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姓氏文化

    中国人在三皇五帝以前（距今约五千年），就有了姓。据传说，姓的最早起源与原始民族的图腾崇拜有关。氏族部落不但对图腾奉若神明，禁止食、杀、冒犯，而且把它作为本氏族统一的族号。在原始部落中，图腾、族名和祖先名常常是一致的，久而久之，图腾的名称就演变成同一氏族全体成员共有的标记——姓。由图腾演变为姓的传说很多。据考证，夜郎国的国君是竹王，他的臣民以竹为图腾，姓竹。又据史书记载，晋国有狐毛、蛇平，汉代有狗未央、狼莫、鹿旗，三国有豹皮公等人。透过这些古怪的姓名和骆、虎、龙、茶等与动物、植物名称相同的姓氏，隐约可见图腾崇拜对姓氏起源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迹。

    姓的形成除与图腾关系密切外，还与女性分不开。那时是母系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所以“姓”是“女”和“生”组成，就说明最早的姓，是跟母亲的姓。古姓多与“女”字相关，如“姬”“姜”等，这大概是母系氏族制度的一个特征性产物。妇女在生产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实行群婚制，兄弟姐妹之间可以通婚。

    夏、商、周的时候，人们有姓也有氏。传说，黄帝治理天下时，已有“胙土命氏”。氏的产生，最大量、最频繁的时代是周朝。周朝初年，为控制被征服的广大地区，统治者大规模地分封诸侯。而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即以分封国的国名为氏。另外，各诸侯国又以同样的方式对国内的卿大夫进行分封，大夫的后人又以受封国的名称为氏。以后，各种形式的氏的来源又不断出现，并且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姓的数量。但是只有贵族才有氏，贫贱者有名无氏，氏成为贵族独有的标志。至于贵族妇女，则无论怎么称呼都必须带上姓，这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宗法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谨性。

    到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动，旧贵族没落了，有的还沦为奴隶。这表明贵族身份的氏，已无存在的必要。“姓”是从居住的村落，或者所属的部族名称而来。“氏”是从君主所封的地、所赐的爵位、所任的官职，或者死后按照功绩，追加的称号而来。所以贵族有姓、有名、也有氏；平民有姓，有名，没有氏。同“氏”的男女可以通婚，同“姓”的男女却不可以通婚。姓的产生，从史书上看，先秦时期的《国语·晋语》记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由此说明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种族的称号。同姓之间不许通婚，是周代婚姻制度的规矩。古人很早就懂得近亲婚配会产生不良后代的道理，为辨别男女姓的异同从而决定嫁娶与否，在女子称谓中标明姓就是非常必要的了。

    姓氏相别的制度一直沿用到战国后期。秦朝时，旧贵族瓦解，西周封建宗法制度基本结束，旧的氏族及姓氏制度也被清除殆尽。西汉时期，姓和氏的区别已经微乎其微。司马迁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混为一谈，“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是也。”（顾炎武《目知录》）此后，中国的姓与氏合而为一，或言姓，或言氏，氏即姓，人们使用姓氏时简单省事，也无贵贱之别，因而平民也从无姓到有姓。

    《诗经》是中华文明最早成书的经典之一，里面有大量劳动场面的描写，浓缩了广大民众辛勤工作的身影。《国风》中最长的诗是农事诗《七月》，起首“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段描述，说的是周历九月时，妇女们就在为严冬准备粗布衣服，而农夫正月里就在修理农具，二月下地春耕，妻子小孩把饭菜送到田边地头，一片繁忙的景象。以下七段又用平铺直叙的手法，顺着农事活动的季节性，叙述豳地农民一年四季的劳动过程和生活状况。农活一桩接一桩，根本没有歇息之时。虽然辛苦，但农夫懂得“人勤地生宝”的道理，对劳动从没有丝毫的抱怨。偶尔也能“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享用汗水换来的佳肴。辛勤工作在他们看来不仅是谋生手段，也是他们的存在方式。《芣苢》是一群妇女采集车前子时随口唱的短歌：“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劳动中一唱三叹，苦中有乐，后人平心静气地咏诵这些诗句，仍能感受到她们劳动中辛勤而欢悦的情感。当然，民众出于勤劳的本性，对不劳而获的贵族老爷总是看不惯的，《伐檀》中就有这样的质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

    《尚书》是上古官府重要文献的汇编，反映底层民众生产生活状况的记载不多。提到辛勤工作之事，不少是指君王和官员勤于政务，如《皋陶谟》中称赞帝尧德行时说“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不过，统治者对于民众的勤劳是高度认同的，甚至认为官员们做事要像农民种地那样勤劳才是正道。如《盘庚》中希望部属“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反之，“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大诰》中则感慨“天惟丧殷，若穑夫，予曷敢不终朕亩”。农民努力耕种才有好收成，勤政的道理与之相通。

