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子以黛画眉，故称黛眉。宋词中对于眉毛的描写非常多，《全宋词》中“眉”字出现的次数达到一千五百零九次。从审美学上来看，眉毛在人的面庞上的作用不容忽视，往往起到画龙点晴之作用。在一首诗词作品中，对于眉黛的描写，能体现女子的美貌动人。“层波潋滟远山横，一笑一倾城”（柳永《少年游》）描写了一个漂亮的歌女，眉毛像远山一样，眼波流转，千娇百媚。“远山眉黛长，细柳腰肢袅”（晏几道《生查子》）也是通过描写远山眉、细柳腰，向读者展示出了女子的美貌。

    宋人认为，眉毛是很好的表现情感的工具。通过对眉黛的描写，还可以表现委婉细腻的情感。宋代词人陈三聘在《鹧鸪天》中写道“春愁何事点眉山”，把女子画眉和春愁结合在了一起。同样用眉黛来表示愁情的，还有如“金缕歌中眉黛皱。多少闲愁，借与伤春瘦”（石孝友《蝶恋花》）以及“眉黛只供愁，羞见双鸳鸯字”（贺铸《忆仙姿》）。可以看出，宋词中关于眉的描写，很多时候都和“愁绪”这个意象联系在一起。眉黛代表女子，以眉而写愁绪，体现了古代女子的惆怅心理和孤苦命运。欧阳修的《诉衷情·眉意》中有这样的词句：“都缘自有离恨，故画作、远山长。”“远山”指的是北宋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眉形画法—“远山眉”，即眉毛细长而舒扬，颜色略淡。古人常以山水来表达离别之意，歌女画眉作“远山长”，表明了她内心的凄苦之情，因为她“自有离恨”，故而将眉毛化作远山之形。

    “花黄”也称“花子”“额黄”，是古代妇女面部的一种额饰。它用彩色光纸、绸罗、云母片、蝉翼、蜻蜒翅乃至鱼骨等为原料，染成金黄、霁红或翠绿等色，剪作花、鸟、鱼等形，粘贴于额头、酒靥、嘴角、鬓边等处。《木兰辞》中描写木兰得胜归家，换回女儿装的场景为“对镜贴花黄”，说明南北朝时期，在脸上贴装饰物，已然成为一种风尚。宋代上层妇女也继承前代遗风，在额上和两颊间贴金箔或彩纸剪成的“花子”。这种“花子”背面涂有产于辽水间的呵胶，用口呵嘘就能粘贴。晚唐词人温庭筠的《菩萨蛮》中描写道“小山重叠金明灭”，一说即指女子额前的装饰物有所脱落而造成的或明或暗的效果。这些装饰物，使得词人笔下的女子更添妩媚动人之态。

    “梅妆”也是宋代较为流行的一种贴面妆容，“梅妆”即“梅花妆”。这种妆扮相传始自南朝，宋武帝的寿阳公主在正月初七醉卧于含章殿下，一朵梅花落在她的额上粘住，三天后才落去，因而作“梅花妆”。陈允平的《绛都春》中有“梅妆欲试芳情懒，翠颦愁入眉弯”两句，这里词作者专门提到“梅妆欲试”，体现了这种妆扮在当时的流行性。妆容虽美，但是却“芳情懒”，欲画而未画，说明这位女子心事重重，自己提不起兴致也更因无人欣赏，故无须白白画这妆容，更能体现出女子内心的孤寂。

（摘编自梁牧原《妆容与服饰在宋词中的作用》）

明星畸高片酬谁之过

詹庆生

    ①近段时间，影视明星高片酬的话题引发了舆论热议。其实，明星超高片酬对影视行业健康发展的危害早已被广泛论及：占投资成本过半甚至更高比例的演员片酬，挤占了制作其他环节的成本投入，严重影响了影视作品的艺术质量；对明星片酬的无节制哄抬，对影视行业的健康发展造成威胁；随之而来的影视演员一夜暴富、拜金炫富等现象所传达的价值观偏差，也给社会精神文化建设带来很大冲击。

    ②在影视产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制片、发行、放映的全产业链都进入了急剧扩张期。仅就制片领域来说，各种热钱汹涌而至。而在放映播映平台方面，也猛增许多。这些新出现的影视投资、制片、发行、放映主体为中国影视业创造的“世界奇迹”贡献巨大。然而，当其他环节都在急剧扩张的时候，有市场号召力的明星却难在短时间内出现数量的快速增长。价格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当市场需求急剧扩张而供给相对不足时，作为“稀缺资源”的明星价格上涨似乎就成了必然。

