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舟图

李永生

    自涞阳县城西行三十余里，有一釜山。山上一寺，名唤灵泉寺。清乾隆年间，丹青高手念慈大师在此住持，念慈自幼聪慧，对绘画无师自通，全凭个人刻苦磨练成为大器。山水花草、人虫鸟兽，无所不精。一次，他应邀为新落成的“天墨池”书院画影壁，但见他执笔在手，略一思索，便笔走龙蛇，一气呵成《锦鸡图》。正巧，一擎鹰之人路过，也停下来看热闹，鹰见壁上锦鸡，几次作欲扑状，众人连呼精妙。念慈之画被不少人索要收藏。京城“内联升”鞋店曾挂有一幅他的《赤脚天仙》。这“内联升”鞋店做的鞋为皇家御用之物。一皇帝近侍去该店见到这幅画，便重金买下。乾隆帝无意之中看到此画，竟足足欣赏了半个时辰。

    念慈与人为善，但遇求画之人，无论贫富贵贱，只要心诚向善，都尽量满足。但也有特别之处，凡官场之人求画，必答应他两个条件，一是求画人为其研墨，二是只以半幅《月舟图》相送。曾有好几位达官贵人因不愿接受这两个条件而空手离去。

    乾隆十一年，涞阳新上任一位名叫安子玉的县令，也是书画琴棋无所不通的雅士。慕名来灵泉寺拜见念慈，向其求画。主客见面后，知县道明来意，念慈说出了他的两个条件。安知县未加思索便说：“为大师研墨理所应当。大师所画不论半幅整幅，都是墨宝。”念慈遂铺开宣纸。安知县在旁侍立研墨。念慈凝神握笔，先是画出一叶小舟，可奇怪的是此舟竟然倒扣。安子玉正自惊奇，念慈就又勾画几缕清波，将小舟淹没。大师放下笔，双手合十。

    知县仔细审视此画，心中揣摩：河中扣舟即为覆舟，我刚上任，便咒我翻船？

    念慈见其迟疑，便说：“施主如觉此画对您不敬，老衲便将其焚烧……”

    念慈刚一伸手，安子玉赶忙止住：“大师墨宝，学生岂敢唐突，但不知大师另半幅画何时才能画？”

    念慈说：“能否画上，要看施主为政为人如何！”

    安知县捧画下山，到家后将画悬于书房正中。

    安子玉明察冤狱，惩治恶匪，率民垦荒，兴办教育，当真竭诚为民。上任半年，涞阳大旱，颗粒无收。在等待赈银时，他捐献自己的积蓄俸银，又说服县内富绅大户开仓放粮。无奈饥民太多，只是杯水车薪。

    涞阳境内有一大道为京城与山西之咽喉，往来有不少运送粮食的车辆，饥民便在道旁乞求，过往客商不肯施舍。也有时聚众抢劫。为此，安知县治了不少人的罪。不过，安知县深知这些百姓实属“饥不择路”。他也来到大路旁，脱去官服，随饥民一起跪于大道边，又书写一牌置于身旁“涞阳安子玉率民乞求过往恩公施舍”。来往客商觉得新奇，一打听方知堂堂知县为救民于水火而跪乞，都很感动，留下不少粮食财物。自此，未再发生一起哄抢客商之事，涞阳饥荒也得以缓解。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后大为感动，御笔亲书“爱民如子”，赏赐安子玉以示奖励。百姓则尊呼其为“清廉令”。

    一日，衙役来报有一僧求见。安子玉望望那半幅《月舟图》，微笑出门迎接。来人正是念慈。他向安子玉深施一礼：“老衲为画那半幅画而来。”安子玉赶忙将《月舟图》取下铺于书案。念慈指着画说：

    “老衲曾让施主为我研墨，并非妄自尊大。施主肯屈尊为我研墨，可见施主对百姓之尊重，心有百姓方能做父母官……老衲只以半幅《月舟图》相送，是盼天下为官之人都能以‘载舟覆舟’自省，那是天下百姓之造化。施主为政一年，德行有口皆碑，老衲早该为施主画完此画。”

