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数字经济是指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数字经济规模包含两个部分，一是信息产业本身，称之为“数字经济基础部分”，包括电子信息、电信运营、互联网和广播电视等；二是信息通信技术对其他产业融合渗透带来的产出增加与效率提升，称之为“数字经济融合部分”。

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基础贡献为6.2万亿元，占同期GDP的比重为6.9%。数字经济融合部分规模为18.4万亿元占GDP比重23.2%，融合部分占数字经济比重高达74.7%。

（节选自《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17）》）

材料二：

（注：左面纵坐标是数字经济规模，单位：亿美元，1美元=6.5元人民币）

材料三：

    一些专家对于数字经济的发展瓶颈特别是数字鸿沟问题也提出了担忧。

    首先，数字经济国际化的发展需求面临跨境制度不协调困境。国与国之间的政策、法规、制度有差异，现有国际贸易体系缺乏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稳定的协同机制。因此，中国需要抓紧研究制定跨境电子商务、服务贸易等方面的国际规则与标准；同时，多边、双边、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协调与合作机制亟需进行创新。

    其次是人才培养需更新。一方面，尽管数字经济会提供新的岗位，但人工智能也将替代部分职业。如何让没有数字技能的人员跟上数字经济时代，是政府、企业和个人现在必须思考的问题；另一方面，正如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怀进鹏所提出的，互联网人才不仅仅是企业人才，也是经济人才和社会人才，人才培养已不拘泥于学校培养，需要产学研共同合作，需要全球共同合作，使人类共享互联网资源并创造有效交流机制，这变成互联网人才培养和发展中一个重大的紧迫问题。

    数据问题，是数据经济发展绕不开的内容。“数据的归属权、使用权不明晰，缺乏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成熟的规章和制度，”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强调，个人、企业、政府在数据的搜集、处理、使用和共享方面边界模糊，“政府获取企业数据困难，企业之间数据交换也存在着障碍，造成数字鸿沟，而数据的反垄断问题在全世界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节选自《瞭望》2017年50期）

材料四：

    当前，发达国家高度重视培养人们对数字技能的掌握及应用。英美两国已经开始在中小学引入计算机科学及软件编程教育等课程，为培养具有数字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夯实基础。英国、德国政府与制造业展开合作，通过提供工具和培训计划帮助深处数字鸿沟的企业提升数字能力。微软、谷歌、亚马逊等跨国公司纷纷推出数字领域各种方案，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数字产品应用及操作培训服务。由此可见，作为互联网大国，我们更应加大对全民数字技能的培养力度，通过教育培训、人才培养、技术扶持、行业推广等多种手段，构建和完善适应社会需求的数字化技能培养体系。

（节选自《国外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材料一：

    丁酉新春，旨在“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的“中国诗词大会”风靡全国，“圈粉”无数。在“一笑二闹三跳四唱”的娱乐节目时代，“中国诗词大会”以优雅的方式脱颖而出。

    人们关注“中国诗词大会”，是因为内心对于精神雨露的渴求，而传统文化正是精神雨露的源头活水。诗词大都比较凝练，朗朗上口.阅读诗词，人们享受着语言美感带来的欢愉，同时也能感知诗词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这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生活视野。阅读诗词，体悟诗词作者的心境，跟他们进行心灵对话，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生活的感知能力，学习像诗词作者一样去感受和思考生活。

    人们关注“中国诗词大会”，还因为如今人们的生活节奏较快，每天八小时上班，满负荷运转，单调乏味的生活让人感觉压抑，而读诗可以暂时疏解内心的阴郁。“中国诗词大会”以引人入胜的形式吸引人们亲近诗词，从诗词之美中获取生活的诗意。

    生活需要诗意，但诗意并不自然而然地存在。一个人只有徜徉于诗词、发现诗意，才能在与诗词相会的过程中提升文化素养，让心灵空间更饱满。生活不只是柴米油盐，还有诗和远方。

（摘编自“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记者李兆清）

材料二：

    近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了诗词大会的主创团队。央视科教频道总监阚兆江说：“诗词是情感的抒发，节目集中展现了中华诗词文化的魅力，引发了广大观众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也坚定了国人的文化自信。‘百人团’成员最小的7岁，武亦妹16岁，陈更20多岁，看到他们那么年轻，就觉得中华文化后继有人。”

