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的故事

张炜

    父亲也被叫到海上拉鱼了。我沿着父亲的足迹，去海上看那些拉大网的人。

    海上没有浪，几个人把小船摇进去。随着小船往海里驶，船上的人就抛下一张大网。水面上留下一串白色网漂。小船兜一个圈子靠岸。剩下的事儿就是拽住大网往上拖，费劲地拖。这就是“拉大网”。

    网一动，渔老大就呼喊起来，嗓门吓死人。所有的拉网人随号子嗨呀嗨呀叫，一边后退一边用力。

    大网慢慢上来了，岸边的人全都狂呼起来。我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活蹦乱跳的鱼一齐离水。各种鱼都有，最大的有三尺多长，头颅简直像一头小猪。有一条鱼的眼睛睁得老大，转动着，一会儿盯盯这个，一会儿盯盯那个。我相信它懂事。

    岸边早排好了长队，都是赶来买鱼的人。他们有的推车，有的担筐。鱼不值钱，卖鱼的扔下一块钱就可以随便背鱼。

    父亲真辛苦，每天要拉好多网，早晨要拉“黎明网”，这网最重要。这时也是海上老大最精神的时候。拴网绳了，喊号子了，领头喊的人两手伸得像大猩猩一样长，一举一举大喊。海上老大就高兴这样。父亲也跟上喊，额头冒着汗珠。

    父亲学会了做一种毒鱼。这种鱼肉最鲜，可偏偏有毒，毒死的人数不完。母亲一见它就吓得叫起来，说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冒这个险。父亲把衣袖绾起，用一把小刀剖开鱼肚，然后分离出什么，把鱼头扔掉。用清水反复冲洗，又将鱼脊背上那两根白线抽掉，说：“没事了。”母亲喘着把鱼做好。

    一种奇特的鲜味飘出。真好吃。这才叫好吃。

    父亲从酒葫芦里倒出一点酒，让我和母亲都尝了一小口。这天晚上愉快。父亲还唱起了一首拉网的歌。母亲为他缝补衣衫。我胆子大了，伏到父亲背上。脊背热得像炕。

    父亲常把海上的欢乐带回，又差点全部抵销。这次父亲又捎回几条毒鱼，扔在地上就睡去了。母亲仿照父亲上次那样把鱼剖开，从头全做一遍。还是鲜气逼人。美吃一顿。

    一个多钟头过去，我有点晕。真的晕了。接着我看见父亲全身抖动，手指像按在一根琴弦上，又颤又挪，嘴里吐出了白沫。母亲比我们好一点，脸也黄了。

    母亲摇晃过来，我们扶在一起。母亲说：“到外面采一点木槿叶，采一点解毒草。”

    我往外连爬带跑。草地上全是一样的草稞，根本分辨不出有什么不同。这些草稞像是向我伸来，抚摸我。我低下头，它们像火焰一样烧我的脸。

    母亲已经采到了一株解毒草，她先嚼碎一些，吐在我嘴里。原野在眼前变成一片紫色，又变幻出更奇怪的颜色。整个原野都有一层紫幔，下面像有一万条蛇在拱动。它不停地抖、舞，升上来。眼看就要把我覆盖了。我不能挣脱。我想起了妈妈，睁大眼找。四周一个人也没有。我喊，不知喊了多久，才听到一阵脚步声。

    我躺在小茅屋里，旁边是父亲。母亲坐在那儿，旁边的碗里是捣成稀汁的解毒草。她说：“孩子，你说胡话……”

    吃毒鱼后一个多月的晚上，外面起了大风。风很大，搅弄得整个荒滩不得安宁，风声大得使我害怕。我睡着了，接着就梦见一条小鱼。好俊的小鱼。它打扮得像一个小姑娘一样走进了茅屋。母亲把她抱到怀里，给她梳理透明的头发。真漂亮，除了有两个鱼鳍，到处和人一样。我扯着她的手在院里玩，一起逮蝉。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想让她做我的媳妇。我不好意思。不过，幸福啊。

    她说她要走了，但是还会常来小屋。走前她告诉我：她的爷爷、奶奶、哥哥、弟弟，所有的亲戚都给海上老大逮来了。他们死得惨。她让我求求岸上人，求求他们住手吧。如果他们做得到，她就可以嫁到岸上来。

