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坐席

朱筱新

    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在相互交往时，经常会考虑如何安排坐席的位置，以此表示对来宾和长者的敬重。实际上这一传统习俗自西周开始，在我国已有3000年的历史，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

    形成于西周时期的礼仪制度，最早采用规范人们日常行为准则的方式，将这一传统推行到上层社会和家居生活中。尽管西周时期“礼不下庶人”，建立礼仪制度的初衷是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强化奴隶社会等级制度，以协调奴隶主阶级内部的关系，但进入春秋时期以后，随着奴隶制度“礼崩乐坏”，又出现“知识下移”“礼下庶人”的局面，这一传统的礼仪制度也因此深入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中，成为社会广泛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在中国古代家居生活中，桌、椅等家具尚未出现前，人们在室内活动时是坐在铺设于地面的席上的，故称其为坐席。中国的传统建筑平面为方形，故室内有四个墙角，称为四隅。“西南隅谓之奥，西北隅谓之屋漏，东北隅谓之宧，东南隅谓之窔”（《尔雅·释宫》）。孔子的“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就说明古人对这种建筑已司空见惯。房屋平面为方形，室内的坐席也就按照方形布置，并以不同的朝向区分主次、高低。

    古人在安排主宾的坐席时，需要依据在场的每个人不同的身份、地位或年龄，选择恰当的位置朝向，以此突出长者、尊者的地位，表示对长者、尊者的尊敬。同时也使在场每一位人的坐席位置都“恰如其分”，以体现“长幼、尊卑有序”“主次有别”的原则。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宫室、衙署、府邸以及民居建筑，均将堂作为建筑群落的核心和主体，其建筑面积最大。在中国古代传统建筑中，一般称正房为堂。堂在家居生活中，是接待宾客和举行活动的重要场所。按建筑形制区分，堂的位置因在室的前面，而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规格也比室高。

    堂的朝向为南，堂内北面亮而南面暗。因此堂内的座次，以南向为尊，西向次之，东向又次之，北向为卑。

    在中国古代的宫廷建筑中，宫殿亦属于堂的性质。所以皇帝在宫殿上的坐席为南向，即所谓“背北朝南”，实际就是依据始于西周时期礼仪制度的规定，以此显示其至尊的地位。在宫殿内这样安排坐席，更含有凌驾于群臣、庶民之上的意思。

    堂的后面是室，与堂之间有户相通。室一般是主人居住或家庭内部活动的主要场所。在室内的四个墙角中，西南隅奥是室内的祭祀之所。所以奥在四个墙角中地位最尊。因此室内的座次，以东向为尊，南向次之，北向又次之，西向为卑。

    无论是堂内还是室内，在坐席的位置即座次中，位尊之座是其他位置坐席的中心。在这个坐席入座的人，自然成为在其他席位上的人共同尊敬和拥戴的人。不过在交谈、宴饮等活动中，还有一位起着组织、协调作用的人士，实际上也就是活动的主持者。在所有参加活动的人士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人，被称为“主席”或“主座”。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中，“主席”逐渐成为领导者的代称。

（选自《百科知识》，有删改）

    “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唐汉风。”古代丝绸之路架起了一座交流物产、连通人心的桥梁，对我国各民族交流融合、对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古代丝绸之路大体有草原道、绿洲道、茶马道以及海上道四条。除了汉族，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开拓者，他们的马队和骆驼队踏出了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丝路。他们的迁徙浪潮、相互交往以及游牧经济特点，使其自然而然地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角色。

    继月氏、匈奴之后，鲜卑、吐谷浑、吐蕃、回纥、党项等民族，都曾和丝绸之路结下不解之缘，有的甚至一度控制了草原道和绿洲道，成为经营东西方贸易的主角。公元439年，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了我国北方，使丝绸之路自汉代以来再度繁荣起来。北魏、西夏占据河西走廊后，吐谷浑控制的“青海道”和吐蕃控制的“青唐道”成为中原和南方通往西域的通道。因此，“青海道”又称“吐谷浑道”，“青唐道”又称“吐蕃道”。再看回纥，其与唐朝贸易换回的绸绢，除了供贵族享用，还通过“草原道”大量转输到西方。“安史之乱”后，吐蕃完全占据了河西走廊及陇右地区，传统的丝绸之路东段受到阻遏，唐朝和西域各国的交往一度绕道回纥居住地。因此，这一时期的草原丝路有“回纥道”之称。

