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深夜祈祷

江少宾

    佛香盘旋。从我家的防盗门到她家的防盗门，不过五米，这段花岗岩铺就的楼道，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她刻意将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和左邻右舍发生任何交集。说是左邻右舍，其实就是门对门。城市到底不比乡下，所谓的邻居，往往都是陌生人。

    这让我想到一位古稀老人，那时候我刚刚大学毕业，租住在庐州城南的一片平房里。老人的腰身已经完全佝偻了，又有些耳背，因此基本上不和邻居们走动。有一次，我撞见老人在走廊里拾起一张窝成一团的纸币，心里有些好奇，当我将手习惯性地探向自己的口袋时，老人立即举起那张窝成一团的纸币，“可是你的？”我笑着摇了摇头。“真不是你的？”老人继续举着那张纸币，他的穷追不舍既让我有些诧异，又有一些难为情。我正想着如何脱身，邻居们忽然都从门后闪了出来，他们的神情让我确信，他们已经知道了我和老人之间发生的事情。那时候防盗门还不太盛行，但每家每户都要在木门外面再安装一道铁栅门，铁栅门上蒙着一层深色的薄纱。深色的薄纱，自然的隐身术，遁藏着无数双偷窥的眼睛。他们果然七嘴八舌地议论了起来，眉飞色舞，仿佛老人捡到的不是一张脏兮兮的面值五元的纸币，而是一笔惊人的巨款。

    那张脏兮兮的面值五元的纸币，最终还是无人认领，但那一次非凡的经历，却让老人养成了捡钱的习惯。然而，老人捡钱的频率实在太高了，第一天，他在走廊里举着一枚硬币，“菊花”中间有一个小孔；第三天，他又在走廊里举着一枚硬币，“菊花”中间有一个小孔……这时候大家已经明白了其中的原委，老人于是挨家挨户地敲门。没有人开门，大家都在忙着，没有人愿意为这个自作聪明的老人浪费哪怕一分钟!我承认自己也没有开门，我不愿意陪老人玩这种拙劣的把戏，那只会沦为大家的笑柄。那时候，我还无法理解这个行为怪诞的老人。

    我在那片平房里寄居了三年。三年里，没有一个人来探望过这个弯腰驼背的古稀老人。他从何而来？膝下有无儿女？邻居们都不知道这些信息，唯一能够确认的是，老人姓秦，自称“退休职工”。在漫长的独居生活里，老人的耳朵已经完全聋了，腰几乎弯成了虾米。他不再频繁地捡钱，也不再理会邻居。长日里，离群索居的秦老活像一个藏在薄纱后面的幽灵，从他门前路过时，我总能看到幽暗的客厅里浮着一张呆滞的脸。所谓的“客厅”，其实只有五六个平方，陈设也非常简单——左边，靠墙，放着一把藤条已四处断裂的太师椅，太师椅的左前方，横着一张矮矮的窄窄的玻璃小茶几；右边，靠墙，挤着一张四四方方的餐桌，餐桌上的黑白电视机只有十四吋，看上去比秦老还老，布满各种伤痕。秦老喜欢躺在太师椅上，只看电影频道，而且始终静音。

    如今，转眼二十年过去，城南的那片平房已经消失了，连同平房一起消失的，还有那些我曾经无比熟悉却又完全陌生的邻居们。每次经过城南，我总会想起弯弓一样的秦老，他的孤独，一眼望不到尽头。他的无助，一眼望不到尽头。我不知道秦老是否健在？然而，秦老在抑或不在，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正如对门那个隐身的邻居，在我的世界里，他们，都只是过客。

    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世界的过客，不同的只是，我们和世界之间的联系或深或浅、或长或短而已。在坚硬的城市里浮游，我们每个人也都是孤独的，无处安放的灵魂，在深夜里祈祷着俗世的平安与肉身的健康。为此我时常悲不自禁——世界那么大，但始终只有一隅，和我们紧密相关。

