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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论述类文本阅读 题类:模拟题 难易度:普通

上海市徐汇区2019届高三上学期语文期末(一模)教学质量监测试卷

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新媒体传播与城市文脉保护

孙玮

    ①二维码在2017年夏季的上海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这个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移动网络小端口,竟然成了人类两百万年浩瀚历史的未来象征,“‘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上海展”的第101件展品,是一枚由100组文物构图而成的“二维码”。上海选中二维码作为本地化且能够代表人类未来的展品,让不少人质疑:二维码这样的新媒体,只不过是个传递信息、再现现实的工具,如何可能成为未来的象征?何以能够承担保护城市文脉的功能?

    ②论及新媒体与城市文脉的关系,不少人存在负面认知:在抹平疆界的全球化狂潮中,新媒体是切断文脉的助纣为虐者。有意思的是,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在新媒体研究中,人们正力图解释新媒体何以既是一种实践活动,也是一种文本呈现,同时又是一种关系处理过程。借助它,不同空间被媒体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依据这个思路,新媒体与城市文脉的关系,有了重新塑造的可能。

    ③二维码在上海的另一个公共事件中也成了主角。在媒介称之为“中国第一个露天博物馆”里,梧桐树、建筑物、弄堂门口赫然悬挂了标注为“思南露天博物馆”的二维码。在这里,人们可以用手机扫描展品上的二维码,边看展品,边听手机里的语音介绍,游走于思南公馆。新媒体传播使得文字、声音和影像可以交织融合,为游览者创造了一个由地理、叙事、影像、意义等多重空间并置的世界。游览者说:“以前来这里就是拍拍照、喝喝茶。现在这种博物馆模式,为我们创设了一种全方位解读公馆的体验。” 与看电视和用电脑上网完全不同的是,游览者的身体是处在相关联的实体空间中,人的感官在实体、虚拟空间来回穿梭、反复切换,人们感受到的思南公馆不仅仅是实体空间中的,也不完全是虚拟叙事中的,它是虚实相生的“复合空间”。这个空间再现了城市历史与实物遗存,能唤起人们的认知与记忆。身体的全息体验,才是最重要的城市叙事方式,拿着手机游走于这个空间的每个人,就是城市叙事的主体。

    ④用身体感知城市,并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事情。德国思想家本雅明早就用“都市漫游者”的意象,留给世人一个感性的巴黎,它与现代性城市规划中的那个法兰西首都形成鲜明对照。本雅明的理论“城市不应概念化为单一的同质的空间,而应视为依据大众使用和体验建构起来的多重场所”,为后来者开辟了理解城市的路径。信息流贯穿的思南露天博物馆,将存留在上海城市肌理之中的文化符码,通过新媒体嵌入人们的生活,促成了大众与城市文脉的接触与对话,城市文脉以另类方式延续、伸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⑤思南博物馆的“思南读书会”“纪实空间”“朗读亭”等许多项目都借助微信公众号来运作。这些公众号以思南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为核心,建基于非常深厚的“卢湾”情结、上海认同。这些项目在实体空间持续性、常态化的活动,与公众号虚拟空间的传播互相呼应、融为一体,生产出一个历史与当下互嵌的思南公馆城市空间。新媒体除了发挥报道事实、宣传观念、引发舆论等大众媒介的传统功能,其意义更在于创造一种附着记忆、强化认同的新型空间,城市文脉便是这个新型空间的灵魂。

    ⑥传播之于城市文脉保护的作用,在移动网络时代发生了颠覆性转变。传播不仅仅是虚拟空间中的文字、影像叙事,传播更生成了城市文脉的新形态,将城市文脉植入到大众的生活实践中。如果将城市看作一个由地理、信息、意义等交织而成的网络,那么城市文脉是表现在、潜藏于、渗透进这多重网络之中的。新媒体传播的价值在于,以时空重组、穿梭虚实等方式打通这些网络,创造出崭新的社会实践,促成人与人、人与城市的交往与对话。

