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远上”还是“黄沙直上”

    《全唐诗》中王之涣的七绝《凉州词》，一千多年来脍炙人口，广为传诵。但是对诗中第一句是“黄沙直上”还是“黄河远上”却一直争论不已，我以为应是“黄沙直上”。原诗是：黄沙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1981年出版的沈祖棻《唐人七绝诗浅释》中，作者从文学角度对“黄沙直上”和“黄河远上”的韵味意境进行了比较，结论是“黄河远上”较富于美感。这可能就是许多诗坛名家钟爱“黄河远上”，摈弃“黄沙直上”的原因吧。只是这富于美感的“黄河远上”是否是王之涣的原词呢？

    王之涣的这首《凉州词》同他的《登鹳雀楼》一样，采用的是不加渲染的白描手法，寓意于物，寓情于景。玉门关位于甘肃西部沙漠中的疏勒河谷，距黄河最近处（青海共和曲沟）的直线距离有770公里，距凉州（甘肃省武威市）的黄河达1000公里。把“黄河远上白云间”搬到玉门关来，是与该词的特色和作者的风格大相径庭的。这首《凉州词》又称《出塞》，被《全唐诗》收在第17卷“乐府杂曲”中，是供乐工制曲演唱的歌词，是在当地唱给出塞入塞的政吏、商贾和游客听的，有劝人思归之意。采用“黄河远上白云间”这种虚幻的曲词亦与当时演唱的氛围不符。王之涣出生晋阳（今太原），又是当时熟知和善写边塞风光的著名诗人。正因为他有耳闻目睹家乡沙尘天气和西北边关地区沙尘暴天气的经历，才能写出“黄沙直上白云间”这样生动形象的新颖绝句，使整首曲词沁人肺腑，确能使听者感到出塞之悲凉而动容怀乡。

    我国地质学家王嘉荫在1963年编著出版的《中国地质史料》中，已经注意到历史上发生过许多大型扬沙和沙尘暴天气。史书记载里称这种天气为雨土，如北魏“景明四年(504年)八月辛巳，凉州雨土复地，亦如雾”。在王之涣所处年代及其前后50年间，《旧唐书》上记载的雨土天气有：“德宗贞元十年(794年)三月己亥，黄雾四塞，日无光”……这是一些发生在京师（也可能包括当时比较繁华的北方地区）的雨土记载，由此可以毫不怀疑地推论，当时在沙漠环绕的玉门关地区确有可能发生与“雨土复地，亦如雾”和“黄雾四塞，日无光”相同的“黄沙直上白云间”的天气现象。

    40年来，一些文学家和科学家曾多次指出“黄河远上”之误。1963年，我国气象学创始人竺可桢指出：“现行唐诗集第一句作‘黄河远上白云间’，但古本唐诗原为‘黄沙直上白云间’。依照玉门关的气候和地理看，后者是合理的。”我国古典文学研究家刘永济在1981年出版的遗著《唐人绝句精华》中指出：“此诗各本皆作‘黄河远上’，惟有计有功《唐诗纪事》作‘黄沙直上’。按玉门关在敦煌，离黄河流域甚远，作河非也。”1983年10月26日，我国地质学家尹赞勋在《科学报》上撰文指出：“前四字现行诗集大都舛误为‘黄河远上’，背离原意，不合当地实际情况。”

    在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的横排简体字《全唐诗》中，《凉州词》的第一句是“黄砂直上白云间”（集作“黄河远上白云间”）。这里的“集”指的是清宫廷内所藏《全唐诗集》，为清初季振宜所编，这是目前所知的出现“黄河远上”的最早版本。《全唐诗》同时刊出“黄沙（在表述微小石粒时砂、沙二字相通）直上”和“黄河远上”两种版本，而且主次分明，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它让人们看到了王之涣身后流传一千二百多年的“黄沙直上”，也看到了近三百年来从出现到取代“黄沙直上”的“黄河远上”。孰实孰误，不言自明。

    研究古代诗文，有时从美感角度提出取舍，似无不可。但是，那种把诗词内容与历史的、地理的、人文的环境截然割裂开来的做法，未必是恰当的。只有当我们用历史的记录去明辨原本变异，用今天的事实去探寻历史真相的时候，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选自《中国图书评论》，(有删改）

