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从何处寻（节选）

宗白华

①苏东坡论王维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日：‘蓝溪白石出，玉山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此摩诘之诗也。”

    ②以上是东坡的话，所引的那首诗，不论它是不是好事者所补，把它放到王维和裴迪所唱和的辋川绝句里去是可以乱真的。这确是一首“诗中有画”的诗。“蓝溪白石出，玉山红叶稀”，可以画出来成为一幅清奇冷艳的画，但是“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二句，却是不能在画面上直接画出来的。假使刻舟求剑似的画出一个人穿了一件湿衣服，即使不难看，也不能把这种意味和感觉像这两句诗那样完全传达出来。好画家可以设法暗示这种意味和感觉，却不能直接画出来；诗人也正是从这幅画里体会到这种意味和感觉，所以用“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这两句诗来补足它。这幅画上可能并不曾画有人物，那会更好地暗示这感觉和意味。而另一位诗人可能体会不同而写出别的诗句来。画和诗毕竟是两回事。诗中可以有画，像头两句里所写的，但诗不全是画。而那不能直接画出来的后两句，正是“诗中之诗”，正是构成这首诗是诗而不是画的精要部分。

    ③然而那幅画里若不能暗示或启发人写出这诗句来，它可能是一张很好的写实照片，却又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品——画，更不是大诗画家王维的画了。这“诗”和“画”的微妙的辩证关系不是值得我们深思探索的吗？

    ④宋朝文人晁以道有诗云：“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这也是论诗画的离合异同。画外意，待诗来传，才能圆满，诗里具有画所写的形态，才能形象化、具体化，不至于太抽象。

    ⑤但是王安石《明妃曲》诗云：“意态由来画不成。”美人的意态确是难画出的，那画不出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古代诗人随手拈来的这两句诗，却使孔子以前的中国美人如同在我们眼面前。达•芬奇用了四年工夫画出蒙娜丽莎的美目巧笑，现在我却觉得我们古人这两句诗仍是千古如新，而油画受了时间的侵蚀，后人的补修，已只能令人在想像里追寻旧影了。达•芬奇在这画像里突破了画和诗的界限，使画成了诗。谜样的微笑勾引起后来无数诗人心魂震荡，感觉这双妙目巧笑，深远如海，味之不尽，天才真是无所不可。但是画和诗的分界仍是不能泯灭的，也是不应该泯灭的，各有各的特殊表现力和表现领域。

    ⑥诗里所咏的光是可以先后活跃的，但不能在画面上同时表现出来，画家只能捉住意义最丰满的一刹那，暗示那活动的前因后果，在画面的空间里引进时间感觉。而诗像《初日》里虽然境界华美，却赶不上门采尔油画上那样光彩耀目，直射眼帘。

    ⑦诗和画各有它的具体的物质条件，局限着它的表现力和表现范围，不能相代，也不必相代。但各自又可以把对方尽量吸进自己的艺术形式里来。诗和画的圆满结合，就是情和景的圆满结合，也就是所谓“艺术意境”。

刘东生：阅读黄土高原这部大书

刘世昕

    旁人眼里普普通通的黄土却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刘东生心中的宝贝。这位“面朝黄土背朝天”达半个世纪的87岁老人，获得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的贡献在于通过“阅读”中国的黄土，翻开了百万年前地球古气候、古生态变迁的历史。

    地理学界有这样的说法：目前人类了解地球的自然历史有三本书，一本是深海沉积物，一本是极地冰芯，第三本便是中国的黄土。国际上认为，把黄土这本书念得最好的是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东生。

    从1804年以来，国际上对于黄土的成因有两种学说——“风成说”和“水成说”。从20世纪50年代起，刘东生对黄土高原进行了大量的野外考察和实验分析，完成了《黄河中游黄土》《中国的黄土堆积》等多部专著，提出了有重要突破的“新风成说”。

    1909年国外学者提出的第四纪四次冰期理论，主导了20世纪前半叶的古气候学研究。1958年，刘东生根据黄土中古土壤的多旋回特点，发现第四纪气候冷暖交替远不止四次，对经典的四次冰期理论提出挑战，最终建立了环境变化的多旋回理论，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一个重大转折。当时刘东生提出，240万年前开始堆积的黄土高原中保存着非常完整的古土壤系列，它们的时间和空间分布规律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可以揭示古气候信息。黄土中那些丰富的生物遗迹，就像一部非常丰富的典籍，使人了解200多万年来黄土高原地区，乃至欧亚大陆所发生的重大地质事件，包括生物气候环境变迁、新构造变动、人类文化的发展历史等。

