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不是美学家，《老子》中也很少谈文学艺术，但其中某些用语如“妙”“朴”“虚实”“有无”，某些命题如“大音希声”“大巧若拙”“知白守黑”等，却对后来的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理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美学的重要范畴和艺术创作的基本法则。而其中最具根本性、最广为人知的则非“道法自然”莫属。

    “道法自然”语出《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人取法于地，地取法于天，天取法于道，而道则取法于自然。对老子所说的“自然”，今人容易产生两个误解：一是将“自然”理解为一个比道更高级、更抽象的存在物；二是将“自然”等同于与人类社会相对应的自然界。但事实上，老子所说“自然”并不是一个居于道之上的抽象存在，也不是那个外在于人类自身的客观之物，而是本然，是自然而然。因此，“道法自然”的意思其实就是遵循事物自身发展的规律，它的另一种表述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者，顺其自然也，因其本然也。唯其如此，道才能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自然成就一切。

    老子所说的“自然”非客观之物，但“道法自然”并不反对以自然造化为师。既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么天地万物无疑是人取法的对象。问题的关键在于，所法者并非物之表象，并非天地、自然万物的客观形态，而是显现于其中的某种意蕴。老子有关道的认识，来自他对自然万物的观察和思考。正是从对草木由盛而衰的生长周期，对水流冲击、侵蚀岩石过程的观察中，老子意识到“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和“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的道理，进而总结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规律。万物各有其道，有其自身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人道、地道、天道莫不如是，而皆以自然为依归。

    庄子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同时也把隐含在老子哲学中的潜在美学思想充分地展开了。在《庄子》一书中，“道法自然”的思想以寓言的形式得到了具体生动的阐述，如通过“东施效颦”“混沌开窍”等故事说明自然为美的道理，通过“伯乐治马”“鲁侯养鸟”等故事批评人为改变事物自然本性的做法。值得一提的是，庄子并不绝对否定人为的作用。固然，“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但如果是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从事人的创造，“既雕既琢，复归于朴”，便能巧夺天工、妙造自然，臻于“刻雕众形而不为巧”的境界。较之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庄子上述见解对中国美学的影响更为直接。

    在“道法自然”等观念的影响下，古代中国孕育出了独特的美学系统。与西方哲人认为艺术起源于对自然的模仿不同，中国古人并不赞成逼真地复制现实，而主张在作品中呈现自然昭示的意蕴。相应地，中国古代艺术家在观察事物，进行创作时，其目的也不止于对物象外部形态的把握和描摹，而更着意于传达物象背后的理趣。进而言之，中国古典艺术之所以重神贵虚，如书法讲究神采为上，绘画追求气韵生动，诗歌推崇意在言外等，与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

    海绵城市是一种形象的表述，是指城市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雨水带来的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建设海绵城市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

    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院长李俊奇认为，我们的城市应该像海绵一样，遇到降雨时能够就地或者就近“吸收、存蓄、渗透、净化”径流雨水，补充地下水，调节水循环；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出来并加以利用，从而让水在城市中的迁移活动更加自然。

    海绵城市建设的主要措施是对路面进行透水铺装，和建造下沉式绿地、绿色屋顶、蓄水池等设施。其直接目的固然在于收集利用雨水、减少洪涝灾害，但从城市建设理念来讲，这其实是对城市公共设施、生态系统的改造和升级，是着眼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规划布局。

    海绵城市理念主要包括一个核心指导思想，三大建设途径，三大雨水系统和四大关键目标。

    一个核心指导思想指低影响开发理念。三大建设途径指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低影响开发。针对生态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区，进行最大限度的保护，维持自然的水文特征。针对已经遭受传统城市建设模式破坏的生态系统，采用生态手段进行修复。在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应积极采用低影响开发理念，减少硬化面积，提高城市滞蓄、渗透、净化雨水能力。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实施海绵城市建设呢？海绵城市建设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不可能一蹴而就。

    海绵城市建设遵循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道法自然”，建设自然、生态、绿色的基础设施。这些年我们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太过于强调灰色基础设施建设，相应地淡化了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灰色基础设施过分注重人工化的工程。而绿色生态的基础设施，就是用生态自然的，或者模仿自然的生态措施实施。