    《仪礼》《礼记》是礼乐文明方面的经典，依然有反映民众勤奋劳作的记载。《礼记》中的《月令》就是逐月观察天文物候，敬授民时，以农事为中心排列十二个月事务的政令。其中对天子及百官的职事规定得非常具体，既不能春行冬令，也不能冬行春令，否则会遭受天灾人祸。

    到《易传》问世，勤劳的价值更为哲学家所升华。在世人的眼中，大概没有比天体“运转混没，未曾

    休息”那样不舍昼夜、不知劳累的了，《周易·乾》因之借天象以发论，表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人们像上天不知劳累那样，始终保持自强不息的状态。自强不息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精神之一，而勤劳是基本点，没有勤劳，其他所有美德和人类理想无从谈起。勤劳由此成为中国人性格的底色，它对于社会的重要性，犹如空气、阳光之于生命一样不可或缺，似乎再也无须多加提及和论证了。

（摘自2017年4月22日《光明日报》，有删节）

    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实现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了我们每个人的梦想和时代的要求。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拥有责任感并承担责任，最终将其作用于新时代也是时代对我们每个人提出的要求。

    责任，在哲学的意义层面上，其最根本的涵义就是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必须做，但你不一定喜欢做。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就有责任。如果要对责任进行选择，也总是必须在自身生活范围里面、在绝不由其独自性所造成的一定的事物中间去进行选择的。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责任才会产生。

    所以说，哲学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哲学体现。抛开哲学层面的意义，在人类的发展中，责任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18年10月1日，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美国和日本的两位免疫学教授，以表彰他们在负性免疫调节治疗癌症以及发现了刹车分子方面的突出贡献。正是因为这些科学家有着一种对社会和科学的责任感，才使得现代医学得以发展。

    而在当今时代，责任也经常被拿出来与时代相结合。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指出，责任与担当不只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是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习总书记强调：“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看准了的事情，就要拿出政治勇气来，坚定不移干”。责任是重要的中华传统美德，也是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在当今的社会背景和大环境下，我们每个人都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在这样关键的历史时期，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了实现中国梦，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起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责任，勇于担当，为实现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出一份力！

（节选自曾繁永《浅谈责任的哲学与时代意义》，有删改）

    道德情感是个人道德意识的构成因素，指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对现实的道德关系和自己或他人的道德行为等所产生的爱憎好恶等心理体验。中国古代儒家对道德情感的培养有很多深刻的论述，孟子便对道德情感，尤其是恻隐之心做了细致的阐述。他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并以“孺子将入于井”为例，说明任何一个路遇此事的人都会对将要掉入井里的孩子产生同情，这种同情并非为了结交孩子父母，也不是为了邀誉于乡党朋友。由此看来，恻隐之心是纯然的善，是无条件地具有道德价值的。

    这意味着，儒家学者不会同意卢梭的认为同情心源自爱的观点。按儒家的观点，恻隐与自爱截然不同，两者之间没有因果或源流的关系。恻隐固然也需要对自身感受的关切，因为恻隐之心是经由的痛苦而感知他人的痛苦，但用自爱却无法解释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从自己推及他人，同情他人的痛苦，更无法解释那种自我奉献的意愿和行为。

    那么，恻隐是人类道德的源头吗？概括地讲，可以这么说，但还需要做些具体分析。完整意义上的道德包括三种现象——道德心理、道德行为、道德知识。对道德心理而言，恻隐之心无疑是其原始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推动着其扩展和深化；对道德行为而言，恻隐只是一种最初的动力，且不一定是最主要的动力；对于道德知识来说，恻隐则是形成它们的最原始也最微弱的动力，必须经过理性的中介才能起作用。恻隐之心是道德最初的涓涓细流，虽不汹涌澎湃，但却源源不断。人类历史上虽不乏以所谓“原则”“主义”扼制甚至消灭恻隐之心的企图，但最终都归于失败。在一个基本的底线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恻隐之心绝对无误。“原则”“主义”可能会出错，会忘记生命的根本，而恻隐之心对待生命的基本状态却不会出错，它是人类道德乃至全部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连这一防线也守不住，如果人类连起码的恻隐之心也丧失殆尽，那就很难想象人类会成为什么样子。当然，从另一方面看，作为源头，恻隐之心还有必要发展，它不能满足和停留于自身。它最主要的发展当然是和理性结合，使单纯个人主观的恻隐之心转向普遍客观的道德理性，使人治转向法治。

    在当今的社会，理性规则、道德义务都是必要的，但规则和义务并不是道德的全部，道德并不仅仅是规则和义务的普遍履行，我们还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深厚同情。它会让规则与义务不至于硬化干枯，会提醒我们道德与生命的深刻联系。道德也会与时俱进，只要人类还有恻隐之心，我们就可以对它的变化基本放心。

