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宵

张楚

    她刚搬到麻湾时，随行只有一只白鹅。她是王静生的远房姨妈，怎么想起要到乡下住上段时日，这才劳烦外甥在村西租了三间瓦房。

    好事的村妇们，借串门的名义在炕沿上东拉西扯。可这老太太，安静得像一只猫，也不插嘴。问她儿女几个？她说，两儿一女。问她老伴是否健在？她说，去世二十多年了。闲妇们渐渐没了兴致，不如何来往。

    那天从村西的土岗下过，见一孩子在前边跑，一帮孩子在身后追。那孩子蹽得比野兔子快，转眼就从她身边刮过，直刮到那岗上。那帮孩子呢，也就不再追，只在岗下骂个一通，才怏怏散去。老太太斜眼见那土岗上隐约探出个圆头，小心逡巡着岗下。见老太太望他，竟俯身捡起块土坷垃不偏不倚扔她额头上。老太太摸了摸额头，朝那岗上望去，孩子就不见了。午后，老太太喝了碗稀饭，猫进被窝，看电视。过堂屋传来电饭锅被揭开的滋啦声，饭菜入嗓猛然吞咽的咕咚声……她蹑手蹑脚踱到庭院，见岗上那个孩子在往外翻墙。老太太默然看了片刻回了房。

    翌日出门，买了冷鲜肉，切姜剥蒜，配了红椒、桂圆、八角、茴香，用高压锅将肉焖了。肉香四处散了开去，老太太眯眼打起盹儿来。等睁开眼，天已大黑，去过堂屋看炖的肉，明显是吃剩的。老太太竟有些隐隐的得意，方沉沉睡去。

    次日早起，坐到屋檐下晒太阳，晒着晒着有些恶心，吞了几粒药片，倒头睡起来。醒来时太阳已爬上屋檐，却发现老鹅没了。

    这老鹅，跟了她十三年，从小区门口捡的。小小一团鹅黄，谁承想竞长成偌大一只呢？儿女们是极少来的，通常只有她和它。想说话了和它唠叨两句，生气了就踹它两脚，它不记仇，依旧影子似的随着她，腻着她。

    老太太在院子四周搜寻一番，仍没得踪迹。猛然想起那孩子，心就咯噔了一下。

    那晚，她早早在过堂屋候了。果不其然孩子来了。当他在灶台上翻寻时，她一把就攥了他胳膊，问道：“是不是把鹅偷走了？”孩子点点头。她想也没想就在他后脑勺儿扇了一巴掌。“是不是把鹅给吃了？”孩子又是点点头。顺势拎了把刷锅的炊具，捋起他衣袖就抽打起来。抽着抽着便瞧得他胳膊上全是银元大小的红斑，一圈连一圈，看得心里麻麻幽幽，索性撒了他，一屁股坐在灶台上，默默盯了他半晌，摆摆手说：“你走吧，走吧。以后不要再来了。”孩子一愣，没有动，只嘟囔道：“我奶奶死了……我杀了它祭祀……”老太太不再搭理他，转身回了屋，和衣躺下。

    一躺就是两天。再次睁开眼，屋里灯怎么就亮了。炕沿上摆着副碗筷，碗里尚冒着热气，是碗疙瘩汤。香油花浮着，白鸡蛋卧着。老太太心里热了下，吸溜起来。还好，病隔了一夜就痊愈了。

    那天晚上，老太太喝完了汤。耳畔便传来谁家的收音机正在唱《春闺梦》，是张氏与丈夫王恢互诉衷肠那一场。听着听着，她不禁轻声唱将起来：去时陌上花如锦，今日楼头柳又青！可怜侬在深闺等，海棠开日到如今。

    门环偶响疑投信，市语微哗虑变生。因何一去无音信？不管我家中肠断的人。

    “咕咚”一声闷响，她才猛然梦醒，身子打个激灵，朝墙边看去，那孩子从墙头跌了下来。

    “我……我……”男孩诺诺道，“我只是来瞧瞧，你的病好了没有。那天晚上，你的头比开水还热……”老太太领男孩进屋，给他热了排骨和米饭。

    随后几日，男孩都过来共进晚餐。孩子通常只闷了头扒饭，很少动筷子搛菜。吃一阵偶然抬头，老太太便往他碗里搛一箸菜，孩子也搛了肉丁或腊肠，犹犹豫豫着往老太太碗里塞。老太太就笑。

