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题

试题 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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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模拟题 难易度:普通

2016年江苏省南京市、盐城市高考语文二模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黑箱”是控制论中的概念,意为在认识上主体对其内部情况全然不知的对象。“科技黑箱“的含义与此有所不同,它是一种特殊的存贮知识、运行知识的设施或过程,使用者如同面对黑箱,不必打开,也不必理解和掌握其中的知识,只需按规则操作即可得到预期的结果。例如电脑、手机、摄像机、芯片,以及药品等,可以说,几乎技术的全部中间和最终成果都是科技黑箱。在科技黑箱的生产过程中,科学知识是基础,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则对科学知识进行选择。除此以外,科技黑箱中还整合了大量人文的、社会的知识,并且或多或少渗透了企业文化和理念。这样,在电脑或手机中就集成了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管理学、经济学、美学,以及对市场的调研和政府的相关政策等知识。

    科技黑箱是特殊的传播与共享知识的媒体,具有三大特点。首先,它使得每一个使用者﹣﹣不仅牛顿,都能直接“站在巨人的肩上”继续前进。试想,如果要全世界的电脑使用者都透彻掌握电脑的工作原理,掌握芯片上的电子理论,那需要多少时间?知识正是通过科技黑箱这一途径而达到最大限度的共享。如今,计算机天才、黑客的年龄越来越小,神童不断出现,他们未必理解计算机的制作过程就能编写软件、破译密码。每一代新科技黑箱的出现,就为相对“无知识”的年轻一代的崛起与赶超提供了机会。其次,处在相对低端的科技黑箱往往与语境和主体无关,而处于高端的科技黑箱则需满足特定主体在特定场合乃至心理的需要。人们很少能对一把锤子做什么改进,而使用一个月后的电脑则已经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这就说明,在认识变得简单易行之时,实践变得复杂和重要。最后,当科技为我们打开一扇又一扇门的时候,我们能拒绝它的诱惑不进去吗?而一旦进去,我们的行为能不受制于房间和走道的形状吗?表面上是使用者在支配科技黑箱,然而科技黑箱却正在使用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使用者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就是说使用者被生产方对象化了。值得注意的是,科技黑箱在使科技知识被使用者广泛共享之时,也往往使这部分知识因共享而贬值甚至被人遗忘。那么还要不要学习集成于科技黑箱中已经贬值的科技知识,例如电磁理论、牛顿力学,甚至四则运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技术所构成的平台还有一个历史维度。时至今日,历史上的很多技术已经失传或过时,但是也有相当多的技术流传至今,例如中国的针灸,以及散落在各古老民族中的特殊技法等科技黑箱都是如此。这提示我们,对于历史上存在过的知识应予宽容。此外,由于使用者不必从头学起即可操作科技黑箱,于是就可能发生对科技黑箱的滥用。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科技黑箱无疑会使得双刃剑的哪一刃都变得更为锋利。

(摘编自吕乃基《行进于世界3的技术》)

