这些问题制约着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动能的释放，农村居民生活便捷度、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亟待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中统筹解决。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

材料四：

    11月24日上午，长沙国际会展中心迎来了第三届全国民族地区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一乡一品产业发展论坛。

    兴仁市委副书记、市长方先红首先介绍了兴仁市的基本情况。兴仁市于2018年8月撤县设市，同时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这里享有“中国薏仁米之乡”“中国长寿之乡”“中华诗词之乡”“中国牛肉粉之乡”等荣誉称号。下一步，兴仁市将从打造产业展示唯一平台、打造薏仁米绿色生态小镇来拉动当地旅游业发展，推动兴仁市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杭州筑家易集团董事长杨斌认为，在振兴乡村经济的过程中，要让科技提升农村影响力。比如精选一乡一品，通过互联网连接全国销售通路，让农民种出来的东西能更方便、更快捷地卖出去。科技还可以赋能生态宜居。比如建设平安乡村、素质乡村，比如发展绿色农业和文旅IP。在健康医疗方面，科技也可大有作为。比如可以打造专家远程在线系统，不用跑城里就可以连接专家服务乡村。浙江创业学院院长何伏林则分享了高校的举措和思考。他认为，一乡一品最关键的是平台，需要整合各方力量。要鼓励大学生上山下乡，让更多大学生到农村去，和农民在一起，帮助他们实现一乡一品的梦想。

（摘编自“北国网”2018年11月26日）

材料一：

    为杜绝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收视率造假现象，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简称“中制协”）法务委员会日前在京宣布，即日起联合全国电视剧制作机构签署自律公约，抵制电视台购买、播出电视剧与收视率挂钩的行为，禁止一切电视剧制播方的对赌行为。与此同时，中制协正式授权其法务委员会，对涉嫌电视剧收视率造假行为调查取证，并向司法部门报案。

（节选自2016年12月13日《北京青年报》）

材料二：

    昨天，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授权法务委员会发表声明，首次明确将《美人私房菜》收视不佳归结为“制作方没有购买收视数据，结果这个一直在全国排名前5的优质播出平台，一夜间掉到了第22名”，并借势声讨“收视率俨然成为评价中国电视剧优劣的唯一标准。收视高不论真假就可以领奖杯、拿奖金，获得高收益、高赞誉；否则便一败涂地。”这份声明痛揭收视率造假黑手并未止于此，而是进一步揭示了“黑产业链”各个环节都是“共谋”的事实。据调查，目前购买收视率的价格已攀升至每集30万至50万元人民币。以全国排行前20家卫视频道每年播出13000集电视剧计，全年有40多亿人民币被这股黑势力非法窃取。

（节选自2016年12月13日《北京青年报》）

材料三：

    近日，中制协发表声明表示，针对我国电视剧市场上购买、播出电视剧业务中存在的收视率造假现象，将坚决打击造假行为，努力打造电视剧播出新环境。

    收视率调查原本是为广告商向电视台投放广告服务的，并非电视节目优劣的评价标准。但是在我国，一些电视台广告部为争夺广告资源，开始收视率造假行为，之后愈演愈烈。

（节选自2016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四：

    电视剧收视率作假现象由来已久，主管部门多次开会研究解决相关问题，但收效甚微，该现象依然呈不断蔓延之势。

    本着“打铁先要自身硬”的原则，中制协在《关于坚决抵制收视率作假的自律承诺书》中说：今后凡我会会员单位参与收视率作假，一经查实立即列入企业信用黑名单，通报全行业。情节严重者依据协会章程给予开除会籍处分，并报告政府主管部门，建议取消其电视剧经营制作资质。承诺书要求全体会员坚决与收视率作假现象作斗争，有责任向法务委员会提供线索和证据，全力配合调查。与会的会员单位均表示响应协会倡导，并在这份承诺书上签了字。

    中制协会长尤小刚表示，“我们也同时希望，国家尽快建立收视率调查的大数据系统，采用统一的、合理的、有效的收视率调查方式，让中国电视剧制作者能一门心思地提高电视剧的质量，真正让电视剧凭质量说话！”

