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 地

袁有江

老人披一件脏兮兮、蓝白相间的校服，站在雨棚下盯着他。老人脚边放着一个瘪下去的尿素袋子。稍远处有个小化粪池。

临近家门时，他发现走错了路，在离前面村庄百米左右的地方。窄窄的水泥路，突然齐崭崭地断了。没腿肚子的麦苗，隔断了归途。

他沿着麦地间的小径，深一脚浅一脚地朝老人走去。

大叔你好，在忙着给麦子撒肥料吧?

乖乖，我看你那车怕是过不来了。这边路没修通。

这块小麦是你家的吧?长得真好。大叔是好把式啊。

听口音，你就是我们这的人吧?刚从外地回来?

后天清明了。很久没回来，我不知道这路不通。

你是哪庄上的?

袁家湾的。

哦，那就在我们庄后头。老人掖了掖披在身上的衣服问，清明回来上坟?

是啊。大叔，我记得以前这庄上有条跑客车的石子路，还在吗?他朝庄上望去。一条灰白的路梢，隐没在不远处一栋平房的后面。

在倒是在，就是被拉沙车轧坏了，烂得不像样。

应该也还能过车吧?他目测着路的宽度。大叔，我急着要赶回家吃饭。想从你家麦地借过行不?轧掉的麦子，我补你钱。

车开不过来吧?麦子深，地又潮，会陷在里面。老人看看麦地，你只有倒回去了。

大叔，我的是越野车，底盘能升高的。要是陷在里面，我自己负责。

要是陷在里面，这块地就祸害了。

弄坏的麦子我全赔。好不好?

老人看看麦子，又看看他，一脸的为难。

你不能倒回去从那边路走吗?

路窄，也怕遇到车。估计倒回去就下午了。就算您老帮个忙，钱我先给你。反正你种麦子也是为了卖钱嘛。

老人目测着车到他跟前的距离，走到麦地边，抓了一把泥土，在手心里碾磨着。你看，土都是湿的。车会陷在里面的。

①稀薄的雾纱渐渐散去，阳光普照下来。娘该在家等急了，本来说好回家赶午饭的。兄弟姐妹们今天都来家里，专等着和他一起吃午饭。他正想着，娘的电话就打来了。娘说一桌人都在等他开饭。他跟娘说，我马上就到。

接完电话，他看着老人说，大叔，损坏你多少麦子我赔多少。他掏出钱包，数了一千元钱往老人手里塞。老人像对着一个烫手的山芋，迟迟不伸手。他将钱硬塞进老人的口袋。

大叔你穿校服啊?

小孙女的。老人尴尬地笑笑，丢了可惜，挡挡寒。

大叔，你的孩子们清明没回来?

呵呵，等我死了，他们就回来给我上坟喽。

您小孩都在外干大事，忙着呢。他捏着车钥匙，开始心急火燎起来。

大叔，您就行个好吧。我娘打电话催我了。

唉，你去开吧。老人摸摸口袋里的一沓钱，想着孙女一学期的生活费够了。他又看看那些水绿葱嫩的麦苗说，你尽量走直点，不要轧掉多了。

他启动车子，升高底盘。眼前的麦地，让他突然有种莫名的兴奋。自打买了这辆越野车，他还从来没越过野地。他打到四驱模式，一档，将轰鸣着的路虎开进了麦地。厚重宽大的轮胎。摧枯拉朽地压倒麦苗。车后现出两条轨道般的辙。

他穿越麦地时，老人赤着脚也下了麦地，跟在他车旁边，不停地冲他喊，慢一点，轻一点。那手足无措的样子，好像在呵斥一头闯进麦地的野猪。

总算过来了。他停下车，拿出一包烟，想送给老人。

老人出神地看他刚刚压过的车辙，突然喊住他，你不能走!轧掉太多了。

②老人快步走进麦地，蹲在车辙前。他颤抖着青筋暴突的手，从泥土里扶起一根压扁的麦苗。接着又扶起另一根……那小心翼翼的样子，像是在扶起一个个刚被车撞到的娃娃。

大叔，我们不是事先说好的吗?他递过烟。

老人没接他的烟，自顾自地咕隆着，不兴这样祸害庄稼的，你赔我麦子……老人干瘪的眼窝里，慢慢蓄满了泪水。他扶着几根压扁的麦苗，半晌不语。

要不然，我再多给你点钱。反正你种麦子是要卖钱的。

老人终于哆嗦着站起来说，我伺候了一冬一春的麦子，糟蹋了。真心疼啊。老人抹了一把鼻涕，干笑着说，是我答应的。不怪你。你回家吧。都怪我自己。我真混。

清明节的下午。细雨迷蒙。一位披着雨衣的老人，循着车辙，找到了他家门口。他出门一看，正是前天轧过他麦地的老人。老人是来还他钱的。老人说，那些麦子，我一棵棵扶过。一大半都能在这场雨里活过来。小孙女的生活费儿子寄来了。这钱我不能收你的。老人说完。将一沓包在塑料纸里的钱，小心翼翼地递到他的手心，转身走了出去。