(1)、下列对于科技黑箱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黑箱,在认识上主体对其内部情况全然不知;而科技黑箱,则至少它的设计者理解和掌握其中所含有的知识。 B、与黑箱不同,科技黑箱的操作是可控的,使用者不必透彻掌握其工作原理,只需按规则操作即可得到预期的结果。 C、科技黑箱是一种特殊的存贮知识、运行知识的设施或过程,在科技黑箱的生产过程中,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对科学知识进行了修正。 D、几乎技术的全部中间成果和最终成果,如电脑、手机,都集成了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等知识,可以说,是科技造就了科技黑箱。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在当今世界,每一个科技黑箱的使用者都能像牛顿一样“站在巨人的肩上”继续前进,这个“巨人”就是科技黑箱。 B、知识通过科技黑箱这一途径达到最大限度的共享,这是现在计算机天才、黑客和神童不断出现的根本原因。 C、越是高端的科技黑箱,主体对它的干预就越大;在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上,实践也随之变得更加复杂和重要。 D、使用者表面上是在支配着科技黑箱,但实际上他们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到了科技黑箱潜移默化的影响。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新的科技黑箱能够为相对“无知识”的年轻一代提供崛起和赶超的机会,他们即使没有掌握科技黑箱中的知识,也可以享用这些知识。 B、要不要学习集成于科技黑箱中已经贬值的科技知识,作者并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但提示我们,应当对这些知识予以宽容。 C、科技黑箱不仅包括当代的高科技成果,也包括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很多技术,如中国的针灸以及各古老民族中的特殊技法。 D、由于科技黑箱使用简单方便,于是就可能发生滥用的现象,其直接后果就是科技这把双刃剑的哪一刃都变得更加锋利。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并不等于已经铸就的、一成不变的“文化的陈迹”,而是要在永不停息的时间长流中,不断以当代意识对过去的“文化既成之物”加以新的解释,赋予新的含义。因此,文化应是一种不断发展、永远正在形成的“将成之物”。显然,先秦、汉魏、盛唐、宋明和我们今天对于中国文化都会有不同的看法,都会用不同时代当时的意识对之重新界定。毋庸置疑,在信息、交通空前发达的今天,所谓当代意识不可能不被各种外来意识所渗透。事实上,任何文化都是在他种文化的影响下发展成熟的,脱离历史和现实状态去“寻根”,寻求纯粹的本土文化就不可能也无益处。正如唐宋时期的人不可能排除印度文化影响,复归为先秦两汉时代的中国一样。因此我们用以和世界交流的,应该是经过当代意识诠释的、能为现代世界所理解并在与世界交流中不断变化和完善的中国文化。

    要交流,首先要有交流的工具,也就是要有能够相互沟通的话语。正如一根筷子在水中折射变形一样,当中国文化进入外国时,中国文化必然经过外国文化的过滤而发生变形,包括误读、过度诠释等;外国文化进入中国也同样如此。常听人说唯有中国人才能真正了解中国,言下之意似乎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全都不值一提。事实上,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莱布尼兹都曾从中国文化受到极大的启发,但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文化只能通过传教士的折射,早已发生了变形;今天我们再来研究伏尔泰和莱布尼兹,却又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别样的理解。这样,就在各自的话语中完成了一种自由的文化对话。这里所用的话语既是自己的,又是在对方的文化中经过某种变形的。

    当然也还可以寻求其他途径,例如可以在两种话语之间有意识地寻找一种中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就可以是这样一种中介,如文学中的“死亡意识”“生态环境”“乌托邦现象”等,不同文化体系的人对于这些不能不面对的共同问题,都会根据他们不同的历史经验、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做出自己的回答。只有通过这样的对话,才能得到我们这一时代最圆满的解答。在这种寻求解答的平等对话中,新的话语就会逐渐形成,这种新的话语既是过去的,也是现代的;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在这种话语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世界各民族就会达到相互的真诚理解。

(摘编自乐黛云《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儒学——对文化传统继承最多,对政治现实关怀最切

    夏商周三代,学在官府,那个时期文化知识的主体是由王室貴族垄断的王官之秋战国时期,文化下移,产生了脱离王室貴族垄断的诸子百家之学,自汉代以来,有一个影响很大的学术观点:诸子百家之学出于西周王官之学,班固《汉书·艺文志》转引刘歆《七略》提出了诸子百家可能是来源于周朝官守的学问,各学派均与西周王官之学有知识学问上的渊源关系。但是,近代以来,这一观点受到了挑战,特别是胡适针锋相对地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的论点,以胡适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诸子之学的产生是由于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已经脱离貴族统治集团的天下之治的轨道,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士人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进而就形成了不同学派。

    当我们考察诸子起源问题时,会发现近代以来学界将诸子起源简单归结为“诸子出于王官之学”和“诸子不出于王官”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其实是并不合适的,从学术资源文化背景来考察诸子之学,应该说诸子之学确实是源于西周的王官之学。诸子百家不同学派的知识基础和文化渊源,离不开王官之学的学术文化母体,从这个意义上说,“诸子之学出于王官”的说法是有一些依据的,但另一方面,从诸子之学所欲解决的问题意识、建立理论体系的思想焦点来考察诸子之学,可以发现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案,均是与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动荡、社会失范、诸侯争霸的现实关怀有关,诸子之学提出的思想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从这个意义上,亦可以说“诸子之学不出于王官”。