    《新序》是西汉后期一部重要典籍，是著名学者刘向“采传记行事”而成的一部“谏书”。其读者对象很明确，那就是西汉当时的高层执政者，尤其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汉成帝，因而其内容也富有针对性。全书总体上讨论的是君臣之道，其基本出发点就是期望君主能推行仁恩、宽惠养民，敬德修身、尚贤授能；同样，臣下亦须坚守德义、驾行仁道，要忠于国事、恪尽职守、公正耿直、善于谋划。这些思想大多是通过对历史故事的编选而体现出来的，这不仅是刘向为君主所陈的“法戒”，更是他政治理想的集中体现。现代学者将其看作是历史故事的汇集，或者是文献资料的汇编，显然是忽略了该书的编撰目的与内容特色。

    以历史读本的眼光来看《新序》，关于其文本价值自然会有一些新的理解和思考。一方面，作为呈献给天子的“谏书”，《新序》无疑是一部非常严肃的历史著作，体现着编选者明确的历史观念，也流露着进谏者期待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作为一部有着特定受众的读物，《新序》又不能像一般的历史著作那样长篇大论、深奥晦涩甚至烦琐枯燥，而是要尽可能短小精炼、生动有趣、可读性强，这样就使得君主不必正襟危坐即可愉快地接受历史知识及其内在的劝谏意蕴——一句话，它要有很特别的文章艺术。我们对《新序》文本价值的分析，也主要着眼于文献史料与文学成就两个层面。

    就史料与文献价值而言，刘向对历史素材所做的级别与筛选无疑是非常认真的。《新序》的一些文字，较之于《战国策》更为原始，也包含着更多的历史文化信息，保持着先秦时代楚国语言及文学的风格，除极少数汉初材料外，基本上是先秦资料的分类编次。这里特别要说到《新序》文献来源的问题。前人多将该书看作是“采摭诸书”，而成，甚至有学者将每条材料都注明“采自”何书，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刘向“校理群书”时所见的文献数量是十分浩繁的，文献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很难确定《新序》的某条就是采自今所见的某书。另一方面，先秦时期的一些历史故事，作为一种“公共素材”，本来就有多种存在样式，各种文献对它的引述自然就有所差异，一件事情在不同的典藉中也就有了不同的叙述。作为“采传记行事”的《新序》，便是对此类事件的另一种记栽，其所保存的是这些“传记行事”的另一种形态，而不是对某一书的征引或采拾。从性质上说，这便是先秦两汉史书中的“语类”或“事语类”文献。由此看来，传统史学家对于《新序》的批评，如刘知几在《史通》所批评的“广陈虚事，多构伪辞”，叶大庆在‘《考古质疑》对《新序》中时间、事件的质疑，等等，都是没有考虑到“历史读本”的特别性与“公共素材”的多样性，因而显得有些拘泥了。

（摘编自马世年《〈新序〉文本价值散论》）

    中国古来就十分重视天人关系，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关注天人关系的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有广泛深刻的影响。

    汉初名臣晁错在一篇上奏皇帝的文书中发表了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见，其中说：让德政普及，使得天上的飞鸟、地下的水虫草木等都为其蒙被，然后才能使得“阴阳调”“风雨时”，维持良好的生态秩序。这种试图以人为因素影响“天”的意志的主张，其实体现了比较开明的生态意识。汉宣帝时，御史大夫魏相上书引述《明堂月令》的内容，主张顺应阴阳四时执政。他说：执政者的行为“奉顺阴阳”，则“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五谷丰登。所谓“风雨时节”，是汉代民间对理想生态的习惯表达形式。汉代铜镜铭文中常见“风雨时节五谷熟”“风雨时节五谷成”等文句，都表达了同样的社会愿望。中国古代生态保护意识较早成熟，正与农耕生活对自然生态条件的高度依赖有关。这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本身就具有科学意义。中国早期的农学和医学，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得以发达的。

    在反映中国古代生态保护意识的种种文化遗存中，如果剥去神秘主义的外壳，可以发现其科学思想的内核。《孟子·告子上》说，齐国都城临淄附近的牛山曾经草木茂美，但因为位于都市的近郊，人们随意砍伐，还能够茂美吗？当得到雨露的润泽，又会生长新芽嫩枝，然而在这里放牧牛羊，就又变得光秃秃的了。所以说，得到滋养，万物都会生长；失去滋养，万物都会消亡。孟子富有哲理的名言“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包含着生态平衡的思想。古人认为山林可以保持水土、调节气候。如果斩伐林木没有“时禁”的话，是会导致水旱之灾的。可见古人很早就已经发现山林植被有涵养水分、提高空气湿度、增加降水的作用。古代护林的礼俗制度还包括定时采伐，以保护山林的再生能力；禁止野焚，以保护山林以及鸟兽昆虫；禁止砍伐幼树，以保护山林的天然更新。

