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认为一个健康的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文艺市场，中国的崛起，更离不开科学家。

    明星片酬越来越高，高得离谱。2014年，李连杰被问到其片酬高达6000万一事，不屑地称：“太低了，2000年我就拿到1000万美金，按当时汇率相当于8000万。”这个世界真是太疯狂了！

    那些终生投身科研的科学家，大多都是身居陋室，连钱学森都是住百八十平方米的旧房子。而大明星们，住豪宅开豪车，广告收入动辄七八位数，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容易。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成长过程中的孩子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孩子们都已经变得很现实，觉得搞科研是没有出息的。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升官就是发财，而当明星更是名利双收。这就是我们当今的社会，价值观严重的扭曲。科学家地位远不如演艺明星，是时代的悲哀。

    一个浮躁的社会，人们追逐的都是表面的光鲜亮丽。于是各种包装炒作，让人们失去了自然和本真，浮躁的气息扩散到每一个角度，使得现代人已经不再关注社会的本源，而是追求虚无的奢侈浮华。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互联网变革的洪流又让人们惴惴不安，人们都在寻找精神依托。我们需要能够给国人做正确价值导向的“名人”，而恰恰社会上又非常缺少这种角色的存在，有文化、有担当、有历史责任感的名人太少了。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思想舵手，才使很多明星、网红爬到了时代之巅，负面影响将非常深远。人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精神在哪里？中国复兴从何谈起？

（选自陈中华博客）

材料二：

经济合作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2015年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结果显示，美国“将来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为38%，中国只有16.8%，还不及OECD国家的平均值。

    去年，物理学家霍金开通了个人微博，短短半个月粉丝数量突破了350万。事实上，霍金之所以在全世界拥有数量巨大的粉丝，不光因为他对广义相对论的贡献，还来自于以下趣事：他在美国热门电视剧《生活大爆炸》中扮演他自己，利用电子发声器与美国的摇滚乐团录制歌曲。写得了论文，做得了网红，酷劲十足，这就是霍金的魅力，也是科学家的魅力。

    整日埋头于实验室，甚至抱病工作，英年早逝，在我们的宣传中，仿佛科学家不历经坎坷，他们的道德形象就不高大。而事实上，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科学家形象更能凸显人生的高度和厚度。科学家对于孩子们的吸引力，除了科学本身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是要靠科学家来具体化和人格化的。

    对青年人来说，收入和地位等实现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职业理想的选择。科学家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似乎不如明星、企业家也是当下的现实。现在，我国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每人500万元人民币，由国家主席亲自颁发，正在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我们应以此反拨社会潮流，让科技人员真正感到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让科学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明星，成为孩子们争相崇拜的偶像，唯有如此，当科学家才能重新成为孩子们的职业理想。

（摘自2017年1月19日《光明日报》第6版）

材料三：

    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承认和接受其多元性和复杂性。各行各业都出精英，只不过用的评价标准不同罢了。把屠呦呦和黄晓明放在一起比较，是一种危险的逻辑。正如一提援外、减免他国债务，就有人提我国的贫困人口一样，如此对比似乎已成为一种万能诡辩术。如果用北京的房价来衡量青蒿素的学术价值，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用一些方法降低“黄晓明们”的收入，限制“黄晓明们”婚宴和礼金规模，这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市场与行政力量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屠呦呦的反面教材，不是连结婚都会躺枪的黄晓明，也不是娱乐圈这个花花世界。演艺明星即使再奢华，也不会让科学家们眼红。反而是学术界内的各种失范现象，如学术造假、学术浮躁、科研体制僵化、收入分配不合理、科研机构衙门化、人才培养机制受阻等，才是阻碍科学家发挥更大作用的环境因素，从长远说，也损害了科学家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摘自2015年10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

材料一：现在看，脱贫攻坚的主要难点是深度贫困。以河北省为例，深度贫困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两高、一低、一差、三重”。“两高”即贫困人口占比高、贫困发生率高。深度贫困县贫困人口占全省贫困人口总数22%以上；深度贫困县贫困发生率在15%以上，高于全省贫困县平均水平近9个百分点；深度贫困村贫困发生率接近35%，高于全省贫困村平均水平近24个百分点。“一低”即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深度贫困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1 650元，人均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 386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 928元，分别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50.7%、36.2%、49.7%。“一差”即基础设施和住房差。深度贫困县的贫困村中，村内道路、入户路、危房需要维修和重建。“三重”即低保五保贫困人口脱贫任务重、因病致贫返贫人口脱贫任务重、贫困老人脱贫任务重。