    海绵城市建设还应因城、因地而异，不能简单地套用或复制某一固定模式。应该尊重科学，不能过分地夸大或贬低绿色雨水基础设施的作用。注重利用适宜当地的生态化设施，如植草沟、雨水花园、雨水塘、多功能调蓄水体等，这些设施还可以充分利用雨水资源，缓解城市径流污染和内涝风险，降低水环境污染巨额治理费用，减少城市内涝造成的巨额损失。

    海绵城市的建设必须得到全社会的支持，鼓励社会资本的参与。通过宣传与交流，让老百姓明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可建立关于雨水排放的奖励和补贴机制等。北京就曾经对开发商提出了，如果建立雨水利用设施，就会减免防洪费。

    海绵城市的建设，必然会拉动经济增长，从本行业的规划、施工、软件模型开发，到带动其附属产业的产品制造等，能够促进多产业共同发展。在雨水系统改造的同时，可以结合道路铺装改造、绿化景观提升等项目来共同完成。国家的投资，加上地方上的配套资金和社会资本的参与，甚至有人预计未来海绵城市的建设规模可达万亿。

    海绵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连片效应，不然，就很难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若每一个区域，每一个小区、每一条道路，都按照低影响开发理念来规划和实施，就会积少成多，效果会更好。

    近年来，国家提出了“以水定城”的战略，这对推动城市文明的发展，特别是推动海绵城市的建设会大有裨益。

（选自半月谈网《海绵城市建设是百年大计》，有删改）

说“韵”

金开诚

    “韵”最初的含义大约是指声调的和谐。蔡邕《琴赋》中的“繁弦既抑，雅韵乃扬”，陆机《演连珠》中的“赴曲之音，洪细入韵”，用的便是这个意思。

    声调的和谐经过人的“通感”首先向两个方面蔓延生发。一个方面是指人的神情、气派、风度上的和谐得体，这一般被称为神韵、风韵。但神情、气派、风度这几个词，一般说来是中性的，无褒贬之意。而神韵、风韵一般指神情、气派、风度中已经含有了某种和谐之美。另一个方面是在文学艺术中蔓延，这一般被称为气韵。如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序》中将“气韵生动”列为“绘画六法”之首。

    不过，以上所谓的形容人的和谐用神韵、风韵，形容文学艺术的和谐用“气韵”，只是就一般而言，实际上两者混用的情况也并不罕见。

    “韵”的含义既已蔓延到形容人与艺术，就势必还要扩散到各种事情上去。“风流韵事”即其显例，而其事则必须和谐才能称为“韵”。如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等人在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就是风流韵事，有“墨皇”《兰亭集序》为证。倘若这帮人喝醉了酒争吵起来，乃至大打出手，那就既不“风流”也非“韵事”了。唐代元稹写传奇小说《会真记》，写的不算“风流韵事”，因为“始乱终弃”这件事并不和谐。等到《会真记》演变成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时，作品所写的就是风流韵事了。因为那事情虽有波折，终趋和谐。和谐之美是“韵”的核心含义，这是不能有太大变化的。

    “韵”虽以和谐为核心，但这和谐却还有两个重要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从谢赫所强调的“气韵生动”就可以看出，和谐还须是动态的，具有外在的或内在的生动性。比如说时装店里使用的木制模型，套上时装不能说它不和谐，但却没有气韵；而活的时装模特儿的表演却变静态为动态，具有外在的生动性，那就或多或少有些气韵了。犹如断臂的维纳斯雕像之类，那是不穿时装也有气韵的，因为它具有内在的生动性。”韵“所指的和谐要结合生动这个特征是势所必然的，因为它首先出于声调，而声调则是流动变化的；蔓延到人，则人的神情、气派、风度也只有在活动中才能表现得充分；又蔓延到文学艺术，自然更要求生动传神。静态的书法、绘画尚且要求只有形象生动，才谈得上气韵，更何况动态的电影与电视剧等。一部电影或电视剧倘若毫无气韵，那便是劣作。

    第二个特征是“韵”的和谐还要使人玩味不尽，所以又生发了“韵味”这个词。在京剧行家看来，唱得有没有韵味，乃是最为重要的评价标准。照理说，一个演员唱戏，只要音色不怪异，又不荒腔走板，自然已达到和谐有“韵”的标准；但，事实上“韵”之外还要再加上“味”，就是说这种和谐还必须能引发审美中的联想与想象，这样才会有使人玩味不尽的魅力。只有有了“味”，才能使“韵”这个审美标准更加富有中国特色。因为“韵”所指的和谐已经是传统的中庸思想的一种表现了；如果再加上“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味”，那就又涉及有无相生、虚实相成的阴阳统一了。