    ③近两年来，各影视公司不仅给明星开出超高片酬，还纷纷高价收购明星们的公司以期绑定与明星之间的合作关系。更为雪上加霜的是，许多刚刚进入影视制片领域的新军，为了在激烈的明星资源争夺战中占得先机，往往打破既有的行业规则，为明星开出难以拒绝的超高片酬。

    ④事实上，成熟的影视工业体系对于明星的依赖并没有那么强，创意和制作才是最为重要的。以好莱坞为例，一些风靡全球的影视作品，启用的大多是小演员甚至是名不见经传的新演员。这些作品的成功并不依赖明星的光环，而是富有想象力的故事创意、生动精湛的演技，以及令人瞠目结舌的制作水平。反倒是这些作品成就和培养了一批演员，让他们走上明星之路。而在稳定的影视工业体系当中，影视公司、演员、经纪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谈判议价的行业规则，明星片酬固然会因走红程度而起伏，但并没有出现类似中国这样片酬大面积坐地飙升的反常情况。所以，当前中国影视业中明星片酬反常飙升、过度依赖明星的畸形现象，恰恰折射出了当前中国影视产业在创意能力、制作水准、工业化水平等方面均未发展成熟的现实。“唯票房论”使中国影视产业处于前所未有的浮躁时期，那些蜂拥而入的热钱更是以赚快钱为目标，导致急功近利的思维方式弥漫整个影视业，IP热追IP，“鲜肉”热追“鲜肉”，明星似乎成了赢利的保证，而故事创意、表演艺术、精良制作这些对于影视生产至关重要的环节，反倒成了可以忽略不计的东西。在经历了前几年的疯狂之后，电影市场今年第二季度以来包括暑期档的低迷现象，已经给那些故事拙劣、面瘫表演、制作粗糙、批量出炉的影片以冷酷的回应。虚火上升的市场终将面临现实的惩罚。

    ⑤可以说，反常的规模化高片酬现象，固然有基于供需关系失衡的市场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处于粗放式增长模式中的中国影视产业结出的病态畸形的恶果，是狂飙突进背景下的产业“热症”，与远不成熟的产业“幼稚病”双症并发的典型症候。找到病根才能对症下药。对于反常高片酬、追捧明星的现象，我们应该以倡导行业自律，加强行业规范，对于节目形态和导向进行宏观引导，在产品购播与营销环节加强政策指导和舆论管控来治标，再以加快中国影视产业的整体升级，建立成熟规范的现代影视工业体系来治本。

（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10月）

    我们知道艺术品是人工制品而不是自然物。艺术品必须是人工制品，这是“艺术品”最基本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工制品都是艺术品。德国哲学家卡西勒的观点最为明晰，他认为“艺术是种形式的创造，是种特殊形式的创造，即符号化了的人类情感形式的创造”。但就现实情况而言，在目前的一些文艺作品如电影、电视剧、诗歌等创作中，人们往往忽视形式美本身的创造，不仅不注重作品内在的节奏和韵律，不注重情趣和意象的有机契合，而且对文艺作品外在的语言表达、结构布局以及叙事风格等都置之不顾，只是一味单纯地追求故事情节的敷衍。特别是当前诗歌创作中出现的一些所谓“梨花体”、“羊羔体”等，更是几乎置形式美于不顾，诗歌成了直白无味的散文化语言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形式美感是艺术与非艺术之间鲜明的界标，是判断艺术与非艺术的重要标尺。由此，我们评鉴艺术作品必须把形式美放至首位。

    以美学的观点评鉴文艺作品，我们还必须重视艺术的道德美。文艺作品不是独立、与世无涉的存在，它本质上是社会生活在另一异质空间的自然延伸。虽然形式主义美学反对艺术与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主张把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和“深层结构”来看待，但我们不相信存在完全超越和浮游于现实生活之上的文艺作品。实际上，任何文艺作品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对当时道德生活的物质呈现和书写。

    我国历来有“文以载道”的传统，把文艺作为道德生活的表现。自20世纪以来，我国的文艺工作者更是直接担负起审美启蒙、审美救赎的社会任务，把文艺作为思想启蒙和精神改造的工具。虽然时至今日，艺术成为人们的消费对象，成为可以进行文化投资、获取资本利益的商品，并在一定程度上使艺术沾染了媚俗的气息，但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艺术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对于濡染人心、提升人们精神境界的道德效用。因此，在进行文艺作品评鉴时，我们更要重视作品的社会效益和道德力量，重视艺术对现实生活的介入，对底层民众生活经验的书写，以及对于道德人性的反思及映现。唯如此，我们才能重建对艺术的尊重，艺术也才能由此获得自己的尊严。

