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故乡

邓琴

    故乡给了我一颗多愁善感的心，它常常在梦中打探故乡的消息。

    我的家乡在千里之外的赣南，它的每一寸肌肤都浸润在红色文化里，在淡淡茶香中，在田间地头悠悠的歌声里。它是贫穷的，但它又是富硕的。它没有飞驰的动车，没有轰鸣的机器，有的是叮咚的流水、黛色的群山。且不说章江水日夜川流不息、润泽万物；也不说成片的稻田如一张巨大的地毯静卧天地间，恩惠万家；就说梅岭那漫山遍野、傲立寒冬的梅花盛景，已是天下一绝。

    离家多年，到过很多地方，心中始终挥不去的是故乡的景象。在秋收的季节里，打谷机工作的声音，一声一声鼓动我的耳膜，提醒着我曾是故乡的孩子。内心深处的一丝不安也被催生出来，那就是当年因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而离开了家乡。如今，我虽然站立在了外面的缤纷世界里，但我奋斗的每一个脚印，享受的每一份安逸，却都被打上了“外乡人”的烙印。我对故乡的情感，只能在诗人的诗歌里、乡土作家的文字里寻找慰藉，只能寄托在自己尚不成熟的文字中。那些遥远的记忆，飘过了我最不懂乡愁的年华，飘过了故乡的山头，飘进了书页里，却厚重得让我无法高言阔谈。

    儿时最熟悉的影像，莫过于茶山。一到春天，漫山遍野的茶树抽出新叶，新叶从老叶中间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好奇地张望这个美丽的地方。只有我们那群孩子才知道，这个美丽的地方究竟有多么贫穷。一到周末，我们就跑到茶场，学着大人的样子采茶叶，茶叶一毛钱一斤，动作快的一天能摘个四十斤。四块钱在当时，可是一笔巨大的收入。在那贫穷的岁月里，茶山无疑给我们苍白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而农人与生俱来的勤俭生活态度，也开始渗透到我们的思想里了。

    故乡给予我们的，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放不下故乡的原因。我想，穷尽我一生都无法忘记那些年在田地里干活的场景。小时候，一家子在稻田里收稻谷；长大了，一个人去拔秧苗，拔花生，拿着书在晒谷场上守谷子。在那不谙世事的年华里，那样的日子其实苦不堪言。现在，我深深地感激那些劳累而辛勤的岁月，感谢那片土地，是它们给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说今天的我，有那么一丝不怕苦的精神，能够宽容待人，懂得珍惜，都要感谢那片红色的土地。

    这片土地也是受过苦难的。当年红军在这里打游击，留下数不清的战斗故事，家乡从此有了一个革命老区的特殊身份。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人，从小就在红色文化中接受灵魂的洗礼，接受家乡文化思想的滋养，也因此对苦难有了更深的理解。我的整个童年时期，都在聆听里面的故事；我的整个少年时期，都在这书中的文字里徜徉、震撼。有时候，一触碰到这纸上的故乡，思念就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满足从别人的纸上去想象我的故乡，不再满足在扉页中思念故乡，而是自己在纸上书写心中的故乡。记忆在纸上慢慢鲜活，对故乡的依恋在纸上渐渐清晰。我这个家乡人眼中的知识分子，总算也为家乡留下了点东西。这也算是我对自己十年前离开家乡心存不安的一种补偿吧!

    我是栖息在远方的一只候鸟，常会飞回故乡去寻找属于我的温暖。

（摘编自《散文选刊》2015年第4期）

妈妈的银行存款

（美国）凯瑟琳·福伯斯

    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妈妈照例坐在擦干净的饭桌前，皱着眉头归置爸爸小小的工资袋里的那点钱。

    钱分成好几摞。

    “这是付给房东的。”妈妈嘴里念叨着，把大的银币摞成一堆。

    “这是付给副食商店的。”又是一摞银币。

    “凯瑞恩的鞋要打个掌子。”妈妈又取出一个小银币。

    “老师说这星期我得买个本子。”我们孩子当中有人提出。

    妈妈脸色严肃地又拿出一个5分的镍币或一角银币放在一边。

    我们眼看着那钱堆变得越来越小。最后，爸爸总是要说：“就这些了吧？”妈妈点点头，大家才可以靠在椅子背上松口气。妈妈会抬起头笑一笑，轻轻地说：“好，这就用不着上银行取钱了。”

