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五四运动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兴反传统力量，在与保守主义者的交锋中以大获全胜告终的话，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新兴的思潮则对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亲和态度。

    20世纪是中国传统文化消逝最快的一个世纪。以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为先声，作为中华文明表征的儒教文明，在整整一个世纪内受到了持久的打击。1966年展开的“破四旧”活动，将这种打击发挥到了极致。及至上世纪80年代，中国与西方的巨大现实反差，刺激了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西学东渐”渐成风流。在此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眼中，中国之所以落后，很大程度上肇因于顽固的“传统”。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仍旧继续了其受批判的命运。

    变化发生在90年代初。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淡出，学术突显”，“国学热”适时产生。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是较早提出“儒家传统未必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障碍”的主张的人。在对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他所称的“儒教自由主义社会”进行考察之后，刘军宁得出儒教可以和自由主义成功对话的结论。在他看来，破坏传统未必意味着现代化的必然实现，相反却可能导致价值体系的解体和文化认同的失落，从而损害到现代化秩序建构过程本身。

    进入21世纪之后，主动向传统思想伸出橄榄枝者更是络绎不绝。时常参与政策制定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最近提出了“儒家宪政主义”——“仁义礼智信的宪政主义”的概念。而著名学者甘阳，最近也提倡文化“复古”，他认为，成功的改革必然顾及到历史文化的延续性。

    国家环保局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政策室主任杨鹏，在“老子与自由主义及执政学”的研究上颇有建树，老子的理念在其参与制定环保政策时也时常发挥作用。但当与记者谈到儒学时，杨鹏却表现出一种排斥的态度，对他的朋友——“新儒家”陈明和蒋庆倡导的“政治儒学”观点，他也表现出不以为然。

    从对传统进行重新审视的角度出发，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中国的未来开出了不同“药方”。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提出“文化民族主义”理论，希望能够发动一场遍及全球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一运动的核心目标是，把儒学重塑为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遍及全球的现代宗教。刘军宁则对“五四”进行再思考，并认为当时的人们对传统存在错误认知。“他们认为可以离开传统，把传统变成一块白板，然后重新写东西。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他主张，中国传统虽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无法独立开发出一套适应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来，因此与外来文化的接轨与融合是必要的。他认为，“传统作为一种文化因素，其内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它会不断获得新的内容。”

    对中国传统文化是与非的争论仍在，并且其观点的多样繁复甚至并不比近一个世纪前少，所不同的是，中国思想界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一种激烈的反传统情绪中走了出来。

书法载道：由道生书以书正道

    书法，并不是简单意义上把汉字写好，而是将“道”——也就是天道和自然之道落实到我们的书写里，这样的书写才能够称之为“书法”。真正的书法必须是载道的。所谓“天道”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具体该如何落实到我们的书写里边呢，有两个“进入”，或者说有两个途径。第一个进入是“由道生书”，第二个进入是“以书正道”。前者是一个顿悟的过程，后者是一个渐修的过程，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两者如果把道给缺失了，就很难称之为真正的书法。

    什么是由道生书呢，简单地说就是道生出书法，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东汉书法家蔡邕《九势》中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可知书法是从自然之道萌生出来的，这个自然之道体现在阴阳方面，阴阳再生出形势。一个汉字写得好不好，从纯粹的技术层面看，就是这个字的黑与白之间的关系，黑的是笔划，白的是空白，例如“于”，上面的两横很长，叫形，两横下边有大片空白，称之为势，书法的形势就是黑与白的关系。

    书写是处于一个自然的状态。苏东坡说：“手必至于忘笔而后能书”，手在写字时忘掉了手中的毛笔，这时候的书法才是真正的书法。比如王羲之写《兰亭集序》，书写时更多想的是如何组织语言，如何表达文章，而不是关注书写本身，这样才能保证书写的顺畅。但是我们现在却把这种自然之道忘记了，在书写过程中不断地被教导着如何加入这样那样的动作，完全把书写技术化，违背了自然之理。“书法”既是一个动词，表示如何书写，也是一个名词，指书写出的形态，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书法作品，如果只关注字本身而忽略了这个字是如何来的，这样的书法至少损失了半壁江山。在书法中，线条的形状和里边的空白，两者之间的关系都是建立在我们的手能够秉持阴阳自然之态，自然、阴阳、然后生出来形势，物化在纸面上，它就形成了一个书法作品。