    总之，对“韵”的追求，不但深深扎根于传统文化，而且也为传统文化宝库带来了相当客观的创造性成果。有关“韵”的创作经验和思想经验是很值得借鉴的，它能使中国人的生活与创作多一点风姿韵致，少一点不文明。

（选自《艺术欣赏之旅》，有删改）

重读经典

    经典的范围很广，它既包括先秦诸子的文章，也包括唐诗宋词四大名著，还能包括西方世界一些好的舶来品。一般经典之作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它们讲述着天理、人伦，在表达作者意图的同时也教化着人们。它反映了普遍的自然规律、社会章程，强调了人自我素质的提高追求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然而，在当今这个竞争日益加剧，物欲极度膨胀，信息无限爆炸的时代，大多数人信奉的是“物质至上”的信条，他们忘却了那些先人留给我们的经典，抛弃了精神上的家园，在现代生活中日渐沉沦。

    商业文明倡导的是声色犬马的感性生活，而经典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倡导的则是庄敬平和的理性生活，因为理性是文化的本质属性，理性文化倡导个体要在精神层面上实现自我，而不仅是在感官层面上满足自我，更不是放纵自我。

    经典在文化上的价值，表现于熏陶一种正当人格的养成，同时经典具有调理人心、救治商业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的作用。我们所提倡的经典，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从整个人类的文化史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所注重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孔子讲“天道远，人道迩”，这里的人道即社会伦理，这是个体的人实现其自身价值的社会基础，假使一个人完全独立于社会之外，那么他的所有价值都将无从说起。

    重读经典，除了儒家的传统经书，如众所周知的“四书五经”之外，还应包括先秦诸子的著作，如使《庄子》、《子》、《韩非子》，以及历代的诗词歌赋等。这些经典著作都是使人能够暂时从纷纭扰攘的商业社会中抽身而出的良师益友，让人能够浸润于文化的氛围之中，感受作为人进行理性思维的愉悦。

    经典的能量是巨大的。重读经典的时候，你能时时感受到，原来理性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它渗透在字里行间，浸润着读者的心灵，纵是作品诞生在一百年前甚至更久，依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同时，也不得不感叹，历史竟是如此的相似，不分年代，不分国界，许许多多的情感、行为、错误、经验竟然是一样的，在经典的世界里人们能在几个世纪前找到自己的知音，也能在历史的无限循环中看到一些亘古不变的东西。

    近几年来，呼唤重读经典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现实中的重读，不过只是少数文化人不时的呼吁和偶尔见诸媒体的几篇报道，并没有形成实际的风气。朱自清先生早在1942年就这么写道：“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又务。”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国民对于其本国的经典都应抱有这么一种态度，这也是一个人加强自身文化修养的起码标准。所以，我们这代人，都应该重读经典。

    倡导经典，同时就是在倡导道德、法律和度诚，就是在倡导和谐社会。重拾那些被我们遗忘的经典，让心灵穿越千年的障碍与前贤沟通，从书中找到属于我们当代的瑰宝，让我们的步伐与时代同步，与经典偕行。

（摘自百度文库《重读经典》）

    《左传》记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衣冠文物之邦”是中华民族的荣耀，“衣裳”更不寻常。众所周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民以食为天”这一古训，把人人都要吃饭这一寻常事推崇为天理，进入至高无上的信念。然而这“以食为天”的观念，若与服装排座次，仍然屈居其后，殊不见“衣食住行”以“衣”为首的排列，就充分显示服装优先的地位。 

    穿衣戴帽成为中国历史上国家礼制的重要内容。中国的礼制形成了一种世界罕有的社会现象，那就是服装的地位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高度。改朝换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一代流行色上升到与国运兴亡有关的高度，承载色彩的服装更不寻常。春秋战国时期，“衣裳”一度成为国家的代称：说我中国是“我衣裳”，改朝换代必定要变更服色等。诸多章法，不仅是国家行为，也是民间风俗，这从习惯话语中可见端倪，例如士大夫称为“衣冠”，没有功名的学子称“布衣”，绅士的“绅”源自衣带，潜心受教名为继承“衣钵”，当官的理想是“衣锦荣归”，清官的嘉誉是“两袖清风”，首脑人物称作“领袖”。以衣冠服饰表现民族气节的典故更是史不绝书，如季路垂死不忘结缨，临终也要把帽子戴正……许多佳话往往都用衣冠来体现，这说明服饰在中国不仅有遮体、保暖、观瞻的功能，还被提升为国家权力的象征、文化精英的代表、民族荣辱的标志。 

