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民俗艺术对年味的强化

吕品田

    感人的艺术氛围和铭心的审美经验，强化着国人对春节这一“文化空间”的审美期待。这种普遍而持久的社会心理，使“春节”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构成。在春节这个狂欢时节，民俗艺术的文化功能、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民族文化的凝聚力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

    春节习俗促进了民间艺术的发展，而各具地域特色的节俗艺术也在生活中发挥着比审美欣赏更为广泛的社会作用。比如南方许多地区都有耍“板凳龙”的习俗，其每一节“龙身”由每家每户来制作，当龙灯耍到家门前时，这家人便将自己制作的一节“龙身”接上，龙灯如此越接越长，越耍越威风。这种全民参与的“行为艺术”既调动了人们过春节的积极性，也增进了村社邻里间的和睦与团结。

    民间艺术特别能反映中国人的审美意识，其创作构思充满想象，极富浪漫色彩。比如人们把“鲇鱼”与富裕之意联系在一起，以之寄托“年年有余”的美好理想。民间艺术的造型无意模仿客观事物的自然特征，而强调物象所承载的人文观念，以至其表现形式自由而奔放，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将中国“写意”艺术精神作了极致的发挥。民间艺术的整体格调清新质朴、刚健明朗，凸显着乐观主义的精神品格和美学气质，不像现在一些极端个人主义的艺术创作，极力表现焦虑、寂郁或惆怅等消极情绪。

    有人说现在“年味淡了”，的确是这样。以前过年，人们会自己写春联、剪剪纸、扎彩灯、塑面花，自发而热情地参与节俗艺术创作。如今，这种审美兴趣和相关的习俗观念已越来越淡化，年节的文化空间已为批量化生产的“民艺商品”所充斥。现在的春节不如以前热闹了，真正的民间创作也随节俗的淡化而日益缺乏，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已越来越不屑于民间艺术。

    现在的生活节奏加快了，社会格局、经济格局、家庭格局以及价值观、审美观也和以往大有不同，许多有特色的节俗活动和相关的艺术形式要在城市里展开确有一定的难度。可谁又能阻止生活的流变，让年节艺术一成不变地恪守老套路呢?其实，随生活潮流而与时俱进地加以调整和改变，本来就是民间艺术的精神和发展状态。面对春节联欢晚会、电话拜年、手机短信和电子贺卡一类的“新年俗”或“新年节艺术”，我们与其在怀旧中抱怨现实，不如在“俗而礼，礼而俗”的互动中建设与时俱进、魅力依旧的当代年节艺术，让大家真的想过年，过好年。

    因为交通受阻，时下网上有人提出“今年过年不回家”的倡导。这当然是想为政府排忧解难，也是为了避免同时出行所造成的种种麻烦。不过，面对民族文化历史所造就的普遍社会心理，面对民族文化记忆所产生的巨大精神感召，这种倡导显然是无力的，也不契合国情。

    其实，文化保护问题和民生问题是紧密关联的。今天，要想有力地传承中国非物质文化，充分地发挥春节及其民俗艺术的积极作用，就需要切实地解决作为文化传承主体的广大民众的生计问题。安民于本土，就可使得乡村的老百姓都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和发展，传统民俗文化就有可能得到更好的延续，其积极的社会功能也会得到更好的发挥。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春节才会越过越红火，春节的民俗艺术才会越来越繁荣。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城乡文化的交融

    过去，社会文化同生活方式一样，也可以分为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两者之间似乎泾渭分明。城市文化认为乡村文化缺乏文化含量，而乡村文化则认为城市文化缺少生活气息。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我国城市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逐渐由界线分明走向相互渗透，趋于统一。其中农村文化更多地表现出向城市文化靠拢的趋势。当然，这种统一并不是简单地将乡村文化包容在城市文化之中。实际上，两者之间的融合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之中，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都经历了根本的变化。

    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乡村文化的确呈现出衰落的迹象。如在广大农村，许多地方存在着自己的地方戏曲，它们代表了不同地方的“文化风味”，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城市文化的猛烈冲击下，这些地方戏曲日益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特别是对青年的吸引力。现在的农村青年和城市青年一样，喜欢的是流行歌曲，在此情况下，一些地方戏曲，特别是一些小的地方戏曲的衰落就是难免的。

    但是，大凡为历代所传承的文化都不会如此脆弱。我们看到，有些地方文化在与城市文化的交融中脱颖而出，而且某些乡村文化在逐渐融入城市文化，并成为城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东北大秧歌一直是东北乡村流行的一种文化形式，但在今天，人们更多地是通过电视看到大秧歌。而这些节目的制作者，是戴着大众的“眼镜”来生产这些节目的。到最后，连跳大秧歌的人都认为，电视上的大秧歌是“标准”的大秧歌。这样，经过改造的大秧歌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独立存在的乡村文化，而成了城市大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构成要素了。

