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斗剧”的文化本质

    顾名思义，“宫斗剧”中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与世隔绝的后宫中，“斗”是其核心情节和叙事重心。而在这个尔虞我诈的战场上厮杀的，是一群原本娇弱的贵族女性。她们拼死争斗的目标只有一个：皇帝的雨露和恩宠。在这些后宫女子的人生中，只要是为了争宠和恩荣，一切手段与权谋都被认为是合理的。故事中的所有人物都表现出对这种价值观的绝对认同，没有质疑和反叛，没有对与错、善与恶的区分，所异者只有手段的高下与计谋的成败，以及由此带来的命运的迥然分野。但即便如此，这些智计百出的女子在强大的男权和君权面前，仍然是不堪一击的。她们的得势与失宠，都在皇帝的一念之间。尊贵如皇后、贵妃，渺小如宫女，都不过是帝王手中的一颗棋子。身处其中的女性，因而对自身的险恶处境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和高度的敏感，种种拿不上台面的阴狠伎俩，正是她们在“斗争”中寻找到的应对之策。换句话说，她们不过是在重演“以恶制恶”的套路。

    从本质上看，“宫斗剧”属于娱乐至上的“戏说历史”，虽然不承担再现真实的任务，但也存在着如何选择和利用历史资源的问题。换句话说，电视剧想象力的匮乏和创作水准的低下，只是宫斗题材重复出现的表面原因，更为深层和隐藏的因素，则与我们面对历史的态度密切相关。事实上，“宫斗剧”不过是类型剧的一种。在“宫斗剧”盛行之前，宫廷题材历史剧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以《雍正王朝》、《康熙王朝》、《汉武大帝》为代表的“帝王系列”，着力展示当权者称霸天下的雄心和治理江山的艰难，重在塑造开疆拓土、守业有成的明君和廉政清明、以民为先的能臣，与主流意识形态重塑国家和民族认同感的精神吁求一脉相承。而以《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为代表的“戏说系列”，则延续了古已有之的“明君清官侠客梦”的叙事模式，其中隐含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批判性。即便是备受争议的《还珠格格》，也不乏追求自由、蔑视权贵的动机与心理诉求。

    就其审美接受效应的本质看，“宫斗剧”中所呈现的文化心态和价值观念，暗合了当今社会成功至上、唯金钱论、男性中心等潜在的社会心理。例如，商业社会中越来越强大的男性话语权，就有意无意地鼓励女性学习后宫嫔妃的“隐忍”与“奉献”，促使她们按照男性的意愿，而不是女性的独立意识来塑造自己。而后妃娘娘们施展各种手段去争宠，则与当下社会中复杂的男女关系颇为相似，甚至其“高明”的手段可资借鉴。至于那些人情算计和权利博弈，又有和所谓职场政治对号入座的可能。无论是情场还是职场，古代的后宫纷争一旦和这些现实情境挂钩，一系列“宫斗”作品，也就顺理成章地转变为白领女性的“心灵鸡汤”和人生教科书了。

（节选自《人民日报》）

    《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写的都是侠肝义胆、急人所难、为知己者死的侠义之士。他们最为可贵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奋斗，不为名利而改变志节，不为权贵而放弃操守，在他们的心目中，“义”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本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为人准则，坚守自己的独立意志，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无怨无悔。

    《刺客列传》中以荆轲为代表的义士，思想境界虽有高下、阔狭之分，但他们视道义高于生命、“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优秀品质令司马迁大加赞扬。豫让宁可让自己承受涂厕之辱、漆身吞炭之苦，也要采取他认为最正当的方式，不惜牺牲生命为智伯报仇；聂政为完成严仲子所托，最后竟“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荆轲为捍卫自己的尊严帮助燕太子丹刺杀秦王，而使自己走上了不归路。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这样表现朱家的侠义：“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他“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的助人为乐精神已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为了体现郭解的侠义，司马迁则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数例。郭解姐姐的儿子被杀害的事例，说明了郭解明善恶、辨是非的正直；邻里从傲视他到“肉袒谢罪”的改变，说明了郭解以德服人的豁达……

