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一生以维护、恢复“周礼”为己任，他的各项政治主张都是从这一总目标出发而提出的。明“夷狄”、“诸夏”之别，就是其中之一。孔子这方面的言论虽不多，却牵涉到“民族意识自觉”的大问题，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周礼”成为周王朝建立领主制封建国家政治机构的组织原则之后，其作为周族的典章、制度、仪节、习俗的总称的意义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被扩大、推广到整个华夏族的势力范围。在当时，用不用“周礼”，已成为区分“夷狄”与“诸夏”的主要标志。如楚是南方大国，文化发展程度并不低于周族的姬姓各国，只因为不用“周礼”，而被“诸夏”视为“蛮夷”。齐桓公建立霸业时，还专门以“包茅不贡”为借口对楚进行讨伐。可见，“周礼”在区分“夷狄”与“诸夏”时的重要意义。由于当时在“夷狄”与“诸夏”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的民族斗争，这种区分就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西周到春秋末，尽管华夏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已居主导地位，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华夏诸国与少数民族杂处的局面，如“王畿”附近就有伊雒之戎、陆浑之戎。诸侯大国卫国在卫懿公时，和邢国一起被狄人“残破”。救卫存邢、南伐荆楚、北伐山戎，是管仲辅佐齐桓公所建立的重要霸业。所以，尽管孔子对管仲僭越违礼颇为不满，但对其“相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十分称许，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觉察到当时民族斗争的严重性，从维护周礼到自觉维护“诸夏”的团结统一，充分肯定管仲这方面的功绩，这说明孔子自觉地把维护民族利益作为第一位的大义，把管仲的贡献提到了“如其仁”的高度。比起“民族大义”来，管仲在其他方面的不足，在孔子看来，都是可以原谅的。这可以说是最早的体现了某种朦胧状态的民族意识的自觉，这种民族意识的自觉的继承和发扬，就成为一种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几千年来绵延不绝，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奇迹，它的出现应当说与孔子所开始的民族意识的自觉有着一定的思想渊源关系。

    关于区别“诸夏”与“夷狄”，孔子还有一段议论，即“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意思是说，“夷狄”虽“有君”，却不行“周礼”，君臣上下的名分有等于无；而“诸夏”哪怕无君，但君臣的等级秩序照样存在。可见孔子以明“夷狄”“诸夏”之别表现出来的朦胧的“民族意识”的自觉不是孤立的，而是和他的君臣等级观念纠缠在一起的，因此决不能给以过高的、违反历史真实的估计。

    孔子的明“夷狄”、“诸夏”之别的政治主张，到秦汉以后逐渐以“明华夷之辨”的命题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积极方面，每当民族危亡之际，总有一批民族英雄以此为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挺身而出，伸张民族大义。消极方面，也总有人以此为借口，对内欺压少数民族，变成大汉族主义；对外则以天朝大国自居，流于狭隘的民族主义。

“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丑中之美

    庄子及其后学以“道”的自然无为为美，其根本表现是在个体人格的自由上。因而，在庄子及其后学看来，人的外形的丑丝毫也不妨碍他具有精神的美，得到人们的爱慕。庄子一方面赞赏他理想中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的“神人”，另一方面又丝毫不歧视形体残缺丑陋，却具有精神人格美的人。在中国美学史上，也是庄子第一个明确地谈到了丑的问题，指出了在丑的外形之中完全可以包含超越于丑的形体的精神美。

    《德充符》中通过许多寓言说明了这个道理。卫国的哀骀是一个奇丑的人，“以恶（丑）骇天下”，然而“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未止也”。鲁哀公和他相处不过数月就想请他当宰相。庄子以文学的夸张笔法，描写了这个奇丑者得到了包括妇女在内的许多人的爱慕，同时又借孔丘之口说明了他之所以得到爱慕的原因：“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而所谓“使其形者”就是精神。人们之所以爱这个奇丑的人物，就是爱他的“全德”，爱他的精神美。“闉跂支离无脤”“瓮盎大瘿”都是一些腰弯及于脚趾、形体残缺没有嘴唇、身上长着像盆瓮一样大的瘤子的奇丑人物，然而前者说卫灵公，后者说齐桓公，都得到了赏识和喜爱，以至卫灵公、齐桓公看起那些形体齐全的人来，反而觉得“其脰肩肩（瘦小样子）”，矮小可怜了。庄子认为，这是“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的缘故。这些奇丑人物，由于他们有人格精神上的美，所以人们就忘掉了他们形体的丑陋，看上去反而比形体健全的人更加高大了。庄子看到了人的内在精神美能够压倒和克服外在形体的丑，“形骸之外”的美高于“形骸之内”的美。在追求着个体人格自由的庄子眼里，就连汲汲于仁义、不懂得自然无为之道的孔子，虽然形体健全，但较之于被砍掉了一只脚，却懂得自然无为之道的“兀者叔山”，在精神上是遭受了无可解救的“天刑”的。在庄子看来，这种精神上的刑残比肉体上的刑残更加可悲。庄子一点也不忽视形体的美，但更加重视精神的美。这种对于人的精神美的高度重视和追求，后来在魏晋时期的美学中得到了发展。