    念慈大师挥毫作画。他先是在水面上画一与覆舟对称之舟，新舟与覆舟模样不差分毫。但较之覆舟墨浓线更实，原先覆舟成了新舟水下倒影。随即轻轻点缀几笔游鱼，又在上方画一月牙。

    安子玉大声喝彩：“好一幅《月舟图》！”但见月光皎洁、河水旖旎、轻舟静卧、倒影婆娑，游鱼自得。整幅画高洁雅丽、秀逸空灵，不杂一丝尘俗之气。念慈大师欣然说：“此画只道出百姓悠然安乐而已，施主见笑。”说罢，躬身告退。

    安子玉将《月舟图》收起，而后从书架上另取出一画悬于那半幅《月舟图》所挂之处。看去，竟还是半幅《月舟图》，跟念慈大师原来的半幅《月舟图》丝毫不差。其实，这是安子玉临摹念慈大师而作。安子玉料到念慈会来将画补上，便提前复制一幅。他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教诲还是终生在眼前为好。

（一）

    我很年轻时就认识他了，因为他承做我父亲的靴子。他和他哥哥合开一家店，店房有两间打通的铺面，开设在一条横街上——这条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那时，它却是坐落在伦敦西区的一条新式街道。

    那座店房有某种朴素安静的特色，门面上没有注明任何为王室服务的标记，只有包含他自己日耳曼姓氏的“格斯拉兄弟”的招牌；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我还记得，要想说明橱窗里那些靴子为什么老不更换，我总觉得很为难，因为他只承做定货，并不出售现成靴子；要说那些都是他做得不合脚而被退回来的靴子，那似乎是不可想象的。是不是他买了那些靴子来做摆设的呢？这好像也不可思议。把那些不是亲手做的皮靴陈列在自己的店里，他是决不能容忍的。而且，那几双靴子太美观了——有一双轻跳舞靴，细长到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地步；那双带布口的漆皮靴，叫人看了舍不得离开；还有那双褐色长筒马靴，闪着怪异的黑而亮的光辉，虽然是簇新的，看来好像已经穿过一百年了。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这些靴子体现了各种靴子的本质，确实是模范品。

（二）

    后来我再去他那里的时候，我很惊奇地发现：他的店铺外边的两个橱窗中的一个漆上另一个人的名字了—也是个靴匠的名字，当然是为王室服务的啦。那几双常见的旧靴子已经失去了孤高的气派，挤缩在单独的橱窗里了。在里面，现在已缩成一小间，店堂的楼梯井口比以前更黑暗、更充满着皮革气味。我也比平时等了更长的时间，才看到一张面孔向下边窥视，随后才有一阵趿拉着木皮拖鞋的踢踏声。最后，他站在我的面前了；他透过那副生了锈的铁架眼镜注视着我说：“你是不是—先生？”

站在后台看人生

朱光潜

    我有两种看待人生的方法。在第一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前台，和世界一切人和物在一块玩把戏；在第二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后台，袖手看旁人在那儿装腔作势。

    站在前台时，我把我自己看得和旁人一样。人类中有一部分人比其他的人苦痛，就因为这一部分人把自己比其余的人看得重要。比方穿衣吃饭是多么简单的事，然而在这个世界里居然成为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因为有一部分人要亏人自肥。

    再比方生死，一个小虫让车轮压死了，或者一朵鲜花让狂风吹落了，在虫和花自己都决不值得计较或留恋，而在人类则生者病死以后偏要加上一个苦字，这无非是因为人们希望造物主宰待他们自己应该比草水虫鱼特别优厚。

    因为如此着想，我把自己看作草木虫鱼的侪辈，草木虫鱼在和风甘露中是那样活着，在炎暑寒冬中也还是那样活着。像庄子所说，它们“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它们时而戾天跃渊，欣欣向荣，时而含葩敛翅，晏然蛰处，都顺着自然所赋予的那一副本性。它们绝不计较生活应该是如何，也决不埋怨上天待它们刻薄，不但和旁人一样，而且和鸟兽虫鱼诸物类也都一样。人类比其他物类痛苦，就因为人类把自己看得比其他物类重要。

