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落考古在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标志性、概括性意义，在文明起源研究中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不过文明起源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工程，大型聚落和城市只是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一个结晶。在文明形成过程中，聚落和城市可以理解成文明体的表层结构，是文明的结果与呈现。支持表层结构进步与改变的，是与生产直接相关的技术因素的发展——特别是导致集约化生产出现的关键性技术因素的突变，以及由此引起的基础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建立在其上的社会文化形态的形成。因此，技术因素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提供了原生动力，是文明起源的内因。技术因素、基础社会结构与文化变迁，可以理解成驱动文明这辆马车前行的两轮，相互支持，互为表里。从世界文明史发展的视野看，决定不同区域文明特质的常常是那些文明体的表层结构，而驱动文明马车前行的技术因素在不同文明体中通过交流存在明显互动性，存在着趋同现象。

    和其他事物的发生发展和成熟一样，夏文明体的出现并非偶然，是外因和内因交互作用的结果。公元前3千纪下半叶开始以来，西方文明因素向中原地区汇集的步伐加快，使这里演变成文化的接触与交融的漩涡地带。整个公元前3千纪的下半叶数百年间，中原文明已经孕育了深层的变革，至2千纪初前后，夏文明诞生。

    公元前3千纪下半叶西方文化因素向中原频繁汇集，更多学者不断举出南方以水稻种植文化的北传和对黄河流域农业文化产生的深刻的影响来进行说明：源于中国境外更多的文化因素这一时期传至中原，对中原文明形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所起的作用，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引起中原地区的社会变化更为深刻，甚至是革命性的，所以近来有学者立足于青铜技术的西东向传播的史实，用“青铜革命”来概括这一时期社会的变化。

    青铜技术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这是因为每一件青铜器都需要找矿、开矿、选矿、熔炼、设计、锻造和铸造等系列工序，如果是合金，一件铜器的产生就需要更复杂的程序，这无疑需要严密有效的基础社会组织才能实现。其次是小麦，小麦是一种高产农作物，中原地区夏代或略早突然开始普遍种植的小麦，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小麦是需要灌溉的农作物，因此它的大面积种植需要公共管理系统对水源进行分配与调节。国际学术界曾站在水利资源分配的角度，探究过西亚两河流域以及埃及文明出现的动因。可以推测相应的水利灌溉与水源管理知识体系的应用，与中原夏代文明机制的不断成熟必然存在内在关系。牛羊类动物牲畜传入中原内地对中原早期文明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牛羊人工畜养传入中原内地后，大大改变了当地传统的以猪肉为主的肉食结构，丰富了人类的营养，增强了人类体质。

（摘编自刘学堂、李文瑛《史前“青铜之路”与中原文明》）

艺术实践证明。要相塑造出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典型人物，就必须深刻揭示人物性格在内矛盾。知果不能把握和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真实和社会历史的真实，不能把人物性格的内在矛盾性成功地祠示出术，就没有活行行的真实的人，就没有真正深刻的典型。

    巴金曾经指出：“为了应付新的需要，有人注意到了优点和缺点，于是在正面人物身上加入一些缺点，在动摇人物身上加入一些优点，总之使得每个人甚至反面人物都带有‘人情味’。但是作品里面的那些人仍然没有血色，不像人。为什么呢？我想有一个原因是，除了优点和缺点以外，活人的身上还有别的东西。”人类复杂的内心图景，不是用几笔鲜明的色彩可以描画清楚的，不是“优点”“缺点”这种具有确定范围的概念语言可以概括的。事实上，人的性格世界有很大的模糊特征，了解人物形象的模糊性，对作家塑造人物性格，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性格元素模糊性主要包括两层意思。

    一是构成性格整体的各种元素之间往往是不同向的，甚至是彼此矛盾对立的：一部分性格元素表现为肯定性方向，表现为善，表现为美，表现为真，表现为圣洁；另一部分性格元素表现为否定性方向，表现为丑，表现为伪，表现为鄙俗。这种双向性，使一个人的性格表象变得纷纭复杂，使一个人有时像他自己，有时又不像他自己；有时忠于他自己，有时又背叛他自己。这就是说，构成性格整体的各种元素往往不能按照同一确定的方向运动，而正是这种非同向发展的各种性格因素，才形成人物性格的模糊性。例如构成阿Q性格整体的元素是非常复杂的，而这些复杂的性格元素，又表现为双向性：质朴愚昧又狡黠圆滑，率直任性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争强好故弄又忍辱屈从……这些元素在自身运动的过程中，互相碰撞，互相交叉，形成复杂的性格表象。