    我哀求母亲答应她的话，哀求母亲去找海上老大，母亲答应了。

    小鱼姑娘又来了。她哭着，告诉我：他们还在捕鱼，海里那么多姐妹再也看不到了。她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所以刚才路过渔铺的时候，给好多睡觉的拉网人腿上胳膊上都扎了红头绳：“我把他们扎住了，他们就不能下海了。”

    梦做到这儿就醒了。我觉得像失掉了一个真正的朋友，竟然哭了。

    母亲赶紧把我抱到怀里，问怎么了？我就告诉了这个梦。天亮后父亲要到海上去，母亲让他小心一点。她把我的梦告诉了他，说：“孩子梦见好多拉网人都给扎上了红头绳。”

    父亲瞥了母亲一眼，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父亲把我的梦告诉了海上老大，老大只是一笑。

    那天傍晚风息涛平，老大就让小船出海。想不到一场风暴突来，出海的五个人就在人们的眼皮底下跌进了狂浪。他们无一生还。

    父亲跑回来嘴唇都紫了，双手抖着跟母亲讲了风暴。

    母亲一句话也没说，只直眼盯着我。

这就是鱼的故事。我再也忘不掉，一直没忘。尽管许多人说那只是一次巧合……

（选自《上海文学》2003年第11期，有删改）

卜白

袁良才

    民国时期的上海，凭一张纸名满天下且赚得盆满钵满的，只有《申报》。

    《申报》副刊《自由谈》更是牛气冲天，在上面发稿的多是鲁迅、郁达夫、茅盾、叶圣陶等这样的超级大腕。文豪扬眉吐气，编辑、记者先生也神气活现，洋气十足。但凡事都有例外。卜白就是个例外，不，简直是个另类。

    他是《申报》的资深编辑，陈寅恪的高足，国学功底不可作等闲观，然却土得掉渣，土得冒烟儿。瘦高个儿，白净无须，常年着一袭青布长衫，足穿黑色方口布鞋，架着一副琇琅圆形近视眼镜，讲一口江南土语。

    在报社，他专司划版、校对，有时副刊缺边少角的，主笔大人就会说一声，卜先生，您给补一点白吧。

    卜白二话不说，展纸挥毫，须臾立就：或杂谈，或轶闻，或小幽默，或诗画配，虽短小得可怜，却鞭辟入里，妙趣横生，无不是锦绣文章。

    不少读者就是冲着卜白的补白文章，才订买《申报》的。其补白文字，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历史，无所不包，涉笔成趣。依其姓名谐音，人送雅号“补白大王”。真是通才、捷才、怪才。

    怪才必有怪癖。他嗜茶。西湖龙井、碧螺春、太平猴魁，他宁愿饿肚子也要设法买来饮。有好事者悄悄作了统计，卜白每天饮茶能饮掉五瓶热水，可见嗜茶之深。但他很少如厕，你说怪也不怪？

    一天，主笔大人对卜白说，卜先生，您也该给自己的人生补补白啦。卜白会意，三十好几的人，竟酡红了脸，期期艾艾道，不急，不急。事业未就，何以家为？主笔不由分说，扯着卜白的青布长衫袖口说，走，我陪您去见一位女士，我太太已候在那里了。

    卜白见到那位神情忧伤的女士，得知她男人是谢晋元的部下，在淞沪战役中为国捐躯了，撇下孤儿寡母，卜白竟爽快地应承了这桩婚事，主笔夫妇大感意外，又惊又喜。

    卜白一段话让女士为之涕泪交流：我虽一介书生，亦当为抗战效绵薄之力。让我为你这个抗日英烈之家补白吧！再说，你的娘家福建安溪有好茶“铁观音”呢！

    卜白没啥业余爱好，除了饮茶，就是看看京戏，尤其迷梅兰芳的戏，一来二去，结识了梅兰芳，成为票友。

    一次，梅兰芳在天蟾舞台演《贵妃醉酒》，观者如堵，一票难求。卜白却接到了梅兰芳专门差人送来的戏票。卜白急急地赶到剧场，戏正待开演，梅兰芳的嗓子突然发不出声音了，在后台急得团团转！