    第二个进入叫由书正道，指由书法作品来论证道的存在，在佛教里边是属于渐修的模式，这个模式在书法里主要体现为临摹字帖。首先要肯定，学书法一定得临摹字帖，但反对在没有掌握笔法的情况下临摹。临摹练的是什么？是对于书法的感受、感知能力，还有你手的控笔能力，一旦这个能力达到以后，迅速要走向第二步，还原它的动态书写过程，把毛笔的性能充分发挥出来，也要把手的先天运动性能发挥出来，这两者如果能够合二为一，再去临摹字帖就会事半功倍。

    练字时还需要用心去感受。古人讲“心体同然”，我们的心和身体是合二为一的，这样的一种运动才叫做艺术。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歌之咏之；歌咏之不足，舞之蹈之。在书法中就是说，当我们的心被感动了想要“舞之蹈之”，这些动作物化在纸面上就是书法，这样的运动，在孟子讲来就是“不学而能者，谓之良能”。书法就是典型的良能，是手最自然的运动，构成汉字笔划的横竖撇捺这几种运动状态，都是我们的手天生会的运动方式。手的运动是本能的，和毛笔的性能结合起来，就书写出了汉字。这个时候你再去临摹，只要看到字帖中线条的粗细，就知道是毛笔的起伏，是毛笔弹性、健性的发挥；只要看到笔划之间的线条流动，就可以判断出手该怎么运动。

    在这个基础之上要由一个动态的书写方式上升到形而上的道的层面，要体悟天地万物之道，体悟自然之道，怎样体悟？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书者，如也”，如什么他没有讲，留给后世一个括号，于是汉代以后的书法家，不断往括号中填写他们认为的内容：说点如高峰坠石，横如千里坠云，书如飞鸟出林……自然界美好的事物都与毛笔相通，我们从一个书写的人走向一个能够体察天地大道的大仁，在天地之间有了开阔的胸襟和思想，在书写中也获得了自由。这才是书法的根本目的，使你变成一个完整健全的人，感觉到生活的幸福和精神的自由。

两汉经学

    经学的真正确立是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置五经博士，收博士弟子五十人。其后博士弟子屡经增加，东汉时多达三万人。五经博士及其弟子以五经为研习对象，这就形成了经学。所谓经学，是指专门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从中国文化史看，经学出现的前提是汉王朝运用国家力量将民间流传的文化经典宣布为国家经典，并设立博士制度予以专门研究，于是，五经成为国家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的根据。从国家制度层面保证儒家经典的传习，确立了儒家经典在中华文化经典中的主流地位，客观上也确立了经学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儒学作为汉代主流思想，是与中央集权的统一相适应的。儒家主张的五伦、五常作为社会伦理道德，也因儒家的主流地位而得以明确确立。

    两汉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秦始皇焚书，造成文化典籍的浩劫，五经借助儒生记忆而保存下来。用汉代流行的隶书书写的经书文本，被称为今文经。汉景帝以后，陆续在孔府旧宅壁等处发现的与五经有关的用战国字体书写的文本，被称为古文经。古文经与今文经不仅书写字体不同，而且同一部经典的篇章多寡也或有差别，如孔府旧宅壁中友现的《尚书》就比汉初伏生所传《尚书》多16篇。此外，还发现了一些其他古文经典，如《周官》《左传》等。因汉武帝及其后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博士，西汉末刘歆便要求把古文经也立于学官，但遭到今文经学家的阻挠，一时没有实现于是引起今古文经学家之间的一场大争论。西汉时期，今文经学是经学主流。今文经学通经以致用，注重思想的阐发，强调经书的历史借鉴意义，但弊病是与谶纬结合而流于神秘。古文经学在东汉发展昌盛，注重文字训诂和对典章名物的解释，突出还原历史和文化传承，学术贡献良多，弊病是流于繁琐的文献考证而脱离思想和生活。东汉章帝时的《白虎通义》主张今文经学，强调经学大义与社会价值，借以维护主流思想，带有一定的理论总结性。东汉末古文经学家郑玄融合今古文经学，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今古文经学的分歧和论争促进了经学的发展，它们所代表的两种学术精神和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对后来的中国学术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读屏时代”更需要深读静思

张砥

    2019年秋学期起，全国各省（区、市）将分步实施新课程、使用新教材。北京市教委日前透露了本市普通高中新教材编写修订情况，其中古诗文背诵篇目将由原先的14篇增加至72篇。面对这一新变化，点赞者颇多，而学生“头大”、家长“焦虑”者，也不乏其人。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熟读成诵是一项基本学习方法，背诵名篇更是代代相传的实践经验。大幅增加古诗文背诵篇目，是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之举，更是在树立一种价值导向，那就是经典永远不会褪色，阅读永不会过时。