    ⑦在新媒体研究中,二维码常常被视为一个交互界面。所谓交互界面,最简单的意义,是指打通人—机之间的隔膜。二维码联结着两个大相径庭却又彼此依赖的世界,并被不断创生出新的链接形式,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重要媒介。被二维码渗透的城市也可以视为一种交互界面,社会多重网络在此汇聚、互嵌、再生,新型社会实践将不断涌现,城市文脉得以创造性地延续。

(1)、开篇叙述“二维码展品”事件,对其作用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以公众对“二维码”的负面认知引出下文的论证。 B、以新媒体的真实事件,引发公众关注,引出论题。 C、以“二维码”事件这一有信度的论据来支撑观点。 D、为下文思南公馆“二维码”成为主角起铺垫作用。
(2)、第②段中画线词语“抹平疆界”在文中指的是
(3)、下列说法与第④段本雅明的理论相符的一项是(    )
A、大众的生活实践对接了城市文脉,城市就不易被同质化。 B、如果城市被规划而具现代性,就会被概念化为单一空间。 C、只有新媒体介入大众的生活实践,城市才能不被同质化。 D、只要为大众提供生活生产的场所,城市就不会被同质化。
(4)、用第②段中“新媒体又是一种关系处理过程”的观点,分析第⑤段思南博物馆事例。
(5)、本文针对公众质疑进行回应,其阐释是否达到效果?请做出判断并说明理由。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下列小题。

骚扰电话该谁管?

    最近,网上流行这样一句话:“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也不是梦想,而是骚扰电话。”虽有戏谑与夸张成分,但未尝不是人们深受骚扰电话之害的真实写照:

    理财推销、发票开具、中奖兑换、房屋租售、辅导培训,骚扰电话五花八门,商业推广与电信诈骗混为一体,让人感觉“接不完,不胜烦”。

    骚扰电话到底有多少?今年3月,百度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安全白皮书》显示,2015年,全国骚扰电话总量为948亿条,较2014年上涨57%。这么大的数量,即使设套诈骗的概率有限,最后被骗用户的绝对数也不少。最不可思议的是,很多人手机上显示,一些被安全软件标注了上千次甚至上万次的骚扰电话还能继续拨打,岂非怪事?

    客观地看,骚扰电话的界定确实不容易。以常见的骚扰号码400+电话为例,除非含有色情、暴力、淫秽等明显违法内容,否则很难认定哪些电话是骚扰、哪些内容属诈骗。更有人认为,电话通信是公众权利,在不能判定某个号码涉嫌违法的情况下,运营商没有权力擅自停止服务。这种似是而非的“付费就能使用论”,好像有一定道理,但听起来不免让人心塞。对每年数以几百亿计的骚扰电话,难道只能听之任之?

    据知情人透露,目前骚扰电话分工精细,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一些所谓高科技软件公司开发出的系统,既能批量外呼,还能语音自动群呼,更能随意更改主叫号码,为骚扰电话推波助澜;有的地方电信运营商为了追求利润,滥用透传技术,出售通道帮不法分子建立呼叫中心,提供交换机等设备支持,更助长了骚扰电话的气焰。有媒体报道,在这条黑色利益链背后,每通话1分钟,运营商能获得五六分钱的收益。

    打击骚扰电话,离不开电信运营商的主动作为。对个别地方运营商参与骚扰电话产业链牟利问题,各大运营商总部应严格行业规范,定期开展网络安全普查,清除内部害群之马。对授权出售常见骚扰电话号段的代理商家,切实担负起监督责任,在电信号源、号码发放、资质审核、投诉处理等环节都不能放松。在甄别骚扰电话的技术上,积极与相关互联网公司开展合作,不断改造升级屏蔽软件,让相关软件更有效。

打击骚扰电话,需要创新监管方式,加大处罚力度。在这方面,一些国家的做法值得借鉴。比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开设专门网站,为电信用户申请“别打我电话”服务,把那些申请保护的电话编入“全国别打电话名录”,推销公司如果拨打列入该名录的电话,将被处以1.1万美元的罚款。德国法律规定,乱打骚扰电话者,将根据情节,除被处以数额不等的罚款外,还将面临最长3年的监禁。