    当日晌午刚过，王静生就来了。王静生说，关于她跟孩子的事，他听别人说了。孩子爸妈、爷爷早死了，奶奶前几天也死了。孩子的病是父母遗传的艾滋病。那晚，老太太做好了饭菜，孩子却没来。

    儿子第二天到了麻湾。老太太正在炕上收拾皮箱，儿子说：“哎，我真是白着急了，原来你已经准备回去了啊？这个礼拜日就是你寿日，香港的李老板做了你一辈子的戏迷，专门从香港飞来给你庆祝，光赞助费就掏二十万。饭店呢，就定在凯撒大酒店，省电视台要全程录像呢。”

    老太太看他一眼，抽出皮箱拉杆，拍了拍儿子的肩，就朝土岗走去。儿子一见，蹙着眉喊：“妈！出租车在村东呢！”老太太大抵聋了，只顾弯着脊背拉着皮箱朝前走。儿子小跑着过去，在母亲身后边走边絮叨：“不瞒你说，赞助费说是二十万，其实给了五十万！不就听你唱两句《春闺梦》和《锁麟囊》？人家拿你当宝，傲气值几个钱呢？”

    老太太径直走到了岗下，伸手擦了擦汗，将皮箱扔在土岗那厢，朝坡走去。这条坡不长，但是陡。老太太弯下腰身，晃晃悠悠往上爬，当眼前蓦然出现一只瘦骨嶙峋的小手时，她不禁抬起脖子瞅了瞅。当孩子的小手紧攥住她的掌心时，老太太身上忽就有了气力，手脚在瞬间就热了起来。有那么片刻，老太太确信双腿其实就踏在棉花般洁净干燥的云朵里，每向上微微跨一小步，就离天空和星辰近了半尺。

（有删改）

鱼的故事

张炜

    父亲也被叫到海上拉鱼了。我沿着父亲的足迹，去海上看那些拉大网的人。

    海上没有浪，几个人把小船摇进去。随着小船往海里驶，船上的人就抛下一张大网。水面上留下一串白色网漂。小船兜一个圈子靠岸。剩下的事儿就是拽住大网往上拖，费劲地拖。这就是“拉大网”。

    网一动，渔老大就呼喊起来，嗓门吓死人。所有的拉网人随号子嗨呀嗨呀叫，一边后退一边用力。

    大网慢慢上来了，岸边的人全都狂呼起来。我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活蹦乱跳的鱼一齐离水。各种鱼都有，最大的有三尺多长，头颅简直像一头小猪。有一条鱼的眼睛睁得老大，转动着，一会儿盯盯这个，一会儿盯盯那个。我相信它懂事。

    岸边早排好了长队，都是赶来买鱼的人。他们有的推车，有的担筐。鱼不值钱，卖鱼的扔下一块钱就可以随便背鱼。

    父亲真辛苦，每天要拉好多网，早晨要拉“黎明网”，这网最重要。这时也是海上老大最精神的时候。拴网绳了，喊号子了，领头喊的人两手伸得像大猩猩一样长，一举一举大喊。海上老大就高兴这样。父亲也跟上喊，额头冒着汗珠。

    父亲学会了做一种毒鱼。这种鱼肉最鲜，可偏偏有毒，毒死的人数不完。母亲一见它就吓得叫起来，说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冒这个险。父亲把衣袖绾起，用一把小刀剖开鱼肚，然后分离出什么，把鱼头扔掉。用清水反复冲洗，又将鱼脊背上那两根白线抽掉，说：“没事了。”母亲喘着把鱼做好。

    一种奇特的鲜味飘出。真好吃。这才叫好吃。

    父亲从酒葫芦里倒出一点酒，让我和母亲都尝了一小口。这天晚上愉快。父亲还唱起了一首拉网的歌。母亲为他缝补衣衫。我胆子大了，伏到父亲背上。脊背热得像炕。

    父亲常把海上的欢乐带回，又差点全部抵销。这次父亲又捎回几条毒鱼，扔在地上就睡去了。母亲仿照父亲上次那样把鱼剖开，从头全做一遍。还是鲜气逼人。美吃一顿。

    一个多钟头过去，我有点晕。真的晕了。接着我看见父亲全身抖动，手指像按在一根琴弦上，又颤又挪，嘴里吐出了白沫。母亲比我们好一点，脸也黄了。

    母亲摇晃过来，我们扶在一起。母亲说：“到外面采一点木槿叶，采一点解毒草。”

