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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文学类文本阅读 题类: 难易度:普通

重庆市长寿中学校2024-2025学年高三上学期语文开学考试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海蒂姑姑来访

(美)马里恩·艾什

我和妻子住在伊利诺斯州的一个小镇上。那年,海蒂姑姑突然来访,和我们一起过夏天。那时候小镇的情况特别糟,因为已经连续干旱三年了,许多家庭都已经搬到别处去了。小镇的资源越来越贫乏,居民们也情绪低落、脾气暴燥,经常为一些小事吵得天翻地覆。一些人甚至不再上教堂了。

“小镇期待奇迹。”牧师垂头丧气地说。

海蒂姑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从佛罗里达州来到我们这里的。她戴着一顶天蓝色的无边女帽。“这颜色与我的白头发正相配。”她说。事实上,那顶帽子与她那闪闪发亮的蓝眼睛更相配。海蒂姑姑对谁都笑容可掬,从来不说一句不友好的话。因此,没过多久,小镇上的所有居民就都亲切地称她为“海蒂姑姑”了。

当我们带她去教堂的时候,她很震惊。因为管风琴静静地立在那儿,没有人演奏,而由留声机为大家播放赞美诗。“梅布尔·肖说她的关节炎发作了,不能演奏了。”我解释道。“她甚至连来都不来了。”我妻子补充道。“啊,我喜欢演奏管风琴,”海蒂姑姑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为大家演奏。”

人们兴奋极了,但只有一小会儿——海蒂姑姑演奏得糟极了,调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比没人演奏还要糟不知多少倍。

海蒂姑姑为我们演奏了两个星期之后,牧师亲自去找梅布尔了。他告诉她,大家需要她,大家恳求她再回来演奏管风琴。“好吧,”梅布尔说,“如果你们真希望我回去的话,那我就回去吧。”星期天,梅布尔又在教堂演奏管风琴了。海蒂姑姑似乎一点儿也不失望。事实上,当大家陶醉在梅布尔的音乐声中时,海蒂姑姑的蓝眼睛也熠熠生辉。

又一个星期天,教堂里没有出板报。牧师向大家道歉。原来,负责抄写的琼斯夫人说她没有时间再做这件事了。琼斯夫人虽然这么说,但大家都知道真正的原因是教堂没有钱支付给她。“如果有人愿意捐出一两个小时来抄写的话,”牧师说,“我们会非常感激的。”

海蒂姑姑站了起来,“我愿意做这件事。”她说。“太好了!”牧师高兴地叫道。但当时后排就有人叫道:“哦,不!”

后来的事实证明,可怜的海蒂姑姑的抄写能力和她的演奏能力一样差。她抄写的板报错字连篇,简直让人没法读。后来,牧师悄悄地告诉我们有许多人去找了琼斯夫人,恳求她继续担任抄写的任务,而琼斯夫人最后也终于同意了。

其后,海蒂姑姑又自告奋勇地接受了管理人的工作,因为教堂没有钱请一名全职打扫教堂卫生的管理人。人们都认为这一次不会有问题了,因为谁不会扫地和擦桌子呢?但我们的海蒂姑姑就不会。她扫地的时候东一扫帚西一扫帚,灰尘漫天飞舞。她给地板打的蜡,厚得让人随时都有摔倒的危险。没过多久,路易丝·威尔森和玛格丽特·布朗就自愿代替了她。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全都惊呆了。众所周知,这两位女士不讲话已经一年了。

那年夏天,海蒂姑姑想施于援手的所有事情,你不能说她哪件事是做得成功的,但你也不能说她失败了。“我们都开始喜欢你的海蒂姑姑了。”一位夫人对我说。这虽然不容易,但人人都承认他们之所以喜欢海蒂姑姑是因为她愿意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施于援手,并且哪里需要她就愿意到哪里去。当然,如果她做每件事都能够胜任的话,事情就更完美了。但不管怎样,她是一个能让人受到鼓舞的人,她让不去教堂的人又继续去教堂了。

在海蒂姑姑最后一次和我们去教堂的那个星期天早上,她说:“我要给大家一个惊喜。”教堂里坐满了人,有每周都来的,还有许多新朋友。海蒂姑姑走到讲坛前面,面对听众。“你们的教堂真美丽,”她说,“这里的人也都很善良。我会记住你们每个人的。现在,我想为大家演奏一曲《在花园里》。我很喜欢这首曲子,因为它让我们大家离得更近。”

