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精品与市场

    古往今来，每个艺术家都渴望自己的作品成为精品，具有不朽的魅力。“文章千古事”正是这种观念的表达。而在大众传媒时代和市场竞争中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认定精品呢？这是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艺术作品只有受到受众的喜爱，具有接受上的优势和强劲的市场号召力，才能成为精品，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然而把精品与市场反应完全对应起来，肯定是有问题的。市场有“一时”和“长久”之区别。我认为，精品是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要有穿越时空而愈增其审美价值从而也具有了市场价值的潜质。

    既然是文艺精品，就不能只是拥有当下的市场，而一定是也要拥有未来的市场。只有当下的市场而没有未来的市场，是不可能成为文艺精品的。到今天成为脍炙人口的文艺精品的，如《红楼梦》、《哈姆雷特》等，都拥有当时的市场，且拥有此后许多年代的市场。精品必定是具有能穿越时空并不断增值的艺术魅力的。

    什么样的作品可以具有穿越时空而又不断增值的艺术魅力呢？我看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文艺精品无论何种艺术门类或艺术体裁，通过一定的符号载体来表现人们的真善美的普世价值观则是共同的。真善美作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们的价值追求是共同的。诗词、小说、戏曲、绘画、音乐、雕塑以至于电影电视中的精品，能够真正受到最广泛的喜爱的，无不具有真善美的普世价值。如屈原《离骚》、绘画《最后的晚餐》、音乐《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不胜枚举。

    文艺精品，无论是叙事的还是抒情的，也无论是文学的还是其他门类的，都要显现出与人们的情感密切相关的人物性格或人格魅力。对于作品情节的投入，首先是基于对人物性格的认同。叙事性文艺精品中主要人物都是能够引起人们的深切同情的，并且有着丰富的内涵的，如《红与黑》中的于连就是如此。现在的电视剧更为突出。因为主要人物的性格丰富而与人们情感密切相关，才能引起我们的充分关注，也才能使人们关注情节的发展；如果只有故事，没有丰富的、与人们的情感密切相关的人物性格，人们很少甚至不会对它的情节发展有什么兴趣，这也是某些叙事类作品不能成为精品的重要原因。非叙事性的作品，没有人物和情节，但却是应该体现出作者的境界和人格魅力的，如王羲之《兰亭集序》、绘画《江山如此多娇》等。

    文艺精品还应具有独特个性的艺术语言表达形式。不同的艺术门类有不同的艺术语言，即便是同一门类的艺术家，只要他是成熟的、有成就的艺术家，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艺术语言。同是诗人，郭小川和贺敬之的艺术语言不尽相同；同是画家，吴冠中和林风眠的艺术语言是不同的；同样是电视剧导演，李少红和高希希的艺术语言也颇有不同。人云亦云的模式化作品，不可能成为精品。具有艺术个性的作品，都有真正的艺术生命，也才能有市场，既有当下的市场，也有未来的市场。当代小说中，周梅森《国殇》、路遥《人生》等，可称为精品，都是以其个性化的艺术语言表达形式为其重要标志的。

    在对当前文艺创作的分析中，注重文艺精品的市场化因素无可厚非。而依我的浅见，精品与人民的息息相关，也许和依凭于市场还不完全是一回事，或者说并不是志在市场才能出现精品，而是真正的精品拥有市场。

朴素之美

陈望衡

    大力推选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这是当下我们追求的目标。生态文明时代的审美形态在尊重生态这一前提下应该拥有诸多形态，但朴素是其中标志性的美。

    距今两千多年前，中国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首倡“朴素”观。“朴”是没有雕琢的木，“素”是没有染色的丝。老子用它们代表事物原本的状态即自然的状态。老子从哲学的高度提出“道法自然”的思想，认为自然才是事物的极致，也是人精神所应追求的极致，“见素抱朴”是“道法自然”的美学表达。朴素观首创于道家学派，亦为儒、墨等学派采用并融入自身学说。在现实生活层面，朴素观与主要由墨家、儒家创立的节俭观结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奉行的道德观、审美观。

    中国农业社会倡导由道察创立的朴素观，在精神上发展出一种以自然为本位的崇真尚善臻美的哲学观、道德观、美学观，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本色观。崇尚天然、崇尚纯真，以本色为真、以本色为美。二是恬淡观。不慕繁华、不贪名利，以清廉为贵、以平淡为美。三是清新观。不繁复、不艳丽，清雅、简洁，充满生气，以清廉为贵。《庄子》云：“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诚”为真、为信，以诚为尊、以信为美。此外，朴素观还导出重实质轻修饰、重内容轻形式等观念。就中国传统美学来说，朴素是最高的美。这种美灵动而无限，既是美之极致，又是美之根源。其实，视朴素为美不独中华民族为然，世界各民族也大都如此。