    我往外连爬带跑。草地上全是一样的草稞，根本分辨不出有什么不同。这些草稞像是向我伸来，抚摸我。我低下头，它们像火焰一样烧我的脸。  

    母亲已经采到了一株解毒草，她先嚼碎一些，吐在我嘴里。原野在眼前变成一片紫色，又变幻出更奇怪的颜色。整个原野都有一层紫幔，下面像有一万条蛇在拱动。它不停地抖、舞，升上来。眼看就要把我覆盖了。我不能挣脱。我想起了妈妈，睁大眼找。四周一个人也没有。我喊，不知喊了多久，才听到一阵脚步声。

    我躺在小茅屋里，旁边是父亲。母亲坐在那儿，旁边的碗里是捣成稀汁的解毒草。她说：“孩子，你说胡话……”

    吃毒鱼后一个多月的晚上，外面起了大风。风很大，搅弄得整个荒滩不得安宁，风声大得使我害怕。我睡着了，接着就梦见一条小鱼。好俊的小鱼。它打扮得像一个小姑娘一样走进了茅屋。母亲把她抱到怀里，给她梳理透明的头发。真漂亮，除了有两个鱼鳍，到处和人一样。我扯着她的手在院里玩，一起逮蝉。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想让她做我的媳妇。我不好意思。不过，幸福啊。

    她说她要走了，但是还会常来小屋。走前她告诉我：她的爷爷、奶奶、哥哥、弟弟，所有的亲戚都给海上老大逮来了。他们死得惨。她让我求求岸上人，求求他们住手吧。如果他们做得到，她就可以嫁到岸上来。

    我哀求母亲答应她的话，哀求母亲去找海上老大，母亲答应了。

    小鱼姑娘又来了。她哭着，告诉我：他们还在捕鱼，海里那么多姐妹再也看不到了。她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所以刚才路过渔铺的时候，给好多睡觉的拉网人腿上胳膊上都扎了红头绳：“我把他们扎住了，他们就不能下海了。”

    梦做到这儿就醒了。我觉得像失掉了一个真正的朋友，竟然哭了。

    母亲赶紧把我抱到怀里，问怎么了？我就告诉了这个梦。天亮后父亲要到海上去，母亲让他小心一点。她把我的梦告诉了他，说：“孩子梦见好多拉网人都给扎上了红头绳。”

    父亲瞥了母亲一眼，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父亲把我的梦告诉了海上老大，老大只是一笑。

    那天傍晚风息涛平，老大就让小船出海。想不到一场风暴突来，出海的五个人就在人们的眼皮底下跌进了狂浪。他们无一生还。

    父亲跑回来嘴唇都紫了，双手抖着跟母亲讲了风暴。

    母亲一句话也没说，只直眼盯着我。

    这就是鱼的故事。我再也忘不掉，一直没忘。尽管许多人说那只是一次巧合……

（选自《上海文学》2003年第11期，有删改）

鲁院里的柿子树

    鲁迅文学院有一座花园，花园里有一棵柿子树。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是秋天，正属于它的季节，它变成了这里突出的风景。柿子树长在园子的中央，被一些别的树木围绕着，原本跟那些树木一样高大，因为它满枝头缀着柿子的缘故，别的树木都成了陪衬，连它自身的叶子也是陪衬了。

    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饭后我到园子里去散步，一眼就看见了它。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结满果子的柿子树，不由得就看的发了呆。微风起的时候，突然觉得它根本不是树，因为它能唱歌。北京的秋天，多的是这样阳光灿烂的日子，天蓝得像是要透到天的外边去，这样的蓝里，白云就呈现出最艳的颜色。这时候美以不可言说的方式击中了我，恍惚中，觉得那柿子树上缀着的是一团团结晶的阳光，散发着平时难以见到的明亮。

