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也有“特招”

廖保平

    中国每年无论中考还是高考，教育局或是高校都会公布年度艺体特长生招生计划和方案，要招多少，怎么招，考什么内容，怎么考等等，每年都会累坏一批特长生和他们的家长。

    人的天分禀赋是有差异的，特长生有某方面突出于常人的兴趣与偏好，经过学习有可能成为某方面的杰出人才，所以学校教育中专门为特长生留有一席之地是有道理的。不光现代教育如此，中国古代教育也对特长生另加对待。

    隋唐时期，中国考试制度发生根本性的改革，将此前的“察举制”改为“科举制”，分科考试，分科举人，这本身就有点针对不同人才进行不同的考试录取的味道。在唐代，常科考试之外设有“制科考试”。所谓“制科”，是有别于定期考试的不定期科举考试，又叫特科、制举，目的是防止常科考试埋没特长生，选拔“非长之才”，以弥补常科的缺陷和遗憾。据《云梦漫钞》记载，高宗李治在位时唐朝始设制科，显庆三年（658年）始有 “志烈秋霜科”，诗人韩思彦考中该科。之后，武则天又对制科考试作了调整，要求进行殿试，加试策文三篇。

    当然也有因国家有特殊人才需求而进行的“制科”。比如国家打仗急需军事人才，就设“足安边科”，选拔有特别军事才能的人；国家需要有音乐特长的人，就设“才膺管乐科”，选择能吹拉弹唱的文艺尖子。在史籍中，可发现“制科”的名目极多，诸如直言极谏科、文辞雅丽科、博学宏词科等等。由于这种考试是有针对性地选拔特长人才，不像常科有固定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时间，制科考什么，什么时候考，并不固定。

    唐代士子们科举考试后，及第者要通过吏部的考试才能被授予官职，而制科是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通过者可以直接授予相应官职，这说明他们确实有某项特长而适合做某项工作，不必再经过吏部考试。据《通典》卷十五记载说：“试之日，或在殿廷，天子亲临观之。试已，糊其名于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制科考试有点类似现代的“特招”，或者说现在的“体考”、“艺考”等，参加制科考试的人相当于现在的特长生，有某方面突出的特长。不过他们可能并不都是学生、“生徒”，也可以是普通百姓，还可以是已经获得进士、明经及第的中举者，也可以是在职官员，只要你认为自己有特长就可以经推荐参加考试，颇具开放性，不拘一格录人才，这对于严重偏科、有特长的人来说是福音，也使得教育更加公平，国家能招录到各种有用之才。

（摘自《长沙晚报》，有删改）

    “黑箱”是控制论中的概念，意为在认识上主体对其内部情况全然不知的对象。“科技黑箱“的含义与此有所不同，它是一种特殊的存贮知识、运行知识的设施或过程，使用者如同面对黑箱，不必打开，也不必理解和掌握其中的知识，只需按规则操作即可得到预期的结果。例如电脑、手机、摄像机、芯片，以及药品等，可以说，几乎技术的全部中间和最终成果都是科技黑箱。在科技黑箱的生产过程中，科学知识是基础，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则对科学知识进行选择。除此以外，科技黑箱中还整合了大量人文的、社会的知识，并且或多或少渗透了企业文化和理念。这样，在电脑或手机中就集成了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管理学、经济学、美学，以及对市场的调研和政府的相关政策等知识。

