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和”。“和”不是简单的折中、调和，而是事物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都能适度，达到一种和谐与统一。

    以此观中国传统绘画，“和”的思想在其中的印迹俯拾皆是。从笔法看，有藏锋、露锋、中锋、侧锋。一幅画全用藏锋、中锋，则画面呆板；若全用露锋、侧锋，则不够含蓄。从线条看，过细过圆，则柔弱无骨；过粗过重，则显压抑。从用墨看，有浓、淡、干、湿。过浓画面沉闷，过淡画面苍白，过干则失气韵，过湿则失刚劲。因此，作画时要藏锋、露锋、中锋、侧锋并用，线条要刚柔并济、时轻时重，墨色要浓淡相间、干湿互补。当然，所有这些对立要素并非各占一半，而是运用适度。这便是“和”，是一种互补的和谐。

    在造型和构图方面，中国传统绘画也处处讲求“和”，讲求“和而不同”。画树，不能画出完全平行的枝；画山石，要大小相间；画鸟，常是一栖一飞，或一只闭嘴一只鸣叫；画人物则要求有动有静，衣纹不能完全平行。中国传统绘画在构图方面十分讲究，奇正、开合、主次、虚实都是一些基本要求。要求布局严整，但不是要求画得四平八稳，而是奇中求正，险中见稳。讲究对称开合就体现了对称，但不能把相对的两部分画得一模一样。注重主次，主要对象细细刻画或放在突出位置，陪衬对象寥寥数笔一带而过，虚实更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大特色。天空常常不染色，只是一片空白，远山也是似有似无。虚实对照，既突出了主要对象，又给人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画面上一叶扁舟，不画水波纹，你会想到这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湖；山上悬瀑，下面是一片空白，你会想象到山脚的清溪。

    中国传统绘画正是通过这些对立要素和对立概念的互补而达到的和谐，才具有了一种韵味独特的形式美。

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一种整体观念。这种整体观念既是一种哲学思想，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它对中国传统绘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有线条、水墨、造型、构图的种种对立要素和各种要求，但在一幅画中只要运用其中一部分要素，满足某些要求从而达到某一种统一的效果，即显现出独特的风格。例如，有的画偏重于精细，有的画偏重于简约，有的雄浑，有的清奇，有的恬静，有的飘逸。为表现某种风格或特点，画家在笔墨运用、造型构图上就有所侧重。画家们常常采用夸张手法，以突出其特色，与这种特色不协调的东西就大胆舍弃。为了追求这种统一性，画家常对次要的、细小的情节省略或简单概括。我们有时看到一幅画的细节似乎很粗糙、很随意，可是当观看整幅画时，立时感受到它的确气韵不凡。这正是中国传统绘画所追求的整体美。

    和谐与统一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是有机结合的。只有和谐，才能真正达到统一；而统一也不是毫无差别、毫无变化的同一，而是建立在和谐基础上的统一。中国传统绘画由于融入了和谐与统一的哲学思想，因此它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同时也具有了深刻的思想内涵。 

（节选自颜锋《中国绘画传统与人文精神初探》有删改）

木版年画

    木版年画并不完全等同于年画。广义的年画是一种岁时的绘画，而狭义的用木板印刷的年画则是一种年俗艺术。只有大众过年时对年画有一种不可或缺的需求，即民俗需求，木版年画这一画种才会真正地确立起来。

    木版年画的雏形有避邪的内容，也有祈福的含义。等到祈福的愿望成为年画的主题，并进入了风俗范畴，木版年画的题材就变得汪洋恣肆了。一切对生活的欲求与向往，比如生活富足、庄稼丰收、老人长寿等等，都展现在年画上。其中，金钱是民间年画中最常见的形象。杨家埠、武强和杨柳青的木版年画都有挂满金钱的摇钱树，但这并不能说是一种拜金主义，在物质匮乏的农业社会，它只是生活幸福的理想化的符号罢了。就其本质而言，年画是理想主义的图画。特别是在送旧迎新的日子里，这些画面分外具有感染力和亲切感，给人们带来安慰、鼓励和希冀，充分展示了人们的生命理想与生活情感。所以，年画中最重要的价值是精神价值。

    年画中另一层民俗内容是在张贴上。民俗是经过的约定俗成，最终成为一种共同遵守的生活规定与文化规范。年画的张贴时间、处所及其张贴的具体部位和内容都有严格规定。在规定的时间，把特定的年画贴在规定的位置上，是一种民俗行为。

    木版年画往往是在民间进行道德伦理规范、生活知识教育和文化艺术传播的重要工具。木版年画涉及历史、宗教、神话、传说、戏曲等，反映社会生活之广阔，可谓无所不包。木版年画描绘过的戏曲多不胜数，不少在年画上绘声绘色出现过的剧目如今早已绝迹不存。至于那种无以数计的描写民俗风情的年画，带着不同地域与时代的气息，记录了大量珍贵的人文信息，更是木版年画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画面都出自农民独特的视角。农民是木版年画的原创者，他们的画笔与刻刀直接反映着自己的爱憎、趣味、生活态度、文化心理以及价值观。深刻地外化农民心灵的年画，大量深藏在年画的遗存中。然而，这些遗存却不为人知地散落在民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那些表现当时社会情景与重大事件的木版年画，体现出农民的政治敏感和思维视野，其价值不亚于大都市的时事画刊。它们一反传统，十分写实。