    这几年,为打击骚扰电话,我国有关部门先后多次开展“清网行动”,查处了不少伪基站,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根本上管住骚扰电话,还需要相关部门共同协作。电信运营商应当尽到管理责任,工信、工商、金融、公安等相关部门建立应急协调机制,提高骚扰电话的拨打成本,加大对违法分子的处罚力度,为饱受骚扰的电信用户讨回一个清静。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当代戏剧文学缺少了什么

    当代原创戏剧文学缺失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 中国当代话剧要想发展必须找回这些缺失的东西。

    当代原创戏剧文学从整体上看缺少深切而真挚的人文情怀,缺少强有力的人道主义精神。戏剧是“人学”,从古至今,戏剧存在的价值首先就在于他的“人学深度”,而人道主义、人文关怀是戏剧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在精神,是戏剧产生“人学深度”的重要原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戏剧流派、各种各样的创作方法,但这个东西是绝对不能丢失的。一旦丢失,戏剧就成了空壳,成了各种形式手段的杂耍和小玩闹。

    我认为当前国内戏剧原创最薄弱、最欠缺的首先是这个。不少原创剧作在经营故事、建构情节、寻找特定表达形式、使用各种现代舞台手段上多有可取之处,加上导演、舞美、演员等方面的强力合作和大笔投入,演出往往不乏光彩。但它们常常经不起咀嚼,经不起深究,主要是它的“人学”含量不足,我们感受不到内在的人学力量,感受不到艺术家对人的独特发现、独特思考和对人性的深层体验。

    其次,当代现实主义戏剧创作愈来愈薄弱。现实主义戏剧,或者往大了说现实主义戏剧精神,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削弱、冷落和忽视。这些年,各种各样的戏剧多起来了,以现实主义名义和方法创作的戏剧也不少,但其中“伪现实主义”、低水平的现实主义作品不少,真正的有深度的现实主义戏剧日渐式微,对时代生活有高度概括力和深刻表现力,充满思想力度和情感真诚度的现实主义作品已成为“稀有品”,千呼万唤不出来,很是令人忧虑。

    话剧已历百年,这一百年间曹禺、老舍等老一辈戏剧家开辟了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雷雨》《日出》《原野》《茶馆》等没有一部不是现实主义的力作,代表了中国话剧的最高水准,他们为中国当代戏剧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财富。在他们的现实主义戏剧里我们感受到了中国戏剧的力量,感受到了曹禺、老舍们对现实人生的深切关注,对人性的深度体察和解剖,对生命的关爱与悲悯,对中国人情感世界和内心深处种种复杂微妙的律动的精细刻画。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话剧出现了许多变数,但仍然有许多优秀作品优秀作家受到了曹禺、老舍们创立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滋养和哺育,《小井胡同》《狗儿爷涅槃》《天下第一楼》等许多优秀的当代剧作里我们总是能看到这种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后来的优秀剧作家都是从曹禺、老舍的戏剧中长出来的果实。

    文化发展既要扬弃要创新,也要承接,中国当代戏剧文化更应该如此。今天的中国话剧非常迫切的历史任务就是需要建立起自己的现实主义戏剧传承链条。中国话剧越是走向多元化,这个链条越不应该断裂,不应该出现空白和盲点。当今中国话剧需要有一批人沿着曹禺、老舍等现实主义大师的路继续前行。

(选自《中国戏剧》,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文学的、日常的和科学的这几种语言在用法上是有区别的。文学没有专门隶属于自己的媒介,在语言用法上无疑存在着许多混合的形式和微妙的转折变化。要把科学语言与文学语言区别开来还比较容易;然而,仅仅将它们看作是“思想”与“情感”或“感觉”之间的不同,还是不够的。文学必定包含思想,而感情的语言也决非文学所仅有,这只要听听一对情人的谈话或一场普通的吵嘴就可以明白。尽管如此,理想的科学语言仍纯然是“直指式的”:它要求语言符号与指称对象一一吻合。语言符号完全是人为的,因此一种符号可以被相当的另一种符号代替;语言符号又是简洁明了的,即不假思索就可以告诉我们它所指称的对象。