    妈妈在银行里有存款，真是件了不起的事。我们都引以为荣。它给人一种暖乎乎的、安全的感觉。我们认识的人当中还没有一个在城里的银行有存款的。

    我忘不了住在街那头的简森一家因交不起房租被扫地出门的情景。我们看见几个不认识的大人把家具搬走了，可怜的简森太太眼泪汪汪的。当时我感到非常害怕。这一切会不会，可不可能也落到我们的头上？

    这时戴格玛滚烫的小手伸过来抓住我的手，还轻轻地对我说：“我们银行里有存款。”马上我觉得又能喘气了。

    莱尔斯中学毕业后想上商学院。妈妈说：“好吧。”爸爸也点头表示同意。大家又急切地拉过椅子聚到桌子面前。我把那只漆着鲜艳颜色的盒子拿下来，小心翼翼地放在妈妈面前。

    这就是我们的“小银行”。它和城里的大银行不同之点在于有急需时就用这里面的钱。昆斯廷摔断胳膊请大夫时动用过。戴格玛得了重感冒，爸爸要买药的时候用过。

    莱尔斯把上大学的各类花销——学费多少，书费多少，列了一张清单。妈妈对着那些写得清清楚楚的数字看了好大一会儿，然后把小银行里的钱数出来。可是不够。

    妈妈闭紧了嘴唇，轻声说：“最好不要动用大银行里的钱。”我们一致同意。

莱尔斯提出：“夏天我到德伦的副食商店去干活。”妈妈对他赞赏地笑了一笑。她慢慢地写下了一个数字，加减了一番。爸爸很快地心算了一遍。“还不够，”他把烟斗从嘴里拿下来端详了好一会之后，说道，“我戒烟。”妈妈从桌子这边伸出手，无言地抚摸着爸爸的袖子，又写下了一个数字。我说：“我每星期五晚上到桑德曼家去看孩子。”“好。”妈妈说。

    大家一起出力干活，使得去大银行取钱的事一再拖延。这简直像游戏一样有趣。

    在罢工期，妈妈到克茹帕的面包房去帮忙。得到的报酬是一大袋发霉的面包和咖啡蛋糕。妈妈说，新鲜面包对人并不太好，咖啡蛋糕在烤箱里再烤一下吃起来和新出炉的差不多。爸爸每天晚上到奶制品公司刷瓶子。老板说那里的发酸牛奶可以随便拿。妈妈把酸了的牛奶做成奶酪。最后，罢工结束了，爸爸又去上工了。那天妈妈的背似乎也比平时直了一点。

    她自豪地环顾着我们大家，说：“太好了，怎么样？我们又顶住了，没上大银行取钱。”

    后来，好像忽然之间孩子们都长大了。我们一个个结了婚，离开了家。爸爸好像变矮了，妈妈的黄头发里也闪烁着根根白发。在那个时候，我们买下了那所小房子，爸爸开始领养老金。

    也在那个时候，我的第一篇小说被一家杂志接受了。收到支票的时候，我急忙跑到妈妈家里，把那张长长的绿色的纸条放在她的膝盖上。我对她说：“这是给你的，放在你的存折上。”她把支票在手里捏了一会，说：“好。”眼睛里透着骄傲的神色。我说：“明天，你一定得拿到银行里去。”

    “你和我一起去好吗，凯瑟琳？”

    “我用不着去，妈妈。你瞧，我已经签上字把它落到了你的户头上。只要交给银行营业员，他就存到你的账上了。”

妈妈抬头看着我的时候，嘴上挂着一丝微笑。“哪里有什么存款，”她说，“我活了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进过银行的大门。”

船上

沈从文

    住在那小旅馆实在不是个办法，每天虽只三毛六分钱，四个月来欠下的钱很像个大数目了。欠账太多了，非常怕见内老板，每天又必得同她在一桌吃饭。她说的话我可以装作不懂，可是仍然留在心上，挪移不开。恰好那时有一只押运军服的帆船，正预备上行，押运人就是我哥哥一个老朋友，我也同他在一堆吃过喝过。一个做小学教员的亲戚，答应替我向店中办个交涉，欠账暂时不说。在桃源的那个表弟，恰好也正想回返本队，因此三人就一同坐了这小船上驶。

    船上装满了崭新棉布军服，把军服摊开，就躺到那上面去，听押船上行的曾姓朋友，说过去生活中种种故事。

    这曾姓朋友读书不多，办事却十分在行，军人风味的勇敢，爽直，正如一般镇人的通性，因此说到任何故事时，也一例能使人神往意移。这朋友最爱说的就是粗野话。一切粗俗的话语，在一个直爽的人口中说来，却常常是妩媚的。