    以上是我站在前台对人生的态度，但是我平时很喜欢站在后台看人生。许多人把人生看作只有善恶分别的，所以他们的态度不是留恋，就是厌恶。我站在后台时把人和物也一律看待，我看西施、嫫母、秦桧、岳飞也和我看八哥、鹦鹉、甘草、黄连一样，我看匠人盖屋也和我看鸟鹊营巢、蚂蚁打洞一样，我看人和物，好比看图画，好比看小说，件件都很有趣味。

    这些有趣的人和物之中自然也有一个分别。有些有趣味，是因为它们带有浓厚的喜剧成分；有些，是因为他们带有很深刻的悲剧成分。

    我有时看到人生的喜剧。许多年前一位同事常常很气愤地向人说：“如果我是一个女子，我至少已接得一 尺厚的求婚书了。”偏偏他不是女子，这已经是喜剧；何况他又麻又丑，纵然他幸而为女子，也绝不会有求婚书的麻烦，而他却以此沾沾自喜，这总算得喜剧中之喜剧了。如此等类的事，我天天都见得着。在闲静寂寞的时候，我把这一类的小事件从记忆中召回来，寻思玩味，觉得比饮茶还更有味。

    其次，人生的悲剧尤其能使我惊心动魄。许多人因悲剧而悲观厌世，我却以为人生有价值正因其有悲剧。 悲剧也就是人生一种缺憾。它好比洪涛巨浪，令人在平凡中显出庄严，在黑暗中现出光彩。假如荆轲真的刺中秦始皇，林黛玉真的嫁了贾宝玉，也不过闹个平凡收场，哪得叫千载以后的人唏嘘赞叹？

    人生本来要有悲剧才能算人生，你偏想把它一笔勾销，不说你勾销不去，就是勾销去了，人生反更索然寡趣。所以我无论站在前台或站在后台时，对于失败，对于罪孽。对于殃咎，都是用一副冷眼看待，都是用一个热心惊赞。

    （选自朱光潜《谈人生与我》有删减）

对面的碗

王若冰

    坐在餐桌前，面前又是已经盛满米饭的碗。碗面上是一只腾飞的金凤凰，碗的边缘是一圈金色，与凤凰交相辉映。骨瓷，薄，剔透，泛着凝白的光芒。小路看了好一会儿，她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精致的碗。

    老人将一块牛肉放到小路的碗里，“你尝尝，这是我小火三个小时炖出来的。”

    老人的话听起来漫不经心，似解释，又似自言自语。

    小路的眼睛湿润了。她想起已经过世的母亲。

    小路与老人相识于偶然。那天，她到这座楼里看房子，因租金太高而放弃。高楼之外的天空，秋阳飘洒在窗外，落叶纷纷扬扬地在距离有限的楼宇间飘荡。小路想起家与父母，想到在都市里打拼的艰辛，不由落泪。

    老人就是在那个时刻出现的。她身穿圆领黑毛衣，搭一条酒红色披肩，藏蓝色西裤，脚上是一尘不染的黑皮鞋；戴一副金丝花边眼镜，脸上带着浅浅的笑意。

    在听到小路要租房的时候，她笑着说：“要不，你看看我那房子是否满意？”

    说罢，老人不等小路回答，径直走向电梯对面的门。那扇深棕色的门一打开，房子内部就展现在小路的眼里了。她一看，刚迈进的一条腿又缩回来，不好意思地对老人说：“阿姨，我还是不看了。我，租不起。”老人一把拉住她的胳膊，先进来看看吧。房子是中式风格，含蓄婉约中透着特有的美感。墙上挂着山水画，客厅的博古架上，摆满了精美的瓷器。美术系毕业的她，非常喜欢这样的风格与氛围。