（节选自2017年1月4日《光明日报》）

材料五：

    收视率仅仅是一项效果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多少人看了某节目或频道、看了多长时间等情况。然而，除节目本身因素外，收视率还受时段、编排等因素的影响，仅凭收视率高低无法判断节目质量优劣。况且，观众的观看感受多样复杂，收视率的冰冷数字无法判断观众是“身心愉悦”还是“边看边骂”。其实，业界对收视率能否真实可信地反映电视台和电视节目收视情况的质疑由来已久。收视率造假一事只是再次提醒我们，不应将收视率当成判定电视台和电视节目优劣的唯一标准，业界亟须出台更专业、科学的电视评价体系，引入多方面的评价机制，在收视统计领域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更多的收视统计机构加入，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维护客观公正的收视评价体系，建设科学完善的评价机制。

    收视率造假的问题关键不只在收视率这个衡量标准本身，还在于电视从业者的态度。电视行业片面追求收视率的不良风气，导致明星价格虚高、内容同质化、审美价值取向低俗等问题屡见不鲜，已经伤及电视产业的肌理。与其饮鸩止渴，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不惜破坏行业规范，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钻空子进行收视率造假上，电视从业者不如潜心研究如何提高产品质量，在市场容量下降的情况下开拓综艺节目、电影和网络剧等新空间，提高好剧、好节目的收看效率。

（节选自2017年1月25日《光明日报》）

材料一：

    从2012年末到2017年末，全国有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中国的减贫实践与成就，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为全球树立了典范。面对深度贫因地区，如何突破长期难以突破的瓶颈？脱贫攻坚，精准为要。尤其是进入关键冲刺阶段，那些针对性更强、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可持续的措施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胜阶段，需要更加广泛、更加有效地动员和凝聚各方面力量。政府的努力、企业的助力、社会组织的协力，都是不可或缺的。打赢脱贫攻坚战，需要“壮志如铁”的决心、“精准滴灌”的用心、“万夫一力”的齐心。聚众力、汇众智、集众志，有了这样的力量，我们将所向披靡，无坚不摧。

（摘编自人民网《汇聚精准扶贫强大合力》）

材料二：

    扶贫扶长远，长远看产业。回顾脱贫攻坚历程，注重通过发展产业的方式实现精准脱贫，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是鲜明特色。脱贫攻坚，外界的推动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但外在的推动力不可能永远不变。这就需要把外在的推动力转化为内生动力，提高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和自我造血能力，这其中的关键就是搞好产业扶贫。

    但也要看到，农村基础设施薄弱，贫国户抗击风险能力较弱，常常会面临缺资金、缺技术、缺品牌、缺产业链等难题。在推动产业扶贫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经营层面的问题，比如说短期化倾向，一些地方急于求成，优先发展“短平快”产业；又如脱离群众的倾向，一些地方贫困户并没有融入产业；还有一些地方不切实际造“盆景”工程，一哄而上造成市场过剩。凡此种种，无不制约着产业扶贫的推进，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让产业扶贫取得实效。

    产业发展是经济活动，要遵循市场规律，按照市场需求发展特色产业，这就需要精准对接群众，形成产业与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让贫困户参与生产、实现就业，才能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让贫困群众分享产业红利。

（摘编自人民日报《产业扶贫贵在“精准”》）

材料三：

    笔者回老家过年时，了解到政府给每个低收入家庭送去羊羔饲养，但有的贫困户找到村委会说，送羊羔，要送放羊工来，类似的要求还有不少。这种“谁穷谁有理”的思想要不得。

    在脱贫攻坚战中，不难看到大多数贫困群众尝到了勤劳脱贫的甜头，走上了脱贫奔小康之路。但也有一部分人单纯“等靠要”，难以彻底拔掉思想上的“穷根”。扶贫首先要扶志。扶志就是扶思想、扶观念、扶信心，帮助贫困群众树立起摆脱困境的斗志和勇气。只有帮助他们扶起脱贫的志气、挺起脱贫的腰板，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贫穷的土壤，真正激发出持久的脱贫致富动力。

