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各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王朝之后，推行“书同文”以统一全国文字。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并没有制订与之相类似的“言同声”的政策。为什么？同声难，同文易。汉字“立形见意”，其字符系统总体上与事物之间存在可理解或追索的视觉联系，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较强的通约性，比较有利于跨越时空进行信息交流。而以记录语音为主的字符系统，却很难具备这一优势。因此，不论发音差异多大，只要识别出汉字字形，就可能领悟其意义。北方人到广东、香港或者闽南、台湾，用方言与当地人交流很困难，然而只要写出字形，就基本没有障碍了。汉字可以记录言语，却又超越言语乃至时空，极有助于以文化育天下的伟业。我国方言众多，然而地无分南北，时不论古今，文化主脉，千秋一系，沛然而下，浩浩如江河，至今不衰，汉字之功可谓大矣！

    立形见意，其“形”必然复杂：点画种类以十计，部首数量以百计，单字总数以万计。但复杂而不紊乱，殷商时期的数千单字就已基本形成体系。此后绵延几千年，历经多次变化，最终凝定为篆、隶、草、行、楷五种字体。其中有古（篆）、今（隶、草、行、楷）之分，又有主流字体（篆、隶、楷）和辅助字体（草、行）之别。古今、主辅之间，看似差异很大，却保持了体系的延续性，大多数单字都可以理性地解析其形义渊源及演变理路。今文字中，隶、楷、行虽然已失去“视而可识”等直接摹写自然而来的形体特点，但大多数合体字仍保持以部首统领事物类别等方式，存在“察而见意”的可能。许多部首如“水（氵）”、“手（扌）”、“草（艹）”等所属之字，读者即使无法确知其音、义，只要知道部首的意义，仍可大致判断其物类归属。即使是形体变异最多的草书（特别是狂草），许多常用部首和字形也还是有迹可循的，因而历代流传至今的草书字迹，大多数都可以识读。

    立形见意使汉字成为方块字，一字一形，所占空间比较规则，为汉语文学的一些独特体裁和手法奠定了基础。以骈文、对联等体裁创作的文学作品，语句对称，不仅音美、义美，而且排列形式也非常美观，至今很难找到相应的外文表现形式。一些具体的文学创作技巧，更是直接依托于汉字字形，如“烟锁池塘柳，炮镇海城楼”，上下联都以“火、金、水、土、木”为部首，“石皮破仍坚，古木枯不死”，将“破”“枯”拆解为“石皮”“古木”。

    立形见意，使得汉字造字方法（特别是形声）具有强大的创造力，可以不断丰富自身的字形体系以满足生活的需要。现在普遍使用的人称代词“她”以及许多化学元素的汉语名称，都是古代所无而近人创造出来的。当然，造新字要求谨慎，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印刷术发明之前，文字的主要呈现方式无非是刻、铸或写等，以写为主。汉字当然也不例外。然而，汉字在视觉形式上具有两个潜在的特点：一是基本合乎右手书写的生理习惯；二是可塑性强。前者利于实用，后者利于创造，巧妙集于一身，再加上毛笔等特殊工具，于是形成了文字书写中的一个“例外”——书法艺术。这是汉字在记录言语和传播信息的功能之外滋养出的一朵极其绚烂的艺术之花，不仅与诗、画等一同成为国人重要的精神生活方式，更堪称世界艺术之林中独一无二的奇葩。

（节选自叶培贵《智通天地道洽人文——汉字之美与书法之魅》，2013年8月28日《光明日报》）

    一个气势豪迈的词儿正在流行起来，这个词儿叫做：打造文化。 常常从媒体上得知，某某地方要打造某某文化了。这文化并非子虚乌有，多指当地有特色的文化。这自然叫人奇怪了，已经有的文化还需要打造吗？前不久，听说西部某地居然要打造“大唐文化”。听了一惊，口气大得没边儿。人家“大唐文化”早在一千年前就辉煌于世界了，用得着你来打造？你打造得了吗？