    科技黑箱是特殊的传播与共享知识的媒体，具有三大特点。首先，它使得每一个使用者﹣﹣不仅牛顿，都能直接“站在巨人的肩上”继续前进。试想，如果要全世界的电脑使用者都透彻掌握电脑的工作原理，掌握芯片上的电子理论，那需要多少时间？知识正是通过科技黑箱这一途径而达到最大限度的共享。如今，计算机天才、黑客的年龄越来越小，神童不断出现，他们未必理解计算机的制作过程就能编写软件、破译密码。每一代新科技黑箱的出现，就为相对“无知识”的年轻一代的崛起与赶超提供了机会。其次，处在相对低端的科技黑箱往往与语境和主体无关，而处于高端的科技黑箱则需满足特定主体在特定场合乃至心理的需要。人们很少能对一把锤子做什么改进，而使用一个月后的电脑则已经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这就说明，在认识变得简单易行之时，实践变得复杂和重要。最后，当科技为我们打开一扇又一扇门的时候，我们能拒绝它的诱惑不进去吗？而一旦进去，我们的行为能不受制于房间和走道的形状吗？表面上是使用者在支配科技黑箱，然而科技黑箱却正在使用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使用者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就是说使用者被生产方对象化了。值得注意的是，科技黑箱在使科技知识被使用者广泛共享之时，也往往使这部分知识因共享而贬值甚至被人遗忘。那么还要不要学习集成于科技黑箱中已经贬值的科技知识，例如电磁理论、牛顿力学，甚至四则运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技术所构成的平台还有一个历史维度。时至今日，历史上的很多技术已经失传或过时，但是也有相当多的技术流传至今，例如中国的针灸，以及散落在各古老民族中的特殊技法等科技黑箱都是如此。这提示我们，对于历史上存在过的知识应予宽容。此外，由于使用者不必从头学起即可操作科技黑箱，于是就可能发生对科技黑箱的滥用。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科技黑箱无疑会使得双刃剑的哪一刃都变得更为锋利。

（摘编自吕乃基《行进于世界3的技术》）

智慧之翼

李青松

    1927年，世界上第一架无人机在英国皇家海军“堡垒”号军舰上问世。中国无人机研制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刘亚楼、钱学森等都曾提出过“要造出我们自己的无人机”的构想。1966年12月6日，“长空一号”首飞成功，共和国拥有了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无人机。

    完整意义的无人机，指的是无人机系统。这个系统是由无人机平台、任务载荷、起降系统、测控与信息传输系统及地面保障系统等组成。无人机无人驾驶，因此被冠以“无人”，实际上，它具有多重有人驾驶飞行器的特征和功能。有的无人机也可以载人，比如，以色列“空中骡子”无人机，它垂直起降，载人载物，不吝力气。

    常见的无人机有三种类型。其一，固定翼。就是翅膀固定，靠流过机翼的风提供升力。一般而言，军用无人机多是固定翼。其二，是直升机。靠一个或者两个主旋翼提供升力。其三，是多旋翼。就是具有四个或者更多旋翼的直升机。按用途来分，无人机可分为军用无人机、面向行业应用的工业级无人机和面向大众玩家的消费级无人机。工业级和消费级均属于民用范畴。

    无人机系统种类繁多，在重量、航程、飞行高度、飞行速度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异。美国的“全球鹰”是无人机中的巨无霸。就续航时间、飞行距离和飞行高度而言，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无人机。“彩虹”无人机系列，是中国军用无人机中的尖兵。“彩虹”察打一体无人机（目前，察打一体无人机主要由中美两国设计制造），复合式挂架，可挂载十六枚空地导弹，载重量可达一吨，顷刻间就可以摧毁一个坦克连。续航时长四十小时，最大飞行距离超过一万公里。外电报道说，这是中国无人机里“最可怕的杀手”。“彩虹”的太阳能无人机，不用加油，耐力极强，可军用，可民用。

    无人机又被唤作空中机器人，其运行方式是人类永远所不能的。它并非抢走了我们的工作，而是开始进行我们无法从事的工作。民用无人机除了航拍以外，能做的事情很多。植保、救援、防火、防虫、巡护、测绘、检测……它可以做许多超出我们意料的事。可惜，会操控植保无人机的飞手少之又少。

    在中国，民用无人机领域群雄并起，除了大疆，还有昊翔、亿航、星图、零零无限等等。如果说全球民用无人机市场十分天下的话，那么中国占七成，欧美占两成，其他加起来也不过一成。

    1981年，发明了氢弹的特勒说：“无人机的重要性，堪比20世纪30年代的计算机。”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谁掌握了天空，谁就掌握了未来。

（节选自201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中国书法是历史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书法艺术探索的影响下，一些书法作品片面追求书法的“线条质量”，甚至无底线地戏谑汉字，造成文本不可识读，丧失了对汉字、书法的基本尊重。一些学书者曲解“笔墨当随时代”之内涵，抛开传统，求新求异，频频写出“怪书”“丑书”，让业内人士摇头，让书法爱好者一头雾水。其实，“笔墨当随时代”的本意是希望艺术家能创作出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而非背离传统创造所谓的“新”笔墨、“新”面目。

