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诗歌、散文、戏剧一样，对于中国现代小说形式发展的评价，离不开五四初期的语言变革对于中国现代小说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决定性意义这个“基点”。每次语言变迁都带来中国现代小说形式的发展和变化。初期现代小说对各种语言资源的综合，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小说写实性、抒情性、象征性等原则的确立，孕育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诗化、散文化等美学风格，也使得现代小说的复调叙述成为可能；政治文化语境下语言方式的变动，推动了小说形式的进一步发展，“小说语言的政治化”带来的“标语口号”、“概述”、“讽刺”、“直语”等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小说文体带来“审美危机”，而作为对政治语言的反援，又是小说发展了限制性语态、隐喻和幽默修辞封个等文体表现形式；30年代新媒体影响下的语言变迁，催生了新的小说语言方式，带来了现代都市新小说的形式，如跳跃的小说节奏、画报体小说、电影化小说等形式的发展；40年代小说语言的“口语化”，带来了小说形式的戏剧化追求，推动了章回体等传统小说形式的再利用和再发展。

        从语言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演进的角度，不仅可以准确评价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中的得与失，也能更加客观地评价同样作为语言艺术的中国古典文学，重新来看待和审视文言之于文学形式的意义。新文化运动提倡者从当时的文化发展大目标出发，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完成了白话语言方式的确立，这种历史功绩自然不能抹杀。但当年有许多学者对五四语言革命中彻底丢弃文言文的观念和实践持保留态度，他们的言论、思考和忧虑中的合理成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被人们重新认识。时过境迁，尤其是在冷静面对白话语言给文学带来的一些困境时，在追寻白话语言的“艺术化”加工过程中，当年新文化运动提倡者事后的反思性意见，与五四白话文运动中以“学衡”为代表的反对派意见，在语言与文学关系问题的许多认识上有着惊人的一致。而且很多现代文学史上的代表性作家在创作实践中，在各类文学文本的写作中，也吸收了大量文言的因素和成分，甚至创作了大量的文言诗词，其造诣也是很高的。这不仅证明了文言作为文学语言的生命力，并未因白话文的兴起而消失，而且也表明：事实上文言也参与了语言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演进的过程。

（所选文段有删改）

   传奇小说始于唐代，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古典小说逐渐从萌芽走向成熟。

   “小说”一词始见于《庄子》：“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的小说，指的是琐碎的言论，内容如何，不得而知。西汉刘歆在《七略》中提及“小说家”的名称，但所记之书后世不传。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给“小说家”下了定义：“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了文言传说故事或名人轶事的小说，如干宝的《搜神记》、葛洪的《神仙传》、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

   到了唐代，出现了记述奇闻异事的文言短篇小说，名唐传奇。传奇小说产量丰富，除了《聂隐娘》外，代表作品还有《虬髯客传》《莺莺传》《南柯太守传》《柳毅传》《李娃传》《红线传》《章台柳传》《长恨歌传》《霍小玉传》《梅妃传》《枕中记》等。这些小说中的一些情节和典故，常为后世文人所用，宋元明三代不少戏剧故事，都是在唐传奇的基础上继续演绎创作出来的。

   传奇小说的主人公不尽是鬼神，而多是人。或是才子佳人，或是英雄侠客，总之，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上有着各种各样性格的人。比如《聂隐娘》和《红线传》，主角是参与到地方官吏斗争之中的刺客侠士，反映了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各股地方势力之间相互斗争仇杀的社会现实；再如《李娃传》和《霍小玉传》，主角是情路坎坷的世族子弟和妓女，反映了唐代士人以迎娶大家闺秀为荣的等级森严的婚姻状况。大唐经济文化的繁荣也为传奇小说提供了无限宽广的创作空间，使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鲜明，具有较浓的现实和时代气息。

   虽然传奇小说包含丰富的社会内容，但加入了很多纯粹想象的元素。比如《聂隐娘》中描述隐娘与精精儿打斗，说是有红白两面旗帜在床的四周击打旋转，后有一人从空中掉下来。又描述空空儿的神术，说是人不能看见他的变化，鬼不能跟随他的踪影，他能从虎穴进入阴间，能用无形攻击有形。再如《梅妃传》中描述梅妃的魂魄进入唐玄宗的梦境，诉说皇上逃难时，自己死在乱兵手中，有人把她安葬在梅树下，随后玄宗前去挖掘，果然找到尸首。这些记述都超越现实，既惊悚又刺激，要说这些可能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和价值，只能说是纯粹瑰丽奇特的想象而已。