老字号

老舍

    钱掌柜走后，辛德治——三合祥的大徒弟，好几天没正经吃饭。钱掌柜是绸缎行公认的老手，正如三合祥是公认的老字号。辛德治是钱掌柜手下教练出来的人。可是他并不专因私人的感情而这样难过，也不是自己有什么野心。辛德治说不上来为什么这样怕，好像钱掌柜带走了一些永难恢复的东西。

    多少年了，三合祥是永远那么官样大气：金匾黑字，绿装修，黑柜蓝布围子，大杌凳包着蓝呢子套，茶几上永远放着鲜花。多少年了，三合祥除了在灯节才挂上四只宫灯，垂着大红穗子没有任何不合规矩的胡闹八光。多少年了，三合祥没打过价钱，抹过零儿，或是贴张广告，或者减价半月；三合祥卖的是字号。多少年了，柜上没有吸烟卷的，没有大声说话的；有点响声只是老掌柜的咕噜水烟与咳嗽。

    这些，还有许许多多可宝贵的老气度，老规矩，由周掌柜一进门，辛德治看出来，全要完！

    果然，周掌柜——来了还没有两天——要把三合祥改成蹦蹦戏的棚子：门前扎起一座彩牌，“大减价”每个字有五尺见方，两盏煤气灯，把人们照得脸上发绿。这还不够，门口一档子洋鼓洋号，从天亮吹到三更；四个徒弟，都戴上红帽子，在门口，在马路上，见人就给传单。这还不够，他派定两个徒弟专管给客人送烟递茶，哪怕是买半尺白布，也往后柜让，也进香烟。这还不够，买一尺还饶上一尺，还赠送洋娃娃，伙计们还要和客人随便说笑；客人要买的，假如柜上没有，不告诉人家没有，而拿出别种东西硬叫人家看。

    辛德治要找个地方哭一大场去！在柜上十五六年了，没想到过——更不用说见过了——三合祥会落到这步田地！三合祥是“君子之风”的买卖，这个光荣的历史，是长在辛德治的心里的。可是现在？

    辛德治也并不是不晓得，年头是变了。拿三合祥的左右铺户说，多少家已经把老规矩舍弃，而那些新开的更是提不得的，因为根本就没有过规矩。

    他最恨的是对门那家正香村：掌柜的踏拉着鞋，叼着烟卷，镶着金门牙。老板娘背着抱着，好像兜儿里还带着，几个男女小孩，成天出来进去，进去出来，唧唧喳喳，不知喊些什么。那群伙计，不知是从哪儿找来的，全穿着破鞋，可是衣服多半是绸缎的。有的贴着太阳膏，有的头发梳得像漆杓，有的戴着金丝眼镜。再说那份儿厌气：一年到头老是大减价，老悬着煤气灯，老转动着留声机。买过两元钱的东西，老板便亲自让客人吃块酥糖；不吃，他能往人家嘴里送！辛德治想不到世上会有这样的买卖，而且和三合祥正对门！

    更奇怪的，正香村发财，而三合祥一天比一天衰微。他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难道买卖必定得不按着规矩作才行吗？

    现在三合祥与正香村的煤气灯把街道照青了一大截，它们是一对儿！三合祥与正香村成了一对？！这莫非是作梦么？不是梦，辛德治也得按着周掌柜的办法走。他得和客人瞎扯，他得让人吸烟，他得把人诓到后柜，他得拿着假货当真货卖，他得等客人争竞才多放二寸，他得用手术量布——手指一捻就抽回来一块！他不能受这个！

    但是，过了一节，他不能不佩服周掌柜了。节下报账，虽然没赚什么，可是没赔。周掌柜笑着给大家解释：“你们得记住，这是我的头一节呀！我还有好些没施展出来的本事呢。”辛德治看出来，钱掌柜是回不来了；世界的确是变了。