    进入工业社会，朴素观被工业社会追求财富、追求享受的价值导向排挤，奢华成为人们竞相追捧的“香饽饽”，奢华生活也成为个人炫耀的资本，进而腐蚀人心、催生腐败，引发严重社会问题。以大量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奢华生活方式可以说是工业文明发展之“殇”。基于工业文明掠夺资源造成环境严重破坏的现实，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文明与生态共生的生产方式诞生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提出来了；与之相应，一种新的审美观念——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更受推崇了。

    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既是对工业社会那种严重破坏生态的奢华美的批判，又是对农业文明时代具有生态意味的朴素美的回归，但回归不是复旧，而是否定之否定的升华，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与农业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有着实质不同。在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中，虽然也类似农业文明时代朴素审美观那样尊重自然、奉自然为美，但实际上这种尊重的立足点是生态，因而可以说，不是自然而是生态才是朴素美的灵魂。朴素作为生态文明时代标志性的美，必须是资源节约型的，也就是说它必须是低碳的，任何高耗能的生活方式都谈不上朴素；必须是环境保护型的，任何生活方式如果产生诸多垃圾或者垃圾不易回收，这种生活方式就与朴素无缘；必须符合生态公正原则，这种公正一是体现为对动植物生存权利的尊重，二是体现为在精神上尊重动植物自身的价值。

    从人类利益出发，我们所希望的生态不是与人类利益相敌对的生态，而是有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然而，生态自有其规律，完全不会迎合人类。人类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调节人与生态的矛盾，尽量实现文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就建构在这一宏伟的历史使命中，作为一种审美精神，它又反过来促进这一宏伟历史使命的实现。

（选自2016年1月18日《人民日报》）

陆地边疆治理结构的调整

    中国最早的边疆，是在陆地疆域内划定的。在整个王朝国家时代，边疆基本上就是不同于华夏族的其他民族群体生活的区域。有的学者指出：“在中国历史上，‘边疆’是一个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概念。它最初只是泛指相对于中原地区的‘四夷’，其地域并不确定。”边疆治理尽管内容复杂且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但总体上是围绕处理族际关系而展开的，基本上是实行“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内外有别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实现了由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的根本性转变，国家的边疆构架也随之而进行了调整。但陆地边疆治理中的“族际主义”传统并未根本性地改变，“族际主义”的取向仍然在延续甚至得到强化。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观念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陆地边疆，族际关系中的矛盾仍然是突出而典型的边疆问题，本身就十分复杂，同时还与其他的边疆问题纠缠在一起，并影响着其他边疆问题的解决。于是，处理族际关系问题成为了陆地边疆治理的主要内容。

    21世纪以来，以“族际主义”为基本取向的传统的陆地边疆治理，与国家发展形势和要求之间的不适应性更加突出。一方面，随着国家发展形势和目标的改变，边疆的地理空间属性已经远远超越于传统的文化属性，而且还在继续增强。在这样的形势下，对边疆的地理空间属性的忽视会影响到国家发展和国家治理战略的定位。另一方面，陆地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已经从传统的边缘地带凸显成为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区域，其支撑国家的对外战略、地缘政治战略和“一带一路”构想的作用日渐突出。

    因此，必须抛弃陆地边疆治理中的“族际主义”取向，确立“区域主义”取向。具体来说，就是要改变把陆地边疆界定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或“民族地区”的思维和定位，把陆地边疆明确界定为国家陆地疆域的边缘性区域；在陆地边疆治理中，改变传统的以解决族际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为主要内容的做法，把边疆视为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着重于解决这个特殊区域内的区域性问题；在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群体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族际关系中的矛盾和问题不仅会继续存在，而且会在陆地边疆发展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族际关系问题也必须纳入到区域治理的框架中谋划，在促进边疆巩固和发展的进程中来谋求族际关系问题的解决。

    基于这样的目标定位，陆地边疆的治理也需要聚焦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稳定问题，尤其是这些问题突出的区域和时间，应该把处理这些问题作为陆地边疆治理的主要任务。除此之外，陆地边疆治理还必须注重发展问题、文化问题等，尤其是是要注重解决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如反贫困问题、建设问题、交通问题、基础设施问题、与周边国家的交往问题等。与此相适应，寻求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和方式，应该成为陆地边疆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选自2017年《新华文摘》第1期，作者周平，有删改）