    为了探究青藏高原隆起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从1964年起，刘东生先后参加了希夏邦马峰、珠穆朗玛峰、托木尔峰、南迦巴瓦峰的登山科学考察，多次登上海拔6000米以上的高峰。“在那种境界，人类可以领略‘一览众山小’的韵味，陶醉于对大自然壮丽景观的畅想。只有被自然打动，才能不断地有兴趣去探寻自然的奥秘。”每每回忆起那些贴近自然的日子，刘东生总是很动情。

    1964年至今，刘东生还致力于青藏高原隆起与东亚环境演化研究，把青藏高原研究同黄土高原研究结合起来，把地球固体岩石圈的演化同地球表层圈的演化结合起来，开辟了地球科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球系统各圈层相互作用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刘东生带领研究小组运用古地磁年龄测定、同位素分析等多种手段建立了完整的黄土沉积序列资料，并开始与深海沉积物序列对比，使中国黄土成为古气候变化记录的最重要档案库，由此拉开了将中国黄土纳入研究全球环境演化框架的序幕。

   1991年，74岁的刘东生随中国科考队远征南极，在南极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科学考察。5年后，快80岁的老人禁不住北极的诱惑，又远征那里的斯瓦巴德岛，并不畏险阻，登上一座冰川。他说，去两极不是想创造什么纪录，只是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什么东西都想亲自看看。刘东生的脚步就是停不下来。2001年这位耄耋老人居然在南海科考船上度过了一个多月。家中客厅里那张他最喜欢的以布达拉宫为背景的照片，是他85岁去西藏考察时拍的，对他来说，青藏高原、中国黄土还有太多的故事。

    熟悉刘东生的人都听他讲过这样一则典故：19世纪一位西方地质学家在他的中国之行后说，中国学者喜欢在窗明几净的书斋中吟诗作画，不喜欢跋山涉水到野外观察大自然，若干年后其他科学领域或可发展，惟有地质学不可能有多大进展。刘东生偏要证明，中国学者不仅懂风花雪月，更吃得起野外科研的苦。受刘院士影响最深的是搞古生物研究的老伴，她回忆说：“我们夫妇俩的青春都献给了野外考察。攀高崖、越鸿沟、睡野外、忍饥饿……都是家常便饭。年轻的时候，家里常常连续好几个月都大门紧闭。”

    2002年，有“环境科学诺贝尔奖”之称的“泰勒环境奖”授予了刘东生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华莱士·布洛克。两人都致力于研究全球环境变化，刘东生研读的是中国黄土，布洛克的“书”是深海沉积物。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

艺术与游戏

朱光潜

    ①欣赏和创造的距离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远。欣赏之中都寓有创造，创造之中也都寓有欣赏。创造和欣赏都是要见出一种意境，造出一种形象。比如说姜白石的“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一句词含有一个受情感饱和的意境。我在读这句词时，要凭想象与情感从这种符号中领略出姜白石原来所见到的意境，我在见到他的意境一刹那中，我是在欣赏也是在创造。

    ②创造之中都寓有欣赏，但是创造却不全是欣赏。欣赏只要能见出一种意境，而创造却须再进一步，把这种意境外射出来，成为具体的作品。

    ③艺术的雏形就是游戏。游戏之中就含有创造和欣赏的心理活动。人们不都是艺术家，但每一个人都做过儿童，对于游戏都有几分经验。所以要了解艺术的创造和欣赏，最好是先研究游戏。

    ④骑马的游戏是很普遍的，我们就把它做例来说。儿童在玩骑马的把戏时，他的心理活动可以用这么一段话说出来：“父亲天天骑马在街上走，看他是多么好玩！多么有趣！我们也骑来试试看。他的那匹大马自然不让我们骑。小弟弟，你弯下腰来，让我骑！特！特！走快些！你没有气力了吗了？我去换一匹马罢。”于是厨房里的竹帚夹在胯下又变成一匹马了。