我从来不知道大家会这么专注,但我害怕有人叫海蒂姑姑离开管风琴,因为她的演奏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但大家都沉默不语,静静地等待着。我不禁想起,这种在最近这些艰苦的岁月里已经很鲜见的忍耐力又回到我们这块土地上和我们这些人的心灵中了。我们全都安静地坐着,好像刚刚下了一场大雨,解除了我们的干旱之危似的。

海蒂姑姑走到管风琴前坐下来。她抬起头,微笑地看着我们。我没有听到一个紧张的变了调的音符,优美的旋律飘荡在我们上空,就像天使在唱歌,熟悉的音乐让我陶醉。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将这首曲子演奏得如此优美。海蒂姑姑怎么又会演奏管风琴了?她以前难道是装出来的吗?她故意弄糟所有的事情,又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大家重新团结起来吗?关于这一点,海蒂姑姑从来没有说过。

当她演奏完的时候,人们都鼓起掌来,牧师走到讲坛上,“我们曾经期望出现奇迹,”他说,“现在,奇迹果然出现了。海蒂姑姑就是我们的奇迹。”

(《微型小说选刊》 2009年第15期,有删改)

(1)、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镇干旱三年,许多家庭搬到别处,资源贫乏,居民们关系紧张甚至信仰缺失。这是小说开篇时人物活动的背景。
B、海蒂姑姑的行为,使梅布尔和琼斯夫人主动回到工作岗位,使一年不讲话的两位女士自愿代替海蒂姑姑打扫卫生。
C、海蒂姑姑不惜通过自毁形象的方式,拯救了小镇居民干涸的心灵,创造了“奇迹”,重新唤醒了人们的生活热情。
D、由海蒂姑姑来访前的“小镇期待奇迹”,至篇末处的“海蒂姑姑就是我们的奇迹”,“奇迹”一词是全篇的文眼。
(2)、下列对文本相关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开头描写了小镇糟糕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与后文环境的变化形成对比,突出海蒂姑姑的人物形象及其作用。
B、同《边城》中翠翠与傩送初见时误会他的好意一样,本文也故意制造“误会”,以展示人物形象,造成文章的波澜。
C、“小镇上的所有居民就都亲切地称她为‘海蒂姑姑’了”“我愿意为大家演奏”等,直接描写了海蒂姑姑的美好品质。
D、小说叙事的“藏”与“露”设计巧妙,海蒂姑姑一直藏巧露拙,直到弹奏《在花园里》才揭秘,增强了叙述的张力。
(3)、请简要说明文中画线句表现的海蒂姑姑的情感。
(4)、《边城》中的湘西民风淳朴,人物淳厚,这是作者沈从文所构建的“美”的世界。这篇小说也能引发人们对人性美、人情美的思考。你认为现实生活中怎样才能构建美好社会,请结合本文谈谈你的看法。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列小题。

无争议陷阱

余秋雨

    在我们的心理习惯当中,与创新意识最有抵触的是什么呢?是“无争议陷阱”。中国民众长期以来愿意接受一种“无争议”的成果,一有“争议”,就皱眉存疑。这一点,正好与创新意识水火不容。大家知道任何创新,必然是对既有成果的挑战,必然是对过往信条的否定,必然是对公众公认秩序的撼动,也必然是对原定规则的触犯。因此,也必然会引来一大堆争议,而且极有可能形成包围,构成围猎或者围啄。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争议的创新不叫创新,如果一种创新一旦现身就远近都接受,那一定是利用了权势,不可能是真正的创新。

    在一个健康发展的时代,“有争议”是一个褒义词,“无争议”是一个贬义词。

    中国文化把这个“无争议的陷阱”挖得很大,要求一项创新不仅在专业领域里边无争论,而且最好在民众中也无争议。这种从众的惰性对创新而言是一种更险恶的陷阱。历史上哪有一项真正的社会改革方案或者学术研究成果,一出来就广受民众拥护的?我也是民众的一员,我发现,如果以民众的身份来考虑一项不是我们专业的成果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标准一定是陈旧的、世俗的、平庸的。这不能怪民众,因为民众面对一种陌生的创新总会缺少精神扶手,总会惊慌失措,以他们的标准,就很少有创新空间。当不争议创新项目的时候,大家就去争议这个人,使他的创新无法进行。可见,“无争议陷阱”真正是中国文化产生创新空间的最重要的障碍。

