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传播过程中至少要求两个人。他们结成信息分享关系，共享一套信息符号。结成传播关系的目的是寻求信息、劝说、传授、娱乐或其他。目的不同，参与者的角色也不同。比如，追求娱乐的人愿意“悬置怀疑”；预料对方会劝说的人将加强防范。然而，无论扮演什么角色，参与者总是要根据自己的认知需要，调动各种资源和传播技能，编制信息代码，将他编制的符号发送给对方。我们将这样的传播行为称为A类传播行为。白纸黑字的符号可以长期保存，手势或面部表情或讲出来的话则稍纵即逝。无论时间长短，在传播过程的某个时刻，这些符号都独立存在，脱离了参与传播的双方。

    接受讯息的参与者，将根据自己的认知需要，调动各种资源和传播技能，决定是否接受对方发出的符号。如果接受，他就按照自己的认知地图对这些符号进行加工。我们将这些行动称为B类传播行为。第二个参与者也可能要进行编码，这些编码多半是非正式的、无意的，可能是面部表情，也可能是其他信号，表示有没有兴趣、是否相信、是否理解等的信号；第一个参与者对第二个参与者的信号进行解码，将其当做反馈。如果情况需要，第二个参与者还可能进行正式的编码，发出这些符号，转而进行A类传播行为；反过来，第二个参与者的A类传播行为又可能引起第一个参与者的B类传播行为，如此等等，循环往复。

    换言之，任何讯息都不能直接引起一望而知的外显行为。如上所述，讯息不像电流，电能沿电线流动，抵达灯泡，灯泡随即发亮。诚然，有些反应嵌入本能，近乎自动；例如，一听见汽车喇叭声，一听见“失火了”的呼喊，我们就很快做出反应。然而即使这些快速反应也要经过一些中间步骤。首先我们要听到那样的声音，然后我们要对它进行解释：“他是在对我鸣喇叭吗？”“哪里着火了？”外在符号影响行为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改变形势在他心中的印象。外来符号到达时，如果接受这决定利用其中的讯息，他首先要加工这一讯息，加工的根据是他储存的形象；一般地说，产生的结果可能有几种：证实既存的构想，稍许修正原有的界定，或澄清原来不清楚的地方。就像改变信仰一样，彻底改变原有观念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然而，改变信仰的现象的确时有发生；同样，感觉突变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比如，听说自己的房子着火时，脑海里对情况的感觉就会突变，迅速的反应就是必然的结果了。

唐人古体

    古体诗，亦名古诗、古风或往体诗，指的是产生于唐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体诗（又名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诗体。它的特点是格律限制不太严格，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声律，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不过唐人的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杂言也多以七言为主体。

    五七言古诗自汉魏以来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至唐代又发生新变。唐代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化，要求诗歌作品在表现范围上有较大的开拓，加上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的近体诗走向定型化，更促使这种少受时空限制的古诗朝着发挥自己特长的道路迈进。一般说来，较之魏晋六朝诗歌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唐人的古诗则趋向笔力驰骋、气象峥嵘、边幅开阔、语言明畅，不仅抒写波澜起伏的情感心理活动，还直接叙述事件，刻画人物，铺排场景，发生议论，使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得到空前的发挥。唐代诗人中也有接近于汉魏古诗含蓄淳厚作风的，如王、孟、韦、柳，但较为少见，不构成唐人古诗的主流。另外，在音节上，唐代古诗受今体诗的影响，或则吸取声律的和谐与对仗的工整，或则有意走上反律化的途径，皆不同于晋、宋以前诗歌韵调的纯任自然。所以明代格调论者以唐人古诗为汉魏以来古诗的“变体”，并不算错。只是他们从伸正黜变、荣古虐今的传统观念出发，贬抑唐人古诗的成就，甚至宣言“唐无五言古诗”（李攀龙《唐选诗序》），那就太过分了。清王士禛《古诗选》在五言古诗部分选了一百多位汉魏六朝作家的作品，于唐人只取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家，还说是“四唐古诗之变，可以略睹焉”（《古诗选·五言诗凡例》），显示出同一偏见。倒是明末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强调指出“唐人五古自有唐体”，它以敷陈充畅为特色，不能拿汉魏古诗委婉含蓄的作风来硬加绳尺，可谓通达之见。

