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移情，通俗地说，就是指人面对天地万物时，把自己的情感移置到外在的天地万物身上去，似乎觉得它们也有同样的情感。当自己心花怒放时，似乎天地万物都在欢笑，苦闷悲哀时。似乎春花秋月也在悲愁，当然，天地万物不会欢笑，春花秋月也不会悲愁，是人把自己的悲欢移置到了他们身上。描绘此种移情现象的第一人是庄子。《庄子·秋水》篇中，庄子看见鱼儿出游从容，于是把自己再出游中体验到的快乐之情移置到鱼身上，觉得鱼在出游时也是快乐的，庄子所述，是典型的审美移情现象。

    然而，对移情现象作出真正的理论概括的晚近的事。最早把移情作为一种美学观念提出来的是德国学者费舍尔父子。他们认为，我们队周围世界的审美观照，是情感的自发的外射作用，也就是说，审美观照不是主体面对客体时的感受活动，而是外射活动，即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到我们的眼睛所感知到的人物和事物中去，在费舍尔父子那里，移情观念已大体上确定了，但通过形而上的论证把移情说提高到科学邢台的则是德国美学家立普斯。因为移情说的影响巨大，以至于有人把立普斯誉为美学界的达尔文。

审美移情作为一种审美体验，其本质是一种对象化的自我享受，这就是说，审美体验作为一种审美享受，所欣赏并为之感到愉快的不是客观的对象，而是自我的情感。在审美享受的瞬间，是人把自我的情感移入到一个与自我不同的对象（自然、社会、艺术中的事物）中去，并且在对象中玩味自我本身。

    审美移情的基本特征是主客消融、物我两忘、物我统一、物我互赠。移情和感受不同。在感受活动中，主体面对客体，主客体是分离的，界限是清楚的。但在移情活动中，主体移入客体，客体也似乎移入主体，主客体融合为一，已不存在界限。对主体而言，他完全地沉没到对象中去，在对象中流连忘返，进入忘我境界；对客体而言，它与生命颤动的主体融合为一，实现了无情事物的有情化，无生命事物的生命化。也就是说，在移情之际，不但物我两忘、物我同一，而且物我互赠、物我回还。清代大画家石涛在描述自己创作的心理状态时所说的“山川脱胎于予，予脱胎于山川”“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就是审美移情中的物我互赠、物我回还的情境。

    审美移情发生的原因是同情感与类似联想，古鲁斯等人认为引起移情的原因是人的生理活动，移情源自于人的“内模仿”。但利普斯的观点更可信。他认为，审美移情起源于人的类似联想。人都有一种自然倾向或愿望，要把类似的东西放在同一个观点下去理解，所以总是按照切身经验的类比，去看待身外发生的事件。这就是说，审美的人都是有同情心，以自己体验到的某类情感，去类比、理解周围看起来是同类的事物。这种同情，不但及于他人，也及于其他生物及无生物。

    审美移情的功能是人的情感的自由解放。尽管移情不一定伴随美感，但美感则必定伴随移情。因为审美移情能给人以充分的自由。人的不自由常常来自人自身。自身是有限的，它是自由的牢笼。可是审美移情的瞬间，自身的牢笼被打破了，“自我”可以与天地万物想往来，获得了自由伸张的机会。“自我”与天地万物的界限消失了，人的情感与就从有限扩大到了无限。

（节选自童庆炳《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有删改）

    黑格尔说，“真正有价值的悲剧不是出现在善恶之间，而是出现在两难之间。”眼下，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没有什么比谈论人工智能更酷炫的了。但问题在于，许多科幻电影、电视剧都设想了最终机器人终将取代人类的悲惨结局。最近霍金就再次表示了这种担忧。

    其实，无论是科幻电影中的桥段，或是霍金的担心，某种意义上，更像是对于人类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这种不确定，既源于对人工智能理解上存在的不确定性，也在于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制度可能造成冲击的不确定性。

    其实，现在所有的人工智能技术，都是基于对人类智能的简单、粗糙的模仿。即使像所谓的“神经网络”这样的名称，听着特别玄，但它与人类神经系统的真实情况，还是要差上很多级别，它们仍然只是建立在神经元连接机理的粗浅抽象上的数学模型。

    并且，目前所有的人工智能产品，都局限于某个极窄的范围之内，不要说超级智能，即使是简单的跨界，也要做出很大的调整，才能实现。

    当然，你可以说，还是存在某个时刻，人工智能就是变得比人类聪明了。我们假设真的存在这种可能，那意味着人工智能需要具备某种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否跟人类相同。如果没有这种意识，人工智能为什么要来消灭人类呢？为什么一定要与人类为敌呢？