    《史记》中的侠义之士是有着真正作为“人”的意义上的独立意志与高尚人格的。

    《刺客列传》中的义士，所作所为均是为报答知遇之恩。“士为知己者死”是他们最高的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专诸与公子光、豫让与智伯、聂政与严仲子、荆轲与燕太子丹……他们不是仆与主、臣与君的隶属或等级关系，也不是雇佣或利益交换关系，他们是平等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的壮举不是为了获利，也不是为了谋权，完全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份信任、一份赏识、一份重托，就因为这份厚重的情谊，他们愿意赴汤蹈火，他们明知走上的是一条不归路，却无怨无悔，视死如归。

    《游侠列传》中的游侠，就是在社会底层的平民中敢于坚持自我、敢于对抗强权、敢于对抗卑鄙与丑恶的侠士与义士，他们因为不代表统治者，所以没有名分，故而被称作“游侠”。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意志不受名分与职责所限，当然也就没有了统治者意志的羁绊；他们的行为不因权势而改变，因为他们既不弄权也不接受权势的约束；他们的操守不因利益的诱惑而改变，因为他们“急人之难，甚己之私”。

    侠义之士的人格是独立的、 高尚的，但在那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因此而注定成为悲剧。《刺客列传》中的刺客，为报知遇之恩，便心甘情愿地去冒险。专诸受公子光所托去刺杀吴王僚。专诸的行刺行动是他高尚人格的悲壮表现。豫让、聂政、荆轲的刺杀行动无一不是如此，他们的人生选择又是惊人的相同，原因就在于他们有着相同的人格基础——悲剧人格。

    《游侠列传》中的游侠，他们没有显赫的权势，甚至所为有悖统治者的规矩，但却比为官者更坦荡磊落、重情重义。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是与传统的礼法、虚伪的道德相对抗的表现；“义不苟合当世”，是绝不为了官爵俸禄而改变个人的品格、操行的坚守。而这样的游侠，其所作所为却偏偏是违犯当时的法律法规的。可见，游侠们高尚的人格、独立的意志与统治者的专制统治相违背，这也注定了他们的人生悲剧，其人格注定是悲剧人格。郭解为御史大夫公孙弘所害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选自《<史记>侠义之士的独立意志与悲剧人格》，有删改）

    阙就是宫殿外门两旁高出的建筑物。《周礼》中的“象魏”，《春秋》中的“两观”，《左传》中的“观台”，都是阙。古代王宫有五门，最外面为皋门，雉门为第二道门，阙在雉门之外。郑玄注《周礼》说：“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于天下，至正岁，又书而县于象魏，振木铎以徇之，使万民观焉。”汉代北阙的政治意义，应溯源于此。

    汉刚建立时，各地割据势力还没有剪除，萧何负责营建未央宫时，依据厌胜这种避邪祈吉的方术压制凶顽，只建立了东阙和北阕。西汉时北阙的政治意义越来越被看重，在这里发生了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如汉昭帝时这里曾发生过冒充卫太子的事件，曾引起很大轰动；汉哀帝死后，董贤曾在此免冠徒跣诣阙谢罪，太后诏书也在阕下宣读给董贤等。

    萧何这样建阙，还和政治史现有关。《史记》记载，秦的上帝祠中独缺黑帝，而传说中有五帝。刘邦认为自己就是黑帝，建立了黑帝祠，并沿用了秦的水德之制。水德之制，是战国时的邹衍创立的“五德终始说”的重要内容。“五德终始说”被历代新王朝建立者信奉，来阐释其政权的合法性。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据此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刘邦则沿用秦的水德之制，水在五行中代表北方，东方为木，水生木。而南方是火，西方为金，火和金与水和木是相克的关系，这也是萧何只建北阙和东阕的原因所在。

    汉武帝在太初改制时，改汉水德尚黑为土德尚黄。到了西汉中后期，士人利用汉高祖为赤帝子，当为火德之说，极力鼓吹五行相生说。东汉时以洛阳为都城，营建宫阙时，除继承西汉初期的建筑理念，建立了北阙和东阙外，也在南宫修建了南阙，这和其政治史观密切相关。或许受此影响，南阙在政治活动中越来越重要。西汉时管理北阙的公车司马令，到东汉时成为专门管理南阙的官员，公车司马令的职责在西汉时都是北阏的政治功能。在政治地位上，东汉时南阙渐渐超过了北阙。