    可是越看就越觉得是在做梦。老人说：“两个房间，一个朝南，一个向北。你随便选择，价格都是一个月六百元。”小路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可是黄金地段啊！老人笑着说：“价格便宜是因为我有要求，你每天下班回来都得帮我带一瓶牛奶。”

    小路听后，感激地说了无数声“谢谢阿姨！”

    搬入的第二天下班，小路发现老人坐在餐桌前，对面摆放着一只盛满米饭的碗。老人不经意地说：“我的朋友原本要过来吃饭，结果临时有事来不了。要不，一起吃？”

    小路不好推辞。闲聊中，她得知，老人退休前是美术学院教授，老伴早在十多年前就病逝了。女儿已定居加拿大多年；对儿子，老人却一带而过。此后，小路注意到，每次谈到儿子，老人的脸上都会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复杂表情。

    小路不好问，她总是尽力地多做些事。除了每天回来帮老人带牛奶外，还非常勤快地打扫厨房与客厅的卫生；倒垃圾；入睡前检查家里的门窗与厨房里的水电、煤气等。老人总是对小路笑笑，很优雅地说着谢谢。

    时光如沙，在指间无声地滑落。一晃，小路已经在老人家里租住半年了。

    因为忙，她下班的时间并不固定，跟老人的交流也很少。可每次到家，她都会发现老人坐在餐桌前，就像专门在等她一样。小路注意到自己面前的那只碗，每次都不一样：带凤凰的，印孔雀的，玫瑰花的，梅花盛开的，水中睡莲的，绿竹的，菊花朵朵的，精致考究，又颇有情趣。

    最近，小路时常出差，她已经很久没有与老人一起晚餐了。这天，她出差回来是下午三点多。进门后，却听到了老人房间里传出的抽泣声，那声音里夹杂着压抑的悲凉。她一惊，老人低吟的哭诉声声传来，“老伴啊，你在那边还好吗？要不是等林子出狱，我真想快点去找你啊！我做梦都怀念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情景，我每天看着对面那只饭碗，都觉得是你或者孩子坐在那里跟我一起吃饭……”

    小路震惊，她转身悄然退出房门，坐在与老人相遇的楼梯口，心情异常沉重。直到华灯初上，她才进了门。她发现老人已经坐在餐桌前，表情凄凉。“阿姨，我想跟您商量件事儿。”老人抬头看着她：“你，要搬走？”

    “不是，我很喜欢您做的饭菜，也很喜欢您盛满米饭的那些碗，更享受跟您一起吃饭的感觉，就像跟妈妈一起一样，温暖、安全。我妈妈已经去世五年了，见到您，我觉得很亲切，我想像对妈妈那样，陪陪您，和您说说话。不知道您……”

    话还没有说完，老人颤抖着站起来，双手把她搂进怀里，泪水长流。

    坐在餐桌前，面前又是那盛满了米饭的碗，饭香弥漫；那凝白剔透的碗面之上，红梅怒放，春意盎然。

（有删改）

苦寒日子里的火盆

李文义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冬季农村我家冰冷的土屋里，一个摆放在炕中间的火盆，徐徐地散发着微弱的热量，温暖着家人。

    灰头土脸的火盆，经年磨损已辨不清它的色泽，灰不溜秋不修边幅有些邋遢，是我和母亲挖来房前土坑的黄土，掺拌碎麻绳头仿造泥盆打制而成，盆壁粗糙凹凸不平。但它厚实，耐用，稳重，有如沉静在时光里的老者，静穆地抵御四面八方入侵而来的寒冷。它散发着秋阳晒干的柴草和牛马粪燃烧后的味道，偶尔窜出一丝瘦弱的青烟，嘘寒问暖呵护着家人。