    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无数次被用来形容诗词大会选手的一句话。“中国诗词大会”总导演颜芳回忆，第二季总冠军、上海复旦附中的学生武亦妹，无论是在地方选拔还是在现场比赛中，都特别淡定。

    “她得冠军的那一刻，我们想把摄像机推上去给个表情特写，结果发现没必要，她脸上特别平静。”

    也许，传统诗词已经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些遥远，而诗词大会正在拉近这个距离。

    阚兆江透露，其实诗词大会的题库内容85%以上来自中小学课本，所以对观众而言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我们不是文人雅士的沙龙，得让人看得懂，从大家熟悉的诗词名篇切入，可以拉近和观众的距离。”阚兆江说，“每一道题不仅是题目，还是话题的开启，让诗词和古今生活有一种联系。我们不是要做一场考试，而是想通过诗词陶冶人们的情操，滋养人们的心灵。”

    所以，诗词大会的题目都颇“接地气”。比如，把“减肥”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联系，把“化妆”与“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联系，“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对应的则是“购房”——都是当下年轻人关心的话题。

    诗词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颜芳说：“其实诗词的功能至今没有失去，写诗就跟发朋友圈一样，都是情感的表达，很有趣，也很时尚。”

    诗词大会落幕，而青年一代的诗意生活方兴未艾。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记者蒋肖斌）

材料三：

    诗词综艺火爆，最近令朋友圈和各种群话风突变，忽如一夜春风来，答题对诗、玩“飞花令”蔚然成风。众声喧哗之下，舆论也出现了反弹，如“从诗词大会生出学霸情结是一种不堪”“诗词大会说白了还是一场电视秀”等。

    16岁的上海女生武亦妹获胜，成了风靡网络的古典风少女偶像，与新媒体喧嚣传播形成对照的是，女孩淡定拒绝了媒体采访。江苏省盐城中学语文老师刘百生告诉记者，“会背古诗的孩子成了古代才女的代名词，成了令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但热潮总是令人警惕，这不代表咱们的诗词教育很成功，反而说明国民整体古诗词修养很缺。爱好古诗词在当下还是颇为小众。”

    在节目中，九宫格、干扰项、抢答等定输赢的方式，也让教育界人士嗅出了“应试”味道。也有选手靠“蒙”答对题目，在一些老师看来，这就是当下应试教育最厉害的地方，以答题技巧制胜，这个节目俨然一场标准化考试。“应试思维”是始终令教育界人士矛盾的纠结点。“应试思维”模式导致古诗词多被视为“语言材料”，学生们只是机械记忆与练习，记知识点多过传播文化，背离其作为 “文学”和“文化”的本质。

    近年来，被誉为“综艺清流”的“百家讲坛”、汉字听写大会、成语大会等文化盛会风靡一时，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淡漠似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追捧这些文化盛会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中国文化中最精致的文字有一种膜拜的心理，即使如今浸淫于网络语汇，仍心向往之这也是现在的家长在孩子三四岁时就令其背古诗的原因。可惜，孩子的精神生活最终仍被奥数和考级等占据，缺失了“诗和远方”。借古诗词学霸爆红的契机，教育界人士期待能在全社会的努力下，改善古诗词教育的整体氛围，以减少孩子的背书之苦，让孩子带着热爱，去惬意感受和品味古诗词之美。

    当喧嚣的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有了一次次美丽的“邂逅”，中华文化基因逐渐苏醒，这危机中的微曦，则弥足珍贵。

（摘编自《扬子晚报》，记者张楠）

    材料一：

    我认为一个健康的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文艺市场，中国的崛起，更离不开科学家。

    明星片酬越来越高，高得离谱。2014年，李连杰被问到其片酬高达6000万一事，不屑地称“太低了，2000年我就拿到1000万美金，按当时汇率相当于8000万。”这个世界真是太疯狂了!