    在贵贱有别、职业有分的制度下，士农工商任其熙来攘往，一望而知，非农、非工、非士、非商的游民很容易暴露于众。衣冠之治即是通过服装穿戴进行社会管理，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统治方略。 

    古人的衣冠还承载道德教化的功能，以皇帝冕服为例，这一身衣衫最重要的是冠帽。皇冠前的十二束垂旒，称为“蔽明”，表示目不视非，有所不见：冠的左右两侧有充耳，称为“塞明”，表示耳不闻邪，有所不听。这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古训在帽子上的具体形象。日常用的冲天冠，两侧有向上翘的展角，象善字又称“翼善冠”，表示皇帝以身作则，一身穿戴处处表现信奉的伦理教化。

    当然，还有些服饰表达了职业的理念和道德崇尚。执法的官员要戴獬豸帽，獬豸性格忠直，是非分明，是执法严明的象征。崇奉理学的士大夫们，喜欢戴的是心形冠，其造型是圆顶象征天，由八片布拼接表示八卦，大圆帽檐像太极，俨然是天干地支的太极图。

    这些制作都源于一种理念，这就是明代理学家吕柟所说：“古人制物，无不寓一个道理。如制冠，则有冠的道理；制衣服，则有衣服的道理；制鞋履，则有鞋履的道理。人服此而思其理，则邪僻之心无自而入。”服此服而思其理，是古人服装制作的法则，这一法则使得一身衣衫从质料、色彩、款式、花纹无不受“礼制”的规范，被赋以天道、伦理、身份地位、品行情操等诸多涵义，成为封建伦理政治的图解和符号。

（摘编自刘志琴《衣冠之治与华夏文化》）

    总体来看，近年来我国社会心态正变得越来越理智成熟、开放多元、积极主动，并且更加具有世界意识。但也不可否认，目前仍存在一些不良社会情绪。比如，自卑自馁情绪有之，“牢骚太盛”情绪有之，懈怠散漫情绪亦有之。这些社会心态虽不是主流，却会对社会发展和改革进程产生消极影响。如不及时修复，不仅会伤及个人幸福生活，还会影响整个社会心态，甚至会阻滞社会主义现代化脚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社会心态必须强起来。

    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社会成员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价值观的总和，属于社会意识范畴。一个国家的社会心态与其发展实际密切相关，是时代的“晴雨表”“风向标”；它同时会影响每个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甚至影响整个国家发展大局。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是个人、社会、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用短短几十年时间从“饥寒交迫”变为总体小康、从“一穷二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世界边缘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现在正阔步走在“强起来”的大路上。在这个“强起来”的新时代，应当有与之匹配的社会心态。

    心态强起来应增强自尊自信。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尊自信的民族，自尊自信是中华民族精气神的集中体现。新时代，自尊自信源于深入了解“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它要求我们既不妄自菲薄，看到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拒绝照抄照搬别国发展模式；也不妄自尊大，拒绝其他文明优秀成果。只有清醒认识我国历史走向、准确定位我国历史方位，才能更加自尊自信。只有不断增强自尊自信，才能更加敢于正视自身不足、敢于承认别人长处，进而取长补短，更好迈向伟大复兴。

    心态强起来应更加理性平和。理性平和就是冷静全面看待事物，不为不良情绪所左右；就是辩证客观分析问题，不偏激也不片面；就是实事求是解决问题，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新时代，理性平和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要求我们清醒认识、坚定信心，深入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同时牢牢把握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变”；科学把握强国建设是“长期进行时”，积极应对“四大挑战”、克服“四种危险”。理性平和，才能拨云见日抓住本质，才能去蔽除障获得真知，从而不断超越自我、取得成功。

    用未来的眼光看今天，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新时代，心态强起来才能更好服务于强国建设，才能更加专注奋发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