    再看城市文化。如果说城市化的进程对于乡村文化来说是一个衰落过程的话，那么它对于城市文化而言则是一个扩张的过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被改变的不是乡村文化，而恰恰是城市文化自身。而导致城市文化发生这一变化的核心要素，就是大众文化的崛起。

    大众文化自从产生之日起，就和城市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产生于城市，以大众为自己的“典型”受众，和原有的城市文化相比，“大众文化作为商品经济社会大众百姓的一种日常文化消费方式，更多地表现出关注世俗人生的文化品性”，这就有力地弥补了原有的城市文化远离生活的缺陷。更重要的是大众文化以现代传媒为传播手段，可以按照市场规律成批生产，大量复制，这些特点使大众文化很快就在城市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成为了城乡文化融合进程的主要推动力。

    具体地讲，城市文化是通过两种方式向农村延伸的：一是人口的流动传播。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众多的流动人口中，来自农村的打工者占绝大多数，这些人自然也就成为文化的传播者，使城市文化在无声无息之间渗透到了农村。二是现代传媒的传播。与城里人一样，电子传媒现在也已成了乡村居民打发闲暇时间的主要方式，其中最为典型的电视所传播的大众文化就是主要源于城市文化，一些乡村题材的节目，也是按照大众的“口味”进行加工和提炼的。当乡村居民和城里人一样坐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欣赏节目的时候，也正是城乡文化悄无声息相互融合的时候。可以说，城乡文化是在相互延伸中逐步走向统一，现代传媒每发展一步，这种文化传播和文化融合的速度就加快一步。

    当然，对中国而言，这种延伸还刚刚开始，但它毕竟代表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方向。

    ①当理性精神在北中国节节胜利，从孔子到荀子，从名家到法家，从铜器到建筑，从诗歌到散文，都逐渐摆脱巫术宗教的束缚，突破了礼仪旧制的时候，南中国由于原始氏族社会结构有更多的保留和残存，便依旧强有力地保持和发展着远古传统，依然弥漫在奇异想象和炽烈情感的图腾——神话世界之中。表现在文学领域，就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

    ②儒家在北中国把远古传统、神话和巫术逐一理性化，把神人化，把奇异传说化为君臣父子的世间秩序，例如黄帝四面脸被解释为派四个大臣去“治四方”，黄帝活三百年说成是三百年的影响等等。在被孔子删定的《诗经》中，已看不见“怪力乱神”的踪迹，然而这种踪迹却非常活泼地保存在以屈原为代表的南国文化中。

    ③《离骚》里面，想象鲜艳而缤纷，香草美人，百亩芝兰，荠荷芙蓉，芳泽香草……在充满神话想象的自然环境里，主人翁是一位执着、顽强、忧伤、哀怨、愤世嫉俗的真理的追求者。《离骚》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融成有机整体，开创了中国抒情诗的真正光辉起点和无可比拟的典范。

    ④《离骚》《天问》《九歌》《九辩》等一系列作品构成了一个相当突出的南方文化的浪漫体系，实质上它们是楚地原始祭神歌舞的延续。王夫之解释《九辩》说：“辩，犹遍也，效夏启九辩之名，可以被之管弦，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盖楚声也。后世赋体之兴，皆祖于此。”这段话点明了几个关键问题：第一，楚辞是“绍古体”，是远古氏族社会的遗风延续；第二，它可以“被之管弦”，可歌可舞。近人考证也认为，像《九辩》《九歌》等，很明显是一种有关巫术礼仪的祭神歌舞和音乐；第三，它想象丰富奇异，尚未受儒家实践理性的洗礼，原始的活力、狂放的意绪、无羁的想象在这里表现得更为自由和充分。第四，也是最主要的，它是汉代赋体文学的祖宗。

    ⑤汉文化就是楚文化，尽管在经济、政治等制度方面，刘汉王朝基本上承袭了秦代体制，但在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汉却依然保持了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汉起于楚，刘邦、项羽的基本队伍和核心成员大都来自楚国地区，西汉宫廷中始终是楚声作主导，楚汉文化一脉相承，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⑥与《诗经》或先秦散文不同，汉代艺术和人们观念中弥漫的恰恰是从远古传留下来的种种神话和故事。从世上庙堂到地下宫殿，从南方的马王堆帛画到北国的卜千秋墓室，它们都充满幻想和巫术，把远古传统的原始活力和野性充分地保存和延续了下来。