    文学语言有很多歧义。每一种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语言,都拥有大量的同音异义字(词)以及诸如语法上的“性”等专断的、不合理的分类,并且充满着历史上的事件、记忆和联想。简而言之,它是高度“内涵”的。再说,文学语言远非仅仅用来指称或说明什么,它还有表现情意的一面,可以传达说话者和作者的语调和态度。它不仅陈述和表达所要说的意思,而且要影响读者的态度,要劝说读者并最终改变读者的想法。文学和科学的语言之间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区别,即文学语言强调文字符号本身的意义,强调语词的声音象征。人们发明出各种文学技巧来突出强调这一点,如格律、头韵和声音模式等。

    与科学语言不同的这些特点,在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中又有不同程度之分,例如声音模式在小说中就不如在某些抒情诗中那么重要,抒情诗有时就因此难以完全翻译出来。在一部“客观的小说”中,作者的态度可能已经伪装起来或者几乎隐藏不见了,因此表现情意的因素将远比在“表现自我的抒情诗”中少。语言的实用成分在“纯”诗中显得无足轻重,而在一部有目的的小说、一首讽刺,诗或一首教谕诗里,则可能占有很大的比重。再者,语言的理智化程度也有很大的不同:哲理诗和教谕诗以及问题小说中的语言,至少有时就与语言的科学用法很接近。文学语言深深地植狠于语言的历史结构中,强调对符号本身的注意,并且具有表现情意和实用的一面,而科学语言总是尽可能地消除这两方面的因素。

    日常用语也有表现情意的作用,不过表现的程度和方式不等:可以是官方的一份平淡无奇的公告,也可以是情急而发的激动言辞。虽然日常语言有时也用来获致近似于科学语言的那种精确性,但它有许许多多地方还是非理性的,带有历史性语言的种种语境变化。日常用语仅仅在有的时候注意到符号本身。在名称和动作的语音象征中,或者在双关语中,确实表现出对符号本身的注意。毋庸置疑,日常语言往往极其着意于达到某种目的,即要影响对方的行为和态度。但是仅把日常语言局限于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是错误的。一个孩子说了半天的话,可以不要一个听众;一个成年人也会跟别人几乎毫无意义地闲聊。这些都说明语言有许多用场,不必硬性地限于交流,或者至少不是主要地用于交流。

(摘自[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味精在都市传说中具有许多危害,版本也不尽相同。许多人“相信”味精有害,很重要一个原因认为它是“化学工业品”。虽然味精亮晶晶的,好像一种化工产品,其实它和酱油、醋一样,都是一种酿造产品,可以增进人们的食欲,提高人体对其他各种食物的吸收能力,对人体有一定的滋补作用。

    味精的诞生和使用只有百年的历史,但对于拥有几千年历史的美食大国而言,没有味精,依靠各种天然食材混搭也能提出鲜味来。据说,古时“鲜”字的写法本是三个鱼字。鱼本鲜中之最,三个鱼就更鲜了。春秋时代齐桓公的御厨易牙首创了“鱼腹藏羊肉”这道菜,从而开创了天然食材混搭提鲜之道。

    古人最常用的是食材混搭煮制高汤提鲜,俗话说,“艺人的腔,厨子的汤”,制作出优质的清汤或奶汤,是使菜肴增鲜的最佳手段。在发明味精前,高汤几乎是全世界每一个专业后厨的必备品,用高汤代替水是让菜品变得更加鲜美的利器。中餐的开水白菜、鱼翅捞饭需要鸡肉火腿清汤和鸡爪猪肉浓汤;日料寿喜烧、茶碗蒸需要柴鱼昆布高汤“出汁”;意大利炖饭需要鸡高汤;西班牙海鲜饭需要鱼或者海鲜高汤;当然还有各国素食里的素高汤等等。

    制汤俗称“吊汤”,可以追溯到1400年前“捶牛羊骨令碎,熟煮,去汁;掠去浮末(沫),停之使清”(《齐民要术》)的制汤法;后来出现了一种“捉(提)清汁法”,其做法是:将鸡汤、鸭汤或肉汤放在锅中烧煮,然后将生虾捣烂,和入甜酱、酱油,再投进汤中,等汤沸腾,泛起浮沫,即撇去。如此三四次,捞去虾渣,即成清汤。