    在肯定我国古代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为丝绸之路的开拓与繁荣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更要充分认识中原王朝的主体作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汉、唐、元、明各朝代为了经营西域，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在丝绸之路沿途设置馆舍以提供食宿，建立都护府、都督府等以加强治理。这些措施对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安全具有决定性作用。

    丝绸之路密切了我国古代民族关系，也密切了东西方关系。中原、江南以及巴蜀的名茶不仅输入西域、青藏高原与漠北，也输入西方。在西夏与宋朝的贸易中，“惟茶最为所欲之物”。同时，西域和中亚、欧洲的物产和文化也传入内地，今天内地随处可见的石榴、葡萄、大蒜、菠菜等，都是汉朝时从西域传入内地的。到了唐朝，丝绸之路的东端终点长安、洛阳成为西城文化的荟萃之地，上至宫廷、下至百姓无不受西域文化的影响，穿胡服、食胡饼、听胡音成为时尚。到了宋朝，中国的茶叶和丝绸被大量贩运到西方，西方的玛瑙、琥珀、琉璃等被大量转售到中国。元朝时，中国的雕版与活字印刷术、火药等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欧洲，欧洲和阿拉伯的天文、数学、医药、建筑等科学技术也传入中国。

    中华民族是诸多民族相互接触、融合形成的多元统一体，在其形成过程中，丝绸之路是重要的沟通渠道与交流舞台。丝绸之路像一条纽带，联结着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联结着内地汉族人民与边疆少数民族人民。当前，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续写古代丝绸之路的传奇，它不仅会继续描绘我国各民族交流融合五彩斑斓的画卷，还会进一步架起东西方各民族交流交往的桥梁。

（摘编自杜建录《丝绸之路是民族交流融合的舞台》）

“双料”院士的有性人生

    严东生是我国无机材料科学技术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双料”资深院士，既是著名的战略科学家和优秀的科技工作领导者，也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科研人员。他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为中国科技和教育事业、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著功绩。

    中学毕业后，大伯希望严东生报考税务学校，今后可以捧个“金饭碗”，但他的第一志愿却填了清华大学化学系，因为积贫积弱的祖国催生了他心中的一个梦想，那就是“科学救国”。而化学，是他最喜欢的学科。1935年，严东生如愿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

    1937年北平失陷，正在读大二的严东生由于要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只得留在北平，转入了燕京大学。在燕大，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并收获了爱情——与同班同学孙璧媃结成一生的伴侣。他们不仅在事业上有共同语言，在业余爱好上也兴趣相投——经常晚饭后放几段世界名曲，夫妻俩一起欣赏，听完后交流感受，其乐融融。他的研究生“关门弟子”杨建华，对先生的很多事情都难以忘怀，“2014年师母病重入院，那3个多月里，他每天都陪到很晚，被护士催着才回家。那时先生身体还很好，送毛巾、递茶水都不肯让子女和学生帮忙。师母没能出院，她走后，先生便常常发呆。”

    1946年，严东生踏上了赴美留学的航程。在伊利诺伊大学，他主修陶瓷工学，辅修无机化学。毕业后，严东生留校任博士后研究员，薪资优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他当即决定提前回国。1950年，在克服美国当局设置的困阻后，乘船途经香港，回到了故土。同事们都说，严先生是一个战略科学家和科学外交家。他直接参与中国第一个12年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及《1963-1972十年科技规划》的起草，为我国材料科学的发展拟定了方向。1984年他主持制定了《关于中国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的汇报提纲》，对中科院的科技体制改革采取了一系列面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大举措，使中国科学院的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严东生带领团队精心“打造”了很多种现代先进材料。比如，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领衔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2012年7月宣布发现一种新粒子，其特性与被称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一致，而探测器“心脏”——电磁量能器使用的5000根高质量、大尺寸PWO闪烁晶体，正是严东生团队的杰作。

    不止一个学生记得严先生是如何为他争取到了出国进修的机会，又如何千叮万嘱一定要回来为国效力。施剑林研究员始终记得，严先生反复同他讲，辆缺少年轻科学家，尽量多待在辆搞科研，“出国的事我来安排”。经老师牵线搭桥，施剑林去德国马普学会工作了1年多，这期间严东生给他写了很多信，最常关照的一句话是“一定要回来”。他的学生们都如期回来了。