    ⑦西汉在经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变革后，以儒学为标志、以历史经验为内容的先秦理性精神日渐侵入文艺领域和人们的观念中，人世、历史和现实越来越占据重要位置，这固然是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结果。但是，蕴藏着原始活力的传统浪漫幻想，始终没有离开汉代艺术，它们是楚汉艺术的灵魂。就此，楚汉浪漫主义成为继先秦理性精神之后，与它相辅相成的中国古代又一伟大艺术传统。

（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中国古典园林的杰出代表是成熟于十七世纪的江南私家园林和明清的皇家园林。前者清隽婉约，后者精巧富丽，虽气象大不一样，却都是想让园子的主人置身于道家“清静无为”自然境界中，因而格局上大都错落有致，没有规整对称的布局。而西方近代古典园林的代表则是文艺复兴发展起来的意大利造园和17世纪在法国发展起来的勒·诺特尔式造园。尽管这两种相继产生的园林风格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布局相似，都采取了非常严谨的、对称的规则形状。事实上，西方人也有模仿自然、崇尚画意的园林，最著名的就是十八世纪产生于英国的风景式园林。而且这种园林受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接触到了东方的自然观。但是，同样是要模仿“自然”和“画意”，西方人却有自己的理解。

    黑格尔曾经说中国的园林艺术是一种绘画，虽然夸张了一点，却是真知灼见。山水画的画意在中国的造园家那里的确有着绝对的权威。崇祯四年吴江人计成在《园冶·自序》中说：“不佞少以绘名，性好搜奇，最喜关仝、荆浩笔意，每宗之。”书中，计成也多次提到造园要遵循绘画的意境。在他看来，五代的荆、关和元代的黄、倪等山水大家所创造的画意都是造园应该模仿的典范。把造园的艺术作为一个门类抬得最高的是李渔，他认为“变城市为山林，招飞来峰使居平地，自是神仙妙术，假手于人以示奇者也，不得以小技目之”。在他看来，“磊石成山，另是一种学问，别是一番智巧。尽有丘壑填胸，烟云绕笔之韵士，命之画水题山，顷刻千岩万壑，及倩磊斋头片石，其技立穷，似向盲人问道者。”在这里，李渔强调了造园是一种独特的技艺，画家不一定能用手摆出他自己的画意。但他断然没有怀疑过画家的眼睛，也没有再就造园艺术的特殊性讨论下去。不过，当这个问题传到欧洲人那里，意见就不是那么统一了。

有关中国园林的知识在十八世纪中叶通过各种方式传到了欧洲。英国建筑师钱伯斯爵士在《中国建筑、家具、服装和器物的设计》一书中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中国的园林。他反对古典的规则式造园，也反对当时英国颇为风行的布朗式的自然风致园。布朗的造园善于使用成片的树林和湖泊、水流，极度地追求纯净优雅的自然风韵。但钱伯斯却认为，规则式的造园太雕琢，过于不自然，其创作态度是荒唐的；而布朗的自然风致园则是在不加选择和品鉴地抄袭自然，既枯燥又粗俗。他认为，花园里的景色应该同一般的自然景色有所区别，如果以酷肖自然作为评判完美的一种尺度，那么米开朗琪罗的作品还不如真人蜡像。最好是明智的调和艺术与自然，取双方的长处，这才是比较完美的一种花园。而中国的花园在钱伯斯看来正是值得西方人去模仿的典范。

    钱伯斯的观点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造园家们也形成了两派：其一是布朗派；其二是如画派。“布朗派”的人强调造园与绘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比如：风景画中的前景对画家来说必不可少，在大自然中却总是不尽人意，从高处俯瞰险峻的山峦往往是大自然中最理想的风景，但绘画难以表现，而且自然风景比绘画的视野更为开阔。“如画派”的理论主张自然的艺术理想化，事实上就是把大画家洛兰等人的风景画意作为园林的范本来主张。他们赞赏画家们的风景画构思，认为园艺家要努力将其画中的意象再现于庭园之中，尤其是为了形成对比，哪怕是粗野和丑陋无比之物，都不妨吸收到庭院风景中来。显然，“如画派”的自然是经过绘画处理过的自然。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应该模仿绘画成为“布朗派”和“如画派”争论的焦点。

（节选自周博《追求“自然”与“画意”的中西园林》）

    法国作家福楼拜说过，科学和艺术总在山顶重逢。古希腊艺术家根据数的规律，赋予艺术品比例上美的和谐。例如，黄金分割比例是西方古典主义美学的基石，到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将其体现为光影、焦点透视、人体解剖学等科学原理和写实技法，从达·芬奇的许多机械发明手稿中就能看到科学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影子。无论是科学教育领域所提倡的STEAM（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教育理念，还是艺术领域对艺术和技术结合的诸多尝试，都是在同源中寻找更多交叉与融合的可能性。