   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发现《幽怪录》中诸多篇章已经残缺，但编者却认为残缺亦无妨，因为无关风教。明人、清人比较注重道德教化，做文章要有社会意义，即便言及怪力乱神、奇闻异事，也要奖善惩恶，而唐人，是真爱浪漫，爱作不受现实羁绊的无边无际的想象，一面描写现实社会中的人，一面却赋予他们高于现实的特质，不论有无实际意义。

（节选自梁晓菲《从<聂隐娘>看唐传奇》）

    和古人寻求永恒与不朽相反，聪慧的现代人寻求相对与新变。世界属于流动，唯“一切皆变”的规律才能永恒。就中国诗歌而论，从《诗经》而《楚辞》，从律绝而曲令，从旧体诗而新诗，留下的正是流动的轨迹。任何一个时代的中国诗歌总是在对自己时代新的审美精神的最大适应中获得出世权，中国新诗亦如此。

    新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又是“诗体大解放”的产物。郭沫若的自由诗宣告了“诗体大解放”的最初胜利。“诗体大解放”的倡导者们虽然激烈地反传统，其实，传统的诗学范畴仍潜在地给他们以影响。胡适就自称《尝试集》的“尝试”二字也是从古诗那里取用的。

    传统是具有神圣性、社会性、广泛性、相对稳定性的文化现象。任何民族的诗歌都不可能完全推开传统而另谋生路。推掉几千年的诗歌积蓄去“解放”，只能使新诗成为轻飘、轻薄的无本之木。

    诗，总是具有诗之作为诗的共有品格。然而，作为文化现象，不同民族的文化又会造成诗的差异。大而言之，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在天人关系、对人的看法、对自然的看法、对历史发展的看法上从来不同。因此，西方诗与东方诗也有很大不同。

    把话说得更远一点，西方诗学和东方诗学也有颇大差异，无论是二者的诗学观念、诗学形态，还是二者的发展之路。西方诗学推崇戏剧，东方诗学以抒情诗为本；西方诗学注重分析性、抽象性、系统性，东方诗学注重领悟性、整体性、经验性；西方诗学运用纯概念，东方诗学运用类概念；西方诗学滔滔，东方诗学沉静等等。

    中国诗歌有自己的道德审美理想，有自己的审美方式与运思方式，有自己的形式技巧积淀。中国的大诗人必定是中国诗歌优秀传统的发扬光大者。

    自然，中国新诗也处在现代化过程中。这是一个扬弃过程，对传统有继承与发展，也有批判与放弃。只有经受现代化验收、经过现代化处理的传统才可能在新诗中生存、活跃与发展。现代化是一个时间概念。本民族的传统和他民族传统是一个空间概念。不能用空间概念代替时间概念。如果将现代化理解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这将是一种滑稽剧。

    接通新诗与传统的联系不是倡导传统主义，应当将传统和传统主义分开。对传统作僵滞的、静止的理解，甚至将诗传统窄化为传统诗，因而指责新诗的种种“不是”，呼唤旧体诗的复兴等等，这种传统主义是新诗寻求新变的障碍。

    从总趋向看，西方诗存在着摆脱不了传统影响的焦虑，而中国新诗却存在着与传统隔绝的焦虑。和与散文界限太不清相反，新诗与传统界限太清——这个“太清”已经有近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为它的危害性作证。接通传统是诗体解放以后新诗的十分关键的使命。

（节选自吕进《熟读<新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有删改）

    汉代诗歌中真有价值的，要数乐府歌诗和文人古诗两大类。前者的多向探索，恰为后者的定格定型创造了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乐府歌诗在两汉诗歌的整个转型过程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 ， 而转型的结穴点则落到了文人古诗身上。

    乐府歌诗在古典诗歌意象艺术演变史上有其标志性的意义，主要之点便是传统“比德式”思维模式的解体。秦汉以后，新兴官僚政治以“外儒内法”为指导思想，礼教人伦的全面控制能力有所减弱。尤其民间社会里普遍关注的是各种民生现象，所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恰当地显示了民间歌咏所由产生的动力机制。正是在这一心理机制的广泛作用下，“因物兴感”的意象思维活动才得以突破“比德式”的框架顺畅地运行，人的活生生的情感体验亦能自由地转化并结晶为诗歌意象，这便是意象艺术开始发达于两汉乐府歌诗的原因。