    但七百里航程还只走过八分之一时，我们所有的钱却已完全花光了。把钱花光后我们仍然有说有笑，各人躺在温暖软和的棉军服上面，说粗野的故事，喝寒冷的北风，让船儿慢慢拉去，到应吃饭时，便用极厉害的辣椒在火中烧焦蘸盐下饭。

    船只因为得随同一批有兵队护送的货船同时上行，一百来只大小不等的货船，每天必同时拔锚，同时抛锚，因此景象十分动人。任何一只船出事时皆得加以援助，一出事总就得停顿半天。天气又冷，河水业已下落，每到上滩河槽容船处都十分窄，船夫在这样天气下，还时时刻刻得下水中拉纤，故每天即或毫无阻碍也只能走三十里。送船兵士到了晚上有一部分人得上岸去放哨，大白天则全部上岸跟着船行，所以也十分劳苦。但人人却十分高兴。一遇船上出事时，就去帮助船夫。

    常德到辰州四百四十里，我们一行便走了十八天，抵岸那天恰恰是正月一日。船傍城下时已黄昏，三人空手上岸，走到市街去看了一阵春联。从一个屠户铺子经过，我正为他们说及四年前见到这退伍兵士屠户同人殴打，如《水浒》上的镇关西，谁也不是他的对手。恰恰这时节我们前面一点就抛下了一个大爆竹，訇的一声，吓了我们一跳。那时各处虽有爆竹的响声，但曾姓朋友却以为这个来得古怪。就拖我们稍稍走过了屠户门前几步，停顿了一下。只见那屠户家楼口小门里，很迅速地又抛了一个爆竹下来，又是訇的一声，那曾姓朋友说：“这狗杂种故意吓人，让我们去拜年吧。”还来不及阻止，他就到那边拍门去了。一面拍门一面和气异常地说：“老板，老板，拜年，拜年！”一会儿有个人来开门，门拉开时，曾姓朋友一望，就知道这人是镇关西，便同他把手拱拱，冷不防在那高个子眼鼻之间就是结结实实一拳，那家伙大约多喝了杯酒，一拳打去就倒到烛光辉煌的门里去了。只听到哼哼乱骂，但一时却爬不起来，且有人在楼上问什么什么，那曾姓朋友便说：“狗X的，把爆竹从我头上丢来，你认错了人。老子打了你，有什么话说，到中南门河边送军服船上来找我，我名曾祖宗。”一面说，一面便取出一个名片向门里抛去，拉着我们两人的膀子，哈哈大笑迈步走了。

    我们还以为那个镇关西会赶来的，因此各人随手拾了些石头，预备来一场恶斗，谁知身后并无人赶来。上船后，还以为当时虽不赶来，过不久定有人在泥滩上喊曾芹轩，叫他上岸比武。这朋友腹部临时还缚了一个软牛皮大抱肚，选了一块很合手的湿柴，表弟同我却各人拿了好些石块，预备这屠户来说理。也许一拳打去那家伙已把鼻子打塌了，也许听到寻事的声音是镇人，知道不大好惹，且自己先输了理，故不敢来第二次讨亏吃了，因此我们竟白等了一个上半夜。这个年也就在这样可笑情形中过了。第二天一早，船又离开辰州河岸，开进辰河支流的白河了。

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

王奎山

    1982年我读大四。那年的春节，我领着徐美红一起回乡下过年。徐美红的爸爸当时是我们省财政厅厅长。一个厅长的千金，能看上我这乡下娃，那是因为我有三篇论文上过学报的缘故。徐美红的到来，简直像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刮了一场十二级的台风。女人们、孩子们都挤到我家的院子里来看稀奇，一时间，院子里热闹成了一锅粥。男人们到底矜持一些，远远地站在那里看，议论。父亲拿着香烟，满面春风地上前挨个儿给大家敬。大家也不客气，会吸的，当场点着吸了起来；不会吸的，就夹在耳朵上。

    这是刚刚到家那天的事。此后的几天里，家里也是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没个冷清的时候。母亲高兴地说：“咱老王家几十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了。”父亲点点头，说：“那是哩，那是哩。”