（摘编自光明日报《扶贫重在扶志》）

材料四：

    一段时间以来，扶贫领域检查评比多、填表报数多、压力大任务重的现象广泛存在，特别是精准扶贫陷入精准填表的怪圈，成为广大贫困农民和农村的负担。把精准扶贫变成精准填表，表面上看是工作方式不对，将机关和企业的工作方法简单套用到农村扶贫工作中，实质上是一种文牍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扶贫干部对此也无奈，填表、考核、评估的成绩是上级评价扶贫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表格已经成为一种应付上级考核的“盆景”。脱贫攻坚不可本末倒置，这就要求我们秉承实事求是和求真务实的精神，改革规范考核管理制度，激发广大干部在扶贫工作中的积极性、主动性，以脱贫成效检验并不断调整工作方法。这样才能真正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兑现我们党对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

（摘编自央广网《莫把精准扶贫变成“精准填表”》）

材料五：

    材料一：

    本报讯中国银联昨天发布了2018移动支付安全大调查分析报告。据统计，当前我国手机支付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5.7亿，去年三季度，银行业处理移动支付业务的笔数，同比增幅高达7成多，移动支付已经成为餐饮、便利店、网购、交通、医疗、外卖等日常消费中，最常用的支付手段之一。

    调查显示，受调查人群去年使用移动支付每月平均消费了2600元。其中，创业人群月消费金额最高，超过3000元；全职主妇、IT从业人员每月消费也都超过2800元；学生群体每月消费金额为1952元，但他们每支出5元，就有2元是通过移动支付方式花出去的。

    调查还显示，实体零售店、网购、公共交通、外卖、购买火车票机票，是使用移动支付最多的5种场景。从地域来看，上海、浙江、江苏三地使用移动支付的人群最多。在支付方式上，二维码支付占据移动支付主流地位，占比超过八成。

    移动支付使用方便，但它所面临的风险也比传统支付方式更多。指纹支付等生物识别方式普及很快，在35岁以下男性中，生物识别已经成为使用率最高的验证方式。中国银联风险控制部高级主管王宇表示，生物识别技术的应用，既简化了用户的一些交互环节，同时也在安全的认证技术上有所提升，让持卡人在移动消费当中，更方便、更快捷，也更安全。

    (摘编自孙奇茹《调查显示：去年移动支付人均月消费2600元》，《北京日报》2019年01月24日)

    材料二：

    内地游客洪小姐来到香港，放下行李第一件事是去找“网红”牛腩店。尴尬的是，她忘了换港币，而小店老板娘只收现金。洪小姐举着手机找了十几家小店，最后沮丧地发现，街头小店只收现金。最后，她只有无奈地回酒店换钱。

    在深圳河两岸，移动支付的使用有天壤之别。对此感受深刻的，不只是内地游客，一向以金融科技领先为傲的香港特区政府官员，更急于改变这一现状。

    香港金管局总裁陈德霖，是金融科技的积极推动者。他直言，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必须有一个世界级的金融基建尤其是支付系统去支撑，才能成功。

    近年来，香港推动移动支付的步伐明显加快。但与内地城市覆盖达九成以上的移动支付相比，时至今日，香港移动支付比例仍不到两成，活跃用户更少，移动支付的使用场景也有些寥落。有些人费解，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为什么对于金融科技创新的接纳速度如此之慢？

    成熟支付社会养成的习惯是最大阻碍。香港移动支付虽然尚不普及，但“非现金”支付却已运行20多年。香港市民惯用的“八达通”卡于1997年面世，这张集交通、餐饮、购物、服务、门禁等功能于一体的卡片，发行已超过3500万张，已经覆盖香港市面逾1.5万家服务商的2.4万个零售场所，几乎满足了市民所有日常消费的支付需求。据统计，香港信用卡支付占比53%，超过95%的市民则经常用“八达通”和现金。

    香港市民对个人信息的安全顾虑，特别是移动支付需要绑定银行卡和获取用户资料，让谨慎的香港人望而却步。“从微信香港钱包的运行经验来看，香港市民对于隐私、数据的敏感是推行移动支付的难点之一。”腾讯金融科技部副总裁陈起儒说。