    可是，不多久，周掌柜到正香村领东去了。正香村需要这样的人，而周掌柜也愿意去，因为三合祥的老规矩太深了，仿佛是长了根，他不能充分施展他的才能。

    辛德治送出周掌柜去，好像是送走了一块心病。

    对于东家们，辛德治以十五六年老伙计的资格，是可以说几句话的，他去给钱掌柜运动，也托出钱掌柜的老朋友们来帮忙。他不说钱掌柜的一切都好，而是说钱与周二位各有所长，应当折中一下，不能死守旧法，也别改变得太过火。老字号是值得保存的，新办法也得学着用。

    钱掌柜果然回来了。街上只剩了正香村的煤气灯，三合祥恢复了昔日的肃静，虽然因为欢迎钱掌柜而悬挂上那四个宫灯，垂着大红穗子。

    三合祥的门凳上又罩上蓝呢套，钱掌柜眼皮也不抬，在那里坐着。伙计们安静地坐在柜里，有的轻轻拨弄算盘珠儿，有的徐缓地打着哈欠，辛德治口里不说什么，心中可是着急。半天儿能不进来一个买主。偶尔有人在外边打一眼，似乎是要进来，可是看看金匾，往正香村那边走去。有时候已经进来，看了货，因不打价钱，又空手走了。

    过了一节，三合祥非减人不可了。辛德治含着泪和钱掌柜说：“我一人干五个人的活，咱们不怕！”老掌柜也说：“咱们不怕！”辛德治那晚睡得非常香甜，准备次日干五个人的活。可是过了一年，三合祥倒给正香村了。

（选自《老舍文集》，有删改）

天空的道路

傅菲

    ①到瓢里山，已是傍晚，雪花铺在草坪上，一片银白。瓢里山，一个漂浮在水上的名字，一座誉为候鸟天堂的内湖小岛，它就像悬挂在鄱阳湖白沙洲上的一个巨大鸟巢。岛上没有酒店，向导把我送到他的一个叫鲅鱼的朋友家夜宿。

    ②我是个热爱城市生活的人，尤其我居住的小城，信江穿城而过，山冈葳蕤，但我还是像患了周期性躁郁症一样，不去乡间走走，很容易暴躁——我不知道城市生活缺少了什么，或者说，心灵的内环境需要一种什么东西来填充。今年二月，我正处于这种焦灼的状态，一场意外的雪，给了我去鄱阳湖的理由——去看一场湖光雪景，群鸟歌舞。

    ③被范仲淹誉为“小南海”的瓢里山，屋舍稀落，掩映在“白”树从中。树是槐树和香樟，高大、浓密，从视野里喷涌而出，像披戴雪花编织的帽子，远远望去，仿佛是一片在银色湖面上游弋的船帆。白鹭、天鹅、鹳、鹤，不时惊起，俯冲低空，与灰茫茫的天空、白皑皑的草地融为一体。鲅鱼的房子是用鹅卵石砌的，房顶用密密匝匝的芦苇盖实，屋后的小院通往一片开阔的鱼塘。鲅鱼对我的意外造访，很是兴奋，说：“僻壤之地，喝点酒驱驱寒吧。”鲅鱼的房子不大，有四个房间。我们喝酒的厅堂摆了三只塑料桶，和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壁上悬着一个马灯和一个可以戴在头上的矿灯。塑料桶里分别放着田螺、泥鳅和小鱼。鲅鱼说，这些是给客人吃的。西房是卧室，有一个书橱，满满地排列着有关鸟类的书，还有一个药橱，放着药瓶和纱布。