    深度贫困地区在2020年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脱贫攻坚本来就是一场硬仗，而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是这场硬仗中的硬仗。我们务必深刻认识深度贫困地区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艰巨性、重要性、紧迫性，采取更加集中的支持、更加有效的举措、更加有力的工作，扎实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摘自习近平《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删改)

材料二：脱贫攻坚千难万难，最难的是有一些贫困群众“不怕穷”，也就是脱贫的内生动力不足。解决精神匮乏比解决物质匮乏难，解决千百年来形成的落后观念和习俗比解决贫穷难。

    国家统计局近期对云南八个市州的贫困村进行调查，59.5%的受访者对当前生活表示满意，35.2%表示一般，只有5.3%的表示不满意。贫困程度这么深，满意度还非常高，“不怕穷”、安于现状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些贫困群众，对易地搬迁，怕难以适应新环境；对发展产业，怕学不会新技术；对外出务工，怕朝九晚五的约束。怕这怕那，就是不怕穷，宁可守着穷摊子，也不愿干出新生活。

    要在未来的时间里从根本上解决一些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足、安于现状的问题，必须坚持不懈，因为那些落后的观念、习俗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但这并不影响实现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的既定目标。精神上的内生动力和物质上的脱贫，既有密切联系，也有一定区别。扶贫工作既不提高标准，吊高胃口，也不急于求成，降低标准，我国有信心在2020年打赢这场攻坚战。

(摘自中国政府网)

材料三：2012～2016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数据及发生率：

(摘自国家数据网)

材料四：“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这“十六字真言”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扶贫“真经”。不同地区因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等原因，致贫原因不尽相同，“个性化”扶贫无疑是一剂治疗贫困的良药。

    扶贫“个性化”，因地因人制宜是关键。不同地域、不同家庭、不同个体，在致贫问题上是存在差异性的，唯有深入其中、量体裁衣，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精准扶贫的效用，全面助推精准扶贫攻坚工作持续升温。个性化扶贫在政策的制定上，要摸清家底，找出区域致贫的主要原因，借鉴其他地区扶贫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对其可行性进行研判，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探索出台科学合理的帮扶政策，并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根据推进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在扶贫项目上，要改变“帮扶就是帮钱帮物”的传统观念，多研究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按照贫困程度、产业发展进度、脱贫难易程度等，制定地区扶贫开发实施计划和年度计划，把扶贫工作纳入地方经济社会总体规划统筹安排，杜绝盲目扶贫。

(选自《大众日报》)

材料一：

    丁酉新春，旨在“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的“中国诗词大会”风靡全国，“圈粉”无数。在“一笑二闹三跳四唱”的娱乐节目时代，“中国诗词大会”以优雅的方式脱颖而出。

    人们关注“中国诗词大会”，是因为内心对于精神雨露的渴求，而传统文化正是精神雨露的源头活水。诗词大都比较凝练，朗朗上口。阅读诗词，人们享受着语言美感带来的欢愉，同时也能感知诗词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这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生活视野。阅读诗词，体悟诗词作者的心境，跟他们进行心灵对话，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生活的感知能力，学习像诗词作者一样去感受和思考生活。

    人们关注“中国诗词大会”，还因为如今人们的生活节奏较快，每天八小时上班，满负荷运转，单调乏味的生活让人感觉压抑，而读诗可以暂时疏解内心的阴郁，“中国诗词大会”以引人入胜的形式吸引人们亲近诗词，从诗词之美中获取生活的诗意。

    生活需要诗意，但诗意并不自然而然地存在。一个人只有徜徉于诗词、发现诗意，才能在与诗词相会的过程中提升文化素养，让心灵空间更饱满。生活不只是柴米油盐，还有诗和远方。