    年画是消费品，没人保存，也没人将其视为历史文化。即使到了20世纪年画走向消亡，仍不为世人重视与收藏。如今只要在民间发现一幅老画或一块古版，竟然大多仍是不曾见过的孤品！存世于中外的年画应该数以万计，在如此浩瀚的木版年画作品中，蕴藏着的是我国农业社会民间立体的影像、广角的生活与社会，还有过往不复的精神情感以及永恒的人文价值。

    北宋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大义。因此，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的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句句宣誓，字字慷慨，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的诗作已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与杨柳，春风与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堪忧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思念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忧愁虽然有，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乡愁之上，还有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争战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旌旗下，辛弃疾一腔热血奔赴《破阵子》，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则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艰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沉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爱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家国情怀，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它深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玲珑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自2018年2月12日光明网《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

    公众史学是着重探讨如何以公众为本位、以应用为前提来开展历史研究与传播的史学新分支。与传统史学 相比，公众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与实践紧密结合，能够更好实现史学为公众服务的目的。

    公众史学发展的动力曰益强劲。与美国“公共史学”的初始发展动力来自高校及职业史学家不同的是， 我国民间形式多样且愈发活跃的史学实践，催生了公众史学。具体而言，我国公众史学的兴起主要缘于三方面 因素。一是公众对历史文化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人们对历史的关注度、探求欲、表达欲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 有的水平。同时，作为市场主体的各种历史文化媒介平台不断创新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进一步激发了公众对 历史的兴趣。这为公众史学兴起奠定了社会基础。二是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模式由于技术发展发生了深刻变 革。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公众参与历史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技术条 件。网络平台的无限扩张、信息对流互动等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仅由史学界主导的历史知识生产和 传播模式。这为公众史学的建立奠定了技术基础。三是传统史学适应社会转型自觉进行革新。一个时期以来， 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较大距离，公众对于缺乏吸引力的史学成果的远离，导致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学科 价值受到质疑。面对这种状况，史学界一些学者开始了发挥史学社会功能的自觉革新，更加关注公众的需求， 增强史学对现实的解释力、对公众的吸引力，逐渐开拓出一条关注现实、走向公众、服务公众的史学发展之 路。这为公众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学科基础。

    公众史学发展还面临不少挑战。近年来，以公众作为参与主体的家族史、口述史学、影像史学等史学形态 的繁荣大大促进了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大众化、历史文化产品的多样化、历史文本的通俗化，并在新媒体条 件下形成了 “人人都可写史”的态势。但“人人都可写史”并不等于“人人都能写史”。实践证明，一个人 只有经过长期训练，才能对史料进行甄别、分析、比较和运用，以探求历史真相。当下，一些参与历史书写的 人缺乏相应的能力，导致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混乱与无序，这是公众史学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尤其需要注 意的是，历史知识从来都与价值观念紧密相连。因此，书写历史要有正确的历史观。如何保证公众史学正确解 释历史现象、客观评价历史人物、深入揭示历史本质，是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专业历史 研究者参与到史学大众化中来，帮助公众提升历史理性和史学修养。但从实际情况看，大部分专业历史研究者 将获得学术共同体的内部认同作为学术研究的核心追求，对于史学大众化缺乏热情。

    （摘编自李娜《推动我国公众史学健康发展》）

大飞机超临界机翼整体壁板喷丸成形技术

大家可曾知道：ARJ21飞机研制成功丝毫离不开尺寸大小不足4毫米甚至更小的小小丸粒，ARI21飞机超临界机翼壁板复杂气动外型面研制成功更离不开这些小小的丸粒。

    毫不夸张地讲，小小丸粒成就了ARJ21飞机，小小丸粒成就了中国民机产业。

    丸粒虽小，效果神奇。可用于清理铸件吹砂、镜件除氧化皮、钢铁制品除锈以及表面修饰等，用于清理飞机油漆涂层等。

    喷丸成形由喷丸强化发展而来。20世纪50年代初期喷丸成形技术被首次应用于 Constel-lation飞机机翼壁板喷丸成形。

    国内喷丸成形技术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中航工业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简称“制造所”），是国内唯一从事壁板喷丸成形技术研究的科研单位。

    万事开头难，技术资料的极其匱乏，使当时开展喷丸成形技术研究困难重重。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制造所基本掌握了针对直纹翼型机翼整体壁板以喷丸成形为主的、以机械校形和榔头敲击为辅的喷丸成形エ艺，建立了飞机壁板喷丸成形技术标准，编写完成相关エ程手册，基本构建完成喷丸成形技术体系及其配套设备。