    严东生的言传身教，在一双儿女身上体现得最是淋漓尽致。女儿严燕来，退休前是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儿子严友为，退休前是美国默克制药公司高级研究员。这一家子有两大共同语言：科学和音乐。他深知科普的重要性，对记者也非常尊重。记者黄辛表示，“科学是他的生命，在他身上，最能体现知识分子的良知与风骨。”

（有删改）

相关链接：他始终坚持“国家利益为大，个人名利为小”，教诲我们保持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的信心。他常说，立志为中国的建设发展而献身是我国几代科学家的理想和美德。——李红霞《追忆恩师严东生先生：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文化自信的底气从何而来

    我们拥有丰厚的文化资源。在五千年的漫长岁月中，我们的先人创造、建构了庞大的文化体系，为今人积累了丰美而深厚的文化资源。其中既有严谨朴实、情礼交融的日常生活信条，意境高远、笔触深沉的文艺作品；也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巨著，深邃广阔、精义入神的哲学理论；更有存在于佛道、中医、武术、气功之中的生命科学技术体系，以及在近现代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形成的忠勇无畏、团结奋战的革命精神。这些不同的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将对未来人类文明作出具有华夏色彩的卓越贡献。我们的文化底气与先人留给我们的财富有关，当然这些财富仅是必要条件。没有今人的转化创造，这些财富也只能是被封存的资源而已。

    我们拥有有利的文化创造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为当今社会文化创造提供了最为基本的保障机制，提供了激发文化活力和推动文化发展的制度基础。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发展，世界文明日益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也为文化创造提供了相较于历史任何一个时期更为优越的条件。当下，我们触手可及人类文明所创造的各种资源，我们亦可充分地利用信息技术获取资源、开展文化整合创造活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网络虚拟性和生活真实性的高度融合极为适宜文化创造实践，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前人不可想象的新颖社会环境。但是一些陈旧体制的障碍，仍然需要进一步改革与创新。

    我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文化创造活动。在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今天，中华民族正在进行大规模、全方位的文化创造活动。从哲学历史到文艺影视再到科学技术，我国文化发展规模始终位于世界前列。同样，经过三十余年的积累发展，我国文艺影视在国际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标志着中国的文化实力逐渐得到世界认可，但这仅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未来巨大的文化发展成就值得期待。

    由此，文化自信的底气不是墨守成规、虚夸自负，而是来自文化创新，来自新时代条件下下激发的巨大文化创造能力及成果，来自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基础上构筑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公共危机主要是指对社会公众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造成严重损失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与社会安全事件。人类正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公共危机表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点，对工业社会建立起来的以控制为导向型的危机管理模式提出严峻挑战。作为维护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的一种重要手段，公共危机管理必须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直面我国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现实，积极探索适应时代需要的模式变革。

    公共危机管理也被称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按照传统观念，公共危机管理与公共安全相对应，而与国家安全鲜有关联。这是因为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分别主要指称国家的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二者没有交集。如今，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下，国家安全理念将内外部安全整合在一起。今天的公共危机管理具有双重使命：一是有效预防、应对公共危机，最大限度地限制、控制其影响，确保公众的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二是防止公共危机传导、放大、演化为国家安全危机。

    不确定性是我们今天所处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难以根据既往的经验或对未来精准的预测来全面把握公共危机的缘起、演进，它们往往会超越人的常规思维。公共危机越发不受地理边界或职能边界的限制，具有较强的传播与扩散能力。在全球化时代，关键基础设施在世界范围高度互联，其崩溃将造成全球供应链中断，引发公共危机的全球跨境传播。2011年泰国发生洪突，淹没了众多生产金业，由于泰国生产全球28%的硬盘驱动器，洪灾发生后，世界各地的笔记本电脑等产品生产受到影响。进入21世纪后，以控制为导向的工业社会危机管理模式的有效性受到空前的挑战与质疑。工业社会对一切事物进行严格、精确的控制，以产生所追求的秩序，公共危机管理者可以按照控制的逻辑，构建应急组织并采取按部就班的响应行动。但是，以控制为导向的危机管理模式适合应对复杂程度低、确定性强的突发事件，而不适合应对复杂程度高、不确定性强的突发事件。而且，控制需要拥有清晰职责边界的响应组织。后工业社会公共危机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强大的跨界性使清晰的职责边界，变得形同虚设、破绽百出。