    除了采用高汤提鲜外,古人常将蟹肉、蟹油、蟹黄用猪油“炼”后收贮起来,俗称“蟹油”,供制作肴馔时用。这种方法,江苏、浙江民间至今仍颇盛行。无论烧菜、制馅,还是下面条,都可以放入适当的“蟹油”,其味之鲜,不可言传。

    此外,古人还常将一些比较鲜美的食品原料磨成粉,制作成原始的“味精”撒在菜肴中以增鲜。如清顾仲所撰的《养小录》中就记有用笋粉和蘑菇粉提鲜。清朝时期的鲁菜成为宫廷菜的重要原因,鲁菜师傅能从各种海鲜里提出鲜味来,比如将海肠子烘干研磨成粉,做菜时撒进去,这种原始的“味精”使得普通的菜肴立马变鲜。

    1908年,一位名叫池田菊苗的日本东京大学化学教授在喝了妻子做的海带黄瓜汤后,发现味道特别鲜美。“海带和黄瓜都是极普通的食物,怎么会产生如此的鲜味呢?”池田充满了疑问。从这天起,池田教授就在实验室里仔细研究起海带的成分来。半年后,他从10公斤海带中提取出0.2克谷氨酸钠,只要在汤里放一点点这玩意儿,立刻就能增加汤的鲜味。

    谷氨酸钠是一种氨基酸——谷氨酸的钠盐,谷氨酸是组成蛋白质的20种氨基酸之一,只要食物中含有蛋白质,就含有谷氨酸。但是结合在蛋白质中的谷氨酸是没有味道的,只有当谷氨酸游离出来时才能刺激舌蕾上的鲜味受体,谷氨酸由酸变成盐时更容易电离,也就更有鲜味。

    其实谷氨酸钠最早是1866年由德国化学家里德豪森研制成功的,他当年是从植物蛋白中提取的这种成分,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当时这种产品在欧洲并没有批量生产。池田菊苗认识到了谷氨酸钠的商业价值,想到了该怎样用工业方法生产谷氨酸钠。当时一位名叫铃木三朗助的日本商人,正和他人共同研究从海带中提取碘的生产方法。当他看到池田教授的研究成果后大为振奋,立刻决定生产谷氨酸钠。池田和铃木的合作很快就结出了硕果。不久后,一种叫“味之素”的商品出现在东京浅草的一家店铺里,广告语是“家有味之素,白水变鸡汁”。一时间,购买“味之素”的人差点挤破了店铺的大门。

    “味之素”传入中国后,这种奇妙的白色粉末让日本企业获得了巨额收益,日本人对谷氨酸钠的提取工艺严格保密,企图长期垄断全球市场。1921年,一位名叫吴蕴初的中国人利用空余时间,和夫人一起,在上海租用的一处住房的阁楼里,开始研制提取谷氨酸钠的技术,经过不懈努力,他发明了生产谷氨酸钠的水解法。

    工艺成功后,吴蕴初寻找投资人合作建立了“天厨味精厂”,并且在吴蕴初的提议下,采用了至今仍在使用的“佛手”商标。天厨味精厂的佛手牌味精一上市,立即打破了日本“味之素”的垄断。从此,味精进入了中国普通民众的厨房,并随着中餐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和中华饮食文化永久联系在了一起。

    20世纪60年代,被称为“台湾发酵之父”的苏远志利用生产蔗糖的废糖蜜作为细菌发酵生产味精的培养基质,大大降低了味精的生产成本,而且增加了产量。因为苏远志的发明,60年代我国台湾地区每年节省进口小麦外汇400万美元,同时外销味精赚进600万美元。到了1981年,我国台湾味精外销量达12353吨,取代日本跃居世界首位。

——节选自母冰《味精:舌尖之鲜的奥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气候正义是环境正义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具体发展和体现。2000年前后,一些非政府组织承袭环境正义运动的精神,开始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伦理审视,气候正义便应运而生。气候正义关注的核心主要是在气候容量有限的前提下,如何界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正义或法律正义。

    从空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也涉及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气候变化的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问题。公平原则应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作为首要目标,每个人都有义务将自己的“碳足迹”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比如说,鉴于全球排放空间有限,而发达国家已实现工业化,在分配排放空间时,就应首先满足发展中国家在衣食住行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基本发展需求,同时遏制在满足基本需求之上的奢侈排放。