不过，以乐府歌诗为代表的古典诗歌意象艺术，在形态上仍是不够完整的。最能体现乐府特色的叙事诗，通常以人物、故事、场面为表现重点，写作主要依靠“模拟”（叙述和描绘的艺术），而非“意象”。至于说理诗，其打动读者的方法往往凭借比喻、夸张、对比、排偶等修辞手段及采用格言警句来阐述道理，有一定的形象性，也称不上真正的意象。乐府歌诗里较能体现意象艺术的，主要是抒情类作品，而其情意内涵似还缺少生命意识的清醒反思。

    现在来看文人古诗。文人创作群体的自觉即意味着诗的自觉时代的到来，而文学形态的诗造就了诗的文学体式，那就是五言诗体。就声律而言，五言诗以“二／二／一”的音响组成节拍，化板重为灵动，变平实为流走，加以奇字句的结末一拍有半个音阶的休止符，正好便于间歇顿宕。这种在整齐中寓有变化错落之致的声律，与汉语以单音节为基干的语言文字性能恰相适应，故而五七言诗终能发展壮大为古典诗歌的主导形式。从语句表达功能着眼，“三字尾”作为意群的组合，天然地适应于单音节词与双音节词的自由搭配，进而将整个五言句明晰地划分为“二／三”两个意义段，于是一句诗便能顺畅地表述一个完整的语意单位。

文人古诗还促成了诗歌意象艺术的完形。意象艺术的完形，首先得益于先秦“比德式”思维的解体。与此同时，东汉中叶以后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更使敏感的下层士子产生了深刻的忧患意识，并普遍渗入于文人古诗之中。这些作品多表现游子思归的情愫，但不限于单纯思念亲人或感叹失意，常将个人命运提到“忧生”的层面上来思考，成为人的生命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它让诗歌创作真正成了表达个体生命体验必不可少的艺术手段，而这正是诗歌艺术形象得以明确树立的前提。

（节选自陈伯海《唐前诗歌意象艺术的流变》，有删改）

注：“比德式”思维，由孔子开创，指的是自然物的性质特征与人的道德、品格、情操有相似之处，自然物的某些特征能使人联想起某种美德。

文章出苦心

    寻思是作文的第一步重要工作，思有思路，思路有畅通时也有蔽塞时。大约要思路畅通，须是精力弥满，脑筋清醒，再加上风日清和，窗明几净，临时没有外扰败兴，杂念萦怀。这时候静坐凝思，新意自会像泉水涌现，一新意酿成另一新意，如是辗转生发，写作便成了人生一件最大的乐事。一般“意兴淋漓”的文章大半都是如此做成。提笔作文时最好能选择这种境界。

    不过这是理想，有时这种境界不容易得到，有时虽然条件具备，文思仍然蔽塞。在蔽塞时，我们是否就应放下呢？抽象的理论姑且丢开，只就许多著名的作家的经验来看，苦思也有苦思的收获。唐人有“吟成一个字，拈断数茎须”的传说。李白讥诮杜甫说：“借问近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李长吉的母亲说：“呕心肝乃尔”。佛洛伯有一封信札，写他著书的艰难说：“我今天弄得头昏脑晕，灰心丧气，我做了四个钟头，没有做出一句来，今天整天没有写成一行，虽然涂去了一百行，这工作真难！艺术啊，你是什么恶魔？为什么要这样咀嚼我们的心血？”但是他们的成就未始不是从这种艰苦奋斗中得来。元进山《与张仲杰论文诗》说：“文章出苦心，谁以苦心为？”大家看重“苦心”，于此可见。就我个所能看到的来说，苦心是从不会白费的。思路太畅时，我们信笔直书，少控制，常易流于浮滑；苦思才能拔茧抽丝，鞭辟入里，处处从深一层着想，才能沉着委婉。苦思在当时或许无所得，但在潜意识中，它的工作仍在酝酿，到成熟时可以“一旦霍然贯通”。普遍所谓“灵感”大半都是先经苦思的准备，到了适当的时机便突然涌现。难关可能打通，平路便可驰骋自如。苦思是打破难关的努力，经过一番苦思的训练之后，手腕便逐渐娴熟，思路便不易落平凡。纵遇极难驾驭的情境也可以手挥目送，行所无事。