    据我所见,多数创新即使不被人家争议,创新者本身在待人接物上也确实有很多缺陷。因为他们多数不太合群,而且有点骄傲。他们有时候会面对失败,因此也经常暴露出他们的怨恨、衰弱、愤怒,却又未必有明确的对头,很可能在愤怒自己,就情绪不好。艺术上的创新者那更是这样了,独特的灵魂中的灵感使他们产生非常怪异的习性,对现实世界的超越使他们很难认同世俗的潮流,甚至他们也故意不遵循世俗的规范。因此无论从脾气到外型常常让人觉得难以接受。

    对这一切,正常的社会都应该理解和容忍。不能设想一切创新者都是温良恭俭让的完人和圣人。据我观察,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完人是几乎不可能有任何创新的。如果说,对所有创新项目略有争议是可以的,但对创新者的人品却绝对不要争议,因为没有争议的理由。如果老是去争议创新者的人品、习性、性格,那么,中外文化史上那些可爱的人一个也不可能留存。

    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什么人?要防范的是以“争议”为名目来扼杀创造者的人。在现在中国社会上,这样的人的总数很大,他们是勤恳工作人的百倍,是创造者的百倍。有人说真正的比例可能比这个更大。很奇怪,他们制造了一个个可“争议”的人物,但是自己却避开了“争议”。他们自己就成了洞察一切的评判者,只等待着一切被他们“争议”了的创造者投去求饶的目光。

(节选自凤凰卫视《秋雨时分》,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雪兔

    有一个冬天的雪夜,我们围着火炉安静地干活,偶尔说些远远的事情。这时门开了,有人挟裹着浓重的寒气和一大股雾流进来了。我们问他干什么来,这个看起来挺老实的人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一个人在那儿苦恼地想了半天,最后终于组织出了比较明确的表述:“你们,要不要黄羊?活的黄羊。”

    我妈转身问那个老实人:“你的黄羊最低得卖多少钱?”“十块钱。”

    黄羊名字里虽说有个“羊”字,其实是像鹿一样美丽的野生动物,体态比羊大多了。

    我妈怕他反悔,立刻进柜台取钱,全家高高兴兴地跟着他出去牵羊。

    “啊,是白黄羊呀……”

    就这样,我们稀里糊涂买回一只野兔子,而要是别人的话,十块钱最少也能买三只。

    这种兔子又叫“雪兔”,它的确像雪一样白的,白得发亮,卧在雪里的话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但天气暖和的时候,它的毛色会渐渐变成土黄色的,在戈壁滩上奔跑的时候,就不那么扎眼了。

    既然有着这么高明的伪装,为什么还会被抓住了?看来它还是弱的呀。后来我们一看到兔子后爪上被夹过的惨重伤痕就要骂那个人几句。

    我们用一个没有顶的铁笼子反过来把兔子扣在煤棚的角落里。它总是安安静静地待在笼子里,永远都在细细地啃那半个冻得硬邦邦的胡萝卜头。我外婆悄悄地对它说:“兔子,你一个人好可怜啊……”

    冬天多么漫长。但是我们家里多好啊,那么暖和,虽然是又黑又脏的煤棚,但总比待在冰天雪地里舒服多了。而且我们又对它那么好,自己吃什么也给它吃什么,很快就把它养得胖胖的,懒懒的,眼珠子越发亮了,幽蓝幽蓝的。

    我妈常常把手从铁笼子的缝隙里伸进去,慢慢地抚摸它柔顺乖巧的身子,它就轻轻地发抖,深深地把头埋下,埋在两只前爪中间,并把两只长耳朵平平地放了下来。在笼子里它没法躲,哪儿也去不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天气渐渐暖和了,我们也惊奇地注意到白白的雪兔身上果真一根一根渐渐扎出了灰黄色毛来!它比我们更迅速、更敏锐地感觉到了春天的来临。