    从时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当代人与后代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代际权利义务关系问题。这一权利义务关系,从消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保护地球气候系统,以将同等质量的气候系统交给后代;从积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为自己及后代设定义务,就代际公平而言,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在代际分配问题上应实现代际共享,避免“生态赤字”。因为,地球这个行星上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资源,是人类所有成员,包括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共同享有和掌管的。我们这一代既是受益人,有权使用并受益于地球,又是受托人,为下一代掌管地球。我们作为地球的受托管理人,对子孙后代负有道德义务。实际上,气候变化公约或协定把长期目标设定为保护气候系统免受人为原因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干扰,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护地球气候系统,这是符合后代利益的。至少从我们当代人已有的科学认识来看,气候正义的本质是为了保护后代的利益,而非为其设定义务。

    总之,气候正义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的维度,既涉及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也涉及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因此,气候正义的内涵是:所有国家、地区和个人都有平等地使用、享受气候容量的权利,也应公平地分担稳定气候系统的义务和成本。

(摘编自曹明德《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法律立场和策略:以气候正义为视角》)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阅读是永恒的,载体却不断更新。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一些商家不断推出新的电子书阅读器,努力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从中国的简帛、埃及的莎草纸、欧洲的羊皮纸到今天的电子墨水屏,人类的阅读载体不断演进,不变的却是人们对阅读的热爱,对精神世界的守望。

    经典作品的魅力,并没有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而消散。相反,阅读方式和载体的丰富,让人们可以更轻松地接触经典。近两年,中国互联网界最引人关注的现象之一,就是风起云涌的“知识付费”。通过缴纳费用,用户可以收听收看包括经典作品在内的各种知识讲座,甚至可以让专家为自己答疑解惑。诸如《傲慢与偏见》《堂吉诃德》《巴黎圣母院》这些被认为“高冷”的文学经典,通过这一方式收获了大批听众。

    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开拓出一个巨大的文化和阅读空间。对中国来说,知识付费的商业模式之所以能够兴起,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就在于,经过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当代中国社会已经积累了规模庞大的“知识大众”和“文化大众”群体。他们拥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和文化水平,有着较强的精神诉求。这个数量以千万级计算、以45岁以下年轻人为主体的人群,和知识爆炸的移动互联时代正面遭遇,产生了核爆级的知识需求,构成了学习型社会的主力军。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为他们提供包括经典作品在内的优质知识资源,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刚需。

    有了大众的参与,阅读将不仅仅是一项个体的、静穆的思想活动,还将是一项动态的文化生产。一部作品从诞生到成为经典,就是“经典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因为有了无数读者的参与和拣选,成为一项大众文化事业,体现出专属于自己民族和时代的精神气质,构成了经典的谱系。其实,已经进入经典谱系的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通常也和大众有着亲密的关系。简·奥斯汀的作品在成为经典之前和之后,都是很多英国家庭晚饭后的谈资;美国西进运动中的拓荒人,结束一天的伐木后也会读上一幕莎士比亚;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说,听老人播着蒲扇讲《三国演义》的情景,又填满了多少个夏日黄昏?正是在大众的口耳相传之中,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延绵不绝的经典作品。

    因此,我们阅读经典作品,也要以优质的创作、精纯的阅读、大众的文化参与,成就今天的经典。前段时间,美国一杂志网站刊文介绍中国作家金庸。文章称他在中国的文化价值,大约相当于《哈利·波特》加《星球大战》。这一评价,是看中了金庸作品作为大众文化“今典”的价值。当然,“经典化”的过程难免泥沙俱下,大部分风靡一时的流行读物成了泥沙。这就需要大学、知识群体以及负有文化责任的媒体做出引导,让年轻人在更广阔的世界里,以更高质量的阅读,形成自己的精神视野。

    书林新叶催陈叶。移动互联时代,知识正以裂变般的速度更新,人们期待更多经典作品。今天,我们阅读前人经典,更要成就当代“今典”。技术发展赋予我们时代的读与写更大的开放性,需要好好把握,善加运用,让久远的经典面目可亲,让优秀的当代作品脱颖而出。

(摘编自2018《人民日报》《阅读经典,成就“今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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