    但目前一些情况似恰与此相反。比如评鉴“韩剧”，一些人往往只注意“韩剧”所代表和引领的时尚文化如穿衣打扮等，热衷于“韩剧”明星一些不着边际的花边新闻，对于内蕴于“韩剧”中的道德温情、伦理关切及美好人性却不予关心。这样的文艺评鉴显然浮于表面，是对娱乐精神的推崇，对精神深度的拒斥。最终，这样的评鉴活动只能带来肤浅的精神狂欢，使人沉醉于充满了空洞性和无意义性的审美平庸。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平淡而琐碎的生活会充满各种莫名的偶然性、戏剧性，但艺术的高贵之处就是决然不停留于粗陋或繁华的生活表面，而是直入生活的核心，对生活的内在生命节奏和韵律作出解说。换言之，我们的文艺作品不能仅仅是对生活实相的直观摹写，是对生命跃动的有力传达，更应该是对最高灵境的深刻揭示。只有这样，艺术才能达到令人悠然向往的美好境界。

    宗白华曾说：“中国艺术意境的创成，既需得屈原的缠绵悱恻，又需得庄子的超旷空灵。缠绵悱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万物的核心，所谓得其环中。超旷空灵，才能如镜中花，水中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超以象外。”宗白华对艺术形上虚境的强调对我们评鉴文艺作品意义深远，这要求我们在进行文艺评鉴时，一定要对艺术的形上虚境作出审美期待。但在现实生活情境中，一般来讲，艺术的形上品格往往是缺乏的，我们的文艺作品往往停留在对现实生活表象的追踪摹写上，对一般思想情感的抒发上，形上境界则严重阙如。当下一些“抗日神剧”，在某种意义上更是对艺术的直接否定，不仅缺少形上品格，而且严重背离现实生活的情感逻辑，甚至违背历史真相，对艺术作出肆意歪曲的理解。一些荒诞情节固然在一定意义上能表现出作者的道德激愤，但这样的戏仿神剧又如何能打动人心、激发起观众对生活和艺术的尊崇之情呢？就此而言，文艺评鉴必须严厉地指陈出其弊病，并尝试从根本上对此问题予以解决。

材料一：

    咬文嚼字有时是一个坏习惯，所以这个成语的含义通常不很好。但是在文学，无论阅读或写作，我们必须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文学借文字表现思想情感，文字上面有含糊，就显得思想还没有透彻，情感还没有凝练。咬文嚼字，在表面上象只是斟酌文字的分量，在实际上就是调整思想和情感。从来没有一句话换一个说法而意味仍完全不变。

    一般人根本不了解文字和情感的密切关系，以为更改一两个字不过是要文字顺畅些或是漂亮些。其实更动了文字就同时更动了思想情感，内容和形式是相随而变的。姑举一个人人皆知的实例，韩愈在月夜里听见贾岛吟诗，有“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两句，劝他把“推”字改为“敲”字。这段文字因缘古今传为美谈，于今人要把咬文嚼字的意思说得好听一点，都说“推敲”。古今人也都赞赏“敲”字比“推”字下得好，其实这不仅是文字上的分别同时也是意境上的分别。“推”固然显得鲁莽一点，但是它表示孤僧步月归寺门原来是他自己掩的，于今他推。他须自掩自推，足见寺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和尚。在这冷寂的场合，他有兴致出来步月，兴尽而返，独往独来，自在无碍。他也自有一副胸襟气度。“敲”就显得他拘礼些，也就显得寺里有人应门。 他仿佛是乘月夜访友，他自己不甘寂寞，那寺里假如不是热闹场合，至少也有一些温暖的人情。比较起来，“敲”的空气没有“推”的那么冷寂。就上句“鸟宿池边树”看来，“推”似乎比“敲”要调和些。“推”可以无声，“敲”就不免剥啄有声。惊起了宿鸟，打破了岑寂，也似乎平添了搅扰。所以我很怀疑韩愈的修改是否真如古今所称赏的那么妥当。究竟哪一种意境是贾岛当时在心里玩索而要表现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他想到“推”而下“敲”字，或是想到“敲”而下“推”字，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问题不在“推”字和“敲”字哪一个比较恰当，而在哪一种境界是他当时所要说的而且与全诗调和的。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情感上“推敲”。