    年迈的祖母整日厮守着火盆，有如它的保护神。祖母著一袭黑色长袍，黑色网兜罩住稀疏的花发，瘦弱的脸上布满了沧桑的皱纹和老年斑，半眯着凹涩的双眼，青筋裸露枯枝般的双手总是轻轻放在火盆上吸收热量，双膝上下叠加端坐在褥子上，一如默默念经打坐修行的僧尼。祖母喜爱抽烟，一杆尺余长的烟袋伸进火盆，深深一吸，火星闪烁，烟雾缭绕中的祖母如同仙人般养精纳神。左邻右舍难耐寂寞的老姐妹爱串门凑热闹，三三两两围拢着火盆，陪同祖母长枪短炮吞云吐雾，有一搭无一搭地东拉西扯，一坐就是小半天，真应了“老太太，小媳妇儿，一个一个有福人儿，不做饭，不淘米儿，坐在炕上烤火盆儿”的民谣，寒冷寂寞的时光随着袅娜升腾的烟雾悄悄溜走。

    数九寒冬的夜晚，闲暇的女孩子也爱扎堆凑热闹，二姐的闺蜜们常挤在我们家。几位穿着花棉袄梳着大辫子透着青春气息的女孩围坐在火盆旁学织毛衣。胖乎乎的二丫是初学，二姐先是平针起好头，再手把手教，食指怎样上线，怎样旋转回针，不厌其烦；黑黝黝的领弟是一知半解，二姐悉心点拨，恰到好处；闪着水灵灵大眼睛的小芹拿着半成品，是来学花样技巧的，两人比比画画，各抒己见。她们唧唧嘠嘠地说着话，说毛线，说款式，说图案，说织法，也说女孩子的悄悄话，说到高兴处，哈哈大笑不止。不小心，织针掉到火盆里，线头被点燃，女孩子惊叫拍打着。一张张甜美秀娟的脸散发出胭脂之气，女孩子的心事梦想和憧憬蕴藏在簇拥的火盆里。

    火盆里也有孩子的乐趣。我和四姐五妹在火盆旁写作业，看画本，玩嘠拉哈，翻绳，下五道。有时火盆里埋几个土豆，在抓心挠肝的急切等待中，外焦里嫩散发着芳香的土豆，让枯寂的冬夜充满甜蜜温馨。抓一把玉米、黄豆，散落到火盆里，噗噗噗，一粒粒黄豆变色裂纹；嘭嘭嘭，一颗颗玉来笑成了爆米花，掺杂着孩子们嘻嘻哈哈的欢笑声，惊醒了寂寞的长冬，成为苦寒日子里最简单的幸福。

    火盆也成为家中议事的中心，家庭中有许多重要事情，都是围坐在火盆旁酝酿成熟的。姐姐们长大了，有媒婆来提亲，父母与客人围坐在火炉旁，喝着茶吸着烟谈论着，媒婆眉飞色舞先是夸赞一番姐姐聪明能干，再口若悬河表扬小伙子吃苦耐劳。父亲时不时拿起小铲子弄一弄火盆，烟灭了，撮点火点燃，几经反复，姐姐的终身大事就敲定了。年关将近，家人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商量着购买年货的琐事，火盆映照着家人的脸庞，在寒冷中散发着其乐融融的温情。

    一盆余火，散发着热量，凝聚着人心，温润着一个家庭。在那些苦寒的岁月里，在破旧的老屋里，燃烧着祖孙三代的希望、梦想和未来……

（选自《散文百家》2018年02期，有改动）

民主世界

老舍

    我们这里所说的“世界”，事实上不过是小小的一个乡镇。可是从抗战的第二年起，直到现在，这小镇子天天扩大，好像面发了酵似的一劲儿往外膨胀。新来的住户给它带来香港与上海的文化。在新住户里有的是大公司的经理，有的是立法院或检察院的委员，有的是职业虽不大正常，倒也颇发财，冬夏常青的老穿着洋服啷当的。我们就把这镇子，叫作金光镇吧，我们首先要注意到这里的人们的民主精神。将来的世界，据说是民主的世界。