    卜白听闻，急急如风地挤进后台，对梅兰芳说，救场如救火！你在台前演，我在台边唱，合作一曲双簧。

    梅兰芳将信将疑，台下的观众已作哄叫闹起来，梅兰芳只得上台去。

    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见玉兔又早东升。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剧场顿时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整场戏下来，梅兰芳的表演与卜白的唱腔念白浑然一体，俱臻妙境，竟无一名观众识破此中玄机。

    事后，梅兰芳特意答谢，卜白又是一句，急人所难，君子不可不为，补白亦大快事也！

    民国三十八年初夏，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响彻大上海城郊，吴淞口外。汤恩伯率重兵扼守上海。

    《申报》选派战地记者，“大笔杆子”们虽西装革履，却顿失绅士风度，不是低头狠劲抽烟，就是把咖啡喝得嘴里一半、地上一半。卜白饮了一口铁观音，一抹嘴，石破天惊地说，我去！

    有一天，上海市民突然从《申报》上看到一则快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中将率部投诚，为解放军打开进入上海中心城区的大门。

    谁也没想到，这竟是卜白平生最“得意之作”。多年后，卜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是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策反敌人弃暗投明，是我对军事斗争的一种补白！

    卜白，姓卜名白，一生补白。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7年8期，有删减）

元宝

    除夕夜，雪还在下着，对面的山已经成了刚出笼的白面馒头，被霭霭的暮色笼罩着。咔嚓”一声，一棵枝桠在雪的重压之下，带着雪沫扑簌簌地落了下来。然后就是静寂，无边无际的静寂。

    一个亮着晕黄的灯光的草屋下，几个孩子倦倦地偎在炭烧火桶边，旁边一只烧煤的炉子，放着一只铝锅，里面“突突”地冒着热气，孩子们眼巴巴的望着。

    屋外传来“咯吱咯吱”的响声，老大飞快地拉开木门，门像老牛一般哼唧着，光亮由一根木棍被拉宽，像面镜子躺在雪地里 ， 她喊道：“妈!”

    母亲挑着两担雪，拖着一地水迹走了进来，老二老三也都一起站到了地上，眼巴巴地看着母亲。

    母亲摘下头上的围巾，脸颊冻得通红，说：“原以为有最后一班公交，没想到今天三十，中午就没了──”母亲一早就出门卖菜了。

    拨开筐子里的积雪，母亲扒拉出三棵大白菜，老二失望的眼神垂了下来，老三委屈地瘪嘴，眼圈泛红，老大瞪了他们一眼，就去拎起炉上的锅灌水。

    母亲剥去了身上的军大衣，那还是父亲留下的，抻了抻衣袖，看着这三个瘦骨伶仃的儿女，眨眨眼说：“今天过年我们吃元宝吧。”

    “元宝？”几乎是异口同声，目光也聚光灯般投向了母亲，老三吧嗒着满嘴的口水。

母亲点头，指挥道：“老大，你把这几棵白菜洗洗!”

    “老二，去把床下的粉丝拿出来!”

    老三才五岁，睁着透亮的黑眼珠注视着母亲，母亲说：“你给我准备一瓢水。”

母亲舀了几碗白面在盆里，吩咐道：“加水!”

    老三两只手颤巍巍地端着水瓢，滴了两滴，“不够!”母亲说。又加了一点，母亲直接从老三手里夺过水瓢，“哗”的一声，水冲到面里。母亲操手搓揉了起来，面团像雪球一般滚大，圆滚滚的像个白胖子，母亲安慰般拍打着面团。

    洗净的白菜从热水里捞起，切碎，放到摊开的纱布里拧干，粉丝同样烫软，一起切碎，放在一个盆子里搅拌，加盐，又一通拌着，白菜也慢慢泛着喜色。

    母亲把擀面杖直接压在了面团上，横一道竖一道，胖子被压扁，抻长。直到一张大面皮摊在桌上，又找来一个罐头瓶子，压在面皮上，一个圆形的面皮就出来了。

    “饺子!”老二惊呼道，自从父亲去世后，就一直没有包过饺子，父亲擀面皮是掐一小块面剂，擀面杖搓动两下，一块面皮就飞了出来。不像母亲这样费劲。

    饺子七零八落地散在桌上，像一群咧嘴的大肚汉。母亲对老二说：“去烧水吧!”老三在一旁不安分地用手揉揉捏捏，被母亲拍落了，老三噘着嘴，老大在一旁安静地包着饺子。

    当水汽弥漫着整个屋子，一只只水饺“扑通通”地跳下水，沉到锅底，母亲掂着锅铲说：“你们三个把对联贴上!”

