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对新版《红楼梦》太较真

苑广阔

    6月27日晚，顶着世界杯的压力，顶着英德大战的叫喊声，新版《红楼梦》终于和四川观众见面。与新版《三国》对名著进行肆意颠覆不同，新版《红楼梦》严格按照原著拍摄。前三集播出后，观众对新版《红楼梦》的争议不断，观众的争论还是集中在演员造型、文言文台词等方面。

    小说《红楼梦》是古典文学中的经典之作，旧版的电视剧《红楼梦》又是古装影视剧中的经典之作，所以后人再翻拍这样的文学经典和影视经典，换了谁来拍、谁来演，都会引来争议。在先入为主的心理影响下，原著小说和旧版电视剧中的故事、人物等等，都已经在读者和观众心目中有了一个印象，形成了某种固定的认识，后来人无论拍得多好、演得多好，都会和观众原有的印象有冲突、有距离，所以引来争议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几年影视界翻拍成风，几乎所有的古典文学名著和影视经典作品都被翻拍了个遍，甚至出现过一部电视剧有三四个版本的事情。这些翻拍作品，往往都在公众中引起极大的争议，引起各方大打口水仗。以笔者的看法，其实对于这些影视剧作品，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这么认真，更没有必要上纲上线，动辄以糟蹋经典、制造精神垃圾来批判它们。

    说白了，它们不过就是一种精神产品，既然是产品，就有质量优劣之分。我们观众作为这些产品的消费者，如果觉得这个产品合自己的口味，那就多看两集，或者是从头看到尾也无妨；如果觉得它不合自己的口味，甚至觉得这就是一假冒伪劣产品，那就不看它，反正遥控器在你自己手里，买电影票的钱也在你自己手里，一切都由你自己做主。而且，现在影视剧产品那么多，据说一年光电视剧就有上万集，这个不好看咱看其他好看的呗。

    同时，如果观众对于影视剧制作过于挑剔、过分苛责，反而会在某种程度上阻碍影视剧的创新和发展。举个简单的例子，当年香港导演刘镇伟拍摄《大话西游》系列的时候，很多人也觉得这完全是胡闹，是在糟蹋经典，但是后来怎么样？这两部电影偏偏就成了电影史上的经典，受到无数年轻观众的推崇与膜拜。

    所以，不管是对于已经播完的新《三国》还是对于刚刚开始播的新《红楼梦》，我们都不妨宽容以待，多些理解，给影视剧制作者们更大的发挥空间，以给我们提供更丰富多样的艺术作品。

(摘自《每日新报》，略有改动)

    建安风骨，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范畴之一，不仅指代汉魏之际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文学风格，也一直是南朝以讫宋明批评家品评文学的主要标准。千年以来，这枚鲜活而真实的文化种子，历经流变，由狭入广，自道德而审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族群认同与生活想象，成为了解我们文化特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符号，折射出时代迁移与诗学理念的复杂关系。

    自汉末延至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漫长的阵痛时期。社会的动荡和分裂，政权的瓦解和崩溃，以及儒学衰微和玄风炽盛，共同构成了士人人格裂变与心灵超越的主要原因。人才选拔的标准在悄然发生变化，“德”不再是唯一的尺度，而“才”或与才华相伴的性灵之美得到重视。这显然就是“风骨”脱颖而出的时代背景。“风”，指风姿、风韵和风神，用于品鉴人物的姿态和气质；“骨”，指骨相，用于赞赏人物的体格和形象。而这种评判风骨的视角与标准一旦形成，迅速影响到魏晋时代的审美自觉，并对绘画、书法以及文学的鉴赏与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对“建安风骨”进行理论总结并提炼其美学精神的，首推南朝齐梁时代文学理论家刘勰。众所周知，《文心雕龙》的基本立场是从儒学古文派的视角审视文学的起源与创作。由此出发，刘勰首先将“风骨”概念从带有玄学色彩的人物品藻功能拓展至“明道”“宗经”的文学批评尺度。他继承曹丕所揭橥的“文以气为主”的理念，既强调作家的生命体悟对创作的关键作用，又鲜明地突出文学与时代的内在关系。刘勰以“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来概括建安文学的美学特征，在时代的大脉动中突出生命的悲剧意识，进而推送出“建安风骨”这个中国诗歌美学的批评典范。