    更何况，人类现在对于自身的意识、伦理、思想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们又是什么，尚不清楚。如果机器真能自主产生意识，那也只能说，这是宿命。

    相较于这种可能性非常微小的威胁，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制度产生的冲击。这种冲击，并非人工智能的主动行为，而是当其改变目前的生产行为方式后，人类社会自身适应、调整自身制度的努力所带来的改变。

    虽然人工智能带来的自动化潮，可能消灭近半数的工作岗位，但失去收入的只是普通的劳动者而已，企业却可能因此受益，甚至获取更多利润。那么这些利润、财富该如何分配呢？很大可能是这个社会的财富将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正如英国乐施会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报告所言，目前世界上最富有的八个人，拥有财富是人类总体财富的一半。想象一下，如果机器人革命加剧这种趋势，结果又会如何？

    社会的不公平将会是极大的问题。正如上一次工业革命，使得劳动与资本关系发生了变化，进而产生了福利制度和福利国家。现在，我们更紧迫的事情，恐怕不是去想，人工智能有了自主意识后，会如何消灭人类，而是在面对新的劳动关系、新的生产方式时，人类社会的制度究竟应该怎么调整。

    所以，如果人工智能能够摧毁人类，那一定不是因为人工智能觉醒，而是人类在这一波的社会关系变化中，自己失控了，放任极端化的社会制度出现，破坏了其自身生存的基础。这与其说是人工智能带来的，还不如说是人类自身的不可靠所导致的。

（摘编自南方时报网）

    现代口述历史是使用录音或录像设备，将历史当事人叙述的内容完整地记录下来，并按照严格的规范整理成口述史料。根据历史当事人录音录像资料整理出来的文字记录，要与录音录像、其他当事人及相关文献材料进行反复核实和考订，因而是可信的。

    口述史料对国史研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档案资料开放不充分的情况下，口述史料可以部分弥补国史研究缺乏资料的问题。历史资料是国史研究的基础，档案资料作为文献资料的中坚，不能充分开放利用，势必影响国史研究的进展。在档案资料开放程度有限的情况下，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便显得格外重要。当年参与新中国建设的当事人多已退休，他们为新中国建设付出了极大的辛劳，对所经历的历史有着深刻的感受。对这些参与新中国建设的当事人进行口述访谈，以“三亲”（亲历、亲见、亲闻）为原则，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讲述关于新中国建设及生活中的故事，有意识地采集、整理其记忆中的鲜活史料是国史研究的基础工作。

    其次，口述史料可以弥补目前部分开放档案资料中比较模糊的、粗线条的记载。档案文献的有些记载是抽象或粗线条的，依据这些资料建构的历史往往是不丰满的。口述史料可以提供事件的详细过程以及不见于官方档案记载的历史细节和具体场景。历史当事人讲述其亲身经历的故事、亲眼所见的事情、亲耳听闻的言语，还原了历史的场景，重现了历史的细节，恢复了历史的生动性和鲜活性，因而弥补了国史研究文献资料的不足，这正是口述历史的特点所在，也是口述历史的魅力所在。档案资料基础上的宏大叙事与口述访谈基础上的微观讲述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如果说宏大叙事是历史的骨干，那么当事人的微观讲述就是历史的血肉，会使历史丰满起来。口述访谈的鲜活资料必须置于宏大的历史演进框架中，方能彰显其生动之意义。

    最后，口述史料对档案资料具有独特的验证、鉴别功能。国史研究者开展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过程，是熟悉、梳理和研究历史真相的过程，也是对各种形式的国史资料进行勘比、消化、鉴别、筛选以及保证资料真实性的过程。通过口述史料与部分开放的档案资料进行比对，可以校正档案文献中某些失误的记载，甚至验证文献资料的真伪。

    同时，民间口述史料的发掘不仅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而且使研究者的观点更能体现普通民众的历史观念。采用口述方法纂修的国史著作，其观点和视野将更加客观公正，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和真实可信。

（摘编自左玉河《口述历史与国史研究》）

    日前，酝酿了十余年的国产动画电影《大鱼海棠》上映，首日票房即冲破7000 万元人民币。从上古神话中取材或改编其故事创作国产影视作品，这不是第一次：此前有电视剧《远古的传说》《女娲传说之灵珠》，也有最近票房大卖的电影《捉妖记》。

    上古神话是指中国夏朝以前直至远古时期的神话和传说。这些先民口耳相传的故事经过先秦两汉作家的记录和再创作，主要保存在《诗经》《楚辞》《庄子》等传世典籍中，成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