    这一个视角特别能够说明儒家的起源。强调“诸子出于王官之学”,是肯定儒家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的渊源;强调“诸子之学不出于王官”,是肯定儒家有非常强烈的社会忧志意识和政治功利追求。儒学的形成离不开对这两个方面的考察和探寻。在先秦诸子中,真正能够将西周时期的王官之学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之学结合得最好的正是儒学,儒学推崇的“六艺之学”,就是源于三代时期的王官之学;儒家本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儒家那些最为杰出代表人物的代表著作,其实就是儒家子学,将儒家的六艺之学与诸子之学结合起来,才构成完整的儒学,儒学之所以能够在诸子百家中取得最大的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学派是最为重视对夏商周的文明体系继承的学派,他们自称“述而不作”,通过“六艺之学”的整理、传播,继承了三代时期的优秀华夏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儒学又最乖望通过切近的血缘观念、家族伦理来建立维护社会关系、国家秩序、天下安泰的价值体系、文化理想,可以说,儒家学派是对文化传统继承最多、对政治现实关怀最切的学派。

    因此可见,儒家的“经”与“子”各有自己的思想特点和文化功能。从文化的渊源与地位来说,“经”是文化极本,“子”不过是文化枝叶;从思想创新与建构来说,“子”是思想主体,而“经”则不过是思想资源。和其他诸子学派比较而言,儒家很好地解决了文化传承和思想创新的结合,以这个观点来考察儒学,可以找到儒学能够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重要原因。

(改编自朱汉民《儒学的六经、诸子与传记》)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文字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语言是有声的思维,文字是有形的思维。二者都是思维的外化。像语言一样,文字也是思维能力的反映,蕴含着思维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古文字是对思维进行考古的工具。

    古人类主要运用形象进行思维。这种特点反映在古诗歌中,人们喜欢用比兴来说明某种道理;反映在原始神话中,人们通过具体的故事来说明某个道理,抽象的道理是没用的。形象思维曾是人类最得心应手的思维方式。抽象思维是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从文字的创造特点看,绘画文字是最早的文字。这种文字的主要特点是象形。不仅中国的古文字用形象来表示,古巴比伦人、古玛雅人、古埃及人等无一不是从象形开始来创造古文字的。

    创造文字的时代,人们抽象思维的能力还比较薄弱。人们进行抽象思维,还很难脱离具体形象来进行,往往要依赖于对形象的类比、比较、联想来进行。表现在文字的创造上,形与义密切结合在一起,人们是从形象来了解符号的意义的。文字的产生一方面是以人类抽象思维的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为基础的。但另一方面,象形文字又标志着人类抽象思维能力还不发达,这种低下的抽象思维能力不可能创造太抽象的符号。

    抽象思维能力的低下还主要表现在古文字上的词类上,表现为形容词的极端贫乏。从甲古文看,形容词数量相当少,只有白、厚、明、光、赤、美、丽等为数不多的形容词。事物的性质包含在事物之中,与事物不可分离,只能通过人的思维才能把事物的性质从事物本身分开。在近代一些少数民族那里,要说热,只能说“像火一样”。

    早期文字中的“鱼”字是各种各样的鱼类象形,后来逐渐概括出一种共同的鱼的特征的象形文字,作为各种各样鱼的代表。早期文字中,几乎每个文字都经历了一定的概括过程。没有概括过程,就不可能产生一般意义上的文字。这种概括能力使人们能概括出事物的共同性质,撇开了同类事物之间的差别性、个性和偶然性,产生了最初的种、类概念。