    在后工业社会这样一个网络化社会，公共危机的影响沿着社会网络中的关系链条扩散、菱延，形成一个异常纠结的局面。从某种意又上讲，公共危机也形成一个复杂的影响网络，应对网络化危机需要采取网络化模式。公共危机的应对不仅是每个社会单无的职责，还是每个社会成员的职责。各个相关主体之间要形成密切协同关系，特别是要建立良好的信息共享机制，通过广泛、深入的合作，对公共危机开展有效的共同治理：最后共同享有公共危机治理的收益与成果。

摩天轮：俯瞰美景的发明

林会

    摩天轮是一种大型转轮状的机械建筑设施，挂在轮边缘的是供乘客搭乘的座舱，乘客坐在摩天轮里慢慢地往上转，可以从高处俯瞰四周景色，既惊险又刺激，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在摩天轮的发展历史上，伦敦的“伦敦眼”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建于1999年，总高度为135米，共有32个座舱，每个座舱可载客25名，旋转一周需要30分钟。

    “伦敦眼”又称“千禧之轮”，原本是为了迎接千禧年而建造的，最初只获准运作5年。没想到，摩天轮建成后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成为伦敦市的地标，这座用7500万英镑打造的临时性建筑因此被保留下来。

    其实，对“伦敦眼”而言，高度并不是它最值得称赞的部分。这个重1600多吨的庞然大物，是在浮于河面的一个平台上建造的，两个从陆地延伸过来的支架承担了它大部分的重量，另外加上六条巨型钢索防止其倒塌。直到接近完工阶段，负责建造的工程师才透露，他们在设计时比预先估计多尝试了几百万次的运算，超过世界上任何较大和复杂的建筑，以确保其安全性。

有人统计过，“伦敦眼”的吸金能力居全英国付费景点之首。在它不停旋转的过程中，平均每天都有超过1.5万名游客，愿意每人支付26英镑在135米高空一睹伦敦风采，为该市旅游业赚进了天文数字的利润，这也是它“由临转正”的一大重要原因。

    “伦敦眼”刷新当时的世界巨型摩天轮纪录，此后也“点燃”了这股热潮。后来，摩天轮的数量和高度几乎每年都被刷新。从世界级大都市到普通二线小城，不论城市体量，“第一高”之争从未降温。当然，有的是凭“净高”，也有的是借助山顶、塔顶等“外援”而成为“最高”。如广州新电视塔塔顶摩天轮，高达455米；俄罗斯莫斯科麻雀山摩天轮高170米。与它们不同的是，中东富庶城市迪拜继建造了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之后，2013年宣布将建全球最大、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约210米。

    现在全球到底有多少座摩天轮，大概没人能说得准。那么，为什么各地都热衷于“建轮”呢？

    显然，摩天轮的可复制性比摩天大厦容易多了。有人算过一笔账，选择摩天轮做地标是一个价廉物美的选择——造价大多为几千万美元，正常用时一般在一到两年。但如果要建造一栋摩天大厦，动辄就要几亿美元，而且三五年甚至更长的开发时间都是小意思。

另外，摩天轮能依靠游客带来可观的门票收入，后期运营不复杂，而且源源不断的游客意味着促进城市经济的繁荣——这是摩天轮经济最大的吸引力之一。2014年，华盛顿景区国家港口附近的“首都之轮”诞生。这座摩天轮总投资1500万美元，55米高，视野可达港口全景、亚历山大旧城、华盛顿纪念碑等。人们对“首都之轮”的热情超出了预期，据说在开门迎客的首周就有2.5万的游客量。

    此外，不知什么时候，摩天轮开始同浪漫等词语挂钩，是很多情侣求婚的胜地。年轻人选择在它缓慢旋转到最高点时向心爱的人表白，像“伦敦眼”就专门设置一些私人观景包厢，备有香槟和巧克力等，从来都是供不应求。南半球最大的观景摩天轮“墨尔本之星”上，还推出过新奇的“天际婚礼”，新人们可以在豪华摩天轮包厢里举办难忘的婚礼。

（节选自2018年11月28日《北京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