    至于同属唐人古体，五言和七言又有所差别，这个问题比较微妙，须细心体察。我们看五七言的区分，虽只在每句相差两个字上，但造成的节奏感和韵调感却很不一样。五言字少，念起来有一种安详舒缓的气度，近乎平时说话的语调；七言音促，上口时会给人以发扬蹈厉的感觉，类似于朗诵或歌唱表演的声腔。试读“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或者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杜甫《石壕吏》）这样的句子，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口气何等自然平实，不带任何拖腔。但如“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杜甫《哀江头》），以至于“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杜甫《洗兵马》），则不管是悲慨还是喜颂，是仄脚还是平收，念起来都有一种异乎寻常说话的调门。抑扬抗坠，铿锵成韵。我国古代传统上有诵诗与歌诗的区分，西洋歌剧音乐亦有宣叙调与咏叹调的歧异，五言和七言在调式上的分别大抵类此。这就是为什么五七言古诗尽管都起源于民歌，而五言诗在东汉中叶以后即日渐脱离音乐，取得独立的发展，七言诗却长时期停留在乐府歌行体的范围内，直到唐代还常以七言短章合乐歌唱的缘故。

（节选自陈伯海《唐诗学引论》，有删改）

本文时间与故事时间

    在叙事文学的话语结构中，时间是一个基本要素。叙事作品中时间的特征是它的二元性：一个是本文时间，即阅读作品本文所需要的实际时间；另一个是故事时间，即在故事中虚构的时间关系。这两种时间有时可以重合，比如在叙事电影中的一个镜头、古典话剧的一幕，便是如此。但就整体而言，本文时间和故事时间不仅性质不同，长短与顺序也不同。两种时间的矛盾关系形成了叙事结构中的节奏性，主要体现于时序、时长与频率中。

    叙事作品中的时序是本文时间序列与故事时间序列相互对照形成的关系。通常人们相信，“自然”的叙述顺序应当是本文时序与故事时序一致。编年史式的故事（如典型的史传文学）明显地体现出这种一致性来：叙述的前后从整体上来说便显示出故事的前后顺序。情节性强的故事突出的是逻辑顺序，而根据“前为因，后为果”的习惯观念，逻辑顺序应当同时间顺序是一致的，人们把按照虚构的时间或逻辑顺序进行的叙述称作“顺叙”。

    本文时序与故事时序之间还存在种种不协调形式，即一般所说的“逆时序”。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对逆时序的叙述方式极为推重，他向人赞扬荷马的叙述方式：“他写狄奥墨得斯回家不从墨勒阿格尔的死写起；他写特洛亚战争也不从头写起。他总是尽快地揭示结局，使听众及早听到故事的紧要关头”。荷马这种从中心事件开始然后倒叙起源的做法实际上成了西方古典叙事的一种传统结构。

    时长是指一段连续时间的长度。故事时间的时长是确定的，尽管有的叙述因缺乏时间标志而变得暧昧不清。本文时长只有一段文字的阅读时间，然而阅读时间不是千篇一律的，谁也无法测量出标准时长来。我们无法对两种时长进行量化比较，但可以假设一种“匀速叙事”，即故事时长与本文时长的关系始终保持均衡状态的理想叙事作为参照点，从而比较出各种叙事作品中的速度与节奏特点来。

    叙述频率是指本文话语与故事内容的重复关系，重复包括两种基本类型：事件的重复与话语的重复。前者是指某一类型的事件反复出现；后者是指对一个事件的反复叙述。

    严格地讲，生活中不会有完全重复的事件，太阳终岁常见而光景常新。但在叙述话语中却可以抓住两个事件中的相似特征而形成重复，从而提示出一种恒定的意义或产生某种象征意蕴。如20世纪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重复出现同大鱼搏斗的事件，这一事件成为一个恒定的母题，启示人生的一种永恒意蕴——无尽的渴望与追求。

    话语的重复是指对某一事件反复讲述若干次。事实上叙述一个事情的话语原原本本地反复插入故事中，这在叙事中是很少的。典型的话语重复是反复讲述同一件事，但每次讲述的角度、层次等都有不同，从而使一个事件的意义得到多方面的展示。

（摘自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有删减）

    古代汉族成年礼源自上古成丁礼，发展至周代时已经摆脱了以考验为目的的严酷形式，而成为一种强调青年社会责任和赋予青年人权利的彬彬之礼。成年礼又有男女之分和阶层之分，至今能看到的比较完整的历史记载为《仪礼·士冠礼》中周代士人阶层的成年礼，有些文献中对士人以上的贵族阶层的成年礼也有零星记载，但庶人之成年礼则因“礼不下庶人”之故没有记载。