    直到年三十下午了，家里才算清静下来。母亲麻利地剁好饺子馅，妹妹和好面，和父亲三个人包起饺子来。我和徐美红表示要帮忙，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了。于是，我躺在厨房一角父亲平时睡觉的地铺上看书。徐美红也找了一本闲书，懒懒地靠在我的身上看。这中间，徐美红上了一趟厕所。黄昏时候，饺子包完了。妹妹说：“呀，憋死我了。”就往厕所里跑。一会儿妹妹就回来大惊小怪地喊：“猪跑哪里去啦？咱家的猪跑哪里去啦？”父亲母亲都慌了，忙着往厕所里看，厕所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猪的影子。我们这里，厕所和猪圈是在一起的。

    突然，妹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大声说：“俺嫂中间上厕所了，肯定是出来的时候忘记拴栅栏门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一到乡下，徐美红就暗中朝我抱怨：“啥都好，就是解手太恐怖了，身边那么个大东西朝你虎视眈眈的，吓死人了。”因此她匆忙离开时忘记拴栅栏门，以至于让猪逃了出去，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母亲忙给徐美红打圆场，批评妹妹说：“你胡说个啥，你嫂出来咋会忘记拴栅栏门！”徐美红也是个实心人，也不知道推卸责任，说：“我也忘记拴没拴栅栏门了。”父亲宽厚地笑笑，说：“我出去找找看，二百多斤个大肥猪，还能丢了？”说罢，父亲就出去找猪去了。跟着妹妹也说：“反正没事，我也出去找找。”

    天黑透了，四周传来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别人家都在过大年了，我们家却连灯都没有点，五口人有两口还不知在什么地方奔波呢。

    终于，父亲回来了。停了一会儿，妹妹也回来了。父亲把手一挥，朝母亲说：“烧火吧，不能因为丢了一头猪，就连年也不过了，该咋过还咋过。”父亲还特意朝我和徐美红笑笑，说：“丢不了，一头二百多斤的大肥猪，往远处跑，它又跑不动，肯定就在这附近。我明天再找，保准找得到。”

    话是这样说，但一家人谁也无法轻松下来。特别是徐美红，因为整个事件是因她的粗心大意而造成的，所以更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饺子吃了没几个，就丢下饭碗早早地上床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出发找猪去了。然后，妹妹也出去了。母亲说：“反正我在家也是闲着，我也出去，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这样，家里就剩下我和徐美红两个人了。我想起母亲的话，“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就征求徐美红的意见：“要不我也出去找？”徐美红说：“谁不让你出去了？你出去吧，你想上哪儿上哪儿！”我有些尴尬地笑笑，走过去拍了拍徐美红的脑袋，也出去找猪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我只能选择一头猪。我希望徐美红能理解这一点。

    一直找到中午，连根猪毛也没有找到。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刚进村，就见妹妹远远地迎了上来。一看见妹妹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猪找到了。果然，是父亲在附近的崔庄找到的。原来，头天下午猪跑到人家的包产地里吃麦苗，被人家赶到自家的猪圈里圈了起来。父亲给人家买了两盒烟，才把猪赶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母亲脸上都是一脸的欢笑。

    突然，妹妹发现了一个新情况，说：“哎，我嫂哩？”又问我：“哥，我嫂不是跟你一块儿找猪去了吗？”母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知道出大事了，像个孩子一样“哇”地哭了起来。母亲一哭，本来就是一个孩子的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父亲虽然没有哭，眼圈也红红的，对我说，我马上就去国营家借车子，你赶紧到新安店去。

    新安店，是京广线上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火车站。

卖书

刘立勤

    空闲的时候，我喜欢到县中门口遛遛。那里有一个书摊，我喜欢看书摊上有没有我喜欢的书，也喜欢和卖书的老李拉呱几句闲话。

    老李好像是陕北人，亦或是山东人，我记不清了，只记得老李是邮电局的职工，说着一口外地话。几十年都没有改变他的乡音，几十年也没有改变他的行当。几十年里，他都用那外地话卖着从外地进来的花花绿绿的书。

    老李卖的书主要是文学书籍和期刊杂志，什么挣钱就卖什么。从他书摊杂志的多寡，能够看出书籍的流行。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书籍一统天下，间杂着一些娱乐杂志；世纪交替前后，文学屈居第二，《家庭》《读者》等占据了主要的位置；故事类的杂志书籍又占领了大部分的地方，娱乐类书籍又靠了边。

    认识老李的时候，我刚刚在一个乡村小学当代课教师。那时候穷呀，记得一个月拿到手的工资只有一十三块五毛钱，可我却喜欢读书。一年总有几个周末，我会骑着自行车专门到县城买书。

    那时候县城不大，却有十多家卖书的。有的是书报亭，有的是店铺，只有老李在县中门口摆了一个书摊。别人家的书大多高高的挂在墙上让人仰望，只有他的书摆在那里让人挑选阅读。不过，老李很忙，在他那里买书的人很多。

