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华社北京4月1日来电）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以特定区域为起步区先行开发，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

    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对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习近平指出，规划建设雄安新区要突出七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二是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三是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四是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建设优质公共设施，创建城市管理新样板；五是构建快捷高效交通网，打造绿色交通体系；六是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市场活力；七是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

（摘编自2017年4月1日新华网）

材料二：

    “北京有很多非首都功能，但也没有说所有非首都功能都一定要搬过去。”邬贺铨说，不会强迫哪个企业一定要搬到雄安新区。

    雄安新区的水环境问题特别受重视。水量以及泄洪时对下游的影响、上游河道水域质量等问题，都有专家进行专门的论证规划。

    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曾澄清：“雄安不是首都副中心，就是新区。”

    “我们这里暂时还叫‘安新县’，之后怎么办，我们也在等国家规划。”河北省安新县精神文明办主任张胜伟坐在临时充当接待室的宾馆标间里，疲惫地望着三天里他接待的将近第20拨记者。“来的都问同样的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

    三年前，盛传河北保定将成为政治副中心。“那是传说，（中央）从来没这么说过。”4月4日，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副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区域最终划定雄安新区，而非保定市区，经过了充分的调研和论证，主要还是考虑资源环境。

    “保定人口较密集。雄安新区围绕白洋淀周边开发强度不大，除三个县城以外，还有很多人口稀少的地方，动迁问题相对也少很多。”邬贺铨说。

    总体规划尚未出来。一位专委会成员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3月他看到征询意见中的新区规划，特别注重绿色低碳：“绿化比例达到百分之三四十，比一般城市高。基本都是轨道交通，货运都用轨道交通，减少汽油、柴油的排放。”

（摘编自2017年4月6日《南方周末》）

材料一：

    李老师随省里的科技教灾组来到了岗底村查看灾情。他递给我一张写在烟盒上的字条：“需要果树管理技术，我可以帮忙。李保国。”后面留了电话。

    李老师给村民上的第一堂课，是剪枝。他把课堂设在果园，亲自动手，把一探果树的枝条，剪掉了1/3。农民心疼得不行，还有村民找到我家里，急切地说：“你找来的这个教授到底行不行？这不是糟漏年景吗？看他穿戴也不像教授。”面对质疑，李老师就一句话：“明年果树如果挣了钱是大家的，如果损失了，算我的。”

    为了推广“套袋”技术，李老师买了16万个苹果袋，免费送给村民。因为以前村民使用不成熟的套袋技术吃过亏，这次很多人死活不敢用。李老师还是那句话：“损失了算我的。”

    李老师就这样一次次给村民们立着军令状，推广新技术。第二年初见成效，第三年果园的面貌全变了，一亩多卖了3000多元，带来效益900多万元，真成了金苹果。

    这下，村民打心眼儿里服了，以后全听他的，他说怎么干，咱就怎么干。

    从1996年到2009年这十几年里，李老师每年都有200多天住在岗底村。他研究推广的28项成果中，有15项是在岗底实验成功的。他想方设法给村民办夜校、搞培训，建议借邢台农校“送教下乡”，让100名果农在家门口读了中专。后来，62人拿了大专文凭，现在都在考本科，191人获得国家颁发的果树工证书。

现在，岗底村富了，村民人均收入3.1万元，村民都住上了楼房，做饭、取暖烧燃气，100多户买了小轿车。

（摘自内丘县岗底村党总支书记杨双牛《我见不得老百姓穷》）

材料二：

    “性格太倔，40年没变”

    “他这个人性格太倔，认准的事情，会一直干到底，任何人说了没用。认识他到现在快40年了，一点没变。”

    “在科研上，他特别能接受新事物，爱琢磨，种植技术年年变，随时更新。”

    身体出了几次大状况后，去医院检查，是心梗，医生叫他住院、卧床休息，他急了：“闹的时候没事，一到医院就成病人了，能有啥事？”谁都劝不了。

    “他就是不听话，要是当初做了心脏搭桥，也不至于这么快就走了。”郭素萍很是无奈。

    “他的幸福指数很高”。

    郭素萍平静地说着他们的日常生活——

    李保国对吃没要求，对穿没要求，从不逛商场，衣服从里到外都是郭素萍给买。

    他对钱不感兴趣，觉得自己每月八九千元钱工资花不完，“不就吃药花点钱吗？平时去山里，人家还管饭呢。”