    等三个孩子回到了屋里，三碗热气腾腾的水饺就端到了桌上。母亲颇为神秘地说：“这里面有惊喜，你们谁吃到了，谁明年就有好运哟!”

    老二咬了一口，惊叫道：“我吃到了!”就吐出一枚硬币，摊开手掌，熠熠生辉。

    老三有些着急，吞了几口溜光水滑的饺子，停了下来，翻着白眼看着老二，母亲吃了一个饺子，鼓励说：“三子，吃啊!”

    老三眉头锁住，又解开，叫道：“我也吃到了!”从嘴里就吐出了硬币，在手里扬了扬，那样子比吃了开心果还兴奋。

    老大看着母亲，说：“我吃撑了!”就把碗里两个饺子拨到了母亲的碗里，赶紧把碗抽走。母亲牙齿“咯噔”了一声，蹙眉，老三叫道：“妈也吃到了!”

    老二拍着巴掌说：“大姐，就你没有吃到了!”

    老大鼓起嘴咽着一口，瞪大眼说：“不好，我吞到肚子里了!”

    欢乐的笑声爆起，冲破除夕夜白雪皑皑的屋顶张扬开来。母亲转头望向墙上丈夫的照片，嘴咧开，眼圈却已经红了……

笨拙的土豆

王晓莉

    桌子正中央是一大盘土豆。我凑到饭桌边，仿佛还没有吃就已经感到满足。尤其是，这样自己极中意的、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吃不厌的食物，这样圆滚滚、笨嘟嘟，甚至可说丑兮兮，但又热乎乎的土豆。

    很难想象，有三十年，我是个绝对不吃土豆的人。

    那时我有个不知从何而来的误区：以为吃了土豆、红薯这类外形圆头圆脑、看上去憨厚笨拙的食物，自己也会变得这样肥圆不堪。我总觉得土豆、红薯，都是那些膀阔腰圆的人才吃的。或者反过来说，是吃了土豆、红薯，他们变成了膀阔腰圆的人。

    于是我总是偏爱甜食与水果。它们散发出的甜美、浓香，像一层又一层面膜，覆盖在我的感觉之上；它们以一种味道遮蔽了其他真实之味。

    那时的我，就是这样一个无论是口味还是心灵都有些褊狭的人。一个明明很笨拙却又极度害怕笨拙的人。也许所有人的青春，都有过这样与甜食、水果为伴的时期吧。

    2003年秋天，我在火车上偶然遇到一位男子。他当时在翻的一本《凡·高画册》吸引了我，我们渐渐攀谈了起来。我说我喜欢的是凡·高那一系列自画像。

    对面的他说，那么，凡·高有张早期的画作有没有引起过你的注意呢？

    临下车前，这个男子把这本边页已经翻得有点微微卷起的《凡˙高画册》送给了我。正是在这画册里的中间某页，有他着重提到的那幅画：《吃土豆的人》。

    现在，这幅《吃土豆的人》，我闭上眼睛即可回忆起画中任意一细节，我若有任何绘画天赋定当临摹一千次。

    它那么悲伤刻骨，而又坚忍不拔。

    画面正中是一盏悬挂的昏黄油灯，使整个画都带着深褐色的凝重。灯光下，一家五口正围桌而坐，木纹餐桌上摆放的，正是还冒着腾腾热气的一大盘土豆。热气袅袅地上升到他们的头顶，有了温暖的氛围。

    一个老太太正把一个特大个的土豆递给那一家之主妇模样的人，仿佛在赞赏地说：瞧，这一个，多大个啊。主妇则低眉筛着茶（许是咖啡），她的粗眉有些皱起，仿佛有点不耐烦眼前这样的生活了，却又依然惯性地深思着这样的生活该怎样才可过得更如意更体面些。