    ④鲅鱼四十五六岁，戴一副黑边眼镜，土墩一样厚实，皮肤黝黑，手指短而粗，他一边喝酒一边说起他自己的事。他原来在城里的一个文化单位上班，经常陪一些摄影家到瓢里山采风。有一年冬天，他听说一个年轻人为了抓那些猎鸟的人，在草地上守候了三夜，在抓人时被盗贼用猎枪打死，身上布满密密麻麻的硝孔。之后，鲅鱼选择了这里，在年轻人当年蒙难的地方，盖了这片陋舍，辞了职，离了家，与鸟为邻，与湖为伴。湖边的夜晚，犹如糨糊，浓稠，黏湿。呼啦啦的风扑打着门窗，窗外银白蒙蒙，那是寂静和落寞的颜色。东边的房子里传来嘎嘎嘎的鸟叫声，鲅鱼说，那是鹳饿了。鲅鱼提着鱼桶，往东房走去。我也跟着去。东房铺了一张床，床上有四只鸟，鸟的身上穿着旧衣服缝制的小袄，样子有点滑稽。鲅鱼说，这几只鸟都是受过伤的，怕冷。他又说：“不同的鸟叫声不同，体形和颜色也不同。天鹅形状似鹅，呃呃呃地叫，像歌女练声，体形较大，全身白色，上嘴分黄色和黑色两部分，脚和尾都短，脚黑色，有蹼。白鹭羽毛白色，啊啊啊，叫声里透露出一种孤独。鹳嘴长而直，羽毛灰色或白色或黑色。鹤头小颈长，叫声尖细，嗨嗨嗨，羽毛灰色或白色。”

    ⑤这四只鸟，像失散离家的孩子，一看见鲅鱼，就像见了双亲，格外亲热——伸长脖子，张开细长的嘴，一阵欢叫。我辨认得出，这是三只鹳和一只白鹤，它们就是鲅鱼的客人吧。鲅鱼把小鱼一条条地送到“客人”的嘴里，脸上游弋着捉摸不定的微笑。他一边喂食一边抚摸这些“客人”的脖颈。鲅鱼说，这四只鸟已经养了一个多月，伤口愈合了，但体质还没恢复，等过了雪季，阳春通暖，它们就可以回归自然，回到它们的另一个故乡。他的声调是散淡的，夹裹着幸福的忧伤。

    ⑥这个夜晚注定是漫长的——不是因为雪夜的惆怅和荒野的孤寂。我甚至想象不出，候鸟迁徙到西太平洋的时候，他是怎样生活的。他会不会一边割草养鱼，一边默念着时光，等待候鸟的来临？瓢里山的等待一年比一年荒老，这样的荒老是一种坚韧，也是一种信仰。我反复咀嚼鲅鱼说的一件事：2000年冬，鲅鱼救护了一只丹顶鹤，养了两个多月，日夜看护，到迁徙时放飞了，第二年十月，这只丹顶鹤早早地来了，整天在院子里走来走去，鲅鱼一看到它，紧紧地把它抱在怀里。以后每年，它都在鲅鱼家度过一个肥美的冬季。去年，丹顶鹤再也没来，鲅鱼失魂落魄，还为此喝闷酒，醉过不止一回。

    ⑦第二天早晨，太阳彤红地升起，浑圆、壮阔，映衬着无边的雪光，鸟群遮蔽了天空，鄱阳湖的涛声远远传来，依然令人惊骇。鸟声此起彼伏，像音乐的海洋。我想起泰戈尔老人的话：上岸之前，我们是陌生人；来到你的岸上，我是你的宾客；离开你的岸，我们是朋友。

    ⑧那一只只鸟，就像一团团白色的火焰，在燃烧。天空布满了鸟的道路，大地上也一样。

（有删改）

风雪华家岭

茅盾

    华家岭没有弯弯曲曲的盘道，路面也平整宽阔，路基虽是黄土的，似乎也还结实，有坡，然而既不在弯道上，且不陡；倘在风和日丽之天，过华家岭原亦不难，然而正因为风和日丽不常有，于是成问题了。华家岭上是经常天气恶劣的。这是高原上一条山岗，海拔五六千尺，从兰州出发时人们穿夹衣，到这里就得穿棉衣，——不，简直得穿皮衣。六七月的时候，这里还常常下雪，有时，上午还是好太阳，下午突然雨雪霏霏了，下雪后，那黄土作基的公路，便给你颜色看，泞滑还是小事，最难对付的是“陷”，——后轮陷下去，成了一条槽，开上“头挡排”，引擎是呜——胡胡地痛苦地呻吟，费油自不必说，但后轮切不着地面，只在悬空飞转。这时候，只有一个前途：进退两难。