    然而就在这样的时节里,突然有一天,这只性格抑郁的兔子终于还是走掉了。我们全家人真是又难过,又奇怪。

    我们在院子周围细细地搜寻,走了很远都没能发现它。那个铁笼子也一直空空地罩在原处,好像还在等待有一天兔子会再回来。

    差不多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吧,我们看到了兔子。它一动不动地蜷在铁笼子最里面,它原本浑身光洁厚实的皮毛已经给蹭得稀稀落落的,身上又潮又脏,眉目不清。

    “呀,它怎么又回来了?它怎么回来的?”我妈小心地把它抱出来,然后用温水触它的嘴,诱它喝下去,又想办法让它把我们早饭时剩下的稀饭慢慢吃了。渐渐的,我们的兔子挣扎着活了过来,而且还比之前更壮实了一些。五月份时,它的皮毛完全换成土黄色的了,满院子跑着撒欢,两只前爪抱着我外婆的鞋子像小狗一样又啃又拽——它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它总是比我们更轻易地抛掉不好的记忆,总是比我们更多地感受着生命的喜悦。

    原来我们用来罩住那只兔子的铁笼子没有底,紧靠着墙根,于是兔子就开始悄悄地在那里打洞。它打的那个洞很窄很深,我把手伸进去探了探,根本探不到头,又持着炉钩伸进去探了探,居然也探不到头!后来,用了更长的一截铁丝捅进去,才估算出这个小隧道约有两米多长,沿着隔墙一直向东延伸,已经打到大门口了,恐怕再有二十公分,就可以打出去了……

(选自李娟《阿勒泰的角落》,有删节)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流浪的弦音

安庆

    捏掉头顶的一片树叶,秋天了。瞎子那年说:“我想认个干娘。”瞎子每走一个村都这样说着他的愿望。

    瞎子唱的是地方戏,小段子、整轴子的戏都唱。唱得累了,停下二弦嘘口气,瞎子说:“俺想认个干娘。俺娘死得早,俺……”瞎子很伤心。

    瞎子再接着唱。瞎子连个干娘也认不下啊。

    瞎子不服气,不服气的瞎子那年终于认下了一个干娘。

    那是在瓦塘村,瞎子听见树叶落进水塘“噗”的声音,瞎子拉完了最后一个音,它似一种断帛之声,瞎子擒住了一片树叶,几滴泪落在那片叶子上。

    瞎子的两手还执着那把二弦。瞎子知道面前还蹲着一个人。别人都走远了,蹲在跟前的人说:“孩子,我是个寡妇,你愿认吗?”瞎子的手颤了一下。“你愿认吗?”瞎子这次听准了。“娘。”瞎子“扑通”一声跪下,二弦响了一声,像从他心里跑出的一个音符。

    干娘去扶他。干娘说:“给娘拉一曲吧,算认娘曲。”

    瞎子说:“娘,阿炳也是瞎子,我就给娘拉阿炳的《二泉映月》。”

    场地静着,稍息之后,弦声骤起,尔后弦声悠悠扬扬起来,一泓泉水在瞎子的弦声中流淌着,一弯月儿映照进池塘。瞎子看不见,但瞎子知道干娘的身边又站满了人。

    曲终。干娘起身说:“孩子,娘给你做饭去,今后再来瓦塘,你不用吃百家饭了。”

    “娘!”瞎子的泪“哗”地流出来。

    那年瞎子二十一岁。

    瞎子依然到处去拉他的曲子,唱他的坠子。瞎子习惯了游走,瞎子脚下的路就是手里的那根棍子。瞎子和干娘有一个约定,就是每双月的十九回一次瓦塘村。瞎子说:“娘,我不能天天待在瓦塘,我还要出去唱坠子呢。”

    干娘说:“记住,娘等你。”

    每一次走时,干娘都把他送到村外的十字路口,问干儿往哪个方向去,然后孤独地瞅着瞎子远去的身影,看天上的几只鸟儿叫唤着伴着干儿往前走。那是她家房檐下的鸽子。有一次,是夏季,十八的中午雨就下来了,十九还未停。干娘打着伞在村外的十字路口等瞎子。不见瞎子的身影,干娘心里急得慌。干娘沿着一条路往前走,走一段再回来;又沿着另一条路往前走,走一段还不见瞎子,再回来……

    从另一条路回来时,干娘看见路口站着一个雨人。干儿说:“娘,我踩着脚下的路知道泥路上走过一个人,娘,我连累你挨淋了。”干娘攥着儿子的手往家走。回了家,干娘为他换衣裳,又赶紧为他做姜汤。