    主妇的对面是一家之主，他也许是个矿工，手指叫煤炭染得发黑他也懒得去洗洗。他凝望着他老婆，仿佛要跟她商量什么事情。而另一个戴头巾的女人又凝望着他。一个穿裙子的姑娘，身形要娇小些，背对着我们。他们的手关节都出奇地大，骨突着，你知道，那样的手是可以把食物或茶壶抓得很牢的，也可以把生活抓得很牢的。他们的鼻翼也很宽，鼻孔粗大，他们的呼吸，一定是粗重的。劳动，改造一切。包括他们的呼吸。

    在我看来，这一幅画里，有笨拙的男女，有笨拙的土豆，还有笨拙的一壶茶，是一个农民之家全部的笨拙不堪的生活。

    凡·高给弟弟提奥的信证明了我的看法。

    据说提奥一见到这画，就鼓动哥哥拿去沙龙参加展览。但是凡·高回信说：“我想清楚地说明那些人如何在灯光下吃土豆，用放进盘子中的手耕种土地……老老实实地挣得他们的食物。我要告诉人们一个与文明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一点也不期望任何人一下子就会喜欢它或称赞它。”

    某样司空见惯的事物，如何在某一天突然引起我们的注意，实在是有各种契机的。就比如那些我忽视惯了的、生活中无以计数的、我眼中无比笨拙的土豆，就这样经由一幅百多年前的画作引领，重新进入我始终睁开却始终有盲点的视线。

    我开始爱上吃土豆，煎、炒、炖、煮；或单独吃，或搭配其他食物吃；当饭吃，当菜吃，当零食吃；没有一样不尝试。没有一样不好吃。土豆那满满的淀粉里，还有着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清香。

    我也开始关心跟土豆有关的一切。我最喜欢探究的是土豆的成长。所有的蔬果，都是裸露在空气与光线中，它们一生都与风和光线打情骂俏着，最后用碧绿的、红彤彤的颜色告诉人们：我熟了，来吃我吧！只有土豆、红薯，那不多的几样，从春到秋，它们完全地埋伏在泥土之下。命中注定它们的工作就是在漫长的黑暗里沉默与积蓄。它们从土地里出来的那天，就是它完全成熟的日子。土豆可以露天存放几乎整整一个季节。它的构成分子，该是有多牢固啊。

    每一次，听了这些，我总是外表平静，内心却热血沸腾地想，如果有机会，我应该去种植至少一季土豆，去观察、了解、亲近那些披着大地色外衣的土豆，那些外表粗糙、内心扎实的土豆，那些在市场的菜堆上与人们的菜篮中笨拙地滚动的土豆，那些养育生活的土豆。

    有时在灯下吃着土豆，会想起火车上偶遇的那人。他当时那么坚定地指出我会忽略凡·高那幅《吃土豆的人》，也许并不是他的武断，而是他看出了当时的我。

（本文有删改）

万事通先生

[英国]    毛姆

    我在见到凯兰达之前就有点不喜欢他。在同仓名单里见到他的名字时，我就讨厌，要是他叫史密斯或者布朗什么的也好一点。

    上船后，我来到客舱，发现凯兰达已经来过。一只又大又难看的衣箱和一个贴满标签的手提箱放在他的床下，脸盆架上摆着他的香水，洗发精和润发油，檀木做的牙刷上键金印着他的名字缩写。

    我不喜欢凯兰达。

    后来，他跟我讲起纽约、圣弗兰西斯科，谈到戏剧、绘画和政治。他很健谈，好长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说着。

    我有点厌烦了。

    凯兰达擅长交际，在船上的第三天，就差不多认识了所有的人。他什么事都干：主持拍卖，筹集体育资金，组织高尔夫球赛。我想大家一定有点讨厌他。我们都叫他“万事通”先生，甚至在他面前也是这样。他对此并不在乎，把这当作我们对他的恭维。

