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与社会和谐

崔永东

    ①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观念，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庸”是“用”的意思，“中庸”即“用中”，亦即按“中”的标准去做。“中”是 “恰到好处”，是一种“完善”的象征，而“过”与“不及”都是对它的偏离，因而都是不好的。但那种将“中庸之道”当成一种折中主义的看法是一大误解，“中”并不是一把在表面上或数量上对事物进行所谓“半斤八两”式平分的标尺。“中庸之道”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实质性的平衡，是一种真正的勿过勿不及的状态。“中”又与“和”有密切关系，东汉大儒郑玄对“中庸”解释道：“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中和”一词是指按“中”的标准去做就会达到一种“和”的状态。和谐是一种完美的状态，因此可以说，“中和”是一种至善至美的理想化状态。

    ②中庸之道作为一个方法论原则，适用于政治领域，表现为宽猛相济、德刑并用的治国方略。但德刑并用不是指德教与刑罚平分秋色，而是指德主刑辅，按儒家的观点看，德主刑辅恰恰是一种实质的“中”，而德刑并重是一种表面上的“中”，表面上的“中”并不合乎真正的“中庸之道”，而实质的“中”才体现了中庸之道的真实内涵。另外，中庸之道还表现为一种政治理想，或者说一种为政的最高境界，这就是儒家所谓“致中和”的境界。《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说，达到了“中和”，不仅实现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和谐，而且也实现了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和谐。而这正是儒家孜孜以求的为政者的终极境界。

    ③中庸之道适用于法律领域，则要求在立法上注意寻求各种不同群体间利益的平衡点，适当考虑民众的利益。这就涉及到一个立法公正的问题。当然，由于历史局限，儒家对立法公正的理解与今天相比有很大出入。孔子有言“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则强调了刑罚公正问题，应该说，儒家的司法思想体现了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用今天的标准看，一种以公正和人道精神为主宰的立法与司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

    ④中庸之道适用于文化领域，则表现为一种理性与温和的文化发展观。它反对在文化问题上搞“不破不立”，反对横扫一切文化传统，提倡文化的“损益”式发展。所谓“损益”就意味着对传统文化有肯定、有否定、有继承、有创新，既非故步自封，也非目空一切，而是主张在继承传统中的优秀成分的基础上与时俱进。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

    ⑤中庸之道适用于经济领域，则表现为经济政策上的“富民”措施。儒家从“中庸之道”的立场出发，不赞成将社会不同阶层间贫富差距拉得过大的制度，因为这些都有碍于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但我们不能把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主张简单地理解为财富分配上的一种平均主义，而应该从缩小贫富差距、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来理解其中的深意。

（选自《2007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阶段成果选编》，有删改）

提笔忘字：科技进步导致文化衰退？

    日前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使用拼音发手机短信及电脑打字正在取代拥有数千年传统的一笔一画汉字书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记得如何用笔写汉字。。”

    显然“提笔忘字”不是个别现象，否则也不会吸引国内诸多媒体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虽然现在用得着手写的地方越来越少，但在偶尔出现需要的时候，如写个便条，填个表格，答个试卷等，“提笔忘字”却并非偶尔。此时，人们的解决之道颇为典型：不再去翻新华字典，而是掏出手机按几个按键，用拼音打出忘了的字。“键盘依赖症”，就是这样活灵活现。

    其实自从选择了现代化发展之路，汉字手写被更为高效和标准的键盘输入所替代就是必然结果。御牛耕地，烧火做饭，这些中国人千百年来赖以糊口吃饭的基本技能，都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生存和生活技能的更新换代，是人类文明逐渐进步的伴随现象，这是生产力不断上升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对于汉字书写的淡忘，却绝对是中华文化——至少是传统文化的衰退。