    每次回来,干娘都给他烙那种很香很香的饼,把他身上的衣裳换了洗了。干娘好啊,干娘让他的心里有了娘,干娘使一个瞎子在漂泊的路上有了一个温暖的驿站。

    瞎子的心就动了。

    那天瞎子说:“娘,你想听一个孩子的故事吗?”瞎子说:“十三岁那年我接连失去了爹和娘。在一个雨天干爹把我拉回了他家,干爹说要从此养我做儿子。那个女人就是因为干爹收留我而带着他们的女儿离开干爹的,从此于爹就一直养着我,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干娘紧紧攥着他的手。

    干娘说:“儿的命苦。”

    瞎子说:“爹知道我认了个好干娘,一直想当面来谢谢干娘。”

    干娘握着瞎子的手点着头。

    瞎子的干爹和瞎子一起来瓦塘是一个秋日。瞎子和干爹走进院子时,一群鸽子往高处飞,又在院子里旋着不远离。瞎子听干爹干娘一见如故地攀谈起来,脸上就有笑漾起来。

    后来瞎子对干爹干娘说:“爹,娘,你们都是苦命人,你们握握手吧。”瞎子说着把两双手往一起拉。

    两双手就紧紧地握住了。

    瞎子把手也握上去。

    三双手紧紧地握住了。

    干爹和干娘的脸上都有了泪。

    瞎子坐下来静静地展开二弦,一曲乐儿悠悠地漾起来,时光慢慢地从他的脸前滑过去。

    瞎子依然走在路上,手里的棍子就是脚下的路。瞎子走着走着就禁不住想:我终于找到能和爹在一起的娘了。

    瞎子想着,棍子击地,竟然在路上唱起来。

(选自《此岸的时光》)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下列小题。

来电与应答

(以色列)埃特加·凯雷特

    我真心崇拜那些打来电话时,并不立刻迫使你进入话题,而是先倾听并尝试体会你情绪的贴心的电话推销员。这就是“耶思”卫星电视公司的德芙拉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有心情跟她交谈时,我首先对她的周到表达感谢的原因。随后我礼貌地回答她,我没有这个心情。

    “因为我刚刚不巧摔进一个洞里,碰伤前额和脚。所以时机实在是不合适。”我解释道。

    “我理解,”德芙拉说,“那您觉得什么时候会比较合适呢?一小时以后?”

    “我不太确定,”我说,“我的脚踝一定断了。这洞很深,要是没人帮我,我自己可出不了洞。所以我什么时候能与人通电话,取决于救援队什么时候能到,以及医生是否要给我的脚打石膏。”

    “也就是说,我或许应该明天再打过来?”她提议道,语气平静极了。

    “是呀,”我呻吟,“明天也许挺好。”

    “洞到底是怎么回事?”出租车里,坐在我身旁的妻子在听了我闪烁其词的回绝伎俩后责备道。这是我们第一次把儿子列维留给我妈妈带,两个人外出,所以她有点儿烦躁。“你干嘛就不能直接说‘谢谢,不过我对你推销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买或租或借的兴趣,所以请你这辈子都别再打来了,如果可以,下辈子也别打来。’随后在简短的停顿后来一句‘祝你一天愉快’,然后挂断,其他人都是这样干的。”

    我不觉得其他人对德芙拉的态度像我妻子说的那样强硬恶劣,但我必须承认她说到了点子上。中东人比这个星球上的其他人对必死的命运体会更深,这导致大多数中东人对试图浪费一点点他们待在地球上的时间的陌生人形成一种攻击性倾向。我虽然也吝啬地保卫自己的时间,但真的无法对电话中的陌生人说不。我可以毫无困难地摆脱上门推销的小贩,或在电话里向我推销的熟人。但是“电话推销”加“陌生人”这个诡异组合麻痹了我,在一秒之内,我就想象着电话那端的人由痛苦和屈辱生活导致的挫败的面庞。我给他设想了一个站在他四十二楼办公室窗边拿着无绳电话跟我平静交谈的画面,他此时已经下定决心:“再被该死地回绝一次就跳下去!”在一个人的生命和被每个月仅仅九块九毛九谢克尔的“气球雕塑:全家无限欢乐”电视频道节目套牢之间,我选择生命,至少在妻子和经济顾问礼貌地要求我停止这样做之前这样选。