国药大师——金世元

     “博学”是所有和金世元接触过的人对他最深的印象，只要是涉及中药方面的问题，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实践经验，他都能一一解答，因此许多人都尊称他为“国药泰斗”。

    金世元，1926年12月出生于北京市一个普通农民家庭，7岁时，父亲送他去了一家私塾读了七年的国学经典。

    1940年2月，14岁的金世元到北京药庄当学徒。做学徒的当年，金世元便开始学“炒药”。一口大铁锅放到灶上，底下柴火一烧，烟熏得眼睛不停地流泪，手上烫起泡是常有的事。“炒药“中最苦最累的莫过于炒姜炭了。炒姜炭既要忍受火烤，还要忍受呛嗓子的强烈刺激。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很多黄烟，并带着一股强烈的姜辣的刺激味道，让人涕泪俱下，就连流的汗都是黄色的；等到姜炒成黑炭冒黑烟时，脸上、身上流的汗水全都是黑的。学徒三年，每天至少要工作12个小时，晚上还要看药书，背《汤头歌》、《四百味》。三年学徒，金世元脏活累活抢着干，且虚心求教、认真观察、处处留意，不仅了解了诸如饮片炮制、成药制作等中药制药的全过程，而且掌握了一些中药制药的特殊技巧和方法。当然他也记住了老师傅常对他说的一句话“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还是做学徒的当年，他被选送到北京市中药讲习所系统学习中医药学知识。白天在药庄干活，晚上徒步往返20多里到讲习所，师从中医名宿汪逢春、赵树屏等。两年时间他风雨无阻，准时到讲习所专心听老师讲课，认真做笔记，并刻苦攻读中医典籍，这为他从事中药事业、钻研中药学术奠定了理论基础。

    1957年金世元以优异成绩通过中医师资格考试，获得了中医师营业执照。他不顾个人利益得失，放弃开业行医，继续从事自己的中药事业。

    1961年金世元调入北京卫生学校，创建中药专业。他亲自选编教材，主讲中药课程，注重实践教学。“文革”期间，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他白天干农活，晚上写书，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了29万字的《中成药的合理使用》一书，为指导临床中医正确辨证用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金世元，1990年被遴选为全国唯一的中药学指导老师，2012年与王水炎院士合作担任“医药圆融”导师，2013年被遴选为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作为一名教师，在教授学生专业技术之前，他首先要求学生树医德，守药德，并让学生将此作为从事中药工作的基础。他还注重引导学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认识中医药文化。从教50余年，金世元桃李满天下，硕果结四方。

    1985至1990年间，金世元根据自己多年临床应用的有效处方成功研发出“射麻口服液”，不久又与北京同仁堂制药厂合作，将著名中成药“乌鸡白凤丸”以新工艺研制成口服液剂型，两种药均被卫生部审核批准投产供应市场。

    1995年至1998年，金世元被聘为中药鉴定专家，参与全国中药材市场整顿工作。他以精湛的鉴别技能和丰富的炮制经验对制售伪劣药材和违反炮制规程的行为予以当面揭穿，为净化、规范中药市场，保障百姓用药安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了保证药品质量，金世元几乎走遍了全国主要的中药材基地，在考察中还对各地中药材栽培进行技术指导。为了提高药商的药材鉴别水平，最大限度地降低伪劣药材对人体的危害，金世元还为各地的药商们讲授药材的鉴别知识。为了把自己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毫不保留地传给后人，金世元先后主编了专业著作30余部，先后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

    到2017年，金世元已经从事中药工作77年了。在这77年的风风雨雨中，金世元为中药事业的发展，付出了全部心血，也获得了党和国家给予的崇高荣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药炮制技术”代表性传承人、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国家基本药物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回眸自己的一生，金世元感触良多：中药是大自然的精华，人也必须依赖大自然才能生存；人与中药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关系；药如人生，中药不仅能治病，制药的过程同时也可以教人、育人。

（选自三户町的《国药大师——金世元》，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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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呢，主要就是带学生。带学生，有四句话的嘱言：“热爱中药事业，恪守职业道德，继承传统文化，发扬优秀精华。”

    我们中药行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它特殊在什么地方？我们面对的顾客是病人，病人吃药并不只是解决痛苦，更是抢救生命。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所以说做这项工作，必须得有德。