    ①关于唐赋的价值与地位，一向有“唐无赋”与“唐赋高峰”之说。两极之间，多有争议。这些争议，不无道理，也不无局限。这些局限往往与时代思潮和著述体例有关。随着思想的开放与唐以后赋研究的深入，重新估量唐赋的价值与地位，我们心气会更加平和，心态更加开放。

    ②唐赋的题材承旧而出新、因时而变。大唐开国，充溢着向上生长的力量，颂美王朝君国的作品为数不少，讽谏的成分也有所加强，士人的报国之志与不平之气在赋体创作中开始振发，君臣唱和的风气殊为显盛。到了盛唐时代，赋体创作已突破题材的拘束，达到无人、无物、无情、无事不可以入赋的程度。中唐因古、律之分而有所侧重，古体多见科考失意、贬谪愤懑、社会批判，律赋则多写礼乐刑政、典章制度、祥瑞献奉；命题出入经史，意在探究治乱、推行教化、颂赞君国。晚唐赋作，一面吊古伤今，一面讽时刺世，更多末世景象与情怀。

    ③赋经汉魏六朝，题材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但唐人还是尽量在传统的题材上寻求突破并致力于新题材的开创，直到晚唐，赋的题材内容还在因时、因人而变，而全部的唐赋既反映了深广的社会现实，也显现着丰富的生命意识。

    ④唐代有散体大赋、骈赋、诗体赋、骚体赋等传统赋体，不仅集传统赋体之大成，而且衍生出律赋、文赋等新的赋作体式，并留存有杰出的俗赋篇章。唐赋体裁不仅多样而且多变，赋体流动不居的品格在唐代展示得最为明显。赋体的表现手法与赋作的体裁、体制关联互动，其中每类手法又自有其细致的技巧与演革的过程。

    ⑤唐代辞赋大家的身份也发生了改变。汉世赋家，多为言语侍从之臣，身份类同俳优，魏晋文学自觉，激发了个体意识，不过赋家仍以高门士族居多。唐赋作家，身份既多，意识也更复杂。不同的身份意识影响及于赋作，形成不同视角与话语。

    ⑥赋体的演革到唐代已达极致，以后基本处于停滞。赋体演革的停滞让后人不再有创新的机会与空间，而对于唐人来说，恰恰是一种幸运。唐赋因时代精神的影响与个体意识的彰显而形成了一定的风格；较之汉赋的雄霸夸饰与六朝赋的繁缛绮丽，唐赋康健朗畅，更可贵的是唐赋风格多元多貌，并有着时代与个人的特质。

    ⑦总言之，唐赋对王朝盛衰、江山风物、社会生活、个体情怀的铺陈，表征了多元多貌的政治形态、礼仪制度、文化谱系、身份意识，展示了唐朝与唐人开放的胸襟、革新的精神、批判的意识、家国与个我并重的情怀。唐赋赋体的集成、对赋艺的探索、辞赋大家的出现与赋体风格的形成，也造就了它众体兼备、承前启后的赋史地位。

（摘编自刘伟生《唐赋：多元多貌 广纳万有》）

    ①习近平同志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这阐明了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并不断发展的根本所在。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了多种多样、多姿多彩的文明。透过这些生动丰富的文明形态，抓住交流互鉴这一本质要求，顺应文明发展规律，才能破除人类在文明发展道路上的诸多困惑，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②交流互鉴是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人类文明有机体的基本特征。人类在不同地区耕耘灌溉、铸器造皿、建设家园，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不同文明形态。人们不仅要从自然界获取各种物质资源，还要在个体生命活动基础上构建起种族、氏族、民族文化。历史上，受技术条件、交通工具等限制，文明之间的交流是一个长时段的缓慢过程，但这种交流客观存在。

    ③文明往往是内聚力和外引力的统一体。一方面，它通过内聚力来维系自身的特质，使自身得以传承和延续。另一方面，它通过外引力将外部资源转化成自身养分，使自身得以开放发展。随着时间推移，原来分散在不同地区的文明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多。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文明的差异性逐渐表现出来，其互补性也会越来越强。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文明的开放程度和借鉴能力就成为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就会走向衰落。只有保持开放，通过交流对话，积极同其他文明进行交流互鉴，才能更好获得外部参照，在互鉴中清楚认知彼此优长、探寻互补空间、促进自身发展，从而保持旺盛生命活力。