    在概括能力发展的同时,形象思维本身也在不断发展着。形象思维从自身中演化出了抽象思维。抽象思维的发展又推动着形象思维的发展。古人类从事物中抽象出事物的性质,从而创造了形容词后,又创造着代表新的形象的词。例如,从羊的肥大的形象创造了“美”字,进一步又创造了“美服”“美女”等新的名词。形容词产生后,也使原有的一些代表具体形象的词成为更形象生动的新词。例如月字、镜字,在抽象出了“明”字后变成了“明镜”“明月”,使形象更逼真。古人类从众多的个别的事物中概括出代表一般意义的词后,又以此为指导去认识新的个别事物,创造新的字。

    从古文字的演变进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中辩证地发展,使人类的思维能力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从而使人类能够更深更广地认识世界。

(摘编自朱长超《从古文字看原始思维及其发展》,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殷墟在甲骨文中被称为“大邑商”。1928年10月13日,当年繁华的都邑废弃3000余年后,董作宾带人在安阳小屯挖下一铲浮土,拉开了殷墟持续发掘的序幕。90年后,我们隆重纪念殷墟,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它丰富的地下遗存,更因为它证实商王朝的存在,催生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并成为世界遗产,让我们实现了与世界其它文明的对话。

    证实商王朝的存在并非易事。2000多年前,司马迁坚定地写下《史记·殷本纪》。然而对于这个比自己还早千年的王朝,司马迁除了记录王位世次,并无过多描述。当上世纪初疑古派纵横史学之时,商王朝是否真的存在过,甚至也成了一些人心中的疑问。

上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在殷墟发掘的宫殿宗庙基址、王陵大墓,尤其是1936年临近收工时偶然遭遇的那一坑埋藏着1.7万片记录商王活动的刻辞甲骨,为商王朝的存在提供了坚实证据。1950年以后,发掘继续,证据延伸。布局严谨的“大邑商”逐渐清晰。复杂的路网、超过2000米的人工水渠,以及分布在近侧的居民点,勾勒出都邑的繁荣。无数的陶器、青铜器、玉器从居民点和居民点附近的墓葬中清理出来。商王朝从此不再停留在司马迁的区区三千言,而是可以放心谈论的真实历史。

    没有殷墟,就没有中国考古学。1928年,随着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殷墟发掘终于在万众期待中登场。殷墟发掘不同于前,首先是选点本身与中国传统学术相衔接。当时甲骨文已经发现近30年。殷墟作为甲骨文出土地为学术界所知也已经20年,发掘殷墟已经是以金石学为核心的整个学术界的期待。其次,殷墟发掘是中国官方学术机构组织的活动,除第一次发掘者是董作宾外,随后的发掘由受过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训练的李济、梁思永主持。第三,殷墟的发掘是连续性的。从1928年开始到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共实施10次发掘。发掘的连续性,使得田野考古活动广受关注,学科思想逐渐深入人心。第四,殷墟发掘诞生了真正的考古学方法。1931年,梁思永在后岗确认的“三叠层”,奠定了考古地层学的基础,李济倡导的陶器分类法也是对现代考古类型学的有益探索。

    殷墟发掘是中国学术界对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的主动接受和有计划实施,鲜明地塑造和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性格。

    从殷墟出发,由此上溯更早的文明便有了坚实的支点。同样从殷墟出发,看商文明之后的中国历史,也可以有更为清醒的认知。面对王陵区层层叠压的无头人骨,不寒而栗的祭祀坑,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后来的孔子坚持要“复周礼”,而不是“复殷礼”。当然,殷墟也让中国与世界对话。以殷墟为支点建立起来的中国上古史体系,已经换成了遗址、文化、古城等一系列新术语、新概念。有了这些概念,商王朝、夏王朝才可以与古埃及的中王国、新王国相比较,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图坦卡门法老墓的意义;有了这些概念,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才可以与两河流域的欧贝德、乌鲁克和古巴比伦对话;有了这些概念,中国才可能对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进程等人类文明重大课题作出贡献。