    性格元素模糊性的另一层意思，则是每一个性格元素内部都带有二重性，肯定中包含着否定，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因此，性格元素自身的性质不可能完全确定，它在不同的情境中总是显示出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变化。例如，当一个人在追求真理时，“倔强”的性格元素就表现为肯定性质的“韧性，”而当真进不复存在时还要硬去碰撞，“倔强”元素就转化为否定性质的“固执”。一个人的勇敢，在某种情况下可表现见义勇为的善，在某种情况下则又可能表现为不又亦为的忍。李逵的勇猛有时表现为非常可爱的战斗精神，有时则表现为“排头砍去”的鲁莽。

    此外，性格元素的本质往往不是直接袒露着的，它会被假象包裹着，从而显现出表里矛盾、似是而非的情状，使人们感到难以捉摸。狄德罗曾说：“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因此，要写出鲜活的人物形象，确实值得写作多下一番功夫。

（节选自刘再复《性格组合论》，有删改）

追求文学之“新”

宗仁发

    作为一名文学编辑，我的文学观无疑是和文学期刊这一文学载体联系在一起的。可能无须讳言，“喜新厌旧”是我作为文学编辑的职业本能，作家创作时是“删繁就简三秋树，标新立异二月花”，我们文学编辑在选取作品时也往往“惟新是举”。从进入这个行当起，我就是被办一本好杂志的理想所感召，而对文学之“新”的追求里，正寄托着我对什么是好杂志、什么是好的文学的理解。

    “新”首先意味着原创性，原创性是文学乃至文化的立身之本，因为文学在整个文化生态中处于源头的地位，倘若文学丧失了原创性，对于后续的文化链条的延伸就是灾难性的打击。文学的影视改编之所以一直活跃，正因为这里是原创力迸发的地方，投向文学的饥渴的目光一直都在，是文学在以充沛的题材、新颖的技巧和丰厚的思想力，源源不断地供给着其他文艺样式。

    “新”还意味着文学事业代代相传，后继有人，意味着“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可能性。在文学新人身上蕴藏着革故鼎新的因子，看看有多少作家的第一部作品即是他的成名作、代表作就知道了。但是，刊发新人新作对文学期刊和编辑来说，却意味着一种风险和考验。对于一个有知名度的作家的稿件，编辑并不在稿件的水平、质量上负有多大的责任，即便作品写得不好，也少有人去责备编辑的水平问题；但刊发一个不知名作者的作品，如果作品不好，读者往往不会质问作者本人的水平，而更多的是质问编辑、刊物为什么发这样的稿子。所以衡量文学编辑的功夫高低，正要看他对默默无闻的作者的判断能力。那些后来成名的作家回忆最初进入文坛时遭遇杂志的退稿故事，不啻是给文学编辑的最好提醒。

    必须得承认，这种“喜新厌旧”是我作为期刊编辑从文学载体、文学生态出发的有意强调。从文学生态的整体着眼，任何一种文学载体都有可能是某种文学思潮的“接生婆”，也可能是一部未来经典作品的催生者，重要的是经住时间的考验，保持文学的创造性、延续性和多样性，呵护文学的“可能”。选择和发现什么样的作品，然后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传播，是时刻都在进行着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编辑的眼光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力，是他对文学的千言万语。

（《人民日报》2017年6月13日14版，有删减）

    人类活动与动物活动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是前者通常是自觉的、有目的的。当我们说一件东西有内在价值时，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人类活动的目的，值得重视和追求,而说一个东西具有工具价值时，它的重要性体现于它是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

    是内在价值，还是工具价值？不同的思考可导致不同的结论。比如，同样主张保护自然环境与濒危物种，有些人看重的是自然物种的工具价值。对于曾严重危害人类健康但到最后只留存少量样本的天花病毒，他们更倾向于销毁。虽然天花病毒样本可能包含有某种遗传物质，可以帮助人类征服癌症、艾滋病之类的疾病，但万一实验室发生破坏性事故，导致天花病毒样本失控、蔓延，人类几百年来的努力就会毁于一旦。对他们而言，一个物种的灭绝，最多意味着人类的生存发展少了一种手段而已。然而，重视自然物种内在价值的人，对于一个物种的灭绝往往会感到更加痛苦或焦虑。他们认为，天花病毒作为地球上的一种物种，本身就具有保存的价值，至少人类没有权利故意销毁一个天然物种。又如，有人把肉体快乐当作一种内在价值来追求，也有人认为肉体快乐仅仅是幸福的一个条件、一种手段。对于前者，肉体快乐作为幸福的内在部分，其作用是无法被别的东西取代的；对于后者，肉体快乐的作用通常是可以被别的东西取代的——有时恰恰只有放弃肉体快乐，才能得到他们所理解的那种幸福。