    那些终生投身科研的科学家，大多都是身居陋室，连钱学森都是住百八十平方米的旧房子。而大明星们，住豪宅开豪车，广告收入动辄七八位数，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容易。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成长过程中的孩子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孩子们都已经变得很现实，觉得搞科研是没有出息的。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升官就是发财，而当明星更是名利双收。这就是我们当今的社会，价值观严重的扭曲。科学家地位远不如演艺明星，这是时代的悲哀。

    一个浮躁的社会，人们追逐的都是表面的光鲜亮丽。于是各种包装炒作，让人们失去了自然和本真，浮躁的气息扩散到每一个角度，使得现代人已经不再关注社会的本源，而是追求虚无的奢侈浮华。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互联网变革的洪流又让人们惴惴不安，人们都在寻找精神依托。我们需要能够给国人做正确价值导向的“名人”，而恰恰社会上又非常缺少这种角色的存在，有文化、有担当、有历史责任感的名人太少了。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思想舵手，才使很多明星、网红爬到了时代之巅，这种负面影响将非常深远。人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精神在哪里?中国复兴从何谈起?

    (选自陈中华博客)

    材料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2015年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结果显示，美国“将来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为38%，中国只有16.8%，还不及OECD国家的平均值。

    去年，物理学家霍金开通了个人微博，短短半个月粉丝数量突破了350万。事实上，霍金之所以在全世界拥有数量巨大的粉丝，不光因为他对广义相对论的贡献，还来自于以下趣事：他在美国热门电视剧《生活大爆炸》中扮演他自己，利用电子发声器与美国的摇滚乐团录制歌曲。写得了论文，做得了网红，酷劲十足，这就是霍金的魅力，也是科学家的魅力。

    整日埋头于实验室，甚至抱病工作，英年早逝，在我们的宣传中，仿佛科学家不历经坎坷，他们的道德形象就不高大。而事实上，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科学家形象更能凸显人生的高度和厚度。科学家对于孩子们的吸引力，除了科学本身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是要靠科学家来具体化和人格化的。

    对青年人来说，收入和地位等现实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职业理想的选择。科学家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似乎不如明星、企业家也是当下的现实。现在，我国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每人500万元人民币，由国家领导亲自颁发，正在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我们应以此反拨社会潮流，让科技人员真正感到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让科学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明星，成为孩子们争相崇拜的偶像，唯有如此，当科学家才能重新成为孩子们的职业理想。

    (摘自2017年1月19日《光明日报》第6版)

    材料三：

    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承认和接受其多元性和复杂性。各行各业都出精英，只不过用的评价标准不同罢了。把屠呦呦和黄晓明放在一起比较，是一种危险的逻辑。正如一提援外、减免他国债务，就有人提我国的贫困人口一样，如此对比似乎已成为一种万能诡辩术。如果用北京的房价来衡量青蒿素的学术价值，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用一些方法降低“黄晓明们”的收入，限制“黄晓明们”婚宴和礼金规模，这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市场与行政力量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屠呦呦的反面教材，不是连结婚都会躺枪的黄晓明，也不是娱乐圈这个花花世界。演艺明星即使再奢华，也不会让科学家们眼红。反而是学术界内的各种失范现象，如学术造假、学术浮躁、科研体制僵化、收入分配不合理、科研机构衙门化、人才培养机制受阻等，才是阻碍科学家发挥更大作用的环境因素，从长远说，也损害了科学家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摘自2015年10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

    材料一：

    10月1日—3日,2018年诺贝尔奖三大自然科学奖项——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逐一揭晓,为人类智慧文明的高塔,再次垒上耀眼的一层。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两位免疫学家——美国的詹姆斯·艾利森与日本的本庶佑。

    10月8日,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分别是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评委会指出,他们把宏观经济学扩大到全球规模,以解决世界最大难题,借此建构出能解释市场经济与自然及知识互动的模式,大大拓展了经济分析的范畴。

    瑞典著名化学家诺贝尔设立的系列奖项,用于鼓励“为人类带来最大利益”的科学发现与发明成果。从生物学家发现免疫系统制动机制而衍生癌症治疗新方法,到物理学家用光镊移动微小物体并制造最短最强激光脉冲,再到化学家掌控酶和抗体定向进化的力量,无一不是基础科学领域的发现,发展成提高人类生命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有益工具、手段和方法。今年的获奖名单,再次秉承了诺贝尔的遗愿,也让全球热爱科学的公众,对“人类的最大利益”究竟是什么有所感悟,对做出这样贡献的科学家有所敬重。