    很多时候我到花园里并不是为了柿子树，却总是不由自主地止步在它面前，难道是因为它身上有明显的秋意吗？这样想，也许银杏不服。那一棵棵银杏树，所有的叶子都像足透了的金子，在黄昏里闪着朝晖的明亮。有些轻轻地洒落地上，灿灿的，像铺了一层锦，像一幅油画。树上和地上一片金黄，让人觉得这美景可以绵延，可以天长地久。然而就在一个黄昏，寒风起了，银杏的叶子全部被风带走，只剩了树枝。这时候的柿子树一派沉静，虽然它的叶子也被风带走了，但果实仍高高挂满枝头。

    我从小径的回环处走，抬头看着树上的柿子，就仿佛看着一双双温暖的眼睛，刹那间明白了自己为什么总要到这柿子树旁边了。它们静静地看着我，无声地与我交谈，说它在那些喧腾的日子里，怎样让自己的心泊于安详和沉静；说它在春天开出并不漂亮的花，在夏天曾经是一颗小小的被叶片遮蔽的青果；说它如何耐心等待秋天的到来，使自己变成阳光的金色，凝成一捧盈硕果实、可摸可触的爱。于是我思索柿子树在到这里之前的经历，它是长在一群同样的树木中间吗？它是怎样被命运选中，到鲁院的花园里，成为独特的风景？正如我冥冥之中幸运地到这里。它的命运之中是否也有风雨和雷霆？它的生命里是否也有春风和清露？它是否也深味了人间的悲喜，才呈现出这一树的殷实和辉煌？

    一天，我清早到柿子树下，在枯萎的草柯间捡了两枚熟透坠落的柿子。它们的光芒和馨香像音乐一样荡漾。由此我知道了，树木怎样靠果实传递快乐和希望。

    这座独一无二的花园里，在树阴和花丛中掩映着一些大文学家的雕像，巴金、茅盾、丁玲、冰心……他们有的器宇轩昂，有的神采飞扬，有的在倾心交谈，有的在凝神沉思。他们的生命气息透过颜色沉郁的大理石，火焰一般在时空中传递。我驻足于巴金先生的雕像前，他似乎在用温和的语气跟我说：“我用作品表达我无穷无尽的感情。如果我的作品能够给读者带来温暖，我就十分满意了。”我走到冰心雕像前停下脚步，看到她左手托腮，凝神远眺，一本打开的“书”放在膝上。不由得想起了她的书，她的文字，她的“爱的哲学”，随之，一股温暖明朗的情调蔓延开。

    冬天一日一日地深了，花园里的一切都沉浸在静寂的灰色里，只有柿子树还高举着一簇簇火焰般显眼的果子，微笑着，歌唱着……

（取材于郭严隶的同名散文）

阳光路十七号

王虹莲

    新婚后不到一个月，他就出去打工了。他们山村的男人几乎全出去谋活路，山上的东西实在是不能养活他们。

    她在家里，种地、养猪、赡养老人，等待着他从远方寄来的信和钱。

    每个月，他都会给家里寄来钱，或多或少。她似孩子一样，跑到储蓄所存起来，舍不得花掉一分钱。他们文化都不高，写封家书还是够用的。他的字丑陋，可是她喜欢，那字里行间，满是对她的牵挂和惦念。她也回信，羞涩地表达着惦记。正是新婚，她的每一瓣心花里，全是那个黑黑瘦瘦的男子。

    他的地址她早就背下来了——阳光路十七号。

    阳光路，多好听的名字。在那个繁华的大城市，这条路一定是铺满了金灿灿的阳光。何况，他在来信中说，阳光路是一条非常漂亮的路，绿阴蔽日，碎石铺就，这里条件相当好，住的是有露台的那种房子，虽然是打工，可并觉得不苦。

    于是她的想像就更加完美，问，那阳台上有杜鹃花吗？有水仙花吗？那围墙上青藤爬满了吗？这种幻想让她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感。所以，等待着阳光路十七号的来信成了她最大的快乐。