    他把发明的山地节水灌溉专利，免费送给唐山一位企业家。人家春节时捎了些螃蟹和虾，他很开心：这我收下了。

    他的任何东西，包括课件什么的，谁都可以拷走，他觉得人人知道才好呢。

    他不求名，有时听说新闻单位来记者了，他赶紧开车撤了。

    “他就愿意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要求很低，他的幸福指数很高。”郭素萍说。

（摘自《郭素萍谈丈夫李保国：“他的幸福指数很高”》）

材料三：

    作为李保国生前所在学校的同事，我目睹了解了李保国从一个学农爱农、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山区综合治理专家，感受到他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报国情怀。李保国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30多年来，他始终坚持走与人民群发展相结合的道路，在服务人民中寻找和实现自身价值。他常说，党把我培养成一个教授，就是让咱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干点事，我是一名党员，理应带头把事情做得更好。李保国是太行山人民的好儿子。35年来，他的足迹踏遍太行山所有山区县，身上沾满了泥土，心中装满了百姓。他把太行山人民当成亲人，农民也把他当成自家人。李老师去世后，他的骨灰，被太行山区地方的乡亲带走，撒在他生前为之奋斗、牵挂的太行山上，与巍巍太行相融，与山区人民相依。

（《摘自河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饶桂生（他是太行山的儿子》）

    材料一：

    我认为一个健康的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文艺市场，中国的崛起，更离不开科学家。

    明星片酬越来越高，高得离谱。2014年，李连杰被问到其片酬高达6000万一事，不屑地称“太低了，2000年我就拿到1000万美金，按当时汇率相当于8000万。”这个世界真是太疯狂了!

    那些终生投身科研的科学家，大多都是身居陋室，连钱学森都是住百八十平方米的旧房子。而大明星们，住豪宅开豪车，广告收入动辄七八位数，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容易。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成长过程中的孩子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孩子们都已经变得很现实，觉得搞科研是没有出息的。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升官就是发财，而当明星更是名利双收。这就是我们当今的社会，价值观严重的扭曲。科学家地位远不如演艺明星，这是时代的悲哀。

    一个浮躁的社会，人们追逐的都是表面的光鲜亮丽。于是各种包装炒作，让人们失去了自然和本真，浮躁的气息扩散到每一个角度，使得现代人已经不再关注社会的本源，而是追求虚无的奢侈浮华。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互联网变革的洪流又让人们惴惴不安，人们都在寻找精神依托。我们需要能够给国人做正确价值导向的“名人”，而恰恰社会上又非常缺少这种角色的存在，有文化、有担当、有历史责任感的名人太少了。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思想舵手，才使很多明星、网红爬到了时代之巅，这种负面影响将非常深远。人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精神在哪里?中国复兴从何谈起?

    (选自陈中华博客)

    材料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2015年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结果显示，美国“将来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为38%，中国只有16.8%，还不及OECD国家的平均值。

    去年，物理学家霍金开通了个人微博，短短半个月粉丝数量突破了350万。事实上，霍金之所以在全世界拥有数量巨大的粉丝，不光因为他对广义相对论的贡献，还来自于以下趣事：他在美国热门电视剧《生活大爆炸》中扮演他自己，利用电子发声器与美国的摇滚乐团录制歌曲。写得了论文，做得了网红，酷劲十足，这就是霍金的魅力，也是科学家的魅力。

    整日埋头于实验室，甚至抱病工作，英年早逝，在我们的宣传中，仿佛科学家不历经坎坷，他们的道德形象就不高大。而事实上，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科学家形象更能凸显人生的高度和厚度。科学家对于孩子们的吸引力，除了科学本身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是要靠科学家来具体化和人格化的。

    对青年人来说，收入和地位等现实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职业理想的选择。科学家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似乎不如明星、企业家也是当下的现实。现在，我国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每人500万元人民币，由国家领导亲自颁发，正在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我们应以此反拨社会潮流，让科技人员真正感到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让科学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明星，成为孩子们争相崇拜的偶像，唯有如此，当科学家才能重新成为孩子们的职业理想。