    相对于其他生存和生活技能，汉字书写还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因为中国文化之精髓所在就寄托在汉字字形和书写汉字的手脑配合之中。这是汉字区别于其他字母类文字的地方，也是台湾地区力主要把繁体汉字申报为世界遗产的原因之一。倘若大部分中国人都不再会手书汉字，将是以汉字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重大缺失。作家王蒙曾言：“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我们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

    可是，避免成为“新文盲”的目标绝不是一纸政令或者法律法规所能达成的。今天的人们虽然偶尔还会发出“原来你写的一手好字啊”这样的惊叹，但基本上人们已经淡忘隽秀字体所带来的荣光。因为，写一手好字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实际作用，比如找到更好的工作甚至找到更好的对象；因为，写一手好字并不能与现在的办公自动化“无缝衔接”，这是实用主义的选择。所以政府不能要求人们从高效低碳的无纸化自动办公环境中返回，也不可能要求人们在打字更高效的场合必须使用手写。就像曾经的清朝，每年的木兰秋闱可以保证八旗子弟不忘骑射，但是却并不能提升哪怕是保持军队战斗力。

    所以，要想阻止“提笔忘字”现象的继续恶化，仅仅依靠感慨和呼吁或是一两条无法施行的法令是不够的，必须让能写一手好字重新成为实用追求，甚至让手书汉字不不仅成为一项技能，更加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美的享受——就如同现代社会节奏再快，也挡不住大家停下来喝杯茶的兴致。而我们知道，咖啡和可乐的入侵并没有让中国人遗忘飘荡千年的茶香。也许，拿起笔享受书写，比将其看作宏图重任更加轻松，更加实际。

史上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对南方地区的影响及其意义

刘铮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民为避战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南迁的历程，北方人民的南迁为南方农业生产增加了大批劳动力，特别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他们同南方的汉族人民及山越等少数族人民共同兴修水利，开垦出大片良田，水稻栽培技术有所提高，小麦开始推广，牛耕得到普及。隋唐五代这一时期，南方经济继续发展，“安史之乱”后伴随着第二次人口南迁，南方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史称“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在“靖康之乱”后，随着第三次的人口南迁的高峰出现，南方的粮食产量、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与规模、商业贸易、城镇数量都超过了北方，江浙一带已经成为全国粮仓地带和最大的纺织中心和商业中心，同时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也终于完成。

    北方人口南迁者绝大多数为劳动人民，他们来自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黄河流域，拥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劳动经验。从《吕氏春秋》、《四民月令》等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楚看到，自战国秦汉至两宋时期，黄河流域的生产技术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及以南地区则要落后得多，北方人口南迁将黄河流域的先进生产技术与工具带到长江流域，必然推动这一地区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有些南方地区开始实行区种法，并开始采取轮作复种制。这些进步虽不能完全归功于北方移民，但是北方移民所起的突出作用，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给南方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在南迁过程中，能够顺利到达南方地区并且能生存下来的，多为一些青壮年，他们能够承受一路南迁的颠簸与艰辛，同时他们也是廉价的劳动力。当时南方的士族地主阶级具有从事土地开发的强烈冲动，他们迫切要求开发江南，建立强大的经济基础，以增强南方的军事力量。北方南迁人民来到南方地区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而政府无法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所以士族有需要劳动力来开发山川泽林的积极性，南迁人民有需要解决生计问题的积极性，在这两个积极性的推动下，终于使南方地区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史上的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和其所带来的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是南方地区逐步开发、发展的历程，它改变了黄河流域“一枝独秀”的历史现象，使南方摆脱了“荆榛遍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经济得到飞跃发展，进而后来居上，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对中国经济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向南传播，进而向边疆地区渗透，使各地经济的发展趋于平衡，并且南方经济的发展也拉动了北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而且，人口的南迁促进了我国古代的民族融合，使各族人民交错杂居，接触频繁，甚至互通婚姻，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

（选自《中国国学》）

    民族复兴有赖于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源自于文化理解，旅游则是促进文化理解最好的方式之一，发展旅游能够为文化自信提供充沛的新动能。目前我国已经拥有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最大的出境旅游市场和全球第四的入境旅游市场。巨量的旅游人群时于文化传播而言是一个值得关注和利用的空间和路径。