    唐王李世民在平定隋末社会大动乱之后即位，逐渐建立起一个统一、稳定和强大的新王朝。毫无疑问，帝国的繁盛对诗歌创作与品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刚健、雄壮而又辞采华茂的诗风成为诗人自觉的追求。在“建安风骨”流变史上，唐代两个标志性人物是初唐的陈子昂与盛唐的殷璠。陈子昂最早标举“汉魏风骨”的旗帜，将“兴寄”与“风骨”联系起来，张扬“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美学，达到与“建安作者相视而笑”的境界。这使得他在继承建安诗歌慷慨苍凉的风格之外，又富于壮大高昂、寥廓雄浑的气概。盛唐诗人对传统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以“盛唐风骨”或“盛唐气象”替换了“建安风骨”，使刘勰“风骨”说焕发了生机。这种流变既呈现为从文、辞到兴象、境界的迁移，又体现为自道德而审美的流转，折射出时局变迁对诗学风格的深刻影响。

    “建安风骨”的流变史，一方面恰切地说明了时局变迁与文学格局、气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应该更客观地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个古老命题。对政治的参与和理解，深化了诗人的生命体悟；文学的温情与浪漫，又赋予政治一种别样的情致。当“建安文学”走出建安，当“建安风骨”不再只是某一个时代的符号，而成为整个民族对“壮美”与“崇高”的生活想象时，我们才更为深沉地洞察了“文变染乎世情”的深意。（选自王洪琛《“建安风骨”之流变》，《光明日报》2016年08月26日）

    儒家之心学是全部儒学思想最基本的“硬核”，其他方面都是心学的延伸和展开。王阳明说“君子之学，惟求得其心”，心学就是强调主体自我的儒学，突出自信、自强、自律、自为，追求自我实现。“心学”的本质就是追求“内圣外王”价值取向，并为其寻求理论根据和修养方法的哲学。

    心学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和孟子。孔子率先发现了人的自我，创立了以“仁学”“礼学”为核心的原始儒学，提出了“心安”的心性问题。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学说，比孔子更为突出地把心性之体表露出来，最先注意到心的作用。孟子认为：孔子所谓“仁”归根结底是人之心，“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性”根源于“心”，“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告子上》）；只要尽心便能知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告子上》）。由此，孟子确立了儒家心性之学的基本理念。儒家心性论的最初建构者是思孟学派，传承谱系是：由孔子到曾参，由曾参到子思，由子恩到孟子。其学术传承：孔子有《论语》，曾参有《大学》，子思有《中庸》，孟子有《孟子》。

    心学到了宋代，由北宋程颐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大启其门径。清初的李二曲把陆九渊比作接续孟氏之后的第一人。“议论剀爽，令人当下心豁目明；简易直捷，孟氏之后仅见”。陆九渊不仅“发明”出“本心”，更重要的是他对此作了大致轮廓的描述：“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此理塞宇宙”。宋代理学各学派都细致入微地谈论心性问题，有“无事袖手谈心性”之说，心性之学成为理学的代名词。

明代中叶，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首度提出“心学”二字，王阳明序《象山先生全集》曰：“圣人之学，心学也。”阳明心学的经典表述，即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李二曲说：“至先生始拈‘致良知’三字，以泄千载不传之秘；一言之下，令人洞彻本面，愚夫愚妇，成可循之以入道，此万世功也。”良知是心之本体，没有私心物欲的心，是天理，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符合天理者善。不符合天理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发动良知是为了发现良心。确立本体；发现良心，是为了发挥良能；发挥良能，是为了重建世界。至此心学开始有了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心学最不同于其他儒学的地方，在于其强调生命活泼的灵明体验。由此可见，严格意义上的“心学”产生于明代中叶，是儒学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新发展。心学一直延续到后世，对中华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选自彭彦华《儒家心学与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有删改）

    文学经典是读者认知需要的代表，那么读者究竟为什么需要文学经典呢？

    首先，文学经典是人认识自身和自身处境的最好方式。文学经典作为超越世界的世界，超越生活的生活，将会以其仿佛完整的人生模式，给读者提供处境性和体验性的审视空间，来思考自己所遭遇的问题。文学之所以是人认识自身和自身处境的最好方式，是因为文学是一个形象的世界，而不是抽象的命题，是给读者提供一种想象性的人生情境，让读者去自我经历、自我体验、自我提升，并在此过程中使人实现了人的独特属性。这是人的一种深沉的自我实现，其审美愉悦当是不言自明的。

    其次，文学经典能够帮助读者实现对世界的自由支配感。人在文学中所获得的审美愉悦，不仅仅来自对自我认识的把握，还表现在对自我实现的关怀，通过精神阅历实现对世界的介入并从中获得某种支配感。读者在文学经典中徜徉，必然伴随的是艺术沉思。这就是说，审美沉思能够通过我们的想象介入生活，而这种介入实际上是自由地控制或支配生活，这时，我们的精神欲求会得到“绝对的满足”。为此，H·帕克区别了同样面对生活时人们的两种不同态度，他说：“对于精通世故和自我中心的人来说，生治只是在包含骄傲、野心或激情的时候，才是有趣的。但是，对于有宗教意识的人和有审美意识的人来说，生活的任何部分都是有趣的。”这里的意思很明确，如果我们不是以审美沉思的态度对待生活，我们就会觉得生活有时是桎梏，如果我们以审美沉思的态度面对生活，生法的全部就都是有趣的，就能够允许我们借助自由的想象来参与和支配，能够让我们的各种感情得到宣泄和陶冶．