    殷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61年3月,国务院将殷墟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国际社会对殷墟价值的普遍认同,也是对包括考古者在内的所有殷墟文化遗产研究者、守护者的肯定。韩国学者金秉模曾受国际古迹理事会(ICOMOS)委托考察殷墟,他对殷墟留下这样一段评价:“殷墟是最重要的世界遗产之一。殷墟不仅对于中国人意义重大,对全世界人民同样弥足珍贵。”如今殷墟的考古、研究和保护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成为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

(节选自唐际根《殷墟发掘研究的贡献》,原载201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发达的文化产业提供支撑。有学者认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第一阶段主要倚重当地特色资源开发,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在文化体制改革浪潮中大批转企改制的影视、出版行业翘楚脱颖而出。第三阶段则是以创意经济为主的时期,更加注重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意创新是文化产业升级换代的方向。经过长期开拓,我国文化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创意经济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创新驱动力。时尚产业是创意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发展程度是衡量创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并在国际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交流与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

    当今全球市场,中国元素的运用已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在国际时尚界,花鸟龙凤、水墨禅意等具有典型中国文化元素的文化意象备受关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得到了最好诠释。但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尚缺乏在世界范围内拥有足够影响力的时尚设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设计者经常只是把中国元素当作点缀进行简单移植和拼凑,缺乏对其文化内涵的深挖,难以实现传统符号和现代时尚的完美融合。只有深入挖掘中华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伦理规范,将文化因素介入时尚设计、开发,才能打造出具有独特魅力和时代风采的时尚产业。为此,应在实践中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用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时尚产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时尚根植于文化,我国独有的丰富文化资源及其独特韵味可以为时尚产业提供更多鲜活元素,给设计带来更多灵感,让时尚充满文化意涵。

    用生态文明理念引领时尚产业发展。我们应通过生态文明理念和文化创意设计的有效结合,在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引领人们生活方式不断改进。一方面,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时尚产业发展全过程。时尚产业发展、时尚产品生产必须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基础上进行。另一方面,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时尚产业,引领人们形成简约、平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使人们对时尚的追求转变为对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的美好生活方式的理性回归。

    推动时尚产业“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一、要注重文化引领。只有立足中华文化,我国的时尚产业才能更有厚度、广度和深度,才会在本质上有别于他国,展现出独特风采。二、要注重品牌建设。原创性是时尚产业的生命,品牌建设是激励优秀创作理念保护原创性的重要手段,也是时尚产业走向世界的名片。三、重视本民族文化宝藏的同时,也要积极吸收国外先进文化,推动创新资源共享、创新优势互补,不断提升我国时尚产业的竞争力和创新性,使其成为在全球范围内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力量。

(摘编自李采姣《时尚产业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创新驱动力》)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人类在进化的蒙昧时期,就已经具有一种才能,这种才能,因为没有更恰当的名字,我姑且叫它为数觉。由于人有了这种才能,当在一个小的集合里边,增加或者减去一样东西的时候,尽管他未曾直接知道增减,他也能够辨认到其中有所变化。

数觉和计数不能混为一谈。计数似乎是很晚以后才有的一种收获,由后文可以知道,它牵涉到一种颇为复杂的心理过程。就我们所知,计数是一种人类独具的特性;另一方面,有若干种动物看来也具有一种和我们相类似的原始数觉。至少,有权威的关于动物行为的观测家持有这种主张,而且有很多实例支持这种理论。

例如,许多种鸟类是具有这种数觉的。鸟巢里若是有四个卵,那么可以安然拿去一个;但是如果拿掉两个,这鸟通常就要逃走了。鸟会用某种奇怪的方法来辨别二和三。但是这种才能不仅限于鸟类。实际上,我们所知道的最惊人的例子要算叫作“独居蜂”的昆虫。这种母蜂在每个巢里下一个卵,并且在巢里面预先储藏了一批活的尺蠖,作为幼虫孵化后的食料。使人吃惊的是,各类独居蜂每巢里所放的尺蠖数目都是一定的。

由于蜂类行为的规律化,而且这种行为和它的生命的基本机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上述例子不如下面的例子来得更加令人信服。这里所举的鸟的行为,似乎已经处于自觉的边缘了。