    发展旅游就是要让厚重的文化变得可以轻松阅读，就是要通过文化的故事化、文化的科教化、文化的可视化，让文化转变为新时代可以源源不断被消费和吸收的养分，让文化被更广泛的旅游者领略和理解。当然，无论多么辉煌的文化，只有在有文化的后辈那里才能闪闪发光。如何通过旅游演艺、文创产品以及旅游的主题化体验建构等文化表现形式的进一步创新，将规模巨大、快速流动的旅游人群转化为“慢吞吞地关注各地大量零星风味、琐屑世情的陶醉者和凝思者”，是摆在文化和旅游领域共同的持续课题。同时，如何通过视角创新、政策创新、渠道创新等方面的努力，用国际方式讲述中国故事，用国际视野组合中国元素，是通过旅游方式加快对外文化传播，让“文化自信”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文化他信”的重要前提。

    在文化繁荣和文化自信的新征程中，要挖掘优秀的传统文化，只一味固守不会有出路，而是要秉承知常达变、革故鼎新的精神，用匠心精神创造时代的精品，为文化建设举砖加瓦，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新时代的创新和丰富，给未来的历史留下新时代深深的文化印记。因此，在利用传统文化遗产、大力发展休闲旅游的同时，也需要通过休闲旅游领域的创新，为未来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遗产。在旅游项目开发建设中创造未来文化遗产，会成为文化自信新时代的新动能。

    传统文化可以是文物古迹、琴棋书画，但文化从来不只是凝固于物，还更多地赋存于人，人才是文化生生不息更重要的传承和呈现。文化传承不能只关注老祖宗给的文化遗产和老天爷给的自然遗产，更要关注老百姓身上所蕴含的文化生命力。怎样通过共享经济理念和企业创新机制，让外来游客“像当地人一样生活”，让老百姓手里所拥有的资源进入文化产品供给的新循环当中去，挖掘和体现出这些旧资源的新价值，将成为目的地文化传播的新课题。

（摘编自徐挺 厉新建《美好生活、文化自信与旅游使命》）

    基层避责是指基层政府各管理主体采取诸多策略规避由其职位带来的直接责任和潜在责任，以避免自身利益受到损失。这一概念界定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虽然避责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行政行为，但基于社会影响的直接性角度，本文只关注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避责。本文所指的基层政府包括市、县、区和乡、镇两级政府，并涵盖了基层治理过程中的多元主体，即在职能分工、权责配置中存在较大差异的“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体”。第二，避责行为主要规避的是直接责任和潜在责任。在层级管理体制下，上级通过激励、约束机制对基层行政过程进行控制，虽然各机构和行政人员均有建立在职能分工基础上的书面权责说明，但由于既有规定过于宽泛模糊，并且基层行政主体需承办大量的临时性任务和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故避责行为所规避的不仅是书面上的直接责任，还包括法定职责外的其他潜在责任。第三，在成本——收益权衡的基础上，避责行为的目的在于减少利益损失。由于行政过程中体现出的不同利益诉求、行为偏好和价值观念，解释避责现象自然无法忽视基层政府内部成员的混合动机及其构成逻辑。

    作为基层在权责分立结构下应对风险的行为选择，避责极具复杂性和多样性。基层工作人员通过对风险和收益的整合分析，在不同情况下条件式地选择不同避责行为，并且会根据策略的实际效果进行动态组合。各种避责行为是并行不悖的，多种行为可同时存在，并进行区别性搭配和组合。根据近年来对基层政府的田野调查和跟踪观察，在对第一手访谈资料和现实情况开展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决策树和类型学的分类方法，从两个维度出发对现阶段基层政府中普遍存在的避责行为进行分析（见下图）。