    《礼记·曲礼上》中云“男子二十，冠而字”，即士人阶层男子二十岁时需加冠取字，以示成年。成年礼有一系列仪式化过程，先要占筮确定行礼日期、选择负责加冠的主宾和赞冠者。加冠当日，主人要在庙堂准备礼器、酒筵，并于门外，三揖三让，亲迎宾客。仪式开始，由主宾和赞冠者为冠者行三加冠之礼，初加缁布冠，再加皮弁，后加爵弁，同时颂念不同的祝辞。冠礼毕，冠者要拜见母亲。回来后再由主宾为其命字，有了字后再出见乡邻与尊长。此时主人则以酒筵招待宾客，然后送宾，以后还要派人给主宾赠送俎肉，这样才算完成整套成年礼。在这个庄重繁复的仪式中，冠者经过一系列显性的仪容改变和新的礼仪知识的习得；亲身感受到了成年所被赋予的诸多权利和责任，此后，冠者就有了祭祀神灵、出征、婚娶以及承担其他社会事物的资格。

    女子笄礼在仪式上则要简略得多，并且甫一出现，就是与女子出嫁紧密相连的。《礼记·曲礼上》云“女子许嫁，笄而字”。许嫁的年龄一般为十五岁，仪式主要是结发戴簪和命字。女子从此不再被称呼以小名，而开启了“待字闺中”的人生新阶段。即使未许嫁，成年女子也要行笄礼，只不过仪式更简单一些，“年二十而笄，礼之，妇人执其礼”。正因为笄礼与许嫁的结合，使其与冠礼相比在仪式上保持了更强的稳定性，而男子冠礼的某些仪式则随着社会结构改变和历史变迁发生了重大变异。

    古代汉族成年礼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易服和命字。衣着发式的改变是成年的身体标识；命字则是人际交往中的成年标识，从此同辈之间便以字相称，而在人际交往中直呼其名被视为不敬。

    成年礼对于个人、家族和国家都发挥着特定的作用。于个人，成年礼是个体生命历程中的特殊时刻，能促使一个人真正从身心发生改变，是人的生命转换和身份转换的特定标记。于家族，成年礼的举行不仅意味着接纳一个新的事务参与者，同时也是接纳一个风险分担者和利益分配者。于国家，接纳一个能分得田地的成熟的新的社会成员以后，也多了一个各种赋税和杂役的承担者。可见，成年礼所蕴含的功能意义牵涉到社会的不同层面，因而在人类社会中至今犹存。

冬天记忆

张海生

    虽然时隔已经很久远了，但我却依然念念不忘。在那物质极度贫乏的冬天里，一块石头、一堆柴草、一根鸡绒毛很自然就成了我患难的伙伴。

    我记忆里的冬天是那样的寒冷，我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走在上学的路上，寒风打着呼哨扑过来，刀一样地扎疼我的脸，割疼我的耳朵，顺着袖口、脖子、胸口往棉衣裤里钻。教室里没有取暖的设备，窗户上常常没有玻璃，取而代之的是厚厚的白塑料布或纸袼褙片儿，风刮过来嘭嚓作响，顺着缝隙往教室里钻，坐在教室里，写字的手冻得拿不住笔，把两手抄进棉袖筒里或凑到嘴上哈几口气暖暖手再写。下雪的日子，冰天雪地，树木上、老墙上、屋顶上全是雪，整个世界萧杀而苍茫。消雪的日子，更是冷得厉害，房檐上垂挂着短则几寸、长则数尺的小檊杖一样粗细的冰凌柱，哩哩啦啦的滴着水。我们用一根长长的竹竿，一根根将冰柱捣下来，小手冻得象透明的红萝卜。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最受罪的时候，脱了衣服往被窝里钻，被窝里冰凉冰凉，冻得人浑身哆嗦，大半夜也暖不热。那时候我曾想，晚上我要能有一个温暖的被窝该有多幸福呀。

    那些个冬天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寒冷。在梦一般的记忆里，我用驱寒的方式，用寻找温暖的方式，度过了一个个自由、率真、充满野趣的冬天。在学校里，下课的铃声一响，我们就跑着挤到一堵太阳光照得到的背风的墙根前，一字排开从两边往中间挤，使劲的挤，一边挤一边高声喊叫：挤挤，挤老干，挤出老干我喜欢。挤挤，挤老干，挤出老干我喜欢。如果中间的那一位被挤出来了，就迅速的跑到两端继续往中间挤，直到浑身发热，浑身出汗。我们还打皮老尖儿、迈大步、推铁环、吹鸡毛上天。