    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密不可分。一方面，目的支配手段，高于手段，但并不是任何手段都可以用来实现一个目的，不能借口目的正当而滥用不正当手段，更不能舍本逐末，为了手段而放弃目的。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是人类进步的根本目的。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正是为了要消灭武器而拿起武器，为了要消灭战争而不得不进行战争。但是，即使在进行正义战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虐待俘虏，不能从肉体上消灭已经丧失战斗力的敌人。另一方面，离开了手段的目的是抽象的、空洞的,因而是不真实的。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受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批判，就在于实现目标的主客观两方面的历史条件和手段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论证。

    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的联系还表现为：同一个事物，处于不同的关系中，可表现为不同类型的价值。比如，通常来说，战胜敌人并不是人的幸福的必要成分，而仅仅是赢得和平的手段，并不具有内在价值。但是，在具体部署战役、设想战略战术的时候，战胜敌人则成了目的，其价值超越了任何服务于他的手段。

（摘编自张天飞、童世骏《哲学概论》）

    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三教融合，滥觞汉魏南北朝，发展于隋唐，成热于宋代，至明代达到高峰。中国历史上，三教之间一直有争论，一直有融合。在争论中融合，在融合中争论。本文采取三教融合的表述，而不采用“三教合一＂的表述，是因为三教一直在融合中保持着个性，三教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真正地“合一”。如果三教真正地“合一＂，就不可能各美其美，而成了儒非儒，佛非佛，道非道。三教在斗争和融合中始终保持着个性和特质，在融合中保持着张力，在不失各自特性的同时又能吸纳对方的长处，在各美其美的同时又能美美与共，这才是三教融合的妙谛。

    佛教和儒道教在各自发展传播的过程中，都努力汲取对方的精华，融合互生。这种融合有三个维度:一是社会伦理方面的融合，二是学术观念上的融合，三是宗教实践上的融合。佛教与儒教在社会伦理上的融合，表现为佛教吸纳儒教观念，消弥了“不孝”“不忠”的责难，而主张佛门的忠孝;佛教与儒道教在学术理论上的融合，表现为三教都充分认识到心性的作用，强调三教同源于一心、初心、善心;佛教与儒道教在宗教实践上的融合，表现为三教都导人向善，主张普度众生、仁者爱人、仙道贵生。

    在佛教与儒道的融合过程，三教同源的观念一直存在，这就在源头上为三教的融合找到了理论基础。三教圣人都一致指出，三教的源头，就是心性的源头。明朝吏部尚书陆光祖向王龙溪问三家之学时，龙溪回答他说，佛氏重“明心见性”，道家重“修心炼性”，儒家则重“存心性”三教工夫皆用于“心”。 只是因为情境的差异，导致“心”发挥了三种不同的功能。 蕅益智旭进一步指出，三教之“道”之所以相同，是由于三教之“心”相同:“自心者，三教之源，三教皆从此心施设。苟无自心，三教俱无;苟昧自心，三教俱昧。” 而此“心” 非他，乃是仁民爱物之心:“ 三教深浅，未暇辨也，而仁民爱物之心则同。”在具体运用层面，儒家以此心来“保民”，佛家以此心来“度生”，道家以此心来“爱物”。

    佛教和道教、儒教长期共存，互相影响，造就了中国文化的瑰美景现。这在观音形象的演变、大足石刻的雕像中表现得尤为特出。观音菩萨既是佛教的菩萨，也是道教的神仙慈航真人，又是儒家的孝顺女儿;大足石刻既有缤纷多彩的佛菩萨造像，也有佛教与儒家融合的孝道的造像，有儒家的石经、道教的诸神，还有将三身佛、孔子、老子堂而皇之供列在一起的佛龛，以艺术形式生动地展现了三教融合的思潮。

(选自吴言生《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美美与共》，有删改)

文本一：

所谓数字人，是指通过计算机图形渲染、动作捕捉、深度学习、语音合成等技术打造的虚拟或仿真人物。 2022年，数字人大量涌现，除了“天妤”，还有新华网的“筱竹”、浙江卫视的“谷小雨”、敦煌研究院的“伽瑶”、国家博物馆的“艾雯雯”、中华书局的“苏东坡数字人”等，他们或化身为文博场所的导游，或成为文化短剧的主角，或担任对外传播的文化大使，以又潮又酷的方式讲述着传统文化的故事。
作为传统文化的新载体，虚拟数字人将传统之美与科技之美有机融合，打造出全新的 IP形象。比如，“天妤”的设计以传统飞天和唐代女俑为灵感，她衣袂飘飘，妆造典雅，发型设计是“双环望仙髻”，是在史料基础上参考唐代出土文物设计而成；妆容上使用的黛眉、斜红、莲花形花钿、桃花妆容，则还原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女俑妆容。通过对虚拟数字人外在形象的打量观赏，观众得以与中华传统服饰文化进行“亲密接触”。