    阙作为一个政治符号，闪现着耀眼的光芒。汉代很多名臣都有诣阙上书的经历。汉武帝时，主父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东汉时，冀州刺史朱穆因得罪宦官势力被治罪，“太学书生划陶等数千人诣阀上书”，汉桓帝最终不得不赦免朱穆。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正义，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在阙前表现出的“锵锵”风骨，并不输“巍巍”帝阙．

（摘编自宋艳萍《汉阙与汉代政治史观》）

材料一：

    2016年7月《摇滚藏獒》上映，业界内部也都予以不亚于《大鱼海棠》的期待，但其票房仅3900多万元，远低于预期。虽然票房并不能说明一切，却总归不是偶然的，国产动画电影在跨越了“低龄化”和“粗制滥造”阶段以后，又面临着质优而价劣、高投入而低产出的困扰。

    不少国产动画影片票房遭遇滑铁卢，有商业运作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创作问题。大凡成功的动画片，都是在看似天马行空、神奇乃至荒诞的叙事中隐含着极为现实的情感或情绪。从观众对《功夫熊猫》《花木兰》等这种影片的认可可以看出，大众对于具有独特中国文化风格的作品很认可。美国好莱坞借助中国的文化资源来发展自己的电影，而我们还没有找到出路，如何将我们的东方情怀和表达方式变成世界语言，这是一个基础性、方向性的问题。

材料二：

    2016年度中国电影市场上映的动画电影国产片41部，产出24亿元票房；进口片22部，产出41亿元票房；2015年度国产片41部，产出21亿元票房；进口片13部，产出24亿元票房；市场呈现出严重的分布不均状态。

    从消费端来看，中国动画电影市场对原创优质内容十分渴望，《大鱼海棠》5.65亿元的票房及其两极分化的口碑热议就是证明。观众愿意为这部影片的情怀买单，其实可以视为对原创内容需求的一次集中爆发。对创作者来说，他们追求原创的努力得到了市场的积极回应。可以说，经过多年的模仿和磨合，全社会对动画创作中原创意识的必要性已经达成共识。

    从近年票房过千万的国产动画作品来看，普遍存在创作理念格局不大、不利于在更广泛的市场内传播交流的弊病。这些作品大都有着明显排他的民族特征和区域文化特征。以《熊出没》系列为例，虽然也遵循好莱坞类型故事的讲述规范，但故事气质有明显排他的区域文化特征，决定了它只能在相对固定的受众群体内被接收。反观迪士尼制作的《疯狂动物城》，同样以拟人化的动物角色为主角，却能轻易跨越文化区隔的限制，不得不说是受益于国际化的创作理念，其角色设计、行为动机、叙事逻辑等既具备合理的假定性，又具备强烈的现实观照，甚至可以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对号入座。在市场回归理性的趋势下，动画电影市场上的赢家从来都是大小通吃的合家欢类型，一味屈从低幼，就低不就高的创作理念应该及时修正。

（选自张斌宁《国产动画电影正在崛起》）

材料三：

    日本动漫产业采取产销分离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动漫由独立的工作室制作，媒体择优营销推广。我国的动画制作目前大多自产自销，独资的动画公司发行渠道还不够通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独资动画公司的发展潜力和创新能力。此外，作品细分度高是日本动漫营销成功的重要因素，将动漫作品按照读者的年龄、性别、兴趣方式等不同进行细分，每一个受众群体都有丰富的动漫作品作为选择，从而带动了全民消费。我国的动漫作品则更偏向少儿化，也过多的承担了教育感化的职责，受众面偏窄让国产动漫损失了不少观众。美国并没有组建特别的机构来专管动漫产业。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经济的市场化、法制化程度较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美国的电教结合了动漫作品，极大地普及了动漫产业。

（选自易良义《国外的动漫电影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城市是多样异质文明空间化聚集、结构化整合的结果，城市与文明共生。文明多样性主要指以城市为场域为核心的社会领域与社会功能的专业化分划及其空间共在，即专门化、专业化的管理、宗教、谋利、交易等功能在城市中或者以城市为中心的多样共存。

    城市的重要功能是满足人的多样需要，一个成功的城市，首先是能够全面满足人的安全、发展、宗教等需要的所在。在科特金看来，考察成功的城市，“有三个关键因素决定了这些城市的全面健康发展，即地点的神圣、提供安全和规划的能力、商业的激励作用。在这些因素共同存在的地方，城市文化就兴盛；反之，在这些因素式微的地方，城市就会淡出，最后被历史抛弃”。一方面，人的多样需要会催生多样的城市、多样的文明；另一方面，多样的文明、多样的城市又会进一步生成人的多样需要。