    放学了，几个同学一合计，直奔老麦场的麦秸垛，在麦垛的一方掏一个洞，再到地里偷几个白萝卜，用竹批儿剥去厚厚的一层皮儿，躺在麦秸洞里吃得津津有味，辣甜绕口。有时候，我们也会跑到大河塄的格档堆上，用自制的枪、棒做武器干中美、捉迷藏，我们常常忘记了时间，直玩得天昏地黑。麦场的小庵也是我们常去的地方，我们会在小庵的朝阳背风处挖一个坑，坑沿上垒几块土坯或砖块，然后到地里去拾些树梢干柴，点上火取暖，有时还用泥包住用弹弓打来的麻雀，放到火里烧烤，等到泥烧干了的时候，剥开泥块，麻雀的羽毛也会被烧的无影无踪，烧熟了的麻雀肉热气腾腾，再撒上些从家里偷来的盐，一边烤火一边吃，香甜而温暖。

    在关于寒冷的记忆中，尤其使我难忘的是那些圆溜溜、胖乎乎的鹅卵石，不知从啥时候开始，我冬天的冷被窝里竟有了这些可爱的小伙伴。那是母亲去城河里洗衣服时捎回来的，母亲选择了这些大小适中，形状可爱的鹅卵石洗净带回家。傍晚做饭时，母亲将几块石头围在煤火口边，到了睡觉前石头已经被炕得很热，母亲又把每一块石头用一块包袱布裹住，放进我和弟弟妹妹的被窝。我钻进暖和的被窝里，脚蹬一块石头，怀抱一块石头，冬天的寒冷已躲得无影无踪。

    时光已过去了几十年，如今我的女儿已将大学毕业，当我和她谈起这些往事，她听得一脸茫然，不知所云。当然我理解女儿，在这个地球逐渐变暖，北方再也找不到大雪，空调、水暖、电暖、暖水袋随处可见的年代，让女儿去理解一块石头的作用，理解人与人挤在一起用来取暖的方法，的确愚顽可笑。但我这个从贫穷年代走过来的人，怎么能够忘记了对一颗萝卜的回味，对一块石头的怀想，对一缕阳光的感恩呢？

    中国民族节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它诞生于传统中国农业宗法文化土壤之中，它具有适应自然时序、协调家族活动的性质。但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传统节日毕竟脱离了它赖以发生的农业社会土壤，在新的政治社会格局之下，它历史地位的下降与蜕变是必然的结果。因此我们对传统节日在当今社会所面临的生存挑战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以使我们在背靠传统、面向未来中能脚踏实地建设我们的节日。

    民族传统节日习俗因为近百年的人为阻断，节日习俗本身损毁严重。在“革命”的旗帜下，人们对传统节日有意漠视，对传统节俗进行禁止、改造、抛弃，导致传统节日的空洞化、表层化。由于记忆的缺失，人们有意无意地抛弃了许多传统节俗，使传统节日失去了其丰富的象征与内涵。传统节日习俗元素的失落，直接造成节日文化传承的困难。在当代传统节日复兴过程中，恢复有价值的传统节俗刻不容缓。比如春节的社火表演、狮舞龙舞、年画等，都是烘托年节气氛的重要元素。

    民族传统节日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民族传统节日植根于农业社会土壤中，它是农业社会的生活节秦与农业时代伦理文化的产物，传统节日重视协调天人关系与家庭关系。在工业文明与信息化的时代，传统节日已经不是人们生活紧密依赖的时间坐标，人们对传统节日更多地是文化欣赏与精神留恋，享受传统节日是对生活的丰富而不是必需。

    同时新型社会政治节目，外来节日也在不断地分散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注意力。因此在全球化的语境及多样化的文化选择面前，传统节日要想生存发展并影响民族的未来，就必须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主动变革创新，必须对节日内涵与节俗形式进行合理的文化重组与再造，以获取新的生命力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树造新的节俗标志象征，是民族节日存续的关键。

    传统节日的公假问题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将传统节日定为公众假日这在当代社会有着现实的意义，因为我们多数人的生活处在公共体之中，这里有一个现代时间与传统时间的协调问题。在传统社会政府假日与社会节日是统一的，人们在统一时间体系之下，因此也就没有时间冲突，现代社会工作时间按照公历进行，传统节日是依照中国传统的夏历，节假日不统一，为了让人们享受传统节日，社会应该给大众以休闲的时间。从时间上保证传统节日的生存空间是特别关键的。人们只要有自己支配的时间，就会自觉地传承节俗活动。

    当代传统节日的复兴是传统文明与文化再生的过程，在现代文明的环境中，我们有责任与义务更新节日传统。从近年来的传统节日复兴实践中看到各大传统节日适应现实的积极变化，如清明节的网上春祀活动、七夕节、重阳节节俗重心的转移，说明了传统节日的积极演化能力。新的节俗传统正在形成过程中，我们从节日复兴变化中看到了民族节日的未来。

（摘编自萧放《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节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