    老李进的图书很多，杂志也很全，我在翻阅那些图书时，忍不住圪蹴在他的书摊前看起来，忙碌的他也不催促，偶尔还会把自己的小凳子让我坐着看。坐着看书的感觉真好，就像饥饿的汉子走进了免费的餐厅，大快朵颐而不知羞惭。

    太阳终归要西下，我也终归要回家。专程进城为了买书，而我又没有多少钱，每次只能买上三五本书。常常是把书拿在手上，才发现钱不够。正在尴尬之际，老李操着重重外地腔说，你先拿走吧，下次来了再补上。其实，老李并不认识我，我也不知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来，看看他信任的目光，我不敢辜负他的好意，还是把把书拿走了。路上，我听说老李卖书挣了不少钱，还买了单元楼。我默默的期盼老李挣更多的钱，卖更多的书，我有读更多好书的机会。

    然而好景不长。不几年，我也来到县城工作，县城繁华了许多，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可城里的书摊已经所剩无几了。书店萎缩了，原来的报刊亭全部拆除，原来卖书的门市部要么改行卖烟酒，要么卖时装，有的甚至改作了发廊，有的改卖教辅资料，专门卖杂志和文艺书籍的书摊只有老李一家。老李的书摊算得上是县城里一道风景了。

    我以为老李的生意会好起来，可老李说生意越发的难了。老李本来的书摊有两张钢丝床，现在只有一张床了，文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娱乐杂志也江河日下，只有《读者》《故事会》还在勉力维持。熟悉的成人越来越少，主要客户是一些上学的孩子。老李显得很清闲，常常是茫然地看着街上忙忙碌碌的行人。

    我也很少掏钱买书了。上班下班的时候，习惯性喜欢到老李的书摊看看，喜欢和老李说说闲话。遇上喜欢的杂志也买一本两本，老李善解人意地说，看完了就放我这里寄卖，又给了我一个看白书的机会。

    生意真的很清淡。有时候一连几天还不见老李的书摊。问及原因，老李说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城管让他把书摊收起来。老李的书摊没有占道，他不明白领导为什么不准他摆书摊，我也说不明白。领导来了，他把书摊搬走了；领导走了，城管又默许他把书摊摆了出来。他们互相理解着各自的不易。

    老李日渐的老了，老李的老伴儿也去世了，老李的孩子去了很远的地方。老李乌黑的头发变白了，挺直的腰板也佝偻了下来。老李的书摊还在坚守，他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买书看。偶尔谈起上世纪八十年书摊的兴盛，老李一边喘一边说，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不读书了？我也不知道，只知道老李进的书越来越少，有些很好的杂志干脆也不订了。老李吃饭的时候，书摊放心的摆在那里，也没有人去拿他的书。

    记不得多久没有读书了，也忘记了老李和他的书摊。忽然想起去看看老李，老李的书摊也不见了。问及熟悉的朋友，说是老李病了。期盼着老李的病能好起来，期盼着老李的书摊再摆起了。期盼了一个冬天，期盼了一个春天，也不见老李好起来，心中就有了不安。

    后来，听说老李死了。听说老李死前把他的房子卖了一大笔钱，为县中捐献了一间图书室。我不知道老李的图书室里有多少读者，却看见老李摆书摊的地方变成卖撸串的摊子了，小摊前等待吃撸串的客人站成长长的队伍。

捕蟹者说

王充闾

    望着阶前悦目的黄花，我想起那句“对菊持螯”的古话，蓦然触动了乡思。

    西晋文学家张翰，因见秋风起而兴“莼鲈之思”，想起了家乡吴中的菰菜、莼羹和鲈鱼脍，遂命驾东归。鲈鱼脍，常见于古代诗文，名气很大，该是上好的佳肴，但菰菜却没有什么味道，莼羹也未见得怎样的鲜美。我想，无论如何它们也比不上我的故乡那肉嫩膏肥、风味绝佳的蟹鲜。

    河蟹咸水里生，淡水里长，一生两度回游于河海之间。我的家乡地近海口，处于九河下梢，向来是河蟹生长的理想地带。那里流传着许多关于蟹的传说，有个红罗女的故事，凄楚动人。