基层避责的具体策略分类

    一是时间序列维度。基层行政人员在采取避责行为时呈现出序贯决策的形式，这种基于时间序列的动态选择可主要划分为事前主动选择和事后被动应对。前者是在事前未酿成不良后果的情况下，基层人员通过有限的自由裁量权减少风险．主动采取措施规避惩罚，以常态化策略应对可能出现的压力和追责。后者是当行政过程出现不良后果时，基层人员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消解恶劣影响带来的严重损失，这属于一种非常规的策略选择。

    二是传导方向维度。在按照时间序列进行划分的前提下。基层避责在传导方向上也出现了纵向避责和横向避责的差异。纵向避责是以层级结构下责任转移为基础的策略，可细分为自上而下的避责策略和自下而上的避责策略。横向避责是以平行结构下责任转移为基础的策略。可细分为政府组织内部同级之间、政府与外部社会、市场之间的互动。

    综合时间序列和传导方向两个维度，汇聚行为先后次序、不同主体的行为选择，由此产生了不同情况下的基层避责策略。

（摘编自倪星、王锐《权责分立与基层避责：一种理论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①北宋元丰元年，苏轼在《庄子祠堂记》中提出了一个在儒学史和庄学史上都颇为著名的命题一一“庄子阴助孔子”，提出“庄子盖助孔子者”，对孔子“阳挤而阴助之”。此说一出，有人击节赞赏，也有人大不以为然，此说遂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②我们认为苏轼所说的庄子，并不是历史上真正的庄子，而是一个苏轼化了、士大夫化了的庄子。只有从士大夫精神的视角看，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苏轼“庄子阴助孔子”说的价值。概括地说，苏轼提出士大夫化的庄子具有如下意义：

    ③第一，“庄子阴助孔子”说维护了儒家的正统地位。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不论社会如何动荡，儒家思想一直是封建朝廷的正统思想。苏轼在理论上为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庄子阴助孔子”说并不是对儒家思想的公然背叛，它的大前提就是以孔为尊，维护孔子在学术史的独尊地位，维持儒学在士大夫精神中的主导地位。

    ④第二，“庄子阴助孔子”说在一定程度上化解、调和了儒庄矛盾。一般人看来，庄子是一个“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的道家代表。北宋朝廷亦反对庄子思想的传播。《宋史·吕公著传》：“（元祜元年）令禁主司不得出题《老》《庄》书，举子不得以申、韩、佛书为学，经义参用古今诸儒说，毋得专取王氏（安石）。”当苏轼提出“庄子阴助孔子”说之后，庄子成为儒家队伍中的一员，庄子思想从此在儒家殿堂中可以光明正大地存在。此说分化和削弱了道家队伍，把敌方阵营中的二号人物纳入孔子阵营中，壮大了儒家的声势，增强了孔门的势力。

    ⑤第三，将庄子思想引入士大夫精神层面，为士大夫阶层指出了一条通往精神自由的路向。苏轼意在为士大夫阶层构建这样一种精神范式：孔子是大圣，孟子是亚圣，庄子是爱儒尊孔、教外别传的孔门弟子。孟子与庄子，一主一副，从不同的角度弘扬孔子思想。士大夫阶层本具有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政治人格，进入官场之后，在精神层面有诸多压抑焦虑，很容易产生身在庙堂心在江湖的矛盾心态。而庄子思想追求精神的自由和人生的自适，在士大夫精神中引入庄子思想，为士大夫精神增加了新内涵。庄子思想客观上可以缓解士大夫的身心紧张，让他们在精神层面上能够有所舒缓。解决了庙堂与江湖的矛盾，引起后世许多朝廷之士精神层面的共鸣。

    ⑥苏轼提出“庄子阴助孔子”之说乃是出于维护儒家发展的需要，是为了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此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儒庄矛盾，为庄子思想的发展开拓了新局面。从这个角度看，“庄子阴助孔子”说自有其历史合理性。

（选自孙明君《苏轼与士大夫化的庄子》，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