    四○年的五月中旬，一个晴朗的早晨，天气颇热，人们都穿单衣，从兰州车站开出五辆客车，其中一辆是新的篷车，站役称之为“专车”。“专车”条件优良，下午三时许就到了华家岭车站。这时岭上彤云密布，寒风刺骨，疏疏落落下着几点雨。因为这不是普通客车，该走呢，或停留，车中客可以自择。结果，留下来。那一天的雨，到黄昏时光果然大了些，有檐溜了。

    天黑以前，另外的四辆客车也陆续到了，都停留下来。五辆车子一百多客人把一个“华家岭招待所”挤得满坑满谷，当天晚上就打饥荒，菜不够，米不够，甚至水也用完，险些儿开不出饭来。可是第二天早期一看，糟了，一个银白世界，雪有半尺厚，穿了皮衣还是发抖。旅客们都慌了，因为照例华家岭一下雪，三五天七八天能不能走，都没准儿，而问题还不在能不能走，却在有没有吃的喝的。华家岭车站与招待所孤悬岭上，离最近的小村有二十多里，柴呀，米呀，菜蔬呀，通常是往三十里以外去买的，甚至喝的用的水，也得走十多里路，在岭下山谷挑来。招待所已经宣告：今天午饭不一定能开，采办柴米蔬菜的人一早就出发了，目的地是那最近的小村，但什么时候能回来，回来时有没有东西，都毫无把握云云。

    雪早停了，有风，却不怎样大。采办员并没空手回来，一点钟左右居然开饭。两点钟时，有人出去探了路，据说雪已消了一半，路还不见得怎样烂，于是“专车”的“专人”们就主张出发：“要是明天再下雪，怎么办？”华家岭的天气是没有准儿的。司机没法，只得“同意”，三点钟光景，车出了站。

    爬过了一个坡以后，天又飘起雪来。“怎么办呢？”“还是赶路吧！新车，机器好，不怕！”于是再走。但是车轮打滑了。停车，带上链子，费去半小时。这期间，雪却下大了，本来已经斑驳的路面，这时又全白了。不过还希望冲出这风雪范围，——因为据说往往岭上是凄迷风雪，岭下却是炎炎烈日。然而带上链子的车轮还是打滑，而且又“陷”起来。雪愈来愈大，时光也已四点半；车像醉汉，而前面还有几个坡。司机宣告：“不能走了，只有回去。”看路旁的里程碑，原来只走了十多公里。回去还赶得上吃夜饭。

    可是车子在掉头的时候，不知怎样一滑，一对后轮搁浅在路沟里，再也不能动了，于是救济的程序一件一件开始：首先是旅客都下车，开上“头挡排”企图自力更生，这不成功；仍开“头挡排”，旅客帮着推，引擎呜呜地叫，后轮是动的，然而反把湿透的黄土搅成两道沟，轮子完全悬空气来，车子是纹丝儿也没动。路旁有预备改造路基用的碎石堆，于是大家抓起碎石来，拿到车下，企图填满那后轮搅起来的两道沟，有人又到两里路外的老百姓家里借来了两把铲，从车后钢板下一铲一铲去掘湿土，以便后轮可以着地；这也无效时，铲的工作转到前面来。司机和助理员（他是高中毕业生）都躺在地下，在泥泞里奋斗。旅客们身上全是雪，拍去又积厚，天却渐渐黑下来了，大家又冷又饿。最后，助理员和两个旅客出发，赶回站去呼救，其余的旅客们再上车，准备万一救济车不来时，就在车上过夜。

    这时四野茫茫，没有一个人影，只见鹅毛似的雪片，漫天飞舞而已。华家岭的厉害，算是领教过了。全车从司机到旅客二十八人，自搁浅当时期，嚷着，跑着，推着，铲着，什么方法都想到，也都试了，结果还是风雪和黄土占了胜利。不过尚有一着，没人想到；原来车里有一位准“活佛”的大师，不知那顽强的自然和机械肯听他法力的指挥否。大师始终默坐在那里掐着数珠，态度是沉着而神妙的。