工作七十七年，我没有过念头要改行，选择了这项工作，我就志笃意坚。

（摘编自金世元在《开讲啦》第216期的励志演讲）

朱自清：生不逢时的完美人格

    朱自清的一生，如同一根紧绷的弦，从未松懈；又如同上紧的发条，无比精准。他的一生，极其认真。

    朱自清写作时，往往要先细心斟酌后才会动笔，往往写完无须修改。但因为注重质量，他每天最多写500字。所以，他的清贫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写得太慢。《荷塘月色》中提到了蝉鸣。有人写信给朱自清，说蝉夜晚是不叫的。朱自清也写信向昆虫学家请教。后来又两次亲耳听到月夜的蝉声，他才相信自己没有写错。为此，朱自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他不断地学习，以求自我完善，大量阅读各种书籍，虚心向语言学家王力、诗词专家黄节、俞平伯等人请教。平时，他也坚持用中、英、日三种文字书写日记，以此来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

在教学上，朱自清也是极其认真。比如，他开设的选修课“文辞研究”只有王瑶一个学生。尽管这样，朱自清仍然如平常一样地讲授、考试。在工作上，朱自清做事原则性很强。他在辞去图书馆馆长职务准备办理移交时，特地将一个不称职的馆员辞退。朱自清说：“我不能把确实无法胜任图书馆工作的人留给继任的图书馆馆长，让我充好人而继任馆长当恶人。”朱自清在清华中文系执教23年，担任系主任16年，开了16门课，是对清华中文系学风影响最深的人。如今，清华园里的“荷塘月色”和“自清”亭，为这个理工大学增添了一抹人文色彩。

    人，应该怎么样度过这一生？1916年，刚刚成年的北京大学预科学生朱自华在思索这个问题。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处于关键阶段，战事正隆。当时的中国，因为袁世凯去世，进入了军阀割据混战时期。这样的时代，称之为乱世并不过分。在父亲的勉力张罗下，朱自华举办了一场体面的婚礼。妻子武钟谦是名医之女，温柔贤惠，善于持家。作为结婚礼物，父亲为朱自清置办了一件紫貂皮大衣——《背影》里的紫毛大衣即是。然而，在大学期间，为了买一本《韦伯斯特大字典》，他将这件紫貂皮大衣当掉了。

    为了明志。朱自华改名“自清”，以勉励自己在困境中保持清白，不同流合污。朱自清顺便把表字也一并解决了，他以“佩弦”为字，时刻警策自己。为了达到自清的目的，便于自我反省，朱自清每天都写日记。但后人从他的日记里，感受最深的却是清贫。他的日记，几乎就是一部民国知识分子贫困史。朱自清从1924年7月28日开始记日记。翻开日记第一页，就是两条借贷记录：1924年7月29日，晚与房东借米四升。旧历年关亦有相似情形：30日，午后向张益三借五元，甚忸怩！

    “七七事变”后，朱自清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昆明时期，物价奇高，他不得不开源节流。吃，靠和青年助教合住一室搭伙、包饭，或到朋友家蹭饭，因饭菜粗硬、食无规律，胃病长期不愈，日记中常常看到胃病发作的文字；穿，则常年不添新衣，一度经常披件赶马人的蓝毡“一口钟”到昆明城里授课，成为联大一景。至于开源，则是拼命写文章、做兼职。因为经常借不到钱，朱自清不得不和当铺打交道。在1942到1943年间，他隔三岔五地跑寄卖行，先后拿去寄售的物件有：网球拍、字典、灯泡、行军床、被单、橡皮管、墨盒、皮外衣、窗帘。为此，朱自清没少受奸商的气。

    1945年夏天，抗战临近胜利，据友人回忆，47岁的朱自清已经衰老得令老友感到吃惊。

    当时，法币急速贬值，到1948年的时候，买一包纸烟都要几万块钱。朱自清每月的薪水仅够买3袋面粉。国民党政府为了平息高级知识分子的怨气，向他们派发一种配购证，可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美国支援的面粉”。清华大学学生吴晗和其他人为了揭穿国民党政府的阴谋，抗议美国政府的侮辱，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号召大家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购物证。

声明写好了，要征集签名。朱自清第一个在声明上签了字，并愤然地说：“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1948年8月，朱自清的体重仅有38.8公斤。1948年8月12日，弥留之际的朱自清对第二任妻子陈竹隐断断续续地说：“我……已拒绝美援，不要去买配售的美国面粉……”这成了他的遗言。

    朱自清去世时，钱包里仅有6万元，这点儿钱在当时连一个包子都买不到……

    一代散文大师，匆匆而去，背影长留。朱自清去世后，清华园第一次为一位老师去世降半旗志哀。友人是这么评价他的——“纯粹的君子”（沈从文）、“最完整的人格”（李广田）、“完美的人格”（叶圣陶）。

相关链接：《声明》原文：“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仁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山果

