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对古代帝王的制约

王建光

    一般而言，汉武帝之后直到清代末期，儒家的价值观在中国社会中具有道德的至上性和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对它的认同是任何政权取得其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作为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道德规范，儒家的纲常伦理及其价值观的自然延伸，事实上即成为一种与体制相补充的制约帝王的道德力量。

    在以“君臣父子”为代表的儒家纲常伦理中，如果说“君臣”能够保证皇权至上的话，那么“父子”则事实上体现了“孝顺”的内涵，是“君臣”价值观的延伸，这一点正是制约皇权的重要价值基础。

    在历史上许多时候，虽然有后宫不得干政的传统，但是当一些问题争议不断、议而不决，或皇帝之所为又明显不合事实或政治伦理、传统价值之时，尤其是涉及选妃立后、太子废立之事，朝臣们往往会搬出太后的力量，以制约帝王。太后之所以能够让固执己见的皇帝改变意见，并采纳朝臣的建议——或者说太后之所以有这样一种让帝王回心转意的力量，其背后的原因正是“孝”的道德力量在起作用。不论太后是否为皇帝的生母，太后的名分即是最高的道德权威，如果帝王本人都不能恭敬顺从太后，又何以服天下人心。所以，儒家的孝文化和价值规范即成为一种体制的力量，有着正义的形象，潜在而又有力地稳定着宫廷伦理和萧墙秩序。

    祖训是孝顺思想的自然延伸。儒家强调慎终追远，所以逝去先皇的言行往往都是后世的圭臬，后世如果公然推翻或违反先帝的祖训或遗诏，不仅是不孝的，其政治行为也是不道德的，甚至是不合法的，会为政敌、为后世留下不孝之骂名。明代朱元璋留下的不设宰相制度，在后世几代“永为定制”，是法外立规，并成为其继任者的规范。虽然其弊端日显，却不能推翻。对于此类先帝的祖训，到最后只能采用调和、修补或暗度陈仓的办法加以解决。

    在许多时候，社会舆论也会对帝王造成一定的压力。即所谓“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尤其对于那些有作为的或有理想的帝王而言更是如此。当然封建时代的舆论主要还是“路人之议”或“庶人之议”，舆论的形成仍然是以儒家的家国天下、明君廉臣思想为基础而建构的。因为那些具有谣言性质的舆论最终可能会有损帝王的合法性，会被反对者或政敌所利用，会使文人在野史笔记中添油加醋，会使朝臣致仕以明志或抗议，会造成社会不安甚至引起社会动荡或政体不稳，所以大臣也会以防不良舆论之由而规劝帝王要避免社会大众的舆论压力，帝王也往往会忌惮于可能的舆论压力，有时也会改变自己决定的事，此类事情历史上并不鲜见。

    当然，上述的力量并不总是被独立使用的，很多时候都是综合而用。简单说来，制约帝王的力量有两种，一种是伦理的力量，一种是体制和规则的力量。而体制也是基于伦理基础上形成和得到维护的，所以归根结底，制约帝王最有力的力量之一还是儒家政治伦理。除此之外，在东汉之后，随着佛教的发展，在个别皇帝或个别时期，佛教的一些观点和理论也会进入朝臣的话语体系，并作为论辩、展示自己观点正当性和道德性的基础，虽然诸如因果报应等案例会被用来作为各自观点的佐证，但这并不能撼动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对同类问题的解决方案及其价值坐标。

（节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悲剧美的音乐诠释

    ①悲剧美是美学的主要范畴之一。它是在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和悲剧性的艺术表现中对美的肯定，而且往往与崇高和壮美相联系，使人产生深沉而巨大的同情共感和心灵震撼，并以其深刻的艺术感染力给人以激励和启示，引发人们深层次的审美感受。音乐中的悲剧美是整个艺术悲剧美的重要的、极有光彩的组成部分。它把现实生活中的悲剧从情感体验的角度加以集中、浓缩，以音乐所特有的表情效果使人们在苍凉悲愤或慷慨激昂的感受中，获得音乐美的体验。

    ②悲剧美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用语“悲剧”，也不同于戏剧体裁中的悲剧，而是作为美的一种存在形态，即具有悲剧因素的客体对象，所以它既与现实生活中的悲剧、戏剧体裁中的悲剧有着内在联系，又具有本质区别。美学悲剧包括了人类历史上、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不幸和苦难的事件,包括了一切艺术对这种苦难现象的表现。悲剧性的审美意义“是具有正面素质或英雄性格的人物，在具有必然性的社会矛盾剧烈冲突中，遭到不应有的、但又是有必然性的失败、死亡或痛苦，从而引起人的悲痛、同情、奋发的一种审美特性。”悲剧本质上与崇高相通或类似，必须能使人兴奋兴起，提高精神境界，产生审美愉悦。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人们通常都承认悲剧是崇高的最高、最深的一种”。这表明悲剧是一种富于哲理性、崇高的艺术。不过，并非所有的崇高都是悲剧，也不是所有的悲剧都属于崇高，那些表现英雄牺牲的悲剧性，具有震撼力，本身就与崇高相通。但具有正面素质的“小人物”的悲剧则是在社会生活中遭到不应有的痛苦而引起人们同情、沉思。这类悲剧性与崇高相去甚远。然而悲剧的效果就在于通过描写人类类似的苦难，来引起人民的恐惧与怜悯，从而净化和陶冶情操。