    成书于东汉的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提出了“自粪”的概念，应与人工施肥不同，是指动植物死亡之后重新返回土壤，为新的生命提供养分。这样的认识，类似今天循环经济的思想。中国古代的劳动者还创造了充分利用生态条件的经营形式。《农政全书》记载，人们在塘岸上设置羊圈，每天扫羊粪于塘中，以为草鱼的饲料，而草鱼的排泄物又可以饲养鲢鱼。《广东新语》《湖雅》等著作也记述了水塘上中下层鱼混养的方式，有的学者指出这是对水体的一种立体开发，对自然资源的一种综合利用。

    总之，我们在总结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化宝库的贡贡献，不应当遗忘有关生态保护的思想和礼俗构成，因为这些文化遗产的存在，不仅标志着我们民族的历史成就，而且对于增强今天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启示与借鉴价值。

（节选自王子今《中国古代的生态保护意识》）

    明代的性灵文人对诗歌情感的表现范域进行了不断的开拓和“探底”。他们以“世情”为诗性情感，把庸碌人生、琐碎生活、平常心情诗意化，创作出了一批新鲜活泼、具有浓浓世俗气息的诗歌作品。他们的这种尝试，不仅推翻了前后七子建立的模拟王国，率领诗坛走出了复古的迷障；更是对以“诗言志”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正统诗学理念的挑战，在完善中国古典诗歌的情感表达经验、平衡诗歌文化生态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如果说先前的诗人们在努力地汲取古人的智慧成果，性灵文人们则以“无法为法”，努力摆脱古人、成法、学问等的一切束缚，为诗歌营造一个独立、轻松的创作环境。

    “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袁宏道语）是性灵文人针对当时文坛上风行的复古运动而提出的。在当时“黄苇白茅，弥望如一”的诗文创作中，性灵文人试图用一己之性灵扶救文坛“缩缩焉循而无敢失”的状况，因此，击破复古派的理论根基，就成为性灵文人的首要任务。同时，对古人的脱离，也是他们坚持诗歌情感的自然性、个体性、真实本性的自然选择。

    “脱古人之缚”首先表现在对古之贤人、圣人的颠覆上。李贽认为，即使是被拜在庙堂的孔子，也并不能成为天下之是非的评判者。是非标准因人而异，因时而变，而不应是僵化的、不可更易的固定标准。每一个人的“自然之性”，才是“自然之真道学”。其二，表现在不盲目地崇尚经典。“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李贽语），李贽瓦解的不仅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经典，更是对当时整个社会存在的颠覆。如果人们都能保持自己的童心，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保持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那么一个新世界的创造或许指日可待。其三，要摆脱古语的束缚，袁宏道认为，今天（明代）的文人在“学古”时偏偏不学古人的思想精髓，而专注于古文中的古语。况且，古人也并没有用古语来写文章的癖好。今人看来是“古文奇奥”的，或许在古时也只是街谈巷语的大白话而已。能明明白白地把心中所想表达出来已属不易，又何必非要取秦、汉时期的名衔来装饰自己的诗文?

    因此，在反对古人、古文、古语的基础上，性灵文人们建立了一种比较进步的“诗文递进”观。袁宏道的诗文进化观非常激进：“世道既变，文亦因之”“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推翻先前的所有，并不是袁宏道等性灵文人的本意。他们反对的并不是“古”本身，而是七子派所“复”的方法和形式。程序化、模板化的“复”使诗歌创作成为鹦鹉学舌，诗人的真个性、真性情消失殆尽，诗歌的生命也就无从言说了，这也是前后七子掌控的明代诗坛萎靡不振的原因所在。

    所以，性灵文人试图推翻以古之圣贤为是非的标准，推翻经典的权威地位，摆脱古语的束缚，使诗性之情重新回归为个体的自然性情。

（摘编自李小贝《明代性灵文人的诗歌追求》）

    当今，人类已经处在数字化时代。在传统文化领域，数字化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也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趋势，如美国谷歌公司已完成了过去数百年人类文化演化趋势的模拟计算。而我国为提高文化软实力和文化自信，正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精华，全面引入数字化技术，运用数字化技术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已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显然，充分运用数字化技术，真实记录和存储人类传统文化的发展轨迹，既是国际趋势，也契合我国当下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