    从那时起,我发明出一套“外婆战术”——我召唤出一个女人,为她安排了好多虚构的葬礼,用来摆脱这些琐碎无聊的来电。但我既然已经因为卫星电视公司的德芙拉的关心而给自己挖了个坑并摔了进去,在接到她的来电时只好让肖莎娜外婆安息了。

    “早上好,凯雷特先生,”德芙拉第二天来电时说道,“我希望这次的谈话时间比昨天合适。”

    “我的脚现在出现了并发症,”我咕哝道,“不知怎么搞的,溃烂更厉害了。我正要去做截肢手术。”

    “我只需要几分钟。”她不屈不挠地争取。

    “我很抱歉,”我坚持道,“他们已经给我打了麻药,医生已经在示意我关手机。他说手机没经过消毒。”

    “那我明天再打给您,”德芙拉说,“祝您手术成功。”

    大多数电话推销员打了一次电话就放弃了。做电话民意调查的人和上网流量包销售员也许会再打一轮。但卫星电视公司的德芙拉是个异数。

    “您好,凯雷特先生,”我接起电话再次听到她的声音时,有点儿猝不及防,“您过得怎么样?”我想出答案之前,她继续道,“鉴于您目前的健康状况,您可能不得不待在家里,我想我可以向您介绍我们的‘极限运动’节目包。四个频道,涵盖世界上的各种极限运动,从爱尔兰‘矮人曲棍球世界冠军赛’到澳大利亚吃玻璃比赛,什么都有。”

    “你是想找埃特加?”我悄声问。

    “是的。”德芙拉说。

    “他死了,”我顿了顿,继续压低嗓门说道,“真是个悲剧啊。一个实习医生在手术台上要了他的命。我们正在考虑诉讼。”

    “那请问您是哪位?”德芙拉问。

    “米歇尔,他弟弟,”我临场发挥,“但我现在不方便讲话,我正在参加葬礼。”

    “我对您失去亲人深表遗憾,”德芙拉用颤抖的声息说,“我跟他没能讲上几句话,但他听上去是个很好的人。”

    “谢谢,”我继续低语,“我真得挂电话了,轮到我致祷文了。”

    “那当然,”德芙拉说,“我之后会再打电话过来。我想给您推荐一个可以抚慰情绪的电视节目包,这个节目包非常适合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路遥

        除夕之夜,欢乐的气氛笼罩着我们的村庄。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八碗”。说是八碗,实际上主要是把各种形状和式样的肥肉块子装在八个碗中。农村人虽然富了,他们的肠胃仍需要油水。好,那就尽情地吃吧。

       父亲吃了一碗老肥肉,然后就心满意足地拿起旱烟锅,自个儿笑眯眯地抽起了烟,安逸地仰靠在铺盖卷上。我突然冒出了一个新鲜的念头:我为什么不用收录机录下父亲的一段声音呢?父亲显然对这事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跃跃欲试,但又有点不好意思。我忍不住笑了,对他说:“你随便说什么都行。比如说你这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哈呀,这怎说哩……好,叫我想一想,噢,对了,那天,也正像今天一样,过年哩……我这样说你看行不行!行!好,那我就再给咱往下说……”

    “提起那年头,真叫人没法说。冬天的时候,公社把各大队抽来的民工都集中到寺佛村,白天大干,晚上夜战,连轴转到了年底。那天早上我回家时,你们母子几个围坐在炕上哭鼻子哩。哭什么哩?那年头,大家都穷得叮当响,过年要甚没甚。旁人家歪好都还割了几斤肉,咱们家我没回来,连一点肉皮皮都没有。当时,我折转身就往县城跑。我恨我。一个男人,就这么无能啊!我当时想,我今天出去就是抢也要抢回几斤肉来。”

    “进了县城,我赶忙跑到了肉食门市部,一看,门关得死死的。我来到后门上,门也关着,不过听见里面有人咳嗽。我站着,不敢捣门,为甚?怕。怕什么?当时也说不清。过了一会,我突然冒出了个好主意,哼,别看你老子是个笨老百姓,到紧火时,脑瓜子还聪敏着哩。我想,如果我说我是县委书记的亲戚,他们还敢不卖给我肉吗?”