黄兴蓉

    我从北京出发到云南元谋县，进入川滇边界，车窗外目之所及都是荒山野岭。火车在沙窝站只停两分钟，窗外一群十二三岁破衣烂衫的男孩和女孩，都背着背篓拼命朝车上挤，身上那巨大的背篓妨碍着他们。

    我所在的车厢里挤上来一个女孩，很瘦，背篓里是满满一篓核桃。她好不容易把背篓放下来，然后满巴掌擦着脸上的汗水，把散乱的头发抹到后面，露出俊俏的脸蛋儿，却带着菜色。半袖的土布小褂前后都是补丁，破裤子裤脚一长一短，也满是补丁，显然是山里的一个穷苦女娃。

    车上人很多，女孩不好意思挤着我，一只手扶住椅背，努力支开自己的身子。我想让她坐下，但三个人的座位再挤上一个人是不可能的，我便使劲让让身子，想让她站得舒服些，帮她拉了拉背篓，以免影响人们过路。她向我表露出感激的笑容，打开背篓的盖，一把一把抓起核桃朝我的口袋里装。我使劲拒绝，可是没用，她很执拗。

    慢慢地小姑娘对我已不太拘谨了。从她那很难懂的话里，我终于听明白，小姑娘十四岁了，家离刚才的沙窝站还有几十里。家里的核桃树收了很多核桃，但是汽车进不了山，要卖就得背到很远的城里。现在妈妈病着，要钱治病，爸爸一天到晚辛苦劳作，她便央求爸爸叫她出来卖核桃以补贴家用。她是半夜起身，一直走到天黑才赶到这里的，在一个山洞里住了一夜，天不亮就背起篓子走，才赶上了这趟车。

    “出这么远门你不害怕吗？”我问。

    “我有伴儿，一上车都挤散了，下车就见到了。”她很有信心地说。

    “跑这么远卖一筐核桃能赚多少钱？”

    “刨掉来回车票钱，能剩下十五六块吧。”小姑娘微微一笑，显然这个数字给她以鼓舞。

    “还不够路上吃顿饭呢！”我身边一位男乘客插话说。

    小姑娘马上说：“我们带有干粮。”

    那位乘客真有点儿多话：“你带的什么干粮？”

    “红薯面饼子。”

    那位乘客不再说话，车厢里一时间很静。

    就在这时，车厢广播妥晚点半小时，火车停了。我赶忙利用这个机会，对车厢里的旅客说：“这个女孩儿的山核桃挺好吃的，希望大家都能买一点儿。”

    有人问：“多少钱一斤？”

    女孩儿说：“阿妈告诉我，十个核桃卖两角五分钱，不能再少了。”

    我跟着说：“真够便宜的，我们那里卖八决钱一斤呢。”

    旅客纷纷来买了。我帮着小姑娘数着核桃，她收钱。那种核桃是薄皮核桃，把两个攥在手里一挤就破了，吃起来很香。一会儿，那一篓核桃就卖去了多半篓。那女孩儿仔细地把收到的零碎钱打理好，一脸的欣喜。

    很快到了站，姑娘要下车了，我帮她把背篓背在肩上。然后取出一套红豆色的衣裤，放进她的背篓。对她说：“这是我买来送我侄女的衣服，送你一套，回家穿。”

    她高兴地侧身看那身衣服，笑着连连对我表示谢意。此时一直在旁边玩扑克的四个农民工也急忙站起来，一人捏着五元钱，把钱塞给小姑娘：“小妹妹，我们因为实在带不了，没法买你的核桃。这钱拿回去给你妈妈买点儿药。”姑娘哭了，她很着急自己不会表达心里的感谢，脸憋得通红。

    小姑娘在拥挤中下车了，却没有走，转回头站到高高的车窗跟前对那几位给她钱的农民工大声喊着：“大爷！谢谢你们！”感激的泪水挂在小脸上，不知道说什么好。那几位农民工都很年轻，大爷这称呼显然是不合适的。她又走到我的车窗前喊：“阿婆啊，你送我的衣服我先不穿，我要留着嫁人的时候穿。阿婆……”声音是哽咽的。“阿婆，我叫山果，山——果——”……

    灿烂阳光下的这个车站很快移出了我们的视线。我心里久久回荡着这个名字：山果！眼里也有泪水流出来。车上一阵混乱之后又平静了，车窗外那一簇簇漫山遍野的野百合，静静地从灌木丛中探出素白的倩影倏忽而过，连同那个瘦弱的面容姣好的山果姑娘，隐入了莽莽群山中……

（选自《小小说选刊》2017年第1期，略有改动）

    一个多月前，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和狗的事情。据说艺术家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他给人揪回来，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

    我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那是1959年的事情，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把他养的小狗送给我。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

    有一次大概在1963年或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做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

    1962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我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摔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身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小狗包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