    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喷丸成形技术研究迎来第二个高潮。制造所精心选型并引进国内首台数控喷（抛）丸机。

    20世纪90年代中期，掌握了机翼6米级整体壁板喷（抛）丸成形技术，使国内喷丸成形技术跨入数控时代。同期，制造所自主研制成功国内首台数控喷（抛）丸机。相关工艺和设备研究成果分别荣获部级科技成果奖。同时，制造所重点开发预应力喷（拋）喷丸成形技术，在国内首次探索研究超临界机翼整体壁板喷（抛）丸成形技术，最终形成具有珍贵价值的超临界机翼整体壁板喷（抛）丸成形技术思想。此外，AE100飞机开创了国内超临界机翼及其整体壁板喷（抛）丸成形技术研究新纪元。

    与过去直纹或以直纹为主的机翼整体壁板沿等百分线逐窄条喷丸成形截然不同，超临界机翼整体壁板没有等百分线而且外型不但孩向弯曲且展向弯折并扭转，其喷丸成形国难之大无异于老虎吃天。最终，制造所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和封锁，攻克了ARJ21超临界机翼整体壁板喷丸成形技术，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超临界机翼整体壁板喷丸成形技术的国家。

至此，我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喷丸成形，国产飞机6万～9万飞行小时寿命不再是奢望。这些研究成果奠定了国内民机研制、生产及产业发展的坚实基础，在国内民机产业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年来，制造所针对筋高创造国际纪录的大型复杂带筋整体壁板喷丸成形这一世界性难题，攻克了大型复杂带筋整体壁板喷丸成形技术难题，为国产大飞机研制英定了坚实可靠的技术基础。

    未来，一个前途无限的中国需要一个无比强大的航空エ业，一个强盛的航空工业将为喷丸成形技术提供广岡而美好的发展空间，小小丸粒将继续创造一个又ー个神奇。

    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在历史上几乎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却又极其坦然地与平民百姓相伴共存。从史实去考察，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先民的“本源文化”，然后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而分化为“上层文化”和“民间文化”。

    民间艺术的共同主题是歌颂生命，歌颂生殖繁衍。这些观念，是由阴阳相交而生万物的古代哲学来的。如甘肃各地出土的葫芦瓶等，即是与葫芦有关的人类繁衍传说的体现，而葫芦又与传说中中华民族的始祖伏羲、女娲有关。伏羲、女娲在民间艺术中是以葫芦中的一对人首蛇身、阴阳合体的形象出现，这与本源艺术的葫芦瓶造型惊人地暗合。

    随着社会阶级的产生，一部分民间的工匠被吸收去为上层社会服务，参加上层艺术的创造，形成了非民间艺术，即所谓的“上层艺术”。这些非民间艺术品除了在工艺上精益求精外，大部分在内容与造型上，离民间的思想形态不远，而仍具有民间艺术那种朴厚、阳刚的风格。如霍去病墓前的石雕、西汉初期和东汉晚期的一部分画像石刻等。

    在上层社会的需求下，一部分工匠向专业化发展而成为技师，另一批工匠仍留在民间。但这两类工匠的作品风格已开始有明显的分野。由民间工匠派生出来的百工，渐渐走专业化的道路；作品也由群体制作而变为细致的分工，由此派生出的个性艺术，促成了专业艺术家地位的提高。专业艺术家的诞生，使作者及其作品被列入史册，顾恺之、吴道子、杨惠之等即为代表。

    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造型，并不考虑表现对象的科学属性；只要能表现作者心中的意念，任何自然界的或外在的客观形象都可加以改造、变形或组合。只要作者认为美，便都合情合理，却不必符合科学之理。民间艺术的意念不是沿袭本源艺术的阴阳哲学、生殖繁衍观念，就是结合民俗习尚的祈福消灾、趋吉辟邪思想。因此，民间艺术所选取的形象，有一部分是从先人传承下来的，诸如鱼、蛙、葫芦、十二生肖等；另一部分是从生活中来，随意念而组合。当然，民间的物质条件和时间都有限，民间艺术不可能像上层艺术那样事事讲求精细。但工多艺熟，以瓷绘为例，经过大量一实践之后，便发展出一个富于韵味、以少胜多的大写意系统。

    中国民间艺术的色彩，主要是根据华夏民族古老的五行、五色观进行组合配搭的。历代的中国平民百姓，觉得只有强烈的色彩才可以与大自然匹配，与天地协调。往往喜爱对比强烈、鲜艳明亮的颜色。因此，原色是民间艺术的基调，但五行、五色观和民俗的影响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民间艺人会根据需要去突出某一种颜色，以表达审美和生存功利上的追求。例如喜事的民艺品尚红，丧事的尚白。此外就是个别作者的主观用色，那就更自由、更意念化了。

（摘编自杨先让《追寻中国民间艺术的源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