    毋庸讳言，在习惯了刷屏浏览点点戳戳的生活之后，对于很多人而言，千余字的文章已是不能承受之长，3分钟已是最大阅读续航。有人感慨“书太难读”，似乎以前甘之如饴的小说，如今大家都读不下去，更不必说品读那些大部头的传统经典了。人们越来越依赖网络，然而“数字阅读”却在极大削弱人们阅读复杂深奥内容的能力。以色列学者做过这样一项实验：让一群工科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分别用电脑和纸质图书阅读同一材料，然后回答问题。这些在“读屏时代”成长起来的学生想当然地认为用电脑比读纸书更快更有效，然而答案恰恰相反。

    到底是什么改变了当代人的阅读取向，让深读与静思成为奢侈品？

    首先是“数字阅读”的特性使然。阅读本是一项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的行为，而“数字阅读”的最大问题，就是极易将注意力分散。满屏的“超链接”像一双双充满诱惑的手，将人不断拽入各种阅读场景，透支着本就稀缺的专注。与此同时，一旦适应了这种虚幻的阅读假象，人们的心态就开始悄然改变，“灯下展卷”的悠然不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心境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与时间赛跑”的浮躁与焦虑。这种不假思索的浅阅读，无形中消解着学理逻辑的价值，加剧着思维的浅薄，君不见，一看标题就开骂者大有人在，“标题党”“键盘侠”争锋，俨然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阅读，绝不仅仅是一个信息获取的过程，更关乎人的精神趣味。正如一句名言，“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未经筛选的信息同样不值得读。而这，恐怕就是读屏与读书的区别所在。换而言之，虽然数字化浪潮带来了阅读场景的深刻改变，但通过读书沉淀思想进而形成系统思维的人生成长规律不会变。曾几何时，电视的到来引发了人们对“肢体萎缩”的深刻担忧，而身处“读屏时代”，比蜷缩沙发带来的“肢体萎缩”更危险的，无疑是“大脑萎缩”：思维在光怪陆离中变得僵化，在众声喧哗中变得无知。习惯了“数字阅读”的跳跃、零碎和浮光掠影，我们或许更需要回归传统阅读的节奏、系统与静心思考，找寻那些日渐退化的思维能力。

    在数字世界中流浪，还是在传统图书中安居，这既是习惯，也是选择。我们欣喜地看到，在经历了不少反思后，改变也正在发生：实体书店逐渐告别负增长，一些“高颜值”特色书店已成为越来越多城市的文化景观。事实说明，回归“深阅读”并非遥不可及，只要加以多措并举、因势利导，全民阅读的潜力就能被激发出来。

    书的分量，在思想亦在品格。“读屏时代”，勿忘阅读品格，我们就不会在网络信息中迷失方向。

（选自《北京日报》2018年8月31日）

    汉字的一撇一捺都凝结着中华文化，是中国魂。湖南卫视6月10日起推出的原创文化节目《神奇的汉字》，结合时代需求，坚守与创新并举，深入挖掘汉字文化蕴含的内容精髓，深入浅出地展现和弘扬了中国汉字文化，从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人民的文化自信。

    汉字，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文化基因，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为深入推进中华文化广播电视传播工程，《神奇的汉字》被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确定为2019年重点文化创意扶持题材。节目选择了“汉字”这一文化题材，解析造字起源，展现了汉字的妙、雅、巧、美、趣，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重新认识到潜藏在汉字背后的文化意蕴和文化魅力。节目中，汉字专家郑贤章讲述了“买”字如何由最早汉语当中的表形结构，意为“网兜装满了贝（货币）”，演变为现在我们使用的“买”字，让观众看到一个汉字在千年时光中的流转变化。节目以生动新颖的形式传递丰富的汉字知识，带领观众走进中华文化宝库，感受汉字的韵律和意境，唤醒对汉字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热爱。