数字人的设计制作并非易事，既需要技术支撑，又需要文化打底。传统文化类数字人的设计制作，本身就是对传统文化研究、整理、应用、传播的过程。比如，为了让“苏东坡数字人”贴近苏东坡的原貌，中华书局在容量超过 70亿字的古籍大数据中心进行海量搜索，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关键词精准抓取到一批涉及苏东坡容貌形象的古籍文本数据。同时，又通过图像搜索技术，抓取了由宋至清涉及苏东坡的100余幅画作，既包括苏东坡的单人画像，又包括如“西园雅集”“赤壁”等主题的群像以及若干石刻画像拓片等，从而初步形成对于苏东坡容貌形象之“古籍真实”的把握，然后再由权威专家进行系统校验，确定下来超写实“苏东坡数字人”的每个细节。由此观之，“苏东坡数字人”的设计制作过程，完全是一次对苏东坡主题古籍文献、艺术作品的整理和研究。由于这种整理和研究带有强烈的“目的性”“应用性”，所以能够有效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非像纯学术研究那样，研究成果大都只能存在于论文中。

数字人要在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有效发挥作用，可以始于颜值，但最后还是要终于价值，因为人们开发数字人，不是为了观赏，而是为了使用。如在传统戏曲领域，数字人的身影也越来越活跃。京剧领域已出现“梅兰芳孪生数字人”，粤剧界已诞生粤剧数字人“小勤”，而“秦筱雅”则是秦腔数字人的代表。“梅兰芳孪生数字人”甚至还现身梅兰芳大剧院，并与台下观众深情互动：“距离我上一次登台已经过去了 60多年，没想到我们又重逢了。”那一刻，数字人不仅复原了梅兰芳先生的形态、声音及面部表情，也让人看到了传统戏曲振兴的希望。

数字人让大量文化瑰宝重新“复活”，以科技手段让传统文化走进烟火生活，焕发青春活力。可是，数字人建设毕竟刚刚起步，在很多方面还有待完善。其中，内容生态是制约数字人发展的最大瓶颈。虚拟世界中的“你我他”，即使只是存在于数字空间中的化身，也需要现实生活内容作支撑，需要“故事”来引流。唯有如此，数字人才能既拥有好看的“皮囊”，又拥有丰满的“灵魂”。

比如，中华书局的“苏东坡数字人”，只有容貌形象的“物理真实”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实现“精神真实”。为此中华书局专门建设了“苏东坡专题数据库”，并陆续开发了多个维度的“苏东坡主题知识图谱”。依托数据标引体系，可以生成各个维度的知识图谱，相当于将苏东坡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与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翻译成一张彼此关联的数据网络，并将其放进“苏东坡数字人”的脑中，从而为“苏东坡数字人”凝神。下一步。中华书局将加强对“苏东坡数字人”的人工智能训练，以为其“赋魂”，从而让“苏东坡数字人”真正像苏东坡一样去认知、思考、表达、行动，最终实现苏东坡在数字世界的“复活”。

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数字人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进入并重构升级歌舞、影视、戏剧、文博等多个文化行业。数字人的产生和应用，是文化与科技相互融合的过程，也是人类不断认识自我的过程。我们无法预判数字人未来会走向何方，但我们还是希望大案以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新概念，拥抱新技术，将基础夯实，立足文化本体的价值属性，共同推动行业转型升级，在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时代进程中，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摘编自俞国林、王建《数字人：用科技激活传统文化之美》）

文本二：

面对多才多艺的“数字人”，有人开始担心： AI连极需创作能力的画画都会了，那还有什么是它们不能的？将来像记者、画家、作家等是不是要失业了？

实际上，这种担忧大可不必。毕竟，人工智能的目的不在于替代人类，而在于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创造出更大价值。人类科技的进步史，其实就是一部“代替”史。从机械帮助人类劳动，到电脑帮助人类收集、查询、筛选、整理、分析信息，这些改变本质上就是科技与生俱来的功能，也是它之于人类的意义。因此，人类也在不断地探索，力图以人工智能来解放更多的生产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吴汉东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未来人类社会将会有 60%的职业、30%的工作被人工智能取代，被取代的岗位有客服、秘书、翻译、会计、交易员，还有仅仅从事法律咨询的律师”。这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应该积极拥抱这种“取代”，谨慎而乐观地对待人工智能，而不是逃避，或者“回到过去”。

因为，你如果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能够被 AI替代的文字工作，大都具有重复性、有相对的标准答案、流程相对固定、有具体的规则。这是件好事，它可以极大节省一些机械的、重复的文案工作，把人的双手从电脑前解放出来，不仅有利于工作者提高工作效率，也有利于腾出时间和精力，去创作更有价值的东西。

（摘编自《如何看待“数字人”的多才多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