（摘编自“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记者李兆清）

材料二：

    近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了诗词大会的主创团队。央视科教频道总监阚兆江说：“诗词是情感的抒发，节日集中展现了中华诗词文化的魅力，引发了广大观众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也坚定了国人的文化自信。‘百人团’成员最小的7岁，武亦姝16岁，陈更20多岁，看到他们那么年轻，就觉得中华文化后继有人。”

    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无数次被用来形容诗词大会选手的一句话。“中国诗词大会”总导演颜芳回忆，第二季总冠军、上海复旦附中的学生武亦姝，无论是在地方选拔还是在现场比赛中，都特别淡定。“她得冠军的那一刻，我们想把摄像机推上去给个表情特写，结果发现没必要，她脸上特别平静。”也许，传统诗词已经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些遥远，而诗词大会正在拉近这个距离。

    阚兆江透露，其实诗词大会的题库内容85%以上来自中小学课本，所以对观众而言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

    “我们不是文人雅士的沙龙，得让人看得懂，从大家熟悉的诗词名篇切入，可以拉近和观众的距离。”阚兆江说，“每一道题不仅是题目，还是话题的开启，让诗词和古今生活有一种联系。我们不是要做一场考试，而是想通过诗词陶冶人们的情操，滋养人们的心灵。”

    所以，诗词大会的题目都颇“接地气”。比如，把“减肥”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联系，把“化妆”与“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联系，“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对应的则是“购房”——都是当下年轻人关心的话题。

    诗词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颜芳说：“其实诗词的功能至今没有失去，写诗就跟发朋友圈一样，都是情感的表达，很有趣，也很时尚。

    诗词大会落幕，而青年一代的诗意生活方兴未艾。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记者蒋肖斌）

材料三：

    诗词综艺火爆，最近令朋友圈和各种群话风突变，忽如一夜春风来，答题对诗、玩“飞花令”蔚然成风。众声喧哗之下，舆论也出现了反弹，如“从诗词大会生出学霸情结是一种不堪”“诗词大会说白了还是一场电视秀”等。

    16岁的上海女生武亦姝获胜，成了风靡网络的古典风少女偶像，与新媒体喧嚣传播形成对照的是，女孩淡定拒绝了媒体采访。江苏省盐城中学语文老师刘百生告诉记者，“会背古诗的孩子成了古代才女的代名词，成了令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但热潮总是令人警惕，这不代表咱们的诗词教育很成功，反而说明国民整体古诗词修养很缺。爱好古诗词在当下还是颇为小众。”

    在节目中，九宫格、干扰项、抢答等定输赢的方式，也让教育界人士嗅出了“应试”味道。也有选手靠“蒙”答对题目，在一些老师看来，这就是当下应试教育最厉害的地方，以答题技巧制胜，这个节目俨然一场标准化考试。

    “应试思维”是始终令教育界人士矛盾的纠结点。“应试思维”模式导致古诗词多被视为“语言材料”，学生们只是机械记忆与练习，记知识点多过传播文化，背离其作为“文学”和“文化”的本质。

    近年来，被誉为“综艺清流”的“百家讲坛”、汉字听写大会、成语大会等文化盛会风靡一时，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淡漠似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追捧这些文化盛会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中国文化中最精致的文字有一种膜拜的心理，即使如今浸淫于网络语汇，仍心向往之。这也是现在的家长在孩子三四岁时就令其背古诗的原因。可惜，孩子的精神生活最终仍被奥数和考级等占据，缺失了“诗和远方”。借古诗词学霸爆红的契机，教育界人士期待能在全社会的努力下，改善古诗词教育的整体氛围，以减少孩子的背书之苦，让孩子带着热爱，去惬意感受和品味古诗词之美。

    当喧嚣的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有了一次次美丽的“邂逅”，中华文化基因逐渐苏醒，这危机中的微曦，则弥足珍贵。

（摘编自《扬子晚报》，记者张楠）

材料一：2017年1—12月全国缴纳个人所得税情况

2017年1—12月个税占当月总税收比例情况

（摘编自中商产业研究院资料）

2017年1—12月个人所得税收入为11966亿元，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为6.9%。目前，个人所得税仍是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之后的国内第四大税种。12月个人所得税收入为870亿元，占当月总税收收入的比重为8.0%．环比增长0.6个百分点。