    毋庸讳言，这些口号多是一些政府部门喊出来的。这种打造是政府行为。其本意往往还是好的，为了弘扬和振兴当地的文化。应该说，使用某些行政手段，是可以营造一些文化氛围、取得某些文化效应的。但这种“打造”还是造不出文化来。打造这个词儿的本意是制造。优良的工业产品和商品，通过努力是可以打造出来的。文化却不能，因为文化从来不是人为地打造出来的。温文尔雅的吴越文化是打造出来的吗？美国人阳刚十足的牛仔文化是打造出来的吗？巴黎和维也纳的城市文化是打造出来的吗？苗族女子灿烂的服饰文化是打造出来的吗？

    文化是时间和心灵酿造出来的，是一代代人共同的精神创造的成果，是自然积淀而成的。你可以奋战一年打造出一座五星级酒店，甚至打造出一个豪华的剧场，却无法制造一种文化。正像我们所说，使一个人富起来是容易的，使一个人有文化哪怕是有点文化气质可就难了。换句话说，物质的东西可以打造，精神文化的东西是不能用打造这个词儿的。难道可以用搞工业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建设？那么为什么还要大喊打造文化？仅仅是对文化的一种误解么？

    坦率地说，打造文化叫得这么响，其中有一个明显的经济目的 ——发展旅游。因为，人们已经愈来愈清楚：文化才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旅游资源。一切文化都是个性化的。文化的独特性愈强，旅游价值就愈高。文化是老祖宗不经意之间留给后人的一个永远的“经济增长点”。那么在各地大打旅游牌的市场竞争中，怎样使自己的文化更响亮、抢眼、冒尖、夺人？一句话，看来就得靠“打造”了。

    很清楚了，这里所谓的打造文化其本质是对原有文化的一种资源整合，一种商业包装，一种市场化改造。当今有句话不是说得更明白吗？要把某某文化打造成一种品牌。品牌是商业称谓。文化是没有品牌的。中国文化史从来没有把鲁迅或齐白石当作过“品牌”。鲁迅和齐白石也不是打造出来的。当下的打造文化者也并不想再打造出一个鲁迅或齐白石，却想把鲁迅和齐白石当做一种旅游品牌“做大做强”。所以伴随着这种商业化的“文化打造”，总是要大办一场大哄大嗡的文化节来进行市场推广。

    进而说，如果用市场的要求来打造历史文化，一定要对历史文化大动商业手术。凡是具有趣味性和刺激性、吸引与诱惑人的、可以大做文章的，便拉到前台，用不上的则搁置一旁。在市场霸权的时代，一切原有的文化都注定地要被市场重新选择。市场拒绝深层的文化，只要外表光怪陆离的一层。此外，市场还要根据自己的需要，还要对原有文化进行再造。涂脂抹粉，添油加醋，插科打诨，必不可少。与此同时，便是无数宝贵的口头文学遗产消失不存。再有，就是假造的景点和重建的“古迹”。这儿添加一个花里胡哨的牌坊，那儿立起来一个钢筋水泥的“老庙”，再造出一条由于老街拆光了而拿来充当古董的仿古“明清街”。街两边的房子像穿上款式一样的戏装那样呆头呆脑地龙套似地站着，文化便被打造成了。

    这里边有文化吗？真实的历史文化在哪儿呢？打造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文化”？伪文化？非文化？谁来鉴别和认定？反正前来“一日游”的游客们只要看出点新鲜再吃点特色小吃就行，没人认真。也许那些对当地文化一无所知的洋人们会举着大拇指连声称好，凑巧被在场的记者拍张照片登在转天报纸的头版上，再写上一句“图片说明”：“东方文化醉倒西方客。”

（选自冯骥才《文化可以打造么？》）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赵法生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出自《周易·文言传》，大意是经常行善的人家会有许多可以庆贺的事，经常做恶事的人家会有许多灾祸在等着它。初看起来，这句话是在讲报应，其中也的确含有报应的含义，但是作为儒家文献的《易传》，这话与佛道两家的报应观念又有所不同。

    儒家的主流观点不太强调报应，因为儒家道德修养的目标是成为君子，而君子的首要条件，就是明白义利之辨。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孟甚至要求他们的弟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他们认为，仁义既是天道，也是人道，为仁义而牺牲，死得其所，使生命获得永恒意义。