    ⑤从这个普遍的游戏中间，我们可以看出几个游戏和艺术的类似点。

    ⑥首先，小孩子心里先印上一个骑马的意象，这个意象变成他的情趣的集中点（这就是欣赏）。情趣集中时意象大半孤立，所以本着单独观念实现于运动的普遍倾向，从心里外射出来，变成一个具体的情境（这就是创造），于是有了骑马的游戏。

    ⑦其次，我们成人把人和物的界线分得很清楚，把想象的和实在的分得很清楚。在儿童心中这种分别是很模糊的。他把物视同自己一样，以为它们也有生命，也能痛能痒。他拿竹带当马骑时，你如果在竹帚上扯去一条竹枝，那就是在他的马身上批去一根毛，在骂你一场之后，他还要向竹帚说几句温言好语。人越老就越不能起移情作用，我和物的距离就日见其大，实在的和想象的隔阂就日见其深，于是这个世界也就越没有趣味了。

    ⑧然后，骑竹马的小孩子一方面觉得骑马的有趣，一方面又苦于骑马的不可能，骑马的游戏是他弥补现实缺陷的一种方法。苦闷起于人生对于“有限”的不满，幻想就是人生对于“无限”的寻求，游戏和文艺就是幻想的结果。它们的功用都在帮助人摆脱实在的世界的僵锁，跳出到可能的世界中去避风息凉。

    ⑨儿童在游戏时就是艺术家。一般艺术家都是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艺术家虽然“不失其赤子之心”，但是他究竟是“大人”，有赤子所没有的老练和严肃。游戏究竟只是雏形的艺术而不就是艺术。儿童在游戏时只图自己高兴，并没有意思要拿游戏来博得旁观者的同情和赞赏。艺术的创造则必有欣赏者。艺术不像克罗齐派美学家所说的，只达到“表现”就可以了事，它还要能“传达”。游戏只是逢场作戏，比如儿童堆砂为屋，还未堆成，即已推倒，既已尽兴，便无留恋。艺术家对于得意的作品常加珍护，像慈母待婴儿般。他们自己知道珍贵美的形象，也希望旁人能同样地珍贵它。他自己见到一种精灵，并且想使这种精灵在人间永存不朽。他第一要研究借以传达的媒介，第二要研究应用这种媒介如何可以造成美的形式。比如说做诗文，语言就是媒介。这种媒介要恰能传出情思，不可任意乱用。儿童在游戏时对于所用的媒介决不这样谨慎选择。倘若画家意在马而画一个竹帚出来，谁人能了解他的原章呢？艺术的内容和形式都要恰能融合一气，这种融合就是美。

    ⑩总而言之，艺术虽伏根于游戏本能：但它逐渐发展到现在，也已经在游戏前面走得很远，令游戏望尘莫及了。

（选自朱光潜《谈美》有删改）

    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为了更好地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是一条重要途径，有助于克服在传承发展传统文化中容易出现的形式化倾向。

    历史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殷周之际出现了重要的人文转向，即由神本向人本转向以及人道主义思潮出现。这为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来源，也规定了此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走向。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最具代表性。与儒家讲仁爱形成对照的是，道家更强调道法自然，认为文明的发展要注意克服虚伪性和工具化的倾向。道家身国同构、经国理身的理念，表现出其根本价值取向是向往真正符合人性的和谐社会与美好人生，由此，儒、道两家虽然对社会和人生的理想形成了不同的致思路向，但在拥有共同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可以相融互补。在魏晋玄学那里，通过名教与自然之辨，二者实现了辩证的统一，为容纳和吸收外来的佛教准备了思想文化条件。

    两汉之际传入的佛教在魏晋时通过依附玄学而走进中国思想文化。作为讲求“出世”的佛教，其根本宗旨是摆脱人生之“苦”而追求永恒之“乐”，这种对幸福快乐人生的追求，成为佛教与儒、道文化融合发展的契机和基础。经过不断的中国化，佛教最终融入了中华文化，成就了中华文化发展中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佳话。中国佛教关注现实人生，强调佛教与人性的统一，注重人格的自我培养与自我完善，形成了自身鲜明的思想特点与文化精神，对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明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中国佛教文化强调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既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对理想社会和美好人生的根本追求，也为其今天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儒道佛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文化表现形态各有特色，却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

    三家的融合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圆融和谐精神。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使之在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摘编自洪修平《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