    除了传递汉字知识，该节目还深入解读汉字背后的文化故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神奇的汉字》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邀请熟谙汉字文化的专家讲述汉字背后的文化故事，将汉字背后的来龙去脉和文化故事娓娓道来，以汉字的历史意义、文化价值为载体，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汉字专家郦波在节目中这样解读“美”字：“‘美’者，甘也，从羊从大，所以我们常说‘羊大为美’。‘美’字最早来源于美食，后来延伸到感官和审美。我们是华夏民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曰‘夏’；有服章之美，故曰‘华’。所以中国人的美，有美食之美、服饰之美、生活之美、心灵之美。”节目通过汉字专家的趣味解读，寓教于乐，让观众学习汉字、热爱汉字，彰显着当下中国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神奇的汉字》邀请了来自各行各业、年龄不一的普通人，如青少年兄弟姐妹、快递和外卖小哥等，以他们为主角，聚焦平凡中的不平凡，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展现新时代中国人民热爱文化、奋发好学的精神面貌，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嘉宾们在节目中展现出满满的正能量，张墨和张竣旗两兄弟分享了共同学习汉字的经验，让观众看到他们和谐友爱的家庭氛围和互帮互助的兄弟情谊。节目还讲述了外卖小哥陈正利奋发图强的励志故事，虽然创业不顺利，但他依旧通过脚踏实地的劳动、坚持不懈的学习，为美好生活努力奋斗，表现了中国人民乐观向上、努力奋斗的风采。汉字专家也以饱满的热情、幽默的语言，解读汉字文化和历史故事，焕发汉字进入新时代的新光彩，激发人们对丰富学识的追求。节目通过展现嘉宾对汉字文化的热情、丰富的学识涵养、不懈的奋斗精神，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无穷魅力和时代风采，力求使汉字成为全民的基本涵养和情操，嵌进中华文化的基因，并代代相传。

    提笔忘字的时代，《神奇的汉字》像一股清流，以汉字为桥，走进中华文化宝库，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让国人更加珍惜敬畏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节目通过生动有趣的形式，以字育德，以字启智，以字修身，以字促美，展现新时代中国人民奋发好学的新风采，努力为促进我国国民文化素质的不断提升、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作出应有的贡献。

  （摘自《＜神奇的汉字＞：寻找汉字之美》）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鸡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对古人生活的影响很直接。

鸡为什么叫“鸡”?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禽部》“鸡”条引南唐人徐核的话称：“鸡者稽也，能稽时也。”鸡守时且鸣叫准时，鸡鸣了天就快亮了，由此，古人送给鸡不少美称：夜烛、司晨鸟、知时畜、长鸣都尉等。

鸡能啼晨，古人称之为“司晨”。鸡这一习性，对农耕时代的古人具有重要意义。《诗经》中有这样的句子“女曰鸡鸣……”：妻子说鸡打鸣了，赶紧起来干活吧。可见，先秦时人们已开始利用鸡鸣来安排作息了。国君也以“鸡鸣”为时间节点安排作息。《诗经》中的《鸡鸣》就有贤妃提醒国君早朝：“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周朝还专设“鸡人”掌管供办鸡牲和报时，后来宫廷中负责打更报时的人被称为“鸡人”。但古人认为母鸡打鸣是不祥之兆，会有“鸡祸”。在古代，女人干政或主政，常被称作“牝鸡司晨”。《汉书·五行志》引《易传》的话：“妇人专政，国不静；牝鸡雄鸣，主不荣。”

古人还以鸡鸣励志，现在不少人书房里都喜欢挂“闻鸡起舞”字画。《晋书·祖逖传》记载，祖逖和刘琨“共被同寝”，夜半听到鸡叫声，对刘琨说：“此非恶声也。”便踢他起来一起舞剑健身。

鸡在古人眼里还能辟邪。《山海经·中山经》中就多次提及：“用一雄鸡，禳而勿杀”，“毛用一白鸡，祈而不糈”。古人认为，鸡是一种“阳鸟”，主管日出。唐《艺文类聚·鸟部》“鸡”条的说法更清楚：“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鸡鸣带来光明，而鬼怪最不敢见光明，自然便怕鸡。还有一种说法，民间把鸡当辟邪物可能与中华人文始祖虞舜有关。东晋王嘉《拾遗记》记载，尧在位七十年，有国献重明之鸟，双睛在目。这里的“重明之鸟”就是一种鸡，隐指尧的接班人舜。重明之鸟“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民间过年时都期盼这种鸟能飞到自家门口，等不到它，“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王嘉认为，民间画鸡贴门上，就是由这种遗俗变化来的。

古人认为鸡还是一种吉祥动物。“鸡”谐音“吉”，鸡年就是“吉祥之年”。古代有一种年画，上面是啼叫的公鸡和牡丹花，有读书人的人家过年时都会张贴，取意“功（公）名（鸣）富贵”。还有一句十分喜庆的话叫“龙凤呈祥”，龙的原型是蛇，凤的原型就是鸡。凤凰的别名是鸭鸡。《尔雅·释兽》说：“鸡三尺为鶤。”传统的“龙凤呈祥”一说，事实上是“龙鸡呈祥”。

实际上，鸡在古人心目中的形象并不比凤凰差。古人称鸡为“德禽”，西汉韩婴《韩诗外传》便有这样的说法：“君独不见夫鸡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时，信也。”“文” “武”“勇”“仁”“信”，这些鸡的优秀品质可都是凤凰所没有的。

（摘编自《“鸡文化”对古人生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