    汉字天覆地载、严谨优美的造型结构，深藏着先民的美学智慧。不夸张地讲，了解中国书法中有关汉字的结构原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了解中国美学。不论是商周时期的金文，汉代的隶书，还是唐代的楷书，其结字原则都是拱向一个中心，书写时严格遵循先上后下、先左后右的笔画顺序，呈现出紧凑有序、大方得体、匀称美观的汉字形象。汉字结构的平中寓奇、险中求胜，汉字笔画的劲健内敛、刚柔相济，以及书法布局的计白当黑、虚实相生，都极大强化了汉字书写的内在张力，影响着书法的审美取向。因此，缺乏对汉字与文本的研究，就相当于丢掉书法之根，符号化的汉字线条终究无法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当下一些书法家见作品不见风格，真正能写出自己风格的大家并不多。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当代学书者对古人书风的研习不足，从而导致创新不足。古人书风有千百种，学习时应抽丝剥茧，找到其中不变的精神为我所用。张芝、郑道昭等人书风强劲阳刚，有正大气象；欧阳询、黄庭坚等人书风儒雅纯正，耐人寻味；张旭、王铎等人书风气势恢宏，豪迈不羁。近现代，沙孟海书风沉雄朴茂，苍厚古拙，有金石之气；赵朴初书风儒雅隽秀，蕴藉内敛，有书卷之气……他们的书法风格各异，个性突出。风格即人。这些书法风格均在守正的基础上实现出新，在汲取书法优秀传统精华的基础上各有优长，值得学书者深入研究。

    书法风格是书法的艺术语言，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美标准之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美标准无外乎真、善、美，这也是所有学书者创作时都应坚守的审美标准。

    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美标准，还需进一步加深对书法审美情感的认识。书法审美情感，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感性审美情感，另一种是理性审美情感。两种情感之间呈递进和互相深化的关系，没有感性审美情感阶段就没有理性审美情感阶段，没有理性审美情感阶段就无法创作出有高度的作品。存在于认识过程中的递进情感，一般总是由初始对书法的兴趣进而步入到对书法的理性把握，这是一个对书法贯穿始终的，甚至是周而复始的认识过程。因此，再难的字体、字帖，最终临习到手总归不是太难，但要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则非尽毕生精力与功夫不可。

    当然，在书法创作实践中，情感的表现是多样的，也是复杂的，反映在作品中最高级的东西，即真实纯净的情感，常常是理性审美情感与感性审美情感的交辉。所以，当书法进入到创作实践中时，所谓“灵感”往往是一种触发；所谓“激情”，则是一种唤起。了解这一规律，才能更好地提升书法审美认知，在创作实践中守正出新。

（摘编自刘锁祥《在创作实践中守正出新》）

    诸多人人生的过程、诸多人的生活，构成了社会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生毫无疑问是文学的最重要的元素，没有人生，哪有文学。

    另一方面，文学与人生，可以缩小到文学对每一个人生命的影响，或者说文学对每个人的影响，而且每个人实际上都是一个潜在的文学读者。有人说了，在农村里面有很多不识字的人，他们是不是读者呢？我想他们尽管没有能力拿着一本有文字的书来读，但是他们依然有别的办法来接触到文学，他们可以用耳朵听。所以，每个人都是一个读者，只不过读书的方法有区别。文学肯定会影响人，我们看很多人物的传记，其中写到某人看到某书以后改变自己人生的方向，成就了一番伟大的事业。我想即便是没有这样一种戏剧化的、变革性的影响，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依然存在。

    ​我们判断一个人的好与坏，判断一个事物未来的发展方向，都需要借助我们头脑中许多理论观念。它们是怎样形成的？除了父母、老师的教育之外，更重要的就来源于阅读。我作为一个写作者，确实感觉到手下的笔重若千斤，通过自己的写作，把自己对人生最宝贵的体验写进去，对个性化的体验也写进去。而且在写的过程中，对人性当中善的方面、恶的方面，尽可能的给予全面的呈现。只有这样，写出的作品里面的人物才会充满典型性的特点。只有这样真实的人物，才能够让人们受到感染，才能够让人牢牢记住，才能够对人的生活有所启发。

    （选自莫言在“中法诺奖得主对话”中的讲话，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