    “就这样,我硬着头皮敲开了肉食门市部的后门。门先是开了一条缝,露出一颗胖头。还没等胖头开口,我就忙开口说是县上冯书记的亲戚。胖头问什么事?我对他说,冯书记让你们割几斤肉。这胖干部问我割几斤,我慌忙从怀里掏出了全部的钱——共四块。我问他一斤多少价钱?他说一斤八毛钱。我说,那就割五斤吧。不过,我当时心里暗暗叫苦:我原来只想割上二斤肉,够你们母子几个吃一顿就行了,你们母子一年几乎没喝一口肉腥汤哩。我想余下两块多钱,给你妈买一块羊肚子毛巾——她头上那块毛巾已经包了两年,又脏又烂;再给你们几个娃娃买些鞭炮。吃肉放炮,这才算过年呀。可眼下我想,一个县委书记的亲戚走一回后门,怎能只割二斤肉呢?我就只好咬咬牙把四块钱都破费了。但不管怎样,我总算割到了肉,而且是一块多么肥的刀口肉啊!”

    “我正在街上走,一个叫花子拦住了我的路。我一看,这不是叫花子,是和我一块当民工的高五,他老婆有病,他本人已经熬得只剩下一把干骨头。高五挡住我,问我在什么地方割了这么一块好肉?我没敢给他实说,就撒谎说,我的肉是从一个外地人手里买的。高五忙问我,那个外地人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说人家早走了。高五一脸哭相对我说,直到今早上才向别人央告着借了几个钱,可现在又连一点肉也买不到了。他说大人怎样也可以,可娃娃们不行呀,大哭小叫的……他瞅了一眼我手里提的这块肉,可怜巴巴地说,能不能给他分一点呢?我舍不得这么肥的肉给他分,就对他说是这肉是高价买的。他忙问多少钱一斤?我随口说一块六一斤。不料高五说一块六就一块六,你给我分上二斤!我迟疑了一下,对他说,那好,咱两个一劈两半。就这样,高五拿了二斤半肉,把四块钱塞到我手里,笑呵呵地走了,倒好像是他占了我的便宜。好,我来时拿四块钱,现在还是四块钱,可手里却提了二斤半的一条子肥肉。这肉等于是我在路上白捡的。好运气!”

    “我马上到铺子里给你妈买了一条新毛巾,给你们几个娃娃买几串鞭炮。还剩了七毛钱,又买了几颗洋糖……这辈子没有哪一天比这一天再高兴不过了。高兴什么哩?高兴你妈和你们几个娃娃过这个年总算能吃一顿肉了。而且你妈也有了新头巾,你们几个娃娃也能放鞭炮,吃洋糖了……”我“啪”一下关住了收录机,什么话也没说,丢下父亲,心情沉重地一个人来到了院子里。此刻,晴朗的夜空星光灿烂,和村中各家窗前摇曳的灯笼相辉映,一片富丽景象。远处传来密集的锣鼓点和丝弦声,夹杂着孩子们欢乐的笑闹声。村庄正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远远近近的爆竹声此起彼伏,空气里弥漫着和平的硝烟。此刻这一切给我的心灵带来无限温馨和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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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得毕毕剥剥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将近时候。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节选自《祝福》)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青山为证

叶仲健

“依第。这信递岭上去!”端叔将一封信交给放牛娃。“给哪个?”放牛姓看出端叔十分急慌。

“一个叫青山的人。”端叔叮嘱,“记住,只能交给他!”

绊风岭,童安镇最高的山,上面有个村子,稀稀拉拉几户人家,眼下是游击队根据地,上去得半天,对放牛姓来说,只消个把钟头,以前放牛,他常跑上面去,有条近道,得穿越一处崖洞,鲜为人知鲜风岭村口,一个小伙子拦住放牛娃,问他找谁。放牛娃说:“青山。”“找青山哈事?""见到青山才能说。”小伙子搜遍放牛娃全身,才领他往村里走。信,躺放牛娃鞋窝里,没被发现。

将放牛姓带到一个汉子面前,小伙子退到屋外站岗。“找我哈事?”汉子不老,三十来岁模样。

“青山横南北?”

“绿水绕西东!”