    钱穆先生曾经将儒家人生观与其他文明宗教相比较，说儒家的君子，他们居仁由义不是为了获得好处，不管它是来自今生还是来世。而且君子人格恰恰是要超越这种功利主义的考虑，他不把道义当作手段，而是当作目的本身。

    儒家要求君子超脱私利的羁绊，并不是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对此有独特的理解。杀身成仁是君子的担当和境界，实践仁义礼智信也经常意味着要放弃一些个人利益。但总的来看，长远来看，道德对于人生和社会都是有益的。

    讲仁爱奉献的儒家道德何以有利于人生？说到底，违反道德的行为可以得利于一时，却难以长久持续。比如一个“信”字，欺诈或许能够短期获利，但是长此以往必然臭名远扬。那些讲诚信的人虽然有时也吃亏，但能获得广泛的信誉和信任，事业便越做越大。

    道德与利益的问题，又被称为德福关系问题，也是西方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现实生活中常常看到，有德者未必有福，享福者未必有德，这一矛盾如何解决？哲学家康德认为，经由上帝审判之后，德与福最终能够实现一致，作恶者将会下到地狱，而行善者将会升入天堂，于是公平正义最终得以实现。可是，儒家没有上帝观，有人经常行善却穷困潦倒，有人作恶多端却福寿俱全，如何解释这种情况呢？儒家对此的回答是：家庭。一个人的积德行善未必能改善自己的处境，但一定会为他的后代积下“阴德”；一个人作恶多端，尽管能做高官，骑骏马，但他的债务将由子孙偿还。通过引入家庭和时间两个因素，儒家也成功解决了德福表面上的矛盾。

    那么，现实中是否真是如此？城市兴起的时间较短，不易觉察，但在乡村中则常常应验。常听有年纪见识多的村里老人说，凡是目前发展不错的家庭，现在有出息的人，祖先父辈多是厚道人。我们看历史上那些传承久远的世家大族，比如范仲淹、曾国藩等家族，人才辈出，福泽绵长，乃是因为他们将深厚的文化底蕴凝结为优良的家教传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子孙的优良品格。这也算是对“积善人家论”的经验证明。因此古人也说：“德者，得也。”这种观点长期以来深入人心。

    所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并非迷信，而是儒家历史理性的结晶。它以儒家的成德之教为思想基础，强调德行修养和与人为善才是一个家庭长期繁荣兴盛的根本保障，不但在义理上可以说得通，在现实中也有经验的证实，反映了儒家古老透彻的人生智慧。

（摘自《光明日报》）

    中国人的姓氏，最早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时代。当时出于族际间识别的需要，每个氏族都会有一个本氏族的专用名称，这个名称事实上就是全体氏族成员共同的姓，如姬、姜、姒、妫、姚、好等。这些姓皆从“女”字旁，从一个方面表明姓最初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

    与现今的观念不同，在先秦时期，姓、氏是互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姓是氏族组织的名称，氏是氏族内部家族组织的名号。出现姓、氏上下两级结构，是因为当一个氏族由于世代久远、人口增殖而规模越来越大时，氏族内一些成员间的血缘关系就会越来越淡，有些成员甚至可能已经找不到与另一些成员间的血缘联系了。这时，氏族内一部分血缘关系较近的人便会结成次一级的血缘组织，而次一级的血缘组织也会有相互识别的符号，这就是“氏”。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的祖先只能出自想象；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较晚，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清楚，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加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都是如此。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三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至今。