    在民主世界里，不是人人事事一律平等的么?让我们先说水仙馆的一个小故事吧。

水仙馆是抗战第四年才成立的一个机关。水仙馆自成立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棵水仙，馆长是蒙古人，没看见过水仙，而研究员们所找到的标本，一经签呈上去，便被馆长批驳：“其形如蒜，定非水仙，应再加意搜集鉴别。

副馆长呢，是山东人，虽然认识水仙，可是“其形如蒜”一语，伤了他的心。山东人喜欢吃蒜，所以他以为研究与蒜相似的东西，是有意讽刺他。因此，他不常到馆里来，而只把平价米领到家中去，在挑拣稗子的时候，偷偷地吃几瓣大蒜。

    馆里既然连一件标本还没有，大家的工作自然闲着。在闲得腻烦了的时候，大家就开一次会议。不过，无论怎么说吧，这个机关，比起金光镇的其他机关，总算是最富于民主精神的。因为第一，这里有许多学者，而学者总是拥护自由与平等的；第二，馆长与副馆长，在这三四年来，只在发脾气的时候，用手杖打过工友们的脑壳，而没有打过科长科员，这点精神是很可佩服的。

在最近的会议上，大家的民主精神，表现得特别地明显。会议由馆长提议，大门外增设警卫，他的理由充足，说明议案的词藻也极漂亮而得体。“诸位小官们，本大官在这金光镇上已住了好几年，论身份、官级、学问，本大官并不比任何人低。可是，看吧，警察分队长，宪兵分队长，检查站站长，出恭入敬的时候，都有人向他们一一敬礼。敬礼是这样的，两个鞋后跟用力相碰，身子笔直，双目注视，把右手放在眉毛旁边。这是一种学问，深恐大家不晓得，所以本大官稍加说明。就是保长甲长，出门的时候，也有随从。本大官，”馆长声音提高，十分动感情地说，“本大官为了争取本馆的体面，不能不添设馆警：有了馆警，本大官出入的时候，就也有鞋后跟相碰，手遮眉毛的声势。本大官十二万分再加十二万分地相信，这是必要的，必要的，必要的!”馆长的头上出了汗，坐下，用手绢不住地擦脑门。

    照例，馆长发言以后，别人都要沉默几分钟。水仙馆的（金光镇的也如此）民主精神是大官发表意见，小官们只能低头不语。

副馆长慢慢地立起来：“馆长，请问，馆警是专给馆长一个人行礼呢，还是给大家都行礼呢?”

    副馆长这一质问，使大家不由地抬起头来，他既是山东人，敢说话，又和本镇上宪兵队长是同乡，所以理直气壮，连馆长都惧怕他三分。

    “这个……”馆长想了一会儿。“这好办!本馆长出入大门，警察须碰两次鞋跟，遮两次眉毛。副馆长出入呢，就只碰一次，遮一次，以便有个区别。”

    副馆长没再说什么，相当地满意这个办法。

    大家又低头无语。

    “这一案通过”馆长发了命令。

    大家依然低头不语，议案通过。

    这可惹起来一场风波。散会后，研究科的学者们由科长引衔全体辞职。他们都是学者，当着馆长的面，谁也不肯发言，可是他们又决定不肯牺牲了享受敬礼的单严，所以一律辞职。他们也晓得假若辞职真照准的话，他们会再递悔过书的。

馆长相当地能干，把这件事处理的很得法。他挽留大家，而给科长记了一过，同时，他撤销了添设门警的决议案，而命令馆长室的工友：“每天在我没来到的时候，你要在大门外等着：我一下滑竿，你要敬礼，而后高声喊‘馆长老爷到！’等到我要出去的时节，你必须先跑出大门去，我一出门，你要敬礼，高声喊‘馆长老爷去!’看情形，假若门外有不少过路的人，你就多喊一两声!”

    工友连连地点头称是。“可是，馆长老爷，我的事情不就太多了吗?”

    “那，我叫总务科多派一个工友帮助你就是了!”

    这样，一场小小的风波，就平静无事了。在其中充分地表现了民主精神，还外带着有点人道主义似的。

（原载1945年《民心》第一卷，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