有个田主决心要打死一只在他庄园的望楼里筑巢的乌鸦。他试了好多次想惊动它,始终没有成功:因为人一走近,乌鸦就离开了巢,飞开了。它栖在远远的树上守着,等到人离开了望楼,才肯飞回巢去。有一天,这田主定下了一个计策:两个人走进望楼,一个留着,一个出来走开了。但是乌鸦并不上当:它老等着,直到留在望楼里的人也走了出来才罢。这个实验一连做了几天: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都没有成功。末了,用了五个人:也像以前一样,先都进了望楼,留一个在里面,其他四人走出来,离开了。这次乌鸦却数不清了:它不能辨别四与五、马上就飞回巢里去了。

这个例证可以引起两种反驳的意见。第一,具有这种数觉的动物只限于极少的几类,而在哺乳动物中就没有发现这种才能,甚至猿猴也好像没有。第二,就已经知道的一切事例而言,动物数觉的范围实在太小,简直可以略而不论。

第一点意见我们是承认的。这确乎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识数的才能,不论是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看来总是限于几种昆虫、几种鸟类和整个人类。对于狗、马和其他家畜所做的实验和观察,都不曾发现它们有什么数觉。

至于第二点意见,却没有多大价值,因为人类的数觉范围也是十分有限的。寻常让一个文明人去辨别数目的时候,他总有意无意地用其他的技能,诸如对称图形读法、心计组合法、计数术等,来帮助他的直接数觉。特别是,计数已经变成我们智能的如此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用心理学的方法来实验我们的关于数的知觉,实在是很困难的。但是,话虽如此,现在还是有了一些进展。根据精密安排的实验结果,不能不下结论说:普通文明人的直接视觉数觉,很少能超过四,至于触觉数觉,范围甚至还要小些。

我们绝没有理由相信,我们的远祖有更高的天赋,却有许多理由使我们怀疑这种想法。试看各种欧洲语言,几乎都带有这种早期局限性的痕迹。英文的thrice和拉丁文的ter,有同样的双重意义:三倍和许多。拉丁文的tres(三)和trans(超过)之间有着可信的联系,而法文的très(甚)和trois(三)也是如此。

一种比鸟类高强不了多少的原始的数觉,就是产生我们数概念的核心。毫无疑问,如果人类单凭这种直接的数的知觉,在计算的技术上,就不会比鸟类有什么进步。但是经历一连串的特殊的环境,人类在极为有限的数知觉之外,学会了另一种技巧来给他帮忙,这种技巧注定了使他们未来的生活受到巨大的影响。这种技巧就是计数,并且,正是由于有了计数,我们赢得了用数来表达我们的宇宙的惊人成就。

有些原始语言对于虹的各种色彩都有专门的词,但是没有“色”这个词;又有些语言所有数词都有,只是没有“数”这个词。其他的概念也有这样的情况。在英文中,对于某些特种集合,有丰富的本国语言的表现方法,例如,flock(一群)、herd(一帮)、set(一套)、lot(一大堆)、bunch(一束)分别适用于特殊的场合,然而collection(集合)和aggregate(集)这两个词却是外来语。

具体的东西总在抽象的东西之先。罗素说:“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年,人类才发现一对锦鸡和两天同是数‘二’的例子。”到现在我们还有不少词来表达“二”这个概念,如pair、couple、set、team、twin、brace等。

早期数概念的极端具体性,不列颠哥伦比亚的辛姆珊族的语言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种语言共有七种不同的数词:一种用于走兽和扁平的物体,一种用于时间和圆形的物体,一种用来数人,一种用于树木和长形物体,一种用于小艇、一种用来测量,还有一种是在没有特定对象时计数用的。最后一种大概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前几种必定是这族人还没有学会计数之前的早期遗物。

正是计数,才使具体的、不同质的表达多寡的概念结合为统一的、抽象的数概念,前者是原始人的特点,后者则是数学发展的前提。

(摘编自丹齐克《数:科学的语言》,苏仲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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