暗号对上,放牛娃脱掉鞋,掏出信,递过去。

汉子扫了一眼,未立即打开,拍拍放牛娃臂膀:“好样的!”

放牛娃是我的父亲。他自小是孤儿,寄养堂叔家,十三岁被国民党抓走当壮丁,半路逃脱,躲进苦竹村,给林伯家放牛。父亲说端叔过去是隐藏在我们村的地下党员,他帮他送过好几回鸡毛信,“有回撞见一伙巡山的,不懂哈来头,我只管逃,他们在我背后追,跑出几里地,我上树躲了一宿,不知道多惊险!”

父亲将他的故事对我讲了无数遍。20世纪9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县政府办,工作一年多后,意识到一个问题;父亲对革命事业也算有过贡献,按理应该享受优待才对,可父亲哈都没有享受过,修了大半辈子地球,一生清贫。我向民政局朋友咨询此事。朋友说对老地下党员和老游击队员,国家确实有优待政策,前提是你得去认定身份,具备至少两名在世的且同时期、同地点参加革命的老党员证明。

我回家向父亲提及此事,让他联络编叔和青山,“只要拿到他们出具的书面证明,每月就能享受好几百元补助。”“我看还是算了,当年我又不是奔着好处去的。”父亲将头摇成披浪鼓:“黄土理半截的人了,争这些做甚?”我说:“至少得让国家给你恢复名分吧?”父亲还是拒绝。我有些生气:“你要嫌害臊,我替你去办。"

从父亲话中得知,端叔全名林成,新中国成立后在童安镇政府工作,家就在镇上。只是,一番辗转,我打听到,曾任制镇长的端叔,十年前退休,两年前过世,不曾造留与父亲有关的一鳞片爪,出师不利,也就失去寻找青山的必要,“青山”是否真名,何许人也,身在何处,也许死去的蝙叔才清楚。这事就此搁置,父亲雅患胃癌过世后,不了了之,每每回想起此事,我难免遗憾。

后来。我调至市司法局,听说我来自童安镇,一位同事说他知道那地方。“有个红色革命根据地遗址吧?我父亲当年在那蹲点过,他是老共产党员,参加过孟良幽战役。”文献记载,游击队在绊风岭设立根据地,前后不到两年时间,倘若他父亲在那里参加过革命,保不准会知道我父亲。我让他回家问问他家老爷子是哪一年的事,记不记得当时有个放牛娃给他们送过鸡毛信。同事当即打电话,挂掉电话后说他父亲当时不负责通讯任务,不记得有这么个人,得向王副局长打听。“王副局长?”“市公安局王青山制局长,早退了,跟我父亲是老战友,"听到“青山”这名字,我无比激动,迫不及待让同事引见。同事说没问题,周末让他父亲带我去。

眼前这位老人,九十二岁高龄,谈吐清晰,据说还能每天看报,他问我有没有我父亲年轻时的照片。我说没有。父亲只照过一次相,晚年照的,那照片成为他的遭照。他说:“既然你爹已经过世,你找我的目的是啥?”我怔住,是呀,我的意图是让政府恢复父亲的名分,还是奢望上级照顾我的仕途,抑或只是为了印证父亲那段被埋没的历史?“不瞒你说,当时是有这么个放牛姓,至于是不是你爹。恕我不能下结论。”这是位相当睿智的老人。我尽可能表现得不卑不亢:“有您这话,不枉此行,”

我向王青山老人辞别,转身离去那一刻,苍老的声音逃过来:“我给过他一枚弹光!”

我的心被抓了一下,回过头问:“刻着“王'字的弹光?”

老人目光一亮:“对对对,我还让他有因难拿弹壳来找我哩,还给过他地址,”那枚弹壳,父亲看得很重,跟钥匙率一块儿,傍在身边几十年,只是他过世后,我忘记丢那去了。回想起来,身份认定这件事,父亲一直是拒绝的。

“新中国成立后,不少老游击队员和老地下党员,拒绝享受国家优待。不想给国家添麻烦,哪怕再穷困潦例,也不向政府伸手,他们是最值得敞佩的人……”坐着的老人颜疵巍地站起,左手按住我手背,右手拍拍我臂膀,“你爹。好样的!”

回到老房子,翻箱倒柜,那枚洋壳怎么也我不着。我知道它真实存在过,如同父亲那段峰噪岁月,青山可证。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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