（摘编自张淑一《古代姓氏浅谈》）

    “大数据杀熟”这件事，基本还是各说各的理：消费者言之凿凿“这个可以有”，在线服务摊手表示“这个真没有”。回头看，2008年以来，爆料或控诉在线旅游、酒店、机票等电商平台的疑似“大数据杀熟”行为不胜枚举；乃至十年之后的2018年，“大数据杀熟”被评为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新词语，中消协甚至还将其列为2019年新春重点关注对象。但诡异的是，迄今没有认定出一个板上钉钉的杀熟案例。信息不对称与不透明如一堵厚重的铜墙铁壁，将真相阻隔在电商的最终解释权手里。所谓的“大数据杀熟”，其实就是依据数据的精准分析，对于粘性强的用户，利用信息不对称不动声色加价或者拒绝优惠推送的差别化价格策略。消费行为往往就是这样，用惯了、用多了，价格反而不敏感了。因此，新客50块钱就能买到的服务，老客户可能还是停留在100块钱的档位上。电商平台的这种策略偏好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在最大化利润的目标面前，大数据提供的便利是不可能受道德诚信制约的。有人说愿打愿挨，谁让消费者不去货比三家呢？这话经不起基本逻辑的考量：首先，利用大数据来杀熟果真合法吗？且不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实施不久的《电子商务法》第十七条亦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第十八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根据消费者的兴趣爱好、消费习惯等特征向其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搜索结果的，应当同时向该消费者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尊重和平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利用消费偏好选择性推送本就是一个过于精明的商业选择，更别说少数电商平台扭曲价格信息等主观恶意行为了。再说，市场进化得再高级，终究是“人”的市场。如果技术只是为卖方提供了耍心眼儿的机会，市场信用岂非要随着技术迭代而灰飞烟灭？很多时候，个性化服务与“大数据杀熟”是叫人傻傻分不清的，消费者即便是熟谙“货比三家”的道理，恐怕终究逃不开数据的惦记。就比如这些所谓的“系统Bug”，谁来为之验明正身呢？有人说，拿过的折扣、用过的满减红包，最后总得通过“大数据杀熟”的方式吐出来。这话或有偏颇，却说破了一个道理：在宰客这件事上，线上线下是没什么差别的；监管若不到位，肯定是会出问题的。现在最大的疑问是：在“大数据杀熟”这件事上，电商平台们异口同声说是假的，那么，就真的只是消费者的群体癔症吗？这个问题，职能部门应该及时出手，为迷茫的消费者解惑答疑。

材料一：

近年来，人工智能(AI)持续介入文艺创作活动，在丰富文艺创作手段和文艺表现形式的同时，也对传统的文艺观念、艺术形态等产生巨大影响。人工智能文艺本质上是一种“数据库写作”，其对于人类文艺作品的模仿高度依赖数据库，数据库收集的样本越是全面丰富，越有助人工智能的学习、模仿和创作。

虽然人工智能已经创作出诗歌、书法、音乐等不同类型的文艺作品，但跟人类作品相比，它们创作的所谓作品要稚嫩得多。以人工智能比较“擅长”的诗歌创作为例，如果我们对相关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朦胧模糊、似是而非、缺乏个性等是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它们缺乏对于社会实践的情感基础，实质是围绕关键词并运用大数据技术所进行的字词组合，这反映出人工智能文艺自身固有的局限。

马克思说：“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正是有了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人类才会产生审美活动。同时，美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和确证，是客体的怡人属性和主体的心理愉悦的有机统一。作家艺术家拥有了真实的生命经历，获得了真切的感受、体验和情感，才会产生对时代和社会的敏锐洞察与把握，进而才能将其内化于自己的创作中，让作品散发出独特的气韵。

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的创造物，没有自己的社会实践，无法产生基于社会实践的感受美的能力，自然也就无法形成对美的独立判断，形成关于美的独特表达。比如，以秋天为意象，人类既可以表达“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的愁苦，也能够抒发“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豪迈；而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多半会将秋天跟萧瑟、悲凉等联系到一起，而无法基于具体场景赋予秋天更独特的含义，这是因为人工智能创作是基于数学统计的计算——当人类的大多数文艺作品为秋天赋予了“萧瑟”“悲凉”的含义时，人工智能也就只能根据数据统计结果有样学样。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人工智能可以根据算法逻辑模仿人类创作出文艺作品，但它无法模拟人类基于历史经验、生命体验而产生的情感与意识，更难像人类那样睹物思情、托物言志，这是人工智能更难逾越的一大障碍，也是人工智能无法创作出伟大作品的重要原因。作家南帆说：“人工智能具有极为强大的记忆功能，但是它不会回忆，不可能在哪一个愁绪袭人的下午，突然回忆起程序员如何写下一条关键的指令，没有哪一种动人的情景交融可以成为触动创作的象。所以，人工智能进行文艺创作只是对人类创作行为的一种模仿，而非一种类似于人类创作的那种独立的对美的创造。