    大抵文章的畅适境界有两种，有生来即畅适者，有经过艰苦经营而后畅适者。就已成功的作品看，好像都很平易，其实这中间分别很大。入手即平易者难免浮浅，由困难获得平易者大半深刻耐人寻味。这是铅锡与百炼精钢的分别，也是袁简斋与陶渊明的分别。王介甫所说的“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是文章的胜境。

阅读微信 谨防病态

    过去总说我们的阅读量低，其实，那要看阅读什么，读书的数量确实不高，可读微信的时间和数量，恐怕在世界上都数一数二。

    不妨看看四周，无时无刻不在那里看微信，可以说是任何地方的风景。开会、上课、听讲，凡是低着头的，十有八九是在读微信；上班时间看微信，已经成了常态行为，更何况微信与工作有关的也不在少数；坐公交、乘火车 ，等在候车室、候机室、候诊室里，盯着微信的恐怕占大多数，幸亏飞机上不许开手机，否则，读微信的比例大概接近百分之百。从前纸质媒体独占天下时，蹲厕所看报是一景，今天，上厕所不看微信的还剩下多少？

    微信的诞生，当然是好事，让阅读大大提速，看什么都变得无比便捷，可这种如潮水一般涌来的微信量也很容易令人沉迷。

    须臾离不开微信，一刻不盯着微信就有如失魂落魄，这已经是很多人的生活常态；一家几口各看各的微信，还互转互动，这已经是当今家庭生活的普遍景致。姑且不说在看微信中度过的生活究竟是好是赖，仅是把阅读都耗费在微信里，就会让原本已经少得可怜的读书时间更无一席之地。

    书痴，古往今来向来都是少数，但微信痴如今正与日俱增。阅读微信一旦成瘾，茶饭无心、睡眠不足、耽误了正事，恐怕就是病态了，不仅无益于身心健康，而且还会带来诸多副作用。因为这种病态阅读常常是排他的、痴迷的、偏听偏信的，即便谬误就在眼前，也浑然不觉。

    尽管读微信也是阅读，好微信就是好文章，好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一张好报纸、一本好刊物，甚至是一部便携式的好书，可是，阅读那些转来发去的微信时你也会发现，这毕竟有别于书籍、报刊。

    个人间转发的微信大多是单向的，很少能看到相左的意见，即使有，往往也难得再次转发到同一个人的手里。这还不如阅读报刊，起码不同的说法、争论的意见都可以相继呈现；更不如网页，不但有不同的声音，而且还有纠错的跟帖及时出现。前些时候，一则大学生只因掏了家门口的鸟窝而被判重刑的消息，除在报纸、网络上竞相传播外，在微信里更是频频转发，可当真相披露出来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都有报道，唯独相关真相的微信却在转发中不见了踪影，于是，就给只专注于微信传播的人留下了极为片面的印象。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微信群遍布的今天，可谓特别恰当的形容。不少微信群正日益走向近亲繁殖，在相同认知、经历、层次、职业的人组成的各类微信群里，传播的微信都在相同水平上徘徊，所以，沉浸、徜徉在这样的微信群中，很难受到启迪和提升，大家需要的只是纵情宣泄和盲目点赞，以致很多错误百出的微信可以反复疯转。有的微信传递的消息说是昨天的，可照片和视频里的着装都与季节不符；有的微信说得尽管慷慨激昂，可连基本常识都是错的，年月日都没说对，但又有谁在乎这些呢？

    阅读微信有可能成为病态，而转发微信也可以变成许多人的癖好，转得瘾头十足。为了获得转发量，不惜用“转疯了”“不能不转”“是中国人就转”“有良心的就转”等词语作为噱头，可等你打开一看，恐怕只有没良心的才会转了。不过，这种自以为是的微信转发，却很合乎病态阅读的胃口，只图叫座，不顾事实。

阅读微信原本是好事，转发微信也不是什么坏事，但不能过度，过度就会陷入病态，病态的结果就是误了别人，也误了自己。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6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