    ③大多数美学家认为，悲剧除了痛感之外还能给人一种深层次的快感。音乐作品中存在大量以悲为美的现象，亚里士多德有过这样的解释：“怜悯和恐惧是人们最容易滋生的两种情感，必须用悲剧、音乐等艺术手段，将这些容易滋生的、过分强烈的、搅乱平静生活的情感宣泄净化，而重新回复心理平衡。”悲剧的目的不在于让人沉浸在真正的痛苦和哀伤之中，而是使人的灵魂重新进入一种平静安宁状态，并在这种状态中体验着自由的喜悦。

    ④悲剧的快感来源于生存深处的生命力的舒张，而所谓的“生存快乐”，只有在受难的痛苦中才能被激发出来。我们熟知的贝多芬，他的幸福恰恰源于他的痛苦压抑和孤独。在他三百多部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悲剧性都化作了深沉壮美的音响世界。他用饱满的热情、坚强的意志，用充满斗争精神的音乐与命运抗争、与黑暗的现实抗争。一切具有悲剧美的哀伤里，都能发现可以化作积极力量的因素。如阿炳的《二泉映月》、《听松》等，充满了人生不幸的控诉，音乐中刻画的社会冲突性，认识悲剧的深刻性，表明了悲剧美正是源于痛苦，这种痛苦又代表着神圣精神力量的升华——从痛苦走向欢乐。

    ⑤悲剧不是重在对苦难的渲染，而是重在对反抗苦难和毁灭中所呈现出来的抗争之美的表现上，只有对苦难和毁灭的抗争，才能够揭示出人性中的美，才能焕发出生命的全部光辉，张扬人的生命本质。

    ⑥音乐的审美功能在于它能对人类情感交流、体验、宣泄、调节等需要的满足，使人们在音乐中找到自己与人类世代流淌的情感之流的连接点、交汇点、融合点。并在交流、共鸣的过程中让人类美好的情感流入自己的心灵。音乐用其特有的方式诠释悲剧美，引导人们进行真理的探索和伦理的追求，在强烈的感动和激荡中给人以向上的鼓舞力量。

（节选自《文艺生活》，有删改）

    近几年，以汉服圈为代表的古装文化实践呈现出了明显的上升态势。在文化传播领域，例如方文山在2013年创办“西塘汉服文化周”，建构了一个以汉服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场域。在产业资本领域，与汉服相关的产业成为资本青睐的对象。现在，身穿汉服的身影已经时常出现在大学校园、商业广场和地铁公交等公共场域，进一步融入了日常生活之中。

    不过，有的汉服爱好者却表达了不同的焦虑，“现在的汉服圈都很浮躁，很多人已经退圈，因为已经背离了初衷”。有人曾对汉服文化内部的构成做过普及：一是汉服爱好者，即已接触汉服，对汉服有一定了解，认同汉服复兴的主要观点与理念；二是汉服生活者，即将汉服生活化，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三是汉服复兴者，主要进行理论研究或服饰考据，或负责引导社团、举办活动，较大范围地复兴推广汉服。显然，一种内部的阶层被呈现了出来。在公共场合身穿自制汉服的第一人王乐天等，同汉服生活者一起，他们构成了金字塔结构的塔尖和塔身。而汉服爱好者则是金字塔形结构的基座。汉服复兴者规定汉服文化的边界，而汉服生活者则以一种与世俗生活决断的决心进行实践。例外的是汉服爱好者阶层，他们的参与程度显然要低，远没有生活者“壮士断腕”式的决心。因而，在汉服文化越来越被关注的当下，汉服圈内部的焦虑情绪，也许可以解释为汉服爱好者同另两个阶层的脱节。而这种愈发不稳定的结构，则正是汉服文化在持续冲顶过程中的隐忧和未来可能遇到的发展壁垒。

    汉服爱好者介入汉服圈的动力，往往来自动漫文化的影响。如果要进一步厘清这一群体的文化需求，则必须首先将他们从汉服圈中剥离出来，去放置在青年亚文化实践的脉络中进行观察。汉服爱好者首先关注的是亚文化实践的满足，形成的对主流文化的仪式性抵抗策略和沟通尝试。

    然而，汉服文化复兴者和生活者强调汉服文化的正统性，这就造成汉服圈内出现了爱好者同“考据派”的二元对立。随着汉服文化热度升高，传统影楼写真为代表的行业也开始介入古装拍摄。此时，为了维护亚文化内部的纯洁性，汉服爱好者又斥其为“影楼装”，拒绝承认同汉服文化的关系。这种内部分裂导致的不稳定结构将制约其进一步发展。

    如何尽快理解汉服文化金字塔基座的庞大人群的构成成分和文化诉求、保护他们的参与热情，是夯实传统文化复兴人群基础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