    文明多样性对城市的生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城市是对已有多样文明的聚集，多样文明在城市中会发生碰撞、竞争、融合、整合，并可能进一步多样化。韦伯认为，多样性是城市之所以成为城市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他看来，以不断发展的分工为特点的经济多样性，是推动城市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社会从道德社会、礼俗社会向理性社会、法理社会转换的重要力量。在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帕克看来，以多样性为特点的城市在为人们带来机会、为人们提供更多自由空间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分离，并放大了人性的善良与丑恶。

    从文明多样性这个维度揭示城市性离不开对文明本身的历史反思、哲学批评。这种以多样性为目标的研究，对推翻当代帝国霸权以及影响仍然深远的帝国思维、霸权思维当然意义重大。但问题在于，人类历史、世界文明史、世界城市史，是否仅仅是一部文明多样性的历史？把不同文明的平等性单纯地等同于文明的多样性，是否符合历史本身？是否会导致新的问题？我们认为，城市性研究、文明性研究应该深层化。对城市社会研究而言，一方面，需要对文明多样性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揭示多样性本身的结构、本质、转换；另一方面，在揭示城市社会文明多样性的同时，也需要从城市哲学与文明批评史的角度，具体揭示城市社会的文明共同性，揭示城市社会作为地方共同体、区域共同体、全球共同体的特点、趋势和走向。

                     —— （摘编自陈忠《城市社会：文明多样性与命运共同体》）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试图重新找到中国文化根性，展开从思维方式到价值体系的新论述。在这样一个回头细看的过程中，传统文学生活中大量新事实被看见，与此同时，学界越来越进入到“史实还原”的阶段——在意识到要注重还原事实、还原历史现场之后，“中国文论”研究越来越多探向历史维度。当下学界已经认识到，在大量新事实充分发现的基础上，需要有一个大的理论综合，超越以往对中国文艺的阐释与解读。当今时代的中国文论要避免前面几个历史阶段带来的局限，发展出像中国哲学、中国历史那样强大的辐射力和解释力，发展出新的理论论述。这个新论述就是“中国文论的历史自觉与现代阐释”。这一新论述有两个轮子，一是中国文学与艺术自身的新事实与新意义；一是活古化今，在解释当今文艺实践中不断丰富提炼出新的话语。

    中国文论研究在“回头看”过程中温故知新，不断更新文艺研究眼光，新眼光又使得中国文学与艺术自身的新事实被看见。其中最显著的是文学边界的扩大、文学功能的再发现。譬如，不同于西方文学对虚构性的强调，在中国文学中，非虚构文学占据尤为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无论是诗人生平与作品关系研究，还是诗与历史事件、诗与日常经验研究的大量新事实，都已充分证明这一点。在以诗文为主流的中国古代文学中，文学写作乃是写亲身闻见、亲身经历的现实世界情景及由此而来的真情实感，不同于现代以来以“积极虚构”为主流的文学观念。非虚构与虚构同时存在，延伸文学边界，扩展文学功能，使得文学不仅是少数人秀异的语文游戏与奇妙幻想，而且跟普通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可谓一草一木总关情。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重新认识中国文学艺术的时代，这与中国文化整体复苏和社会普遍文化自觉是相适应的。

    中国文论是否具有强大解释力和生命力，还要看它能否有效阐释当今文艺实践。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文论的文化自觉和整个国家的文化战略是相通的，这是发展的重大机遇所在。与此同时，中国文论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中国文论也有“功夫在诗外”的一整套论述，即一个相反相成的悖论：有时候，只有从文学外部、文学周边来看文学，才是真正“文学性”。从文艺创作主体来说是自觉的文化意识，从大众来说则是百姓日用而不觉，中国文史智慧、人文关怀与道德传统仍然在今天文学活动中起作用。正如起点中文网创始人吴文辉所说，当代最有活力、最有影响力的网络小说，无论怎样新变，还是跳不出中华传统伦理和传统价值观。因而，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论核心价值仍然与当代审美经验和文化实践发生直接关联，并对当代文学创作发挥重要影响。

    （摘编自胡晓明《强化中国文论阐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