    救济车终于来了，车上有工程师，有工人，名副其实的一支生力军。公路上扬起了更多的人声，工作开始。铲土，衬木板，带上铁丝缆，开足了引擎，拉，推，但是湿透了的黄土是顽强而带韧性的，依然无可奈何。最后的办法，人和行李都搬上了救济车，回了招待所。助理员带了铺盖来，他守在那搁浅的客车里过夜。

    这一场大雪到第二天早晨还没停止，车站里接到情报，知道东西两路为了华家岭的风雪而压积的车辆不下四五十乘。有经验的旅客估计这雪不会马上停止，困守在华家岭至少要一个星期。但是当天下午雪停，太阳出来了。“明天能走么？”性急的旅客找到司机探询。司机冷然摇头：“融雪啦！更糟！”不过有经验的旅客却又宽慰道：“只要刮风。一天的风，路就燥了。”

    果然天从人愿，第二天早上有太阳又有风，十点光景有人去探路，回来说：“瞧这边还好，瞧那边，可不知道。”十一点半光景，搁浅在路旁的那辆“专车”居然开回来了，下午出发的声浪，激荡在招待所的每个角落。两点钟左右，居然又出发了。有人透了口气说：“这回只住了三天，真是怪！”

    沿途看见公路两旁斑斑驳驳，残雪未消；有些向阴的地方还是一片纯白。车行了一小时以后，车里的人把皮衣脱去，又一小时，连棉的也好像穿不住了。

（节选自《茅盾散文集》卷四《战时生活剪影》，有删节）

忆半农

鲁迅

    这是小峰出给我的一个题目。

    这题目并不出得过分。半农去世，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是，这是十来年前的话了，现在呢。可难说得很。

    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后，由蔡孑民先生或陈独秀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她”字和“牠”字的创造，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然而这曾经是事实。

    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一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所谓亲近，不过是多谈闲天，一多谈，就露出了缺点。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但他好像到处都这么的乱说，使有些“学者”皱眉。有时候，连到《新青年》投稿都被排斥。他很勇于写稿，但试去看旧报去，很有儿期是没有他的。那些人们批评他的为人，是：浅。

    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但这些背后的批评，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的，他的到法国留学，我疑心大半就为此我最懒于通信，从此我们就疏远起来了。他回来时，我才知道他在外国钞古书，后来也要标点《何典》，我那时还以老朋友自居，在序文上说了几句老实话，事后，才知道半农颇不高兴了，“驷不及舌”，也没有法子。另外还有一回关于《语丝》的彼此心照的不快活五六年前，曾在上海的宴会上见过一回面，那时候，我们几乎已经无话可谈了。

    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蜜斯”之类，却很起了反感：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我想，假如见面，而我还以老朋友自居，不给一个“今天天气……哈哈哈”完事，那就也许会弄到冲突的罢。

    不过，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感动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后来有人通知我，半农是要来看我的，有谁恐吓了他一下，不敢来了。这使我很惭愧，因为我到北平后，实在未曾有过访问半农的心思。

    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八月一日。

【注释】①1928年鲁迅任《语丝》主编期间，选登了一篇读者来信。这封信纠正了刘半农发表在该刊的一篇文章中的一个史实性错误。②指刘半农于1983年到1934年间发表于《论语》《人世间》等刊物的《桐花芝豆堂诗集》和《双凤凰砖斋小品文》等。

（有删改）

材料一；

近年有学者对古史起源问题的学术史做过梳理与回顾。舒铁指出，“古史起源多元论的三种代表性论著———蒙文通的《古史甄微》（1927年）、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1934年）和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年）早已为人熟知。经由蒙文通、傅斯年、徐旭生等人的研究，人们得以从新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种族、文化的起源问题”。