    （摘编自2018年10月8日《科技日报》）

    材料二：　

    2018诺贝尔奖得主学术“背景”大揭秘

    （摘编自2018年10月9日“新浪看点”）

    材料三：

    纵观诺奖百年来的奖励对象,大致可划为两类:发现问题者与解决问题者。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科学与技术的分野与关联。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轴上,发现问题占据着前半篇的中心位置,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宗师们光芒万丈,用一系列触及因果、存在、时空等哲学方面的伟大问题,圈定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命题与类别范畴。但2008年金融危机及此后十年证明,人类依然面临着一系列老问题——气候变暖、能源危机、粮食供应、流行疫病……那些被寄予厚望的创新,如核聚变、新能源、人工智能,与成为普及实用的“答案”尚有距离。简言之,与畅想相比,用技术的突破解决世代交替期存在的新老问题,更为迫切。

    无论有心或无意,本届诺奖把褒奖给予了技术应用的实践者,从某一角度上可谓抚慰了世界的焦虑,也鼓舞了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者。生理或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目的性与实用性最强的学科——服务人类的生命健康;化学奖获得者的研究对象酶,堪称发现最早、应用最广泛的人类老朋友,此番又在能源与医疗上辟出了新的实用途径;去年还在为引力波的探索而喝彩的物理学奖,今年则授予了对激光应用的工具改良。由此可见,诺奖不功利,但从不排斥解决实际问题者。而这一场国家间解决问题的竞赛,虽然历经磨砺,但意义非凡,造福人类。

    （摘编自2018年10月《科技日报》）

    材料四：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本庶佑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他开展研究工作时,正赶上日本科研经费增长期,从年轻时就能够获得研究补助资金和各种支持,所以他从来没有过放弃研究的念头。他认为,日本科研人员退休年龄延长,占据了青年科研人员的位置,所以有必要打造竞争性科研环境,加强培养青年科研群体。本庶佑现年76岁,37岁时成为教授。他十分重视基础医学,治学态度严谨,早早就获得国际学界高度认可。人们在赞叹本庶佑教授22年如一日坚持专项科研的可贵精神和取得的业绩的同时,也应该深入考察日本顺应世界医药研发事业发展新形势,力保日本医药科研与开发继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思维和政策和运作举措。

    日本早在2001年就提出“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的口号,这项计划公布之后,日本人18年就拿了18个诺贝尔奖,相当于每年一个,日本人究竟为何屡获诺奖?首先让我们看看日本学者的待遇: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06年调查,大学教授年收入71.4万元,仅次于飞行员。2008年,日本大学教授平均工资已达到90万人民币。再让我们看看日本在科研上的投入:日本政府十分重视科学研究,2007年科研经费占GDP的3.67%,是全世界最高的,远远超过美国。日本企业、大学也十分支持科学家:日本企业专门为科学家设立各种奖项,让他们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而安心工作。而日本大学多半是研究型大学,用科研带动教学,不浮躁,不功利,拼的是真实的科研成果。科学家赤崎勇50岁还没什么成就,但名古屋大学依然支持他,甚至花巨资为他建造实验室,后来,赤崎勇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培养的学生天野浩,也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师夷长技以自强,科学落后就是真正的落后,科学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摘编自2018年10月《中国青年报》）

    材料一

    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可以说，数字经济正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同时，中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徘徊不前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创新活力。毋庸置疑，在数字经济这一领域，中国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数字经济增速已连续三年排名世界第一”，经上海社科院研究分析，预计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增速仍将保持在15%左右的水平，而美国则会保持在6%左右。

近年来，随着国际环境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一场始于信息科技革命的时代变革正在从技术领域拓展到经济、文化、社会领域，成为重塑经济模式、社会治理模式甚至国际竞争格局的结构性力量。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早已不是科学家实验室里的理论模型，而是人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网上购物、移动支付和共享设备。以电子商务为例，10年前，中国的零售电商交易额不到全球总额的1%，如今已经超过40%；目前中国的零售电商交易额已经超过法、德、日、英、美五国的总和。

    (摘编自王法治《发展数字经济，中国不止步》)

    材料二：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国家统计局)