    从艺术史上看，庄子认为在丑怪的形相中可以包含强烈的精神美的思想，曾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明显的影响。五代人物画家禅月大师贯休的人物画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贯休是禅宗的信奉者，曾被皇家授予师号。而禅宗的思想，是同道家的思想密切联系着的。贯休所画的人物，其形相十分怪异甚至丑陋，却又使人感到有一种内在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其名作十六帧水墨罗汉，骨相奇特古怪，为前代所找不出的。例如有庞眉大目者，孕颐隆鼻者，倚松石者，坐山水者。以之与阎立本的帝王图相对照，虽则坚实劲拔的笔致，略有相似，而人物的形态完全不同。阎氏的人物庄严肃穆，是一种士大夫社会的正型。而贯休的人物怪骇突兀，宛如战斗时神经紧张的一种变型”。完全可以说，在中国美学史上，对丑怪之美的肯定，为庄子美学所特有。这也是一般浪漫主义美学所共有的特色。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则是排斥丑怪之美的。

    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生态学和美学各自研究对象的交叉部分，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生态学研究生物与其环境的关系，美学研究人与现实（自然、社会、艺术）的审美关系。生态学和美学的结合点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生态学研究物种之间的共生关系，也包括人与其环境、与其他物种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也是美学的研究对象，生态美学不仅研究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而且研究人和自身的和谐关系。

    从学科性质上，生态美学的最终落脚点在美学，而美学的最终依据在哲学，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为生态美学找到其哲学依据。中国《周易》及道家思想、古希腊前苏格拉底哲学、印度《奥义书》等人类早期的哲学、宗教典籍里蕴涵了万物生成的思想。老子认为人和万物拥有同一个来源，那就是“道”，庄子也主张物我合一的自然哲学。人与万物同构、同源、同具有道性或神性，这是生态美学得以成立的哲学基础。首先，人与万物交换能量。人需要阳光、水、空气、食物，如果这些被污染被破坏，必然殃及人类自身。人的生命得以延续，时刻离不开自然界，所以人类应该节约能源，减少污染。其次，人与万物交换信息。人情感反映都是在与万物共在中发生、发展的，而不仅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结果。再次，人与万物的关系不可能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在于我与你的关系，是互为主体的关系。万物的欣欣向荣必然使人感觉愉快，万物的肃杀衰败必然使人心生哀戚。从人和万物的生成角度，我们不仅能够找到生态美学的学科依据，也能够找到生态伦理学的学科依据。

    西方现代美学所探讨的人与万物之间的审美关系与现代生态学关于人和万物相互依赖关系的观点具有一致性。首先，认识论美学把人和审美对象的关系理解为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现代美学认为，在审美体验中对象有了知觉和情感，与人心灵得以沟通，因此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之间不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而是主体间性的关系。其次，传统美学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抽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对立起来，认为只有后者涉及真理，而现代美学认为它们原本就是共生的、同根同源的，思维包含了感性，艺术揭示着真理。

    从研究方法上，生态美学可能引入自然科学方法，但是更根本的是人文科学的方法，如现代解释学的体验、表达、理解等。数学可以给我们提供准确的数字，比如某些物种的数量及分布，使我们对于生态状况有直观的了解，但是数学不能解决生态美学的问题。庄子体会到鱼在水中畅游的快乐，现代人体会到藏羚羊趋于灭绝的痛苦，只能进行体验和解释，不能以科学实验来证明。

金石学的兴衰与传承创新

朱凤瀚

    金石学的“金”，主要是指青铜器及其铭文，“石”是指石刻而且主要是指石刻文字。为求将文字资料保存永久而刻于石上，特别是铸于青铜器上，是古代中国的一种重要的文化传统。在汉代时，存于简帛上的先秦文献已相当残缺，故商周青铜器铭文与东周以后的石刻文字资料已尤为珍贵。但是这一类文献在北宋以前并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

    这种情况，直到北宋年间金石学的出现才得到较大改观。研究古代青铜器与石刻能受到学者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金石之学不仅可以证经补史，而且有助于复原古礼，适应了北宋王朝鼓励经学、巩固统治秩序之需要。另一方面，金石之学有实证研究色彩，为当时代表进步的史学与文字学发展趋势的学者所推重。北宋时造纸、印刷与墨拓技术得到空前提高，也为金石学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