    第三，文学经典是迷惘者必要的向导。读者在阅读活动中通过艺术沉思所实现的自由支配感既是学习和领悟的结果，同时自由支配感溢出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人的本质表现为某种不断生成的过程。人的自我塑造总是朝着理想进行的，现实世界本身并不能提供理想的样本，只有在文学经典这样一种象征系统中，人们才能找到富有张力的答案。读者与文学经典的攀谈、体验经典的情境和生命气息、打榜经典的价值和意义，并把这―切都内化为自我的精神结构和外在气质，是一种自我塑造的践履，也是在确证着和被确证着人的某种身份。鲁迅又何尝不是借助他笔下的那些审美叙事为人们树立着正反两方面的样板呢，谁读了鲁迅的小说都会拒绝做阿Q、孔乙己、闰土式的人物。

    文学经典对人的意义是多重的。阅读经典永远是一种探险，读者伴随着阅读探险历程而打捞到的深刻意义和体验到的愉悦或许只能在经典的阅读活动中才能体悟得到。人们自觉选择经典来阅读，其主要动机并不是为了消遣和快感，而是出于对文学的认知，正是在这样一种与经典的交往中，以往记忆、当下处境和未来向往才有可能构成一个必要的连贯过程。

——（摘编自王确《文学经典的合法性和存在方式》）

图书是一种特殊商品，多数出版社一直重视“塑造品牌”，进行“品牌化经营”。业界流行“睹书思社”的说法，美国著名出版家史密斯·贝利说：“出版社并不因它经营管理的才能出名，而是因它所出版的书出名。”可见，那些能让出版社出名，进而引发读者“睹书思社”的书，就是那些能够体现出版社品位的特色品牌书。品牌图书可谓出版社的立社之本、强社之本、优社之本。一个出版社如果没有品牌产品，早晚会被市场淘汰。

事实上，品牌图书不是专家们投票评出来的，更不是出版社刻意贴标签自封的，而是在图书市场中形成的，是通过时间隧道过滤、积淀的结果，是读者心中的口碑。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但凡称得上是强社和名社的，都有品牌图书作支撑、作招牌、作标志。

商务印书馆以出版工具书和学术名著在国内出版界独占鳌头，赢得“工具书王国”和“学术出版重镇”的美誉。《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自出版以来就受到全国读者的广泛欢迎，这两本品牌工具书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早年推出的“万有文库”也是商务印书馆的品牌图书。这些承载大国深厚文化和世界进步思想的招牌书、品牌书铸就了商务印书馆的历史荣光。

三联书店与哈佛燕京学社共同策划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明确定位于国内中青年学者的原创性著作。追求的境界是只求有利于学术，不求闻达于世间。他们以推动学术进步为目的，严格评选，鼓励创新，提倡开放。

“书比人长寿。”这是出版界的一句箴言。当代编辑理应有这种追求。但令人担忧的是，现在大量的平庸之作充斥市场，有的甚至是垃圾书。何以出现这种让人汗颜、担忧的局面?原因虽多，但编校人员缺乏工匠精神是一个重要因素。

何为工匠精神?就是止于至善、精益求精、执着专一，着力追求完美与极致的精神。将这种精神融于日常的编辑工作中，就是要对文字抱有敬畏之心，如履薄冰，始终坚守文化的价值，树立文化自觉的意识；在把握文化品质、思想内涵、学术价值、语句规范、知识准确等方面，力求做到字斟句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复推敲，精准定位。

古往今来，我们的先哲执着专一地践行工匠精神的事例不胜枚举。战国末年，吕不韦主持编撰《吕氏春秋》，为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让人把全书誊抄一遍，悬挂于咸阳城门，“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就是“一字千金”典故的来历。这个经典故事，就是对以工匠精神打造文化精品的最好诠释。

实践证明，精品力作都是精益求精、精雕细琢而成的，品牌图书的打磨更是如此。当今，在出版这个行业里，有一些不显山、不露水、不张扬，甘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堪称践行工匠精神的楷模，值得敬仰和效仿。如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邓蜀生，为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黄绍湘《美国简明史》的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在那份手写的总计78页的审读意见中，邓老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谨认真的态度令人叹服，作为学者型编辑的典范，值得我们每一位编辑学习。

（摘编自乔还田《品牌图书是强社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