    审美活动的动力机制有情感、想象、超越三种。与之相应，审美活动所产生的美有三种存在的形态：情象、意象、境界。

    审美活动最基本的动力是情感。从本质上来说，美是情感的对象化。这里说的情感是审美主体的情感，而不是审美对象的情感。这里说的对象，有两种形态：一是原生形态。即原本有一个对象，但不是审美对象，是审美主体将其情感赋予给它，使对象成为主体情感的载体，从而成为审美对象。二是自创形态。即原本无对象，因为有情，需要外化，于是就创造一个形象，让其成为情感的载体。这种情况在艺术创作中居多。以上两种情况都可以说是情感造形。情感造形的产物就是情象。情象是美的基础形态。凡审美都有情感造形存在，只是审美中的情感造形，除艺术创作外，都是不自觉的，而是直觉的。刘勰说诗人创作时“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这种情况不只是艺术创作时有，只要是进入审美形态的人都有。

情象是审美主体的创造，只是这创造主要表现在情感的赋予上，而当想象参与后，则就有很大的不同。想象的最重要的功能是创造新事物，这新事物是现实中不存在的。想象的创造，不只有情感在起作用，还有人的意识、文化修养在起作用。于是，这新创造的形象就具有丰富的意蕴，这具有丰富意蕴的形象我们叫它“意象”。意象虽然通常用在艺术创作中，其实，在现实的审美活动中也有，而且只有首先在现实的审美活动中产生了意象才有可能将其表现为作品中的意象。陆游咏梅云：“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这梅就不是自然物象，也不只是情象，而是意象了，因为这中间寄寓着陆游对自身经历的独特思考。

    美的最高存在形态是境界。境界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它较多地出现在佛教典籍中，成为佛教的最高层次。宋明理学家将境界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清代王国维将其作为古典词美的最高层次，将其转化为美学范畴。王国维同时还使用意境这个概念。境界比之意境更适合作为美的最高形态。首先，意境只用在艺术创作中，而境界不只用在艺术创作中，还能用在人生修养中。因为审美不只体现在艺术活动中，它渗透在人的全部生活中。其次，意境，从字面上看，见出意与境的两分，而境界，以其浑然整合无垠而更能见出审美的本质——天人合一，物我两忘。当我们进入境界时，我们从情象中超越出来，从意象中超越出来，进入只可体会难以言传的极其美妙的境地。

（摘编自陈望衡《谈审美》）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之下、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之中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中国人在认识世界的同时，也开始反省自身，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更新文化传统。在这个过程中，深厚绵长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在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中互相支撑，互相影响，均衍生出新的内容，可以称为“近代互构”。

    鸦片战争以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高呼“自强”“求富”，主张学习先进技术来富国强兵，都是在复活经邦济世的士人精神以求民族自救；甲午战争之后，士人们在“保国、保种、保教”的理念中，提出制度革新的要求，清政府被迫在军事、教育、工业政策等方面做出调整。随着新的知识分子、了解西方的官吏、新兴工业资本家群体的扩大，人们有了大量关于富强、进化、民主、自由等话题的思考，与传统基于道德而言的忧患意识相较，增加了对于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向往，具有更加鲜明的近代特征。

    忧患意识的近代转变，对家国情怀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人们的民族情感的自发作用，产生了一系列反侵略的自卫本能，如三元里抗英运动、义和团运动等等；进而，知识精英们把对外御辱与对内改革结合在一起，发展为对民族前途的理性思考，如“公车上书”、新文化运动等等。另一方面，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性观念也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刺激和民族情感的自发作用下，愈发顽固，逐渐沦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变与不变”之争始终存在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导致社会变革困难重重，往往不够彻底。尽管如此，忧患意识整体上推动了家国情怀的近代转型，这集中表现为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传统家国情怀从“天人合一”直觉式的初级共同意识，逐渐转变为以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基本价值为基础的理性共同体意识，在传统的情感认同中加入了对国家强大、民族振兴的真诚向往。

    忧患意识促使中国的现代国家观念兴起。在内忧外患之中，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国家理论成为人们从理论探讨与救亡实践来更新传统的家国情怀的资源，并使之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主线。民族危机→民族救亡→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家国情怀演变的逻辑线索，而忧患意识则始终贯穿其中。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中的一次自救。这也是中国近代国家的开端，中国人以此为争取独立的主体，进而在国际秩序中确立自己的合法性。

    通过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的近代互构，两者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社会稳定时期，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共同发挥着稳定社会秩序、支持国家社会建设的作用。在民族危难之际，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激发起个体以身报国的态度和担当，释放出巨大的凝聚力，鼓舞全体民众共赴国难。在利益格局多元化，社会阶层多级化，全球竞争白热化的今天，社会公平、资本的负面效应等问题对家国情怀、国家认同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这需要以更加深沉的忧患意识、清晰的责任意识与远见来凝聚共识，为国家进步、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支撑。

(摘编自《光明日报》张倩《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