    上古神话如何在今天的电影改编中重生？

    首先，主创者需找到上古神话与当代相呼应的精神内核，创造出既符合神话精神又与时代审美相契合的艺术形象。这就需要创作者做好充足的功课，深入了解上古神话的文化内涵，借鉴当前神话研究的最新成果，为自己的二度创作打下扎实的基础，避免由于自身知识的缺陷而导致创作时一叶障目、捡了芝麻丢西瓜。《大鱼海棠》的形象设计镌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纹章：鲲鹏、大椿、凤凰、祝融、貔貅、嫘祖等神话形象汇聚一堂，其姿态动作抓住了中国道家文化的气质，其法术神力抓住了东方美学中的自然灵韵。影片的人物矛盾设置意在凸显家族伦理、敬畏生死、天道有常等传统伦理价值与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等现代价值观的碰撞，并最终在人（片中的神即人）与大自然的博弈中获得新的价值平衡。遗憾的是，创作者想塑造的形象过多，每一个都没能充分展现出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文化内涵，模糊和弱化了角色的艺术力量。电影《捉妖记》对上古神话的化用则较为浅层次，其人物塑造虽取法《山海经》中的异人异兽，但角色的行动则带着好莱坞电影的喜剧色彩，没有传递出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

    其次，上古神话往往并不具备完整的叙事结构，而讲好一个故事并对人性有深刻的挖掘与表现，则是影视改编的核心。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比如《捉妖记》对妖与人类、妖族内部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得不够充分，《大鱼海棠》对主角椿、湫和鲲之间的情感线索铺展不足，人物动机不合理，故事主题也不够凝练，比如灵魂交易的情节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主角为理想不断反抗乃至自我牺牲的崇高感。英国的魔幻电影《指环王》情节虽有拖沓之处，但做到了叙事上的合情合理，并始终紧扣人性对抗恶欲，最终实现自我救赎的主题，这种创作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改编自上古神话的大银幕作品，离不开一个具有代入感的奇观世界。伴随电影特效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实现虚构形象的写实已不是问题，然而容易被忽视的，是从细节着手，凸显传统文化的美学价值，确保影片整体风格的统一。

    上古神话承载了华夏祖先对世界最初的认识和奇谲瑰丽的想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故地。让上古神话在当代电影中重生，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对当代大众文化的丰富与提升。

（摘编自林炜圣《上古神话如何“重生”》）

中国制度有中华文明滋养

韩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制度不断趋于成熟定型，也更加科学管用，这同它具有深厚历史文化根源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制度源于中华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立足中华大地进行创造性实践的结晶，中国制度的中华文明滋养，可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

    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中国古代文明的繁荣，同政治思想中的人文精神和民本主义思想密切相关。注重苍生黎民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某种规范性力量，成为政权稳固、国家稳定的重要保障。一些有识之士能够怀有“保惠于庶民”、服务天下百姓的志向，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献身于报国安民事业。这些价值理念，在当代中国已转化成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文化资源，给中国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提供了丰厚历史文化土壤。

    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孟子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中国古代先贤早已阐明仁政德治的重要性，指出为政者必须修身养性，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在用人时既要考虑其能力，更要考察其德行修养。用有才能的人才，才能做成事，做成大事，如果用无能的人，就会误事。而用无德之人，即使其有些才干，也不会有好结果，因为德行上的欠缺破坏力更甚。有人会问，究竟是制度重要还是人重要？实际上，二者均重要。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制度能否保证遴选出德才兼备的人，中国古代提出选贤用能的理念，强调德才兼备、注重道德健全、个人修养，让人和事相得益彰，这对当代中国有着重要启迪意义，有助于我们在现代条件下探索选用人才的制度和方法。我们党既坚持德才兼备的选人用人原则，把愿意为人民服务且能干事、干成事的人选出来、用起来；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把不能干事、耽误事特别是德行不正甚至腐败堕落的人清除出去，这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坚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包容稳健的理政方式，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源远流长，古代许多政治范畴，在历代政治实践中延续发展，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正是这种“和谐则太平之所兴”的包容性，保障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绵延不绝、发展壮大，这种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既勾勒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态，也体现了中华民族谨慎严肃对待权力的大智慧。正是受这种文化和智慧的滋养，我们党在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中才能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抓住发展机遇，成功避过险滩和暗礁，走出一条成功的国家治理之路。

    经世致用的评价导向，儒家主张修身入世，在社会发展中建功立业。从这方面看，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中国制度为什么科学管用？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党中央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号召，通过实干和实绩书写家国情怀，实现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价值。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6日；有删改）

材料一：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

材料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