未来，人工智能要想在文艺领域取得新的突破，就需要在深度学习等技术上进一步进化、提高、完善，从而产生全新形态的人工智能。这种类人的人工智能能够与自己的同类和人类发展出新的社会关系，且能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进而在这一过程中产生自己独特的审美想象和审美表达。在此基础上，它才有可能从事像人类一样的文艺创作，才有可能创作出经典的文艺作品。

(摘编自王东昌《当文艺创作遇上人工智能》)

材料二：

人工智能写作或可以成势，这一方面源于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借助智能软件作诗行文来满足内心的创作表现欲，随便给机器人小冰发一张图片，就能轻松地获取一首“平均水平”的诗文。另一方面，部分作者创作也更加依赖智能写作软件，在写作之前，有人会利用智能软件检索读者喜欢的题材，以及同类作品的内容风格等，为自己的创作提供综合性参考；在写作过程中，创作者也可以利用自动写作软件来协助自己进行景物、人物外貌、地域环境等方面的刻画描写，其只需对一些现成的语段稍加修改或“一键引用”后就可拼凑成看起来描写细腻、合情合理的片段。不论智能机器能否独立创作文学作品，人机协作现象已经出现，固有的文学理论是否还适用于这些突破人类唯一创作主体的写作现象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例如，我们用传统文学批评理论来展开对网络文学的评论时，就出现了明显的阐释无力、迟滞与空洞的现象。批评标准的缺失是主要原因，批评者习惯于以思想性、审美性、艺术性等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标准来衡量网络文学，把这一特殊标准人为拔高为普遍、永恒的真理，随后利用占据文化话语权的特殊位置，把这一评价标准套用于网络文学，最后常常得出网络文学是垃圾的结论。这样的批评明显忽略了网络文学异于传统文学的技术性、媒介性、空间性特征，既不利于网络文学的良性发展，也不利于研究者全面而宏观地把握文学的发展生态。当我们用“情感”“想象力”“灵感”等人类主体领域的智能性来否定人工智能写作时，是不是也发生了批评标准的偏颇？当我们在否定人工智能文学作品缺乏情感、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时，是不是也有些心虚？这又何尝不是人类创作的自我影射呢？

人类排斥人工智能文学，原因大都有两种：一是对人工智能创作的恐惧感，担心人类创作被取代；二是出于文学园地的守护，认为人工智能写作的游戏性、娱乐性是对文学的亵渎。其实，人类能否持续创作取决于自身和读者，人工智能写作与人类写作并不冲突。诗人衣米一说：“即便有机器人写诗了我也不会取消写诗，即便有上帝写诗了我也不会取消写诗。我的生活体验和生命记忆，机器人和上帝都不可能替我写出来。”如衣米一所言，当人类有创作的欲望的时候自然就产生写作行为了，不会因为有人工智能的存在而停止创作，否则就是创作动机的不够纯粹，或是对自身创作的不自信。在很多人看来，不管是人类所创，还是人工智能所作，作品能得到读者的喜爱和认可就好。至于人类文学作品与人工智能文学作品孰能赢得读者芳心，那就交给读者去评判。读者对严肃神圣的精神世界充满神往、对严谨神秘的技术世界感到新奇，他们既需要灵魂的陶冶，也需要精神的放松。

何为文学？文学何为？为情而造文，人类因感知客观世界而有所触动，因触动而将内心通了的情感诉诸笔墨，再以情传人，感染读者。这份自然而发的“情感性”也恰是人类引以为傲并否定人工智能文学作品的因由之一。然而在文学日益消费化、市场化的影响下，人类这种为文“自然”之情越来越罕见而可贵，各个层级的文学采风、报刊及网站的市场导向、名目繁多的关项设置等，不也在一定程度上令文学情感组织化、消费化了吗?

(摘编自雷成佳《人工智能写作与文学变革：挑战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