    在信息化、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多重冲击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环境面临空前的危机。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存、开发、利用与传承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策略。本质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延续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文化基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应该避免可能存在的弊端，从法理角度厘清相关的版权问题。这有利于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恢复自身活力，从而在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潮流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其文化资源的作用。一些发达国家如法国、意大利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方面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这些国家在政府的引导下，由专业研究机构与民间组织共同参与，在数字化采集、存储、保存等方面构建了成熟的技术体系。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带状与组团状分布的空间特征，特别是广大少数民族聚居区分布着大量生态独特、传承价值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尽管我国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的理论与技术开发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我国目前在运用数字化技术，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保护、有效传承与开发利用等方面还没有构建统一的数据采集技术标准，对于大数据技术视野下数据资源与知识整合数据库的构建、多民族的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等问题也急需开展深入研究。破解我国当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领域所面临的这些难题，其社会意义和价值毋庸讳言。

    在文化遗产事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学界开始关注并建立文化遗产学，这有利于文化遗产承载的历史信息与文化价值得到更深入地挖掘与传递。在数字化技术的驱动下，相关的理论与实践迅速开展。随着数字化技术自身的演进，大数据分析技术与云计算平台技术已经开始渗透并深入影响到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因此，构建系统的文化遗产数字化理论体系，以更好地为急剧增加的文化遗产数字化项目建设与产业化应用提供坚实的理论、方法、数据模型、软件工具、技术操作流程、管理服务等支持，已经成为当前文化遗产数字化领域积极应对的重要问题。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深入发展与应用，数字化技术逐渐由技术集成阶段转向系统应用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正是这一转型阶段的重要应用领域。

（摘编自刘沛林、邓运员《数字化保护：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的新途径》）

“我正在哪里”的文学观照

    ①“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三个经典的哲学命题始终萦绕在世人的脑海中，引发阵阵沉思。其实，在这三个命题之中，还蕴含着另外一个命题，那就是“我正在哪里”。“我从哪里来”，是要理清自己的来路，寻根溯源；“我要到哪里去”，是对未来走向的一种前瞻性思考，展望自己的去路；“我是谁”试图解决“我”的本质性意义，是人向内用力，对自身进行拷问。而“我正在哪里”，是从外部的角度，让人确立自己的坐标和支点，对所处的时代、时空进行精准的定位，摸清楚自己所处的外在环境，对人自身进行更为透彻的审视。在某种意义上说，文艺领域提倡现实题材创作，就是期待作家艺术家围绕“我正在哪里”的命题进行艺术化的回答与阐释。

    ②书写过往，一头扎进历史的故纸堆，有时看来是一件颇为快意的事，因为路径可能是现成的，可以轻松上路，再运用好一些刚面世的新资料和现代化的新思维、新手段，总是能留下一些新的发现或者新的思考，区别在于多与少、深与浅。

    ③书写未来，天马行空的想象是一种无羁绊的放纵，竭尽全力地搅动自己的脑容量，去对世界进行私人化、个性化的观察与开拓，只要无限地忠诚于自己大体上可行了。尽管“未来已来”，但更远的未来还在路上，还是可能歇口气的。

    ④而书写现在，却是一件棘手的事。大家都在场，都身处其中，绝对的“零距离”，稍有偏差和不符，就容易冠之“不真实”“太离谱”的罪状。好不容易把事情梳理得纹路清晰，但发展中的事实陡然拐弯，有了新的轨道，于是一切努力可能会显得有些陈旧，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个笑话。

    ⑤“我正在哪里”的现实题材创作是难的。现实生活的话语方式、言说姿态已经发生了截然不同以往的变化，再一味搬弄那一套“老古董”，纯属无效劳动，甚至成为反面教材。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偃旗息鼓、败下阵来，作家艺术家必须要有切实的行动，要有专业的敏感，而走走过场，无异于隔靴搔痒，难有真收获、大收成。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直面时代，是作家艺术家的使命，也是宿命。

⑥自然，现实题材创作不是对现实进行简单的搬运，而应该是一种创造，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创造。孙犁说过：“为人生的艺术，不能完全排斥为艺术而艺术。你不为艺术而艺术，也就没有艺术，达不到为人生的目的。”现实题材创作不是单向的，而是复合的，要有大的气度和胸襟。同时，有必要明确的是，现实题材创作本身并不意味着“高级”，简单化地滑入“题材决定论”，以为只要是现实题材创作就有“豁免权”，就天然地“高人一等”。现实题材创作就是好的，这是一个伪命题，而以为篇幅长的、规模大的就好上加好，更不是一种好风气。文艺创作是有水准要求的，是有自身发展规律的，是有一套完备的价值评判体系的。任何文艺作品，都要经过这套评判体系的衡量，才能得出真正的斤两。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