    她喜欢听他描述外面的世界，那些红白相间的房子，那些穿着漂亮衣服的女孩子，那悠扬的钢琴声；他还说起过麦当劳，说，什么时候你来，我带你去吃。

    但那年的春节，他却没有回来。他说，公司组织去海南旅游，机会难得，还是明年再回去吧。她逢人便说，我们家男人去海南旅游了，公司组织的。好像公司是个很气派的词，好像海南是国外一样。

    存折上的钱越来越多了，她跟他说，明年你回来，我们一起盖个新房子吧。他们在信上的计划是那么美好，盖个新房子，买几只小猪仔，再种点玉米，生一个小孩子。想着想着，她就会甜蜜地笑。

    他离开家快两年了，她想他想得快发了疯了。于是她准备动身去找他，想给他一个惊喜。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她到达了那个城市。那真是一个美丽的大都市，她一下子就晕了，如果不是警察帮助，她简直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她把写着“阳光路十七号”的纸条递给警察。警察说，很远的地方，在郊区呢，离城市还有两个小时的车程。她呆住，以为听错了，他明明说是在市中心啊。

    坐了两个小时的车，她又打听这个地方，有人指给她说，往前走，那边搭的简易棚子就是！

    她终于看到一块破牌子上写着——阳光路十七号。

    那是一块简陋的木牌子，上面有水泥和白灰。她也看到了那些简陋的房子，真是红白相间，红的砖，上面画着白线。而刚才路过那些漂亮的小区时，她也的确看到了带露台的房子，听到了钢琴声，可那都是别人的快乐。

    旁边的人说，这片大楼快盖完了，这片简陋的房子也快拆除了，这帮农民工也应该回家了。他们在这儿干了快两年了，为挣钱都舍不得回家，可春节时老板跑了，连路费都没给他们留。

    站在那简陋的房子前，她哭了。她没有去找他，而是又坐三天三夜的火车回了家。

    回家后她写信给他：我想你了，回家吧。

    一个月后，他带着大包小包回了家，当然，还带着一份不再新鲜了的麦当劳。她让他吃，他说，你吃，我在外面总吃。她含着眼泪吃完那个叫汉堡的东西，然后说，不好吃，不如红薯粥好喝呢，怪不得你说吃腻了。

    整整一夜，他给她讲外面的世界，一直说阳光路十七号，她听着，在黑暗中流下眼泪。最后，她握住他的手：因为有你，那条路才叫阳光路。

    她一直没有说，她去过阳光路十七号。

    那是她一个幸福而心酸的秘密。

（选自《中国青年》杂志，有删改）

船夫曲

魏钢焰

    多喝了两杯辞岁酒，心头热烘烘的。我从房中走了出来，强劲的蒙古风，夹着塞外的雪花，向人裹来，多清爽啊!我踏着散碎的雪片信步走去。

    走过那一排排的猪舍，我听见了一场有趣的对话。

    “你没听说，那里是个重灾……李书记原本要带你去，可一想，你年纪还小……”

    “收起你的‘年纪小'吧!哼!”

    “……好小梅咧!要听…….小场长词穷了，“就是怕你妈不同意，那儿吃食不强……”

    “人，不是光为了吃喝才活在世上的!”

    没想到，我在塞外的一个农场，能听到这样动听的一段对话，听到这样亲切而动心的“诗”，很想找个人去倾吐这感情。

    推开房门一看，李书记已经睡下了。我走过去，想叫醒……

    “当啷!”我碰倒了他立在炕角的粪叉。

    听说有这么个故事。去年，他刚调到一个历来缺粮的落后队去，召集干部来开会。人们对他的狠劲、干劲、钻劲闻名巴久，便带了干粮、笔记本、皮袄，准备狠狠开一天会。一进门，他脸色就沉了下来：“怎么， 都空着手来了?”干部们急忙掏出了材料和报告说：“还要啥材料、 数字，我们去取!”“我要你那数字做啥?是煮呀还是炖呀! 你们的粪叉咧?”干部们面面相觑。“粪都把人绊倒呀，为啥不拾?靠唾沫能打粮么? 同志啊!党派咱们到这儿来是干啥的?从明儿起，拿起粪叉来!”

    一年后，这个队有余粮了。

    这个在黄河畔当了十几年水手的人，明天，就要到一个落后的、几乎是颗粒无收的地区去了。可是，他却扯着呼嚕，眼角旁的皱紋溢出笑意，睡得那么甜!那么踏实!