    材料三

    数字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一些有待克服的障碍、有待消除的不良影响，这些问题有待各方采取措施逐步解决。数字鸿沟问题依然严重。数字鸿沟既包括基础设施接入层面的鸿沟，也包括数字素养方面的鸿沟。在接入方面，至今全球仍有40亿人不能上网，很多国家也制定了各自的普遍服务计划，但短期内仍无法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在数字素养方面，各国普遍存在数字技能不足的情况。欧盟2014年的统计表明，高达47%的欧盟人口缺乏足够的“数字能力”，成为欧洲数字化发展的最大障碍。相对于欧洲，发展中国家数字能力不足的问题更加严重，各国急需加强数字素养教育。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安全威胁也日益增多，高危漏洞数量有增无减，网络攻击越演越烈，关键基础设施面临严重威胁，金融领域、能源行业成为重灾区。据互联网监控公司ArborNetworks的数据，2011年至2014年短短三年内，全球DDoS攻击量增加了30倍以上。一项研究估计，每年各种网络犯罪、攻击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高达4000亿美元。安全问题的存在大大阻碍了数字经济进展。

数据是教字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但数据的极大丰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数据洪灾泛滥”的现象，给我们带来了极大挑战。例如，在数据产权方面，数据所有者、拥有者、使用者和管理者之间的权责如何确定?

    在知识产权方面，一些国家致力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但也有不少国家和研究机构认为，技术的变革已经打破了传统知识产权的界限，原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已与数字经济发展脱钩，造就了一个由专利流氓和专利持有人构成的寄生系统，阻碍了创新。目前，知识产权的调整仍在缓慢进行中。又如，在用户隐私保护、“被遗忘权”等方面，各国也未达成共识，这些问题导致目前各国数字经济监管政策千差万别，传统行业和新兴行业的冲突不时出现。相关法律建设的滞后对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也有很大影响。

(摘编自腾讯研究院《数字经济崛起：未来全球发展的新主线》)

    材料一：

    国家公祭日是国家为了纪念曾经发生过的重大民族灾难而设立的国家祭日。二战后，主要参战国政府纷纷推出国家级哀悼日，以国家公祭的形式来祭奠在惨案中死难的国民，增强现代人对国家遭受战争灾难历史的记忆，目前已成为国际惯例。公祭当天，国家领导人都会到场敬献花圈，并公开发表讲话。同时，公众的参与度也相当高，参加公祭的人数少则万人，多则10万人以上。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我们将以国之名义沉痛祭悼30万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材料二：

    记者：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来理解国家公祭活动？

    张宪文①：南京大屠杀绝非南京一城一地之事，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受难的象征。这些遇难者为国家、民族做出了牺牲。国家设立公祭日，决不是单纯为了纪念和宣传，更不是为了累计仇恨，而是要在扼腕思考惨痛历史的同时，凝聚起国家、民族的信念和力量。

    记者：中国这次用立法的形式确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张宪文：为重大民族灾难设立公祭日属于国际惯例。南京大屠杀是二战中三大惨案之一，也是民族灾难、人类浩劫。设立国家公祭日体现了以人为本和敬畏生命的理念，它要求人们以史为鉴，反对侵略战争，促进人类文明，维护世界和平。纪念活动不仅应该上升到国家的高度，更应该上升到国际层面，在国际上明文设立纪念日。

【注】①张宪文：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

(节选自2014年12月13日《光明日报》第2版《以国之名祈愿和平》)

    材料三：

    （外联网2019年12月13日电）外媒关注南京大屠杀公祭日，日媒报道仅称“南京事件”：法新社报道指出，南京大屠杀公祭日是当今世界上最令人忧虑的纪念日之一。

    美国华文媒体《侨报》报道：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来自各界的500余人，向80年前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默哀并献上白色玫瑰。

    韩联社称，中国选择在国家公祭日这天邀请文在寅进行国事访问，可能是为了在日本歪曲历史问题上，力争捍卫正义立场，实现中韩合作。

    此外，新加坡《联合早报》、美国《世界日报》、印度新德里电视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越来越多的外媒开始关注和报道中国的公祭活动，并重点转述中方立场。

    日本NHK新闻网、朝日新闻等虽有报道，但都将此次纪念活动称为“南京事件”，只有每日新闻社提及了“南京大屠杀”一词。

    材料四：

    以国之名，我们呼唤中华儿女戮力同心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在铭记历史中砥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信念，在缅怀同胞和先烈中凝聚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一定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新征程上不断夺取新胜利。

    以国之名，我们呼吁世界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从“一带一路”成为各国共同发展的合作平台，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付诸实践，中国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各国一道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节选自《人民日报》2019年12月12日社论——《不忘历史，矢志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