    据说很早很早以前，河口有一个蟹王。背壳赛过大笸箩，螯上夹钳像农户用的木杈，目光灼灼如炬。每当星月不明的暗夜，便耀武扬威地出来伤人，成了乡间一害。这年秋天，村头来了一个身披红罗、手持双剑的卖艺女郎，说是能降魔伏怪。于是，便和蟹王斗起法来，鏖战了三天三夜，女郎终因体力不支，被蟹王吞掉，但事情并没有完结。此后，连续数日，大雾弥天。天晴后，人们发现蟹王死在岸边，从此，妖怪就平息了。

    这当然是神话传说，但据群众讲，至今螃蟹还很怕大雾，却是事实。老辈人口耳相传，道光年间中秋节过后，一个浓雾弥漫的晚上，突然，河里“刷刷刷”响声一片，螃蟹成群结队急急下海，顿时河面上黑鸦鸦一片铺开，有的小渔船都被撞翻了。

    螃蟹雅号“无肠公子”，又称“铁甲将军”，千百年来，一直活跃在诗人词客的笔下。有对它进行嘲骂的（当然是借物讽人）：“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未游沧海早知名，有骨还从肉上生。莫道无心畏雷电，海龙王处也横行。”有些诗感喟身世，寄慨遥深：“怒目横行与虎争，寒沙奔火祸胎成。虽为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间五鼎烹。”“勃窣蹒跚烝涉波，黄泥出没尚横戈。也知觳觫元无罪，奈此樽前风味何！”有人把黄庭坚这两首诗比作《史记·项羽本纪》，实属过誉；但指出诗人意在咏叹叱咤风云的悲剧人物，也似有些道理。

    还有些诗借题发挥，咏怀抒愤。吾乡近代诗人于天墀，出于对横行乡里、鱼肉人民的高俅式的恶棍的痛恨，乘着酒兴，写下了一首《捕蟹》七绝：“爬沙里处费工程，隔岸遥闻下簖声。毕竟世间无辣手，江湖多少尚横行！”人们从不同角度咏蟹寄怀，见仁见智，独具慧眼。

    但是，“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对于蟹味的鲜美，古往今来，认识却是一致的。在现代国内外市场上，河蟹与海参、鲍鱼平起平坐，被誉为“水产三珍”。其实，早在一千年前，人们就很抬举它的位置。东晋时期的毕茂世，经常左手持螯，右手把酒，说是“真堪乐此一生”。

    后世还有个叫冯梦桢的，敬事紫柏大师，潜心奉佛。一天，两人同赴筵席。冯因贪食蟹鲜，痛遭师尊的棒喝，但终竟不改其馋。据他在日记中记载，“午后复病，盖疟也。不知而啖鱼蟹，益为病魔之助矣。”即此，亦足证蟹味之鲜美。大诗人李白是很喜欢吃蟹的，他写过“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的诗句。在曹雪芹笔下，连那个温文尔雅的苏州姑娘林黛玉，也还啧啧称赞“螯封嫩玉双双满，壳凸红脂块块香”哩！

    不过，就我体察，蟹味美则美矣，但随着情况的不同，人们的感觉也时有差异。四十年来，我吃过无数次家乡的河蟹，而感到风味最美的是童年时节在草原上野餐那一次。

    那年秋天，我随父亲去草场割柴。河清云淡，草野苍茫，望去有江天寥廓之感。休息时，父亲领我去沙河岸边掏洞蟹。原以为洞中捉蟹，手到擒来，谁知这绝非易事。我刚把手探进去，就被双钳夹住，越躁动夹得越紧，疼得我叫了起来，父亲告诫我：悄悄地挺着，别动。果然，慢慢地蟹钳松开了，但食指已被夹破。

    父亲过来从洞中把螃蟹捉出，并作了示范。用拇指和中指紧紧掐住蟹壳后部，这样，双螯就无所施其伎了。还教我把捉来的大蟹一个个用黄泥糊住，架在干柴上猛烧，然后摔掉泥壳，就露出一只只青里透红的肥螯，吃起来鲜美极了。

    后来，学到了多种多样的捕蟹办法：编插苇帘，设“迷魂阵”，诱蟹就范：拦河挂索，迫蟹上岸；在秋粮黄熟的田埂，提灯照捕：驾一叶扁舟，设饵垂钓……无论哪种办法，都比掏洞捕捉轻巧得多。但说来奇怪，吃起来，味道却总是略逊一筹。

    我想，未必草原上的螃蟹风味独佳，恐怕还是主观上的感觉在起作用——得之易者其味淡，得之难者其味鲜。王安石说过“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把这番道理推演一下，是不是也可以说：甘食美味往往出现在艰辛劳动之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