傅斯年认为，“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也就是说，广大南方地域的政治演进尚无足观，故而略过不论。蒙文通与徐旭生则认为可分河洛、海岱与江汉三集团或华夏、东夷及苗蛮三集团。但对于三集团之间文化演进的先后与对比，二人的认识又有明显差异。徐旭生认为北部华夏部族与东夷部族的文化要先于南部的苗蛮集团；蒙文通则认为三区的文化各成体系，其文献的传承各有统绪，主要强调其差异，而不是先后或优劣。总的来说，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学术界的看法经历了从早期的“中原中心说”到后来的“满天星斗说”的发展历程。

蒙文通在《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与产生地域》一文中指出，该书“记载了不少传说中的古代帝王。但是，它的记载却和先秦时中原文化传统的说法不同"，它“并没有以黄帝作为传说中心。它更多提到的历史人物是帝俊和帝颛顼”，“很多国家和历史人物都被认为是帝俊或颛顼的后代”，后稷“作为进入农耕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也被“认为是帝俊所生”，而非中原传统说法谓之为黄帝的后裔，由于该书“从不以黄河中游地区作为天下之‘中’”，而是把“古巴、蜀、荆楚之地都作为天下之中来看待”。

（摘编自尹玲玲《“洪水”新解——兼及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学术史梳理》）

材料二；

在史前史的研究中，有学者较早注意到史前文化边缘发展现象，1968年就提出农业起源始于边缘地带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随着狩猎采集群体的人口增加，社群终将分裂，部分群体不得不进入边缘地带。为了生存，这些群体开始广泛利用资源，进而强化利用部分有驯化潜力的物种，驯化由此发生。以此为基础，人类的生计逐渐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

边缘地带带来了人类的发展与扩散。早在人类起源阶段，就可以看到边缘发展现象。人类灵长类祖先原本生活在热带雨林环境中，但是随后出现的气候变化，让部分地区变成了热带稀树草原。人类祖先不得不改变体质以便适应，发展更好的直立行走姿态，减少阳光下暴晒的面积；以出汗的形式，更高效地散热。同时，旱季时为了利用埋在地下的植物根茎与死亡的动物，发展出挖掘与切割工具。按照“撒哈拉泵”假说，当气候适宜的时候，撒哈拉大沙漠变成人类可以利用的环境，部分生活在沙漠边缘的人类进到这里，然后随着气候的变干，他们又被迫离开。部分人群无法回到原处，向北走出擞哈拉，人类由此走出非洲，正是边缘条件造就了人类的扩散。

边缘地带能够带来更多的交流机会，尤为有意义的是，边缘有利于革新的产生，因为这里的内部阻力更小。在农业起源进程中，与中心群体较多受到主流文化的制约不同，生活在边缘地带的是从中心群体中分裂出来的人群，闯入新领地中的移民更少受到传统与习惯的制约。狩猎采集让位于农业，意味着文化系统全方位的调整，从技术、社会到意识形态层面都需要如此。旧的文化系统往往对发展存在巨大阻力，而在边缘地带的人群遇到阻力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类似之，在文明化进程中，传统的等级不明显的平均社会让位于等级社会，挑战无疑是严峻的，阻力小的地方更有可能获得突破，此时边缘地带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边缘效应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样的机会不是没有成本的，由于边界容易发生变化甚至战争，边缘更不稳定，迫使物种不得不频繁迁徙，不得不在适应上保持更高的弹性，以利用时空分布上不那么确定的资源。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化发展，环境条件的内涵从完全指自然环境，逐渐过渡到自然与社会环境并重，甚至有时完全指社会环境，这在当代社会发展中表现尤为明显。由此，边缘的含义也随之扩充，它也可以是社会环境意义上的。

总之，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学界已普遍认识到，中华文明起源具有多区域、多层次、多阶段的特征，其中可能存在多样的模式。边缘发展模式是其中的一种，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休发展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尝试从史前文化边缘发展模式的角度，从理论上解读中华文明起源过程。

（改编自陈胜前《中华文明起源中的边缘发展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