    ④交流互鉴是不同文明寻求合作共赢的必然途径。不同文明承载着不同的价值，文明共同体也是价值共同体。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智慧和精神追求。不同文明既有各自特殊的价值，也有共同的追求。比如，在当今世界，虽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交织，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共同心愿。我们应秉持平等和相互尊重，加深对自身发展道路和其他国家发展道路差异性的认知，以团结、智慧、勇气促进交流互鉴，推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走合作共赢之路。

    ⑤文明交流互鉴应是平等的，而不应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是单一的、单向的。强调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多年来，世界格局不断变化，人们对不同文明共生共存规律的认识逐渐深化。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其他国家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今天，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应把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思考与世界力量对比变化、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等联系起来，推动不同文明开展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携手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

（摘编自欧阳康《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

    ①截至2013年底，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名录的项目已达38个。梳理以往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绝大部分都围绕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保护、开发以及利用，如乌丙安等（2010）从宏观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方法进行了细致的介绍，王巨山（2011）则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应当进行旅游开发的问题。

    ②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我们不能发现和理解他的历史性、稀有性和民族性；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知名度”的测量则更能体现其重要的文化传承和传播性。传统研究的样本量都基于抽样调查或者更为有限的资料；大数据的应运而生，为跨时空的国际知名度研究提供了条件。

    ③我们使用基于英语书面语言语料库中提及中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词频统计研究方法，研究中所用到的300年来的书籍数据来源于最新版谷歌图书语料库（共811万种英语书籍）。考虑到每年书籍及书籍词汇总量不一，本书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关键词的“词频比例”，即其在海量数据中出现的次数与海量书籍中全体单词总量的比值，来代表该非物质文化遗产关键词在该时段内的文化影响力。

    ④从统计结果来，1700-1800年间仅有皮影戏和妈祖被少量提及。1900年以后，其他项目才被普遍提及，京剧、书法、端午节等词汇被提及的频次都有明显上升。值得一提的是，在建国前后出现了明显的波动起伏，最为明显的是，妈祖和京剧在建国后都出现了骤升的较高梯次。盛行于闽台地区的妈祖在1960年左右出现了300年来的最高峰值；京剧在建国后的知名度也有巨大提升，在1966年达到一个小高峰后明显波动下降，并在改革开放后显著上升，直至1981年左右达到300年来的最高峰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⑤尽管整体上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知名度呈现越来越高的趋势，但仍有例外。皮影戏在300年的历史长河中呈现了相对降低的态势。在过去还没有电影、电视的年代，皮影戏曾是十分受欢迎的民间娱乐活动之一。18世纪中叶，皮影戏传到欧洲，各国艺术家对它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774年，德国著名文学家歌德曾在威兰博览会上把中国皮影戏介绍给德国观众，并在日后做了皮影戏演出。直至清代后期，由于政治原因，皮影戏遭到了禁演和查抄；“文革”时，皮影艺术又再次遭到了“破四旧”的噩运。改革开放后，传统文化虽有复苏的社会环境，但在当代多元化、高科技化的大众流行影视等文娱形式的冲击之下，皮影戏的濒危处境仍难扭转，令人惋惜。

    ⑥然而，也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知名度随着现代化进程而不断提升。在机械化电子化的时代，针灸、书法和雕版印刷并没有像人们想象中那样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消失殆尽，反而越来越多地被提及。这和跨国交流的密切化相关，也与民族文化自觉意识觉醒有关。中国的文化自觉是在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中逐渐自我反思、自我调整的渐悟过程。在科学技术取得全面胜利的同时，全球化趋势以及以西方当代文化为代表的“强势文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弱势文化”处于濒危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未来世界的竞争不仅是经济实力的较量，也将是文化软实力的角逐；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最核心的话题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最能体现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最能体现民族文化自觉意识觉醒的重要载体，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比较中国非遗项目国际知名度的变化，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审美观念的关系。

    ⑦另外，我们还发现，青海热贡艺术，西安鼓乐等12个非遗项目在本文研究所使用的300年书籍大数据中并无体积。虽然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数量目前排位世界第一，但有近1/3国际知名度还很低。对他们的宣传极为不足，其中有陆巷尾属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项目发展冷热不均的问题，亟需引起重视。

——节选自《大数据中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300年国际知名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