    清代在康熙朝后，开始极力提倡儒家经典之学，推崇“朴学”以巩固其统治秩序。而清初以顾炎武等为代表的学者，强调“通经致用”，重视考据学及小学，遂将与小学密切相关的金石学推到当时学术高端的地位。清代学者在青铜器与金文研究上有不少建树，而石刻方面则着力更多，研究成果亦趋于系统。但此时期被作为研究对象的青铜器等古器物及相当一部分石刻，仍然是零散出土的，且多属未知共存的器物．同时，对古器物形制变化的脉络及其与铭文的关系始终未能理清，对铭文虽有考证，亦由于未有科学的古文字学理论且囿于传统史观，故进展不大，且研究的路径与结论始终未能摆脱“证经”之套路。

    金石学作为一门属于特定历史阶段、有特定内涵的学问，基本止步于二十世纪初，但对其研究的主要门类，即中国古代青铜器（及各种古器物）、金文与古代石刻的研究，则继金石学之后获得新生。辛亥革命前后，伴随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的学术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被引进，特别是“五四运动”强调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理论结合实际的科学方法，促进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1925年王国维发表《古史新证》，倡导“二重证据法”，对中国古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进步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央研究院”发掘殷墟开始，中国青铜器研究即从旧金石学范畴进入了现代考古学的研究领域，考古类型学被应用于青铜器研究。郭沫若在其名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考释》中，借鉴考古学的类型学，提出了“标准器法”.1941年出版的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更在青铜器及纹饰的分类、定名诸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1935年唐兰出版了《古文字学导论》，提出了古文字考释的偏旁分析法与历史考证法，促使古文字学脱离开传统金石学与小学的束缚。史学观念的进步也使金文更好地与传世历史文献相联系，使之成为研究古史的重要资料。与此同时，石刻研究亦渐纳入现代考古学与史学的研究范畴。二十世纪以来照相技术与印刷水平的提高成为传统金石学研究门类获得新发展的重要条件。

    从金、石学的兴衰与金、石研究的新生之历程，可以深切地感到，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学术研究，其水平的高低是与时代所给予的政治环境、科学世界观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时代的历史需求密切相关的。

    学界曾普造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始于宋代。其实，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传社会是封闭式的固态社会，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职业具有非运动性，和前代相比，宋代呈现较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业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张載在《经学理窟》中说：“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间可以转化。沈伦原是以教书为业的穷书生，后来官拜宰相，去世后，家 道随之中落。宋代政治上的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春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华阳博议下》中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簿，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这些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歲不還婚、不交往的旧习俗有所改变，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门”“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等新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含”，政治权力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 卖的限制和千预，作为商品进入流濩领城，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刘克庄《故宅》）。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高，暮为乞丐者”，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

    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夷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四民由四种不同身份波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之家，未有不含其旧而为士者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甚至一身二任。大将张俊既是枢密使，又是临安大酒店太平楼楼主，还经营海外贸易；亦商亦官者，如荼商马季良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社食流动规模过大，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是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摘编自张帮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

    综观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发展，大都经历了一个从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的过程。一个国家制造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逐渐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这是世界经济中的普遍现象和基本规律。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孕育兴起，国际分工体系加速演变，全球价值链深度重塑。我国制造业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既符合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

    发挥企业在价值链构建中的主体作用。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大型跨国企业或者依托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主导形成市场驱动型全球价值链，以品牌、设计、市场、营销、网络等优势，向全球供应商发出巨额采购订单；或者依靠整体科技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主导形成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目前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大多数是金融类企业，制造类企业很少。这说明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比较突出。在振兴实体经济和持续扩大内需的政策导向下，中国市场正在给全球企业和人才提供巨大的发展机遇。中国企业完全可以依托本国市场的庞大需求，推动构建市场驱动型全球价值链；也可以面向国际市场，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的产品，推动构建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在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其他国家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努力打通瓶颈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上，一些拥有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特殊材料的中间投入品供应商虽然不直接与终端消费者发生联系，但因掌握行业的关键知识和技术，享有其他企业无法替代的优势地位，在相关行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具有这类性质和能力的供应商被称为“隐形冠军企业”。目前处于全球价值链上游的隐形冠军企业主要分布在发达国家。中国虽然有很多产业规模做到了世界前列，但这些产业往往大而不强，还存在一些瓶颈部门。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应向上延伸产业链，专注于链上的技术知识密集环节，把技术和工艺层层往上做专、做精、做强、做大。我们不能根据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去扬长避短，放弃对价值链上游一些知识技术密集环节的追赶，而应以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为指导，扬长补短，努力打通瓶颈部门。

    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目前，我国大部分代工企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依靠大规模、低成本、低价格进入市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低成本优势正在减弱。同时，经过多年的技术、人力资本、管理经验和生产能力积累，一些代工企业已走过进口零部件的装配生产阶段，处于大规模整机生产能力提升阶段，逐步提升了自己的研发设计能力，有的还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我国企业已经具备了转型升级的基础，应通过深度应用信息技术促进制造与服务融合，加快发展服务型制造，利用信息化平台和工具，推动服务向产业链的前端和后端延伸，提升服务质量。建设开放包容共享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加快制造业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

（摘编自刘志彪《深人参与全球价值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