材料一：

    从1956年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到现在已有61年的历史，并经历过至少两个“冬天”。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人工智能仍然走不出实验室。人工智能遭遇的技术瓶颈，一方面有着时代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们对它的期待太高。

    在脑科学尚未取得重大进展时，受益于互联网和计算机新一代技术创新，人工智能从更加实用的层面进入了发展快车道。互联网大数据、强大的运算能力和深度学习模式的突破，被认为是人工智能赖以突破的三大要素，它们造就了语音、人脸识别准确率的惊人提升，人机对话像人与人一样更加自然，乃至可以像“阿尔法狗”一样去找寻规律、自我决策。

（选自人民网）

材料二：

    6月7日，由科大讯飞牵头的863国家高考答题机器人项目内的AI-MATHS高考机器人在成都参加了2017年高考数学的测试，在掐断题库、断网、无人干涉的情况下通过综合逻辑推理平台来进行解题。分别用时22分钟和10分钟答完2份高考数学试卷，分别获得了105分和100分的成绩（满分150分）。考试结果显示：机器人在不依赖大数据的前提下，逻辑分析能力远超人类，但在文意理解、多样性思维上要比人类逊色得多。

    近年来，国际科技巨头纷纷“发力”人工智能领域，国外以微软、谷歌等为首的巨头们已经抢先一步，国内科大讯飞、百度、阿里、腾讯等公司也紧跟步伐。

    “未来5至10年，人工智能将像水和电一样无所不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将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未来在全球的话语权。”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说。

（《人工智能改变世界》，选自《安徽日报》）

材料三：

材料四：

    日本人工智能学会在2014年成立了“伦理委员会”，探讨人工智能与社会伦理观的联系。委员会认为，如果人工智能朝着与人类能力互补的目标发展，就不用担心人工智能变成“人造烦恼”，“我们不应该致力于发明具有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这样就能绕过人工智能“是机器还是人”这样的伦理难题。

    汉斯·乌斯克莱特对本报记者强调说，人工智能的研究方向不是要取代人类，而是要与人类互补，增强人类的能力。人工智能不会取代人类，因为只有人类才具有创造力和目标，而机器只关注如何解决眼前遇到的问题。要让人工智能避免犯下道德层面的错误，关键在于人类自己。

（《用好人工智能，关键还在人类自身》，选自《人民日报》）

    基于生态环境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推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的维护和生态问题的治理，形成全社会协同效应，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逐步实现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使得生态治理被提升到更高的战略高度。生态治理不仅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更需要人民群众的内在认同与积极参与。

    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建设的主体和实践者，其环保认知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生态治理能否顺利推进。不可否认，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对于周边生态环境越来越重视，尤其对于环境污染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但现实中人们对于环保认知的深度、广度和准确度还有所不足。生态文明价值观整体呈积极良好态势，但多数人更关注一些负面环保问题，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国家、社会和他人一般拥有较高的环保期望，但自我行为约束意识较差，对于一些“环境不友好”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早已习以为常，这些都是当前提升人民群众生态环保认知不可回避的问题。

    人民群众应在日常生活中积极主动地参与国家环保事业。但调查中发现，人们在一些行为习惯性方面，仍然表现为生态行为能力较弱的状况，个体生态行为习惯的养成更多与自我需求相关，虽认知面广但参与程度较低，行为跟进的广度不够，主动参与环保行动和环境监督的意愿不强，环保自觉性还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强化人民群众生态行为的主体自觉性，需要注意在生态治理的实践中积极完善环保的奖惩机制，通过各种积极的政策鼓励并培育绿色生活方式，努力提高个体生态行为的主体自觉性。

    生态环境治理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社会合力作用。构建全民参与的社会行动体系是发挥人们合力的必要保证。这就需要积极畅通群众的参与渠道，不断健全举报、听证、舆论监督等制度，引导环保领域各类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地发展，为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提供更多的组织依托，提高人们参与的组织化、规范化水平。同时，还要在其组织性、行动力、社会影响力等方面进一步加强。需要采取相应的扶持政策，积极支持各类民间环保组织的运营和发展，使它们凝聚更多的民众力量，对于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发挥更多作用。

    总之，持续、有效地推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形成社会协同效应，是化解生态危机的关键所在。只有每个个体从自身做起，提升生态认知水平，积极参与环保行动，才能促进生态治理各项重要任务的完成，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