材料二：

    2018年6月19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明确规定：对部分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税；优化调整税率结构；综合所得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即通常说的起征点，提高至5000元/月（6万元/年）；首次增设专项附加扣除……这标志着我国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财政部部长刘昆就草案作说明时表示，草案将综合所得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5000元/月（6万元/年），综合考虑了人民群众消费支山水平增长等各方面因素，并体现了一定前瞻性。

    “按此标准结合税率结构调整测算，取得工资、薪金等综合所得的纳税人，总体上税负都有不同程度下降，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刘昆说。

    此次修法另一大亮点是设立专项附加扣除。刘昆表示，在明确现行的个人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扣除项目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项目继续执行的同时，草案增加规定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专项附加扣除。

（摘编自新华社北京2018年6月19日电）

材料三：

    今年6月初，群众举报影星范某“阴阳合同”涉税问题后，国家税务总局高度重视，即责成江苏等地税务机关依法开展调查核实，目前案件事实已经查清。

从调查校实情况看，范某在某电影剧组拍摄过程中实际取得片酬3000万元，其中1000万元已经申报纳税，其余2000万元以拆分合同方式偷逃个人所得税618万元，少缴营业税及附加税112万元，合计730万元。此外，还查出范某及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少缴税款2.48亿元，其中偷逃税款1.34亿元。

对于上述违法行为，对范某及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追缴税款2.55亿元，加收滞纳金0.33亿元；对其采取拆分合同手段隐瞒真实收入偷逃税款处4倍罚款计2.4亿元，对其利用工作室账户隐匿个人报酬的真实性质偷逃税款处3倍罚款计2.39亿元；对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少计收入偷逃税款处1倍罚款计94.6万元；对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两户企业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和非法提供便利协助少缴税款各处0.5倍罚款，分别计0.51亿元、0.65亿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由于范某属于首次被税务机关按偷税予以行政处罚且此前未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上述定性为偷税的税款、滞纳金、罚款在税务机关下达追缴通知后在规定期限内缴纳的，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超过规定期限不缴纳税款和滞纳金、不接受行政处罚的，税务机关将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同时，国家税务总局已部署开展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作。对在2018年12月31日前自查自纠并到主管税务机关补缴税款的影视企业及相关从业人员，免予行政处罚，不予罚款；对个别拒不纠正的依法严肃处理；对出现严重偷逃税行为且未依法履职的地区税务机关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将根据不同情形依法依规严肃问责或追究法律责任。

（摘编自新华社北京2018年10月3日电）

    材料一：

    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信息化代表新的生产力和新的发展方向，将助成生产力质的飞跃，引发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新经济形态。提升数字经济质量是建设数字中国重要的目标之一，表现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水平极大提升。通过壮大数字经济规模，加深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深度拓展先进技术的场景应用，以显著提高数字经济质量，最终将我国建设成为全球数字经济的领跑者。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是数字中国建设的行动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要落脚于造福社会、造福人民，提供信息惠民便民服务，提高人民生活的智能化、便捷化水平，让人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摘编自刘建义《数字中国建设的现实意义和行动支点》，2018年6月1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近日，中国电子学会在北京组织召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讨论会暨“中国数字经济百人会”筹备工作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务副主席怀进鹗在会上指出，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在部分领域具备先发优势的同时也面临挑战，亟需加快制定数字经济发展领先战略，营造开放融合的数字经济新生态，做好国际视野下的数字经济人才选拔培育工作，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跨界融合发展。

数据显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良好，融合创新活跃。2017年全国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万亿元，占CDP总比重近三分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明确为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着力点。下一步，将立足制造业主战场，从多个层面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理念融合，加快推动制造业发展模式的数字化转变，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促进经济发展质量变革，升级打造新时代的新型供给能力。

（摘编自《2017全国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亿元》）

    材料三：

    信息化和数字化是产业升级、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而云计算则是信息化、数字化的重要推动力，是数字时代重要的基础设施。