    风，越未越猛，它弯下腰，从高空向下俯冲。房里炉火正红，火焰像一面飘飘紅旗! 炉腔里呼呼作响，似千军万马在呐喊;纸頂棚如鼓风的帆一收一张，哗啪作响。我觉得， 脚下波浪滚滚，耳边是船夫的呐喊……

    此刻，我清晰地感觉到有一支歌，像滚滚激流涌到喉……啊，星海，这就是你的黄河船夫曲!

    那是一九四一年吧，我在太行山的一座核桃林中，第一次听到了这首歌。 林子里黑压压、齐崭崭坐着几千战士，静悄悄地等着就要开始的演出。忽听得，背

    后有一阵急促的蹄声。回头望时，有三个人在林边的大路上勒住了马。带头的是一个瘦削的首长，他矫健地从马身上落下地面，和参谋从草地上轻捷走来。

    “噢!是唱黄河的嘛?这倒要听听!”借着烟斗的火光，我看见，好一副浓黑的剑眉!

    “朋友，你到过黄河么……”在森林的深处，一个声音亲切地发问了。指挥棒向下一劈，乐声像冲出闸门的洪水，黄河之水天上来啊!只觉得，扑面飞来的水珠，脚下滚滚的波浪；万千父老弟兄，盯着一个人的眼睛。桨板，劈动了死寂的东海；号子，震醒了沉睡的山峰。中国号，乘驾着怒吼的黄河，向前冲去!

    大道上传来了脚步声，可以听出这是支有素养的战斗部队。“来了! ”首长欣然地说，“还真不慢，出发!”和参谋疾步向前走去。

    首长注视着一个个战士的面孔，突然，脸色沉了下来。

    “往哪儿躲?出来!”

    一个想躲在连长身后“混”过去的小号兵，被喊住了，他狼狈地整了墊帽檐，慢吞吞撅嘴走过来。

    “这不是去逛会赶集，知道咱们去哪几么?”

    “知道!”小号兵抬起了头，一双圆圆的虎眼看着首长。

    “你呀!大娘知道你去么?”

    “她比你开通!”小号兵的嘴振得更高了。

    首长和周围的人笑了起来。

    “好嘛!你还有理了!”首长伸指笑点着小号兵说，“好， 好，算你能缠!过些时候再来，现在先回去。”

    小号兵像根钉子动也不动。

    “为啥还不走?”首长口气严峻了。

    号兵的小手紧捏鲜红的号穗，坚定地说：“部队离不开号! 号，也离不开部队。”

    首长全身震了一下，他眯缝起眼睛凝视着孩子的脸，半晌，说了旬：“入列去吧!”

    林中的合唱在继续着，“风在吼，马在叫……歌声像是为这支队伍送行似的。 事隔二十多年了。我不止一次想起：如今，他们在哪儿?

    一九六〇年，我偶然在一张报纸上，见到了一则消息和照片。在东北某地，我部队在某将军率领下，与洪水奋战几昼夜，抢险堤，救群众……照片并不清楚，将军又是个背影，但我一下就认出来了，就是他!

    “我是共产党员!”“我是共青团员!”六亿人民面对党，面对祖国，义无反顾地争着要最重的担子，最危险的任务!

    船夫曲，是一九二一年在浙江南湖的一只小船上，写下的第一个音符，听今日，六亿人民怎样唱起这英雄号子吧!

    一九六一年的第一个早展来了，白雪皑皑的沙原上，染上了橙色的霞光。 李书记披着羊皮袄，立在路口，叫我们送行的人回去。那边，一个穿着枣红袄的女

    孩子，挑着包袱跑了过来。

    “啊呀!险乎把人……跑死，我真怕你……你偷跑了!”她掀住李书记的袖子气 喘吁吁地说。

    “这憨娃娃，你场长呢?”

    “没不了你的穆杜英!咱先走!”小梅扛起包袱就走。

    霞光从雪地上浮升起来。李书记，这个十几年的老水手和她，迎着一九六一年的太阳向前走去，迎着“黄河的怒涛”走去。

    在今天，有多少新水手走上甲板?

    船夫曲，开始了新的乐章!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