    凯兰达非常健谈，并且喜好同别人争论，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我们简直难以忍受，但又无法让他停下来。他好像比谁都懂得多，错误似乎也不会发生在他身上。在他讲话时，若有人反对他，他就会同他争个没完。在说服你之前，他绝不会放弃一个话题，不管它是多么的不重要。？一天晚上，我们坐在医生的桌旁，凯兰达仍像以往一样在滔滔不绝地说着。在座的还有在神户的美国领事馆工作的拉姆齐和他的夫人。

    拉姆齐是一个很结实的家伙，皮肤绷得紧紧的，略显肥胖的肚子使衣服凸起。这次他是带着妻子重返神户的。他的妻子已独自一人在纽约呆了一年。拉姆齐夫人的样子十分可爱。虽然她丈夫的工资不怎么高，她穿得也很简朴，但她知道怎样穿她的衣服，使她具有超过一般女人的迷人之处。这是一种端庄淑静的美。

    看得出拉姆齐很讨厌凯兰达。他们时时争论一番，这种争论是长时间的，激烈的。

    这时，话题谈到精明的日本人正在进行的人工养殖珍珠。“我可以告诉你，在这方面我是最有发言权的。我这次到日本就是去洽谈珍珠生意的。没有哪一个懂这一行的人不会认为我刚才所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他得意洋洋地看着周围的人。“我知道所有珍珠的行情，没有哪一种珍珠我不能马上辨认出。“他指着拉姆齐夫人戴的项链，“夫人，你的这串珍珠项链就非常值钱，并且它的价格还在上涨。”

    拉姆齐夫人的脸红了，她把那项链轻轻塞进她的衣服。

    “你说这是天然珍珠吗？”拉姆齐好像已经抓住了凯兰达的什么把柄。

    “是的，这种珍珠非常精致。”凯兰达答道。

    “好。虽然这不是我买的，但我想知道，你认为它值多少钱？”

    “在一般的市场要1.5万美元，但在美国最繁华的第五街，1.3万美元也能买得到。”

    拉姆齐冷笑起来。

    “这是我夫人离开纽约前在一家百货商店里买的，只花了18美元。”

    凯兰达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胡说，这珍珠不但是真的，而且是我所知道的几种中最好的一种。”

    “你敢打赌吗？我要用100美元和你打赌这是仿制品。”拉姆齐怂恿道。

    “可以”。

    “把它拿给我看一看，我就知道它的真假。”凯兰达说道。

    “亲爱的，把它拿给这位先生看看。”

    拉姆齐夫人犹豫着，她的两手紧握在一起，好像还在考虑着什么。

    拉姆齐等得不耐烦了，他走过来亲手把项链解了下来，递给了凯兰达。

    我预感到一件不幸的事要发生了。

    凯兰达拿出一个放大镜仔细地观察起来。不一会，一丝胜利的微笑闪现在他的脸上。当他把项链递给拉姆齐正准备开口说话时，忽然看见拉姆齐夫人的脸是那样的白，好像她马上就会晕过去。她的眼睛看着凯兰达，那是一种绝望的哀求。我很奇怪，拉姆齐没有看到这些。

    凯兰达半张着嘴，半天都没有说出话。我看得出他在努力改变着什么。

    “我错了，“最后他说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仿制品，18美元正合适。”

    他从钱包里拿出100美元递给拉姆齐，没有再说一句话。

    “也许这能教会你以后不要太自以为是了。”拉姆齐得意洋洋。

    我注意到凯兰达的手在发抖。

    这件事很快在全船传开了，凯兰达不得不忍受着别人的戏弄和嘲笑。对“万事通“先生来说，这确实是一个笑话。但是，拉姆齐夫人再也没有出来过，据说她有点头痛。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正在刮脸，凯兰达躺在床上抽雪茄。忽然一阵嘟嘟嘟嘟的声音，一封信从门下塞了进来。我打开门，外面没有任何人。我捡起信封，上面用印刷字体写着“给凯兰达”。？我把信递给了他：

    “哪里来的？”

    他打开信封。“哦？”拿出的不是信，而是一张100美元的钞票。

    他看了我一眼，拿出钱包，把100美元放了进去，然后把信封撕成碎片从舱口扔了出去。

    这时，我觉得我不是那么不喜欢凯兰达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