（摘编自赵运涛《画里有话——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图案》）

    作为中国书法史的高，魏晋书法所够显出的风度和气象是后世始终都无超越的。儒学精神的夺在使魏晋书法能始终保持中和唯美的发展我态，并与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和中国人的审美心理相契合，最终成为中国书法的典范。 

    在先秦的儒家思想中，艺本与道、德、仁相相成。但这之后发生了变化艺术的地位日趋下降，到西汉《礼记•乐记》就变成“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了书法也由此而视为“小道”“末技”所以，当汉木书法发展出现一次自觉时，士子们抛弃儒家经典而狂研习草书的行为，立即遭到谨守礼法的儒士们的严厉批判，东汉辞赋家赵壹的《非草书》就是在这的气氛中产生的。赵士的《非草书》对处于起步状态的草书做了很好的整理，并把书法纳八儒家的恩想体系之内使书的发展有了厚重的思想基础，为晋书法高峰时代的到来创造了必要的思想和文化条件。 

    魏晋时期是世家大族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而儒学精神则借助世族这一社会载体发挥作用。自两汉开始形成的经学传统对于如琅琊王氏、东海王氏、龙亢桓氏等家族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魏晋时期的一些新兴家族也大多是汉代儒生之后，如颍川钟氏、河东卫氏等。颖川钟皓、卫暠、庾乘等虽然不愿出仕，但无一例外都是当时著名的儒生，并因为精通儒学而对士林产生较大影响。魏晋时期，这些家族的发展和繁荣都是在以儒学精神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中展开，即使后来天下大乱家族迁移，这些有着优良儒学传统的家族也始终没有抛弃礼法。

    中国书法史上最负盛名的书法家是王羲之，他创造了中国书法的高峰和典范。在王羲之身上，书法与儒家文化完美地融为一体，即使受到道家思想影响，也都被他化在骨子里的儒家思想慢慢消解和吸收，其放浪形骸、纵情挥洒的性情受到一定程度的克制。草书除了出现之初因为不受儒学精神的限制而曾经恣肆和张扬过，在后世书法史上，草书从来都没有突破儒学精神的束缚而进入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的境地，它始终坚守在一定的礼法范畴内。

    正是因为儒学精神的存在，魏晋书法才具有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品格，并为后世书家尊崇和膜拜。从这个意义上讲，魏晋书法对于儒学精神的吸收和借鉴正可成为中国书法在后世发展的典范。

    （摘编自吕文明《魏晋书法的儒学精神》）

    传统中国对如何读书有过很多讨论，其中，朱熹的《朱子读书法》流传甚广，成为近世士子的读书指南，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即以此为基础，后又演化出徐与乔《五经读法》、周永年《先正读书诀》等等。与前现代社会的诸种事情一样，读书之法也存在古今之变，这其中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古人读书不完全如现代社会那般是为了获取新的知识，如果仅仅从知识体量角度而言，那时候总量并不算大。《论语》首章讲“学而时习之”，这里的“学”是自己体悟觉醒的意思，所以古人说“古之学者为己”，而不仅仅是获取外在知识。所以，古人特别反对把读书只是当成“辞章记诵”来猎取功名，认为那样背离了读书的本意。朱子反复提倡读书要“涵泳”，读书应该做到使人“存心复性”“学以成人”并能“经世致用”。所以，在传统中国的儒学政教体系里，特别重视如何读书也就不奇怪了。

    南宋陈善在《扪虱新话》中曾对读书法有个精辟总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读书要“求所以入”，就是要孟子所说的能够“知人论世”，熟悉作者的语境和个人品性，这样才能“见得亲切”，真实把握原作者的意图，知道古人用心之处，以古人为师，矫正自己的言行，进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自我治理，这样才能把书读进去。若只是读进去，而不知运用，成为词句的奴隶，那只能落得个“两脚书橱”的称号，这不是善于读书的人。要“用得透脱”，就是要能够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和语境，把所读之书消化透彻，对自己所处的当下之世有仔细的考辨，认清时势，消化所读之书，这样读书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

    王国维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是从美学角度立言，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在这个“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过程里，读书人的主体角色值得认真思考，他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更不是游谈无根的夸夸其谈者，而是虚心涵泳，然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躬践之”。读书的过程，是读书人在所读之书与现实之间进行不断对话和诠释的过程，读书人“入乎其内”，体会原书的精神，吸收书的营养，同时要能“出乎其外”，用之于天下国家。在这过程里，读书人自己的狭隘生命体验得到了扩充，即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同时，为改变现实，又必须对书进行创造性诠释和转化，使自己当下的生命和文化灌注到古书之中，使古书具有了生机活力，成为改造现实、规划未来的参考。

    这个读书法有着鲜明的儒学特色，贯彻了儒学所强调的“学以成人”和“经世致用”思想，这也是与孟子提倡的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存在方式相对应的。到了明代，从小学（明代叫社学）开始，到科举求官，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教科书，读书的过程是“证诸先觉，考诸古训，尊所闻，行所知”的历程，从小就开始这样反复训练，“日以义理浸灌其心”，长大了自然就可以达到使“心术归于正”的目标了。

（选自2018年11月26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