    2017年一至五线城市用云量绝对值与增速图表

    一至五线城市数字化进程指数占比

    材料四：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未彻底消除，世界主要国家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力图构筑新一轮经济浪潮下的领先优势。美国自2011年起先后发布《联邦云计算战略》《大数据的研究和发展计划》等战略，英国于2015年发布《英国2015-2018数字经济战略》，日本先后出台《e-Japan战略》《i-Japan战略》等。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各国壮大新兴产业、提升传统产业、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增长的重要驱动。根据中国信通院测算，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将占GDP比重35%，到2030年，将超过50%，全面步入数字经济时代。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数字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挑战和瓶颈，除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共性问题之外，数字经济的发展还面临特殊情况。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应用，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发生巨大转变，企业面临竞争市场局面而更加复杂，以前重视价格、质量等，现在还要重视渠道、手段。传统产业利用数字技术动力不足，信息化投入大、转换成本高，追加信息化投资周期长，试错成本和试错风险超出企业承受能力。数字技术发挥作用时滞较长，一般数字技术从投入到产生正向经济收益之间约为3-10年。

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三二一产业逆向渗透趋势，笫三产业数字经济发展较为超前，第一、二产业数字经济则相对滞后。2016年我国第三产业ICT中间投入占行业中间总投入的比重为10.08%，而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该指标数值仅为5.56%和0.44%。2016年，广东、江苏、浙江数字经济规模均突破2万亿元，三省数字经济总量占全国数字经济总量三分之一，在规模、增速方面均引领全国发展。而云南、新疆等十个省份数字经济总量均在3500亿元以下，十省总量仅相当于我国数字经济总量的12%。

    数字经济下平台模式成为主流，平台模式与传统商业模式不同，出了问题，责任往往全部加于平台企业身上。目前，平台、政府、用户之间的责任不清晰，平台企业不应承担无限责任。

（摘编自《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17》）

    材料一

    自5G面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话题就是，5G技术跟传统的3G、4G技术有什么区别？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介绍，传统的3G、4G技术主要影响人们的通信方式，而5G主要应用于“人—机—物”互联，将解决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沟通，更多的是实现与垂直行业融合，提升垂直行业信息化水平。“5G的大规模应用将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社会信息化水平将显著提升。人们每时每刻都能享受高速宽带网络冲浪服务，打破环境、时间限制。”

    技术的进步往往是层累叠加，比如越来越快的处理器，越来越清晰的屏幕，以及越来越快的网络速度。这些变化甫一出现，便将带来革命，科技创新无疑会使这场革命加速。

    2019年将是5G元年，也将是5G竞争真正开始的一年……

    网络与交换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彭木根示，“人—机—物”互联未来将成为常态，物联网或成为最大的主战场，各种物联应用将层出不穷。同时，彭木根也提醒，5G技术在为社会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因其特有性质，也将带来信息安全和用户个人隐私等方面的问题。

    (摘编自《全国两会“联姻”5G：科创引擎轰鸣，强国未来可期》，2019年3月3日，人民网)

    材料二

    我国1G—5G的发展历程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3月6日)

    材料三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消息，近期，西班牙、德国、奥地利、阿联酋等多国业界相继表示，不会排斥中国企业的5G技术，越来越多的国家表示将向中企5G技术打开大门。

    当前，全球移动通信网络正面临从4G向5G过渡的关键时刻。5G具有速度高、反应快、容量大等特点，有助于大幅提升沟通效率，在与其他行业结合后，能够加速产能转换与技术创新。5G的到来，将为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带来重大变革。

    目前，在5G标准版本中，中国企业占有重要份额，并在大规模天线、超密集组网、车联网等关键技术方面具备领先优势。中国有可能成为最先实现5G商用的国家。

    为了抢占先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在这个技术进步的潮流中落后。欧洲等地区业界以及舆论普遍指出，排斥中国企业可能导致自身5G普及的速度变慢。

    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所谓因“安全原因”而对中企采取压制的做法，业界广泛表示，网络安全的未来应该取决于事实而非臆断和凭空指摘。欧盟委员会警告“不要在片面分析事实的基础上”做出决定。

    一些国家纷纷对中企5G技术打开大门，正是对技术革新的潮流，对互利共赢的潮流“用脚投票”。在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面前，人为设置壁垒不仅有害无益，而且终将被打破。敞开胸怀拥抱合作，破除藩篱交流互通，将让人类技术的进步之路更加畅通，让人类共享更多互利共赢的成果。

（摘编自《新华国际时评：破除人为藩篱，携手拥抱5G》2019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