    在科学教育中，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不能仅仅喊口号，应该扎扎实实地进行实践与尝试。尤其在自然科学类博物馆，积极开展基于真实情境下的科学与艺术融合的体验，从审美和艺术层面扩大科学教育的影响。例如，上海科技馆联合多家博物馆、高校科研院，共同主办了“一带一路”科技文化展之“青出于蓝——青花瓷的起源、发展与交流”展。该展览不仅呈现了青花瓷的发展脉络、文化内涵、艺术鉴赏等，同时关注了青花瓷制瓷与科学研究的发展，为公众呈现了科学与艺术交融的“青花盛宴”。又如，中国科技大学梁琰老师拍摄了《美丽化学》系列视频，从艺术角度阐释了科学之美，让更多孩子在科学启蒙阶段就爱上化学。还有一些艺术家与科学家、音乐家合作，把气象数据改编成乐谱进行表演，用数据可视化的艺术方法呼吁人们关注气候变化。

    近几年，国家对各类博物馆的投入力度很大，但是博物馆的教育服务和人才培养还没有跟上步伐。当前博物馆教育进行科学与艺术的融合，最大瓶颈就是缺少一批既能准确传递知识，又能跨界融合、引导公众去动手、理解和体悟的教育人员。因此，相关部门首先要加大对博物馆教育人员、展示设计人员的培训和培养，帮助他们打破科学与艺术之间思维惯性的屏障；其次，博物馆要积极争取各类社会资源，开展各种跨界合作，打开博物馆教育的新视野；最后，博物馆应积极发展覆盖高端人才的专业化师资队伍，弥补现有人才队伍的短板。

    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也让喜爱的人参与跨界的事。例如，中国科学院的张双南教授除了给研究生讲授高能物理方面的专业课程，还开设了《科学方法与美学》课程，备受欢迎。博物馆就应该积极寻找这样的跨界科学家，用专业与热情弥补不足、放大长处。可以说，避免博物馆展示的同质化，尝试与艺术家、科学家和优质社会机构的跨界合作，不失为自然类博物馆展示创新的一大趋势。

（节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12月01日05版）

    诗歌传统中，和谐世界是诗人们从来最求的境界，人与人的和谐，人与人的自然和谐，成为诗歌创作中重要的题材，同时，又是诗歌美学中的重要的理论支柱。

    在我们中华文化的思想宝库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重要的精神财富。也是诗人从事诗歌创作重要的理论源头。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源，万物具体形态的原始物质是“气”，万物都是禀赋了，“道”而成了自然本性“德”，又禀赋了“气”而成了形态好形体之“形”。《老子·二十五章》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以自然为法的精神影响了历史的中国诗人，而庄子在《庄子·齐物论》中所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则在许多优秀诗人的笔下，成为他们表现人生和世界最高的境界追求：“天人合一”“物我两忘”。

这种境界的追求和创作实践，在中华优秀的诗歌长河中，形成了山水诗、边塞诗和田园诗的流派和传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诗篇。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李白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范成大的“信步随芳草，逸涂问小童”、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这些代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诗歌佳句，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基因，渗入每个中国人的血液，变成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人文理想和生命追求。

    这种创作实绩经过历代诗歌理论家和美学家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了中国诗歌传统的重要理论主流。唐代王昌龄首提“意境”一词，并称“理入景体”“景物兼意入兴”；宋代范希文提出“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明代谢榛提出“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到了晚清王国维则在《人间词话》中完成了意境之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有高格，自有名句”“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也”“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这些为我们熟知又为许多人淡忘的学说，构成了中国传统诗歌理论重要的内核：意境说，这种美学理想，表现的是意与境，情与景，神与形，交相融洽，高度统一，达到神形兼备的境界，而其反应和表现的人类理想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人与世界和谐共处的境界。

    作为中华诗歌传统中最重要的财富，当代中国诗人十分重视在创作中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创造出更美更加富于艺术魅力的诗篇，当代著名的青海诗人昌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范例。昌耀创作的大量诗篇，表现了青藏高原神奇的高山大川和人文精神，展示了高原大自然的天地精神和在这种精神熏陶下的人性魅力。昌耀在《答记者张晓颖问》一文中写道：“青海的大自然，青海壮美的山河。也给我的诗注入了一种阳刚之气，这对我的诗的风格的形成，都是至关重要的。”青藏高原养育了昌耀这位诗人，诗人昌耀又用笔创造了一座新的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