    (摘自2017年1月19日《光明日报》第6版)

    材料三：

    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承认和接受其多元性和复杂性。各行各业都出精英，只不过用的评价标准不同罢了。把屠呦呦和黄晓明放在一起比较，是一种危险的逻辑。正如一提援外、减免他国债务，就有人提我国的贫困人口一样，如此对比似乎已成为一种万能诡辩术。如果用北京的房价来衡量青蒿素的学术价值，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用一些方法降低“黄晓明们”的收入，限制“黄晓明们”婚宴和礼金规模，这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市场与行政力量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屠呦呦的反面教材，不是连结婚都会躺枪的黄晓明，也不是娱乐圈这个花花世界。演艺明星即使再奢华，也不会让科学家们眼红。反而是学术界内的各种失范现象，如学术造假、学术浮躁、科研体制僵化、收入分配不合理、科研机构衙门化、人才培养机制受阻等，才是阻碍科学家发挥更大作用的环境因素，从长远说，也损害了科学家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摘自2015年10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

材料一：

    近年来，世界经济正向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成为全球共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数字中国”“网络强国”，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市场规模位居全球第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力促进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电子商务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经济最活跃、最集中的表现形式之一。2017年，在政府和市场共同推动下，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更加注重效率、质量和创新，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进展，在壮大数字经济、共建“一带一路”、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创新创业、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等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2017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规模继续扩大，并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29.16万亿元，同比增长11.7%；网上零售额7.18万亿元，同比增长32.2%。我国电子商务优势进一步扩大，网络零售规模全球最大、产业创新活力世界领先。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5.33亿，同比增长14.3%；非银行支付机构发生网络支付金额达143.26万亿元，同比增长44.32%；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400.6亿件，同比增长28%；电子商务直接从业人员和间接带动就业人员达4250万人。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39.1%，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53.3%，农村电商有效缓解了农民“卖难”问题，推动农业结构升级。海关验放的跨境电子商务商品出口增速达41.3%，跨境电子商务出口日益成为我国商品出口的重要通道。

（摘编自《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17>》）

材料二：中国跨境电商交易额、进出口总额变化情况

（摘编自中国农业网）

材料三：

    英国一位爵士在谈到电商问题时说，英国政府和企业家建几个电商平台易如反掌，但为什么不做？因为英国政府知道，一个商业小店铺，背后就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摧毁了它们的生存环境，那将是社会的灾难。他说，商业有其基本规律，它的作用不只是买卖商品，而更重要的一个作用是把公众吸引到大街上去。当他们为了购买一件满意的衣服而一家、两家店铺地寻找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产生远超过一件衣服价值的“随机消费”。比如，夫妻两个人逛街，可能产生餐饮消费，可能一起看一次电影；如果有孩子，他们还可能为孩子买些“过去根本没想去买的东西”。而且，市民这样的逛街行为，使得一个城市产生了巨大的活力，它是重要的城市景观。所以爵士认为，电商绝不是拉动社会消费的好办法，反而是在毁灭消费。

（摘编自百度百家）

材料一：

    2017年2月5日，“田园综合体”作为乡村新型产业发展的亮点措施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建设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让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等渠道开展试点示范。

    田园综合体是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为一体的综合发展模式，可以满足三个产业相互渗造融合的新动向，是在城乡一体格局下，实现中国乡村现代化、新型城镇化、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一种可持续性模式。

（摘自《现代农业科技》）

材料二：

    自从田园综合体这个词进入国家高层文件以来，田园综合体的建设浪潮正在席卷全国。田园综合体不仅成了文化旅游资本的宠儿，也成为中产阶级安放乡愁的载体。在本质上，田园综合体是在乡村发展起来的新范式，是旧乡民、新乡民、新乡贤共同营造的现代田园理想。田园综合体还原了农业的本质，还原了农业的生态循环之美、文化创意之美、休闲体验之美，在此基础上，田园综合体开启了以乡村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文化旅游开发新模式。

    田园综合体的内核是乡土经济逻辑，追求的是“农业集群+休闲产业集群”的利益最大化。所以，田园综合体更加符合中国农耕社会的文化环境和地理环境。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来说，田园综合体树立了逆城市化的成功范式。