（朱光潜《咬文嚼字》（节选））

材料二：

    有一天，苏小妹、苏东坡和黄山谷（黄庭坚）三人在一起谈论诗句。苏小妹为了显示她的才华，抢先说：“轻风细柳，淡月梅花。请哥哥在这两句各自的中间加上一个字，作为诗的“腰”，成为五言联句。”苏东坡略加思索，随即说道：“轻风摇细柳，淡月映梅花。”即前句加了一个“摇”、后句加了一个“映”。苏小妹不屑地说：“还尚好。不过，只能算为下品，这个‘腰’不够美。”那么，怎样的“腰”才算美呢？苏东坡认真思索后，得意地说：“有了，轻风舞细柳，淡月隐梅花。”即分别加了“舞”与“隐”这两个“腰”。苏小妹笑道：“好是好，但仍不属上品。”坐在一旁的黄山谷也认为加这样的“腰”很好，心想，是不是苏小妹在故弄玄虚？于是忍不住问道：“依小妹的高见呢？”苏小妹便得意地念了起来：“轻风扶细柳，淡月失梅花。”苏东坡、黄三谷拍手称绝。

（清·褚人获《坚瓠集》）

    人类学家坚定地断言：文化仅当它是独立的而非依赖的，才能有所发展。也就是说，只有当来自于它外部的压力被来自于它内部的首创精神所取代的时候，它才能有所发展。换句话说，只有民族文化才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动力，非主体文化可以提供有价值的建议，但是，任何把外来文化的观点强加给民族文化的做法，都会威胁它的独立和发展。同样，如果我们把每一所单独的学校视为一种独立的文化的话，那么，教育进步的关键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说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说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表达出诗所难以传达的情绪，但也有时不能表达诗所能传达的情意。换句话说，诗有诗的意境，词有词的意境，有的时候诗能表达的，不一定能在词里表达出来，同样的，有时在词里所能表达的，不一定在诗里能表达出来。比较而言，是“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诗里所写的内容、意境更为广阔、更为博大，而词所能传达的意思是“言长”，也就是说有余味，所谓“长”者就是说有耐人寻思的余味。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论词》中也曾说：“诗显而词隐，诗直而词婉，诗有时质言而词更多比兴。”

    为什么诗与词在意境和表达方面会形成这样的差别和不同?其既有形式上的原因，也有写作时语言、环境、背景的原因。

    我们先说形式上的原因，如果以词跟诗歌相比，特别是与五言古诗相比，二者之间便有很大的不同。像杜甫的《赴奉先县咏怀》《北征》这样的长篇五言古诗，所叙述的内容这样博大、这样质朴，像这种风格和意境，在词中是没法传达的，因为词在性质上本是配乐歌唱的歌辞，它有音乐曲调上的限制。

    另外，在形式上的字句和音律方面，诗一般流行的是五言和七言的句式，通篇是五言或七言，字数是整齐的，押韵的形式都是隔句押韵，即第二、四、六、八句押韵，形式固定；而词的句式则长短不整齐，每句停顿的节奏不尽相同。一般说来，诗的停顿，五言诗常是二三或是二二一的节奏，七言诗常是四三或二二三的节奏，像杜甫诗句“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可是在词里，不仅是词句的字数是长短不整齐的，而且在停顿节奏方面也有很多不整齐的变化，就算是五字或七字一句的，其停顿也有时不同于五言或七言诗的停顿。即如五言的句子会有一四的停顿或三二的停顿，七言的句子会有三四的或三二二的停顿，如周邦彦词句“嗟——情人断绝”和“似——风散雨收”。当然，词里面也会有与诗相同的停顿。这两种不同的停顿方式有两个名称：凡最后一个停顿的音节是单数的与诗相同的，这样的句式称之为单式；最后一个音节的字数是双数的，则称为双式。一般说来，一个词里单式的句子较多，这个调子就比较轻快流利，而双式句子较多，这个调子则比较曲折、委婉、含蓄。

    有的人要问，不仅是词里才有不整齐的句子，诗里面也有杂言的形式，也是不整齐的句式。即如汉乐府诗：“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同词一样是长短不等的句式。有人还说，汉乐府和词一样都是可以配乐歌唱的诗歌，两者相似，其间有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呢?

    我以为，乐府诗是先有歌词后配乐曲的，而词则是先有曲调而后按照曲调填写歌词的；乐府的长短句是完全自由的，而词则是完全不自由的。二者虽外表形式很相似，而完全自由写作的乐府诗和按曲填写的歌词是有很大区别的，而且所配的音乐也是不同的。

（选自叶嘉莹的《诗显而词隐》，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