    至于很多小店只收现金，则是因为生存不易需精打细算，接受信用卡需要安装设备，还要收手续费，只能婉拒。

    (摘编自王旭、张欢《移动支付，香港急起直追》，人民网2019年01月11日)

    材料三：

    2014－2020年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规模统计及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2018年1月2日)

    材料四：

    如今，移动支付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支付方式和生活方式，也逐渐改变了民俗习惯。当线上支付成习惯，实体红包被线上红包替代，“年味儿”正在被科技重新定义。

    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春节期间，除了贴对联、买年货、包饺子、看春晚等传统习俗外，抢红包、扫“福”字等活动逐渐成为新习俗。

    春节期间的线上红包为人们创造了新的感情沟通方式，通过参与抢红包等活动增进与亲人朋友的沟通，让春节更有“味道”。

    有专家说：“社会的发展变化使过去的‘年味儿’有所削弱，但新媒体通过流量构建新的民俗，让人们参与狂欢，从而获得春节新的仪式感。”

    与此同时，业内人士提示，在参与春节抢红包等活动的同时，用户应注意个人信息安全，不要贪图小利、因小失大。春节期间，有不法分子借此机会制作虚假的二维码或分享链接，一旦用户扫描或点击链接，有可能被盗取个人信息甚至被盗取钱财。开心过春节、幸福领红包的同时，也要擦亮眼睛，不要误入陷阱。

    (摘编自刘峣、刘奇《春节“红包大战”硝烟再起》，人民网2019年02月01日)

材料一：

    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创造佳绩的领域越来越多。在2018年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中，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发现，被国际凝聚态物理界公认为近年来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石墨烯表界面效应研究上的突破，为解决能源转化与存储、污染物高效治理等提供了新思路……中国科技创新再创佳绩，经验很值得总结。

    中国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大力开展协同创新，集中力量办大事，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从而形成推进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对一些方向明确、影响全局、看得比较准的项目，实施重大专项和重大工程，组织全社会力量来推动。

    中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中共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将其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中国用好用活人才，建立更为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扫除人才流动、使用、发挥作用中的体制机制障碍，统筹加强高层次创新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实用技术人才等方面人才队伍建设，最大限度支持和帮助科技人员创新创业。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

（摘编自潘旭涛《中国科技创新何以屡获佳绩》，《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1月9日）

材料二：

（摘编自《2018上半年中国专利数据统计分析》，中商产业研究院2018年8月7日）

材料三：

    具体到红蓝实兵对抗演练来说，部队战斗力要想有质的飞跃，必须依靠科技创新来驱动。相比较而言，科技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而是一项漫长而又艰苦的事业。科技创新从来都是“寂寞的长跑”，成果往往不能立竿见影；投入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大，“产出”有可能是“入不敷出”的；创新没有先例可循，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未知的风险……

    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注定充满了艰辛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树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思想，紧贴实战，紧贴部队需求，紧贴训练中出现的问题，努力寻找战斗力生成新的增长点，尽快把创新成果转化为部队的战斗力，推动红藍实兵对抗演练向更高层次发展。

（摘编自尔天《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解放军报》2019年1月10日）

材料四：

    今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一大亮点是大幅上调奖金标准、调整奖金结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额度由设立之初的500万元/人调整为800万元/人，全部由获奖者个人支配；国家科学技术奖三大奖奖金额度也同步提高50%。国家科学技术奖设立近20年，这次是首次调整奖金额度和结构，这说明国家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和个人贡献。此次允许奖金全部由获奖者个人支配，既是对获奖者的尊重，也有利于奖金发挥更大作用，更表明了国家提升科技实力的决心。

    当然，我们从以上种种变化与进步中感受国家创新能力、科技实力的同时，还要意识到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正视不足，积极改进。正如有媒体报道所说：“仍需弥补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比例较低、重大原始创新理论成果不足等差距。”

（摘编自张海英《最高科技奖上调奖金传递的信号》，《工人日报》2019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