（摘编自《楚天都市报》）

材料三：

    田园综合体的建设中面临着文化重塑的过程，任何一个田园综合体的开发者，所面对的风景是田园风景，但是所面对的当地居民可能是被异化的中间人（失去了乡民原本的淳朴，失去了民俗文化的传承，“中间人”既不是纯粹的乡下人，也不是纯粹的城里人）。让中间人重拾自己的民俗文化传承，重新找回田园心性，这是田园综合体能够具备灵魂的关键。

    中产阶级的新田园文化和农民的旧田园文化之间需要找到一种平衡机制。这种平衡机制的建立不依赖于管理运营者，也不依赖于任何商业模式，而是依赖于一种自由和谐的文化开放机制。未来，基于田园综合体，一定会生成一种全新的乡贤文化形态。

（摘编自“搜狐网”）

材料四：

    “留住绿水青山，守住淡淡乡愁。”长久在钢筋水泥中生活的都市人大多有一个田园梦，秀美的风光、传统农耕场景，蕴藏着从古至今的乡村美好意蕴。

    浙江省绍兴市漓渚镇素有“国兰祖地、春兰故乡”的美誉，如今正在进行“花香漓渚”田园综合体试点，其中的案核村是千亩花海的核心区块。“村庄美、产业兴、农民富、环境优”，2018年，棠棣村成功创建为浙江省首批3A级景区村庄。漓渚利用兰花经济、美丽乡村、乡村治理等优势条件，创建生态经营示范项目，“花香漓渚”田园综合体即将美丽绽放。

    田园综合体项目的实施促进了当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催生着新产业新业态，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乡村综合发展模式，改变着当地及周边乡村的发展格局，一幅推动乡村振兴的美丽色春正在徐徐展开。

（摘编自《钱江晚报》《“田园综合体“载起乡村未米》）

    材料一：

    共享发展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数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共享不仅仅拘泥于经济领域，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种领域都应包含在内。人民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不仅限于物质财富领域，而是对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都有各种各样的诉求。

    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汇聚民智，最大激发民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动局面。共享是共建的目的和方向。共享发展必将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即使达到很高的水平也会有差别。坚持渐进共享，要做到既积极而为又量力而行。正确处理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既尽力解决当前必须解决和能够解决的民生问题，又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条件和可承受能力，积小胜为大胜，才能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摘编自《习近平阐释共享发展理念》）

    材料二：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广泛应用，各类共享经济平台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对生产生活各领域的影响与日俱增。共享经济理念受热捧是基于两种优势：闲置资源的社会化再利用，用户需求的个性化配置。但是，共享经济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快速成长过程中也面临治理手段跟不上发展形势等问题。新生事物发展总是领先于当时的法律法规，创新就可能导致相关监管规则滞后。对其引发的各类问题，既要重视并加以解决，又不能因噎废食。共享经济通过人人参与的方式，将闲置资源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有效配置，符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监管工作应当及时跟进、积极探索，既鼓励创新创造，又注意防范负面影响。通过共享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人类文明一贯的追求。共享经济真正的活力，不仅来自于互联网技术将社会潜在资源激活的商业模式，更源于对社会真实需求、美好期待的有效回应。

    （摘编自《让共享经济走好未来的路》）

    材料三：

    2016年11月，第一批共享单车进入成都，仅时隔4个月，成都提出“3＋7＋N”协商管理制度，“N”意味着共享单车的管理不再只是政府交通管理部门的“分内事”，共享单车企业能够也丛须广泛参与其中。共享经济需要“共同治理”，这或许也是“成都模式”新一轮探索的重要价值。在成都市交通委员会运输处接管共享单车的监管事务后，副处长李乔成为了政府与共享单车企业之间的连接纽带之一。他的一个重要工作职能，就是要随时保持对企业的关注。若企业因经营不善而面临倒闭风险，他们可以及时给予帮助、寻找对策。

    共享治理的作用也体现在统筹社会资源，更高效推进城市与共享出行新业态相契合。在成都，市交通委员会与城管等部门在共享单车协调供应、规范停放等方面进行合作，由各共享单车企业主导，“单车猎人”等社会团体参与，形成合力，共同构建良性治理环境。

（摘编自《以共享推动城市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