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为响应与配合官府推行乡约，晚明时期徽州宗族在乡约实践中根据宗族教化和治理等现实需要，对明太祖圣谕六言进行了宣讲、演绎与阐释，这一活动或主要由宗族官僚等精英直接进行，或由宗族直接借用地方官演绎阐释的文本，或吸收借鉴罗汝芳等理学家演绎阐释的文本进行再加工，广泛吸收借鉴前人或时人演绎阐释圣谕六言的成果是晚明徽州宗族比较通行的做法。就文本形式看，晚明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或最终形成独立成篇的文字并收录于族规之中，或将演绎圣谕六言的文字与族规祖训融为一体而成为宗族规训的一部分。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终极目标是将宗族所在地乡族社区建成模范乡里，将自身宗族打造成模范宗族。

——摘编自陈瑞《牖民化俗：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地方宗族对太祖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与阐释》

材料一 汉初推行无为而治。在县以下设乡里什伍等组织，“以相检察，以告监官”。随着经济恢复，人口和郡县逐步增加，国家治理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和成效考验。董仲舒发展了儒学，适时提出“国者，德也”，认为“天道之常，一阴一阳”，“德”是“阳”，“刑”是“阴”，应德主刑辅，相辅相成。汉武帝采纳礼治理念并渗透到律法，儒家在汉代被确定为治国思想，并传承至后代。在基层治理中，礼治发挥了其巨大的渗透作用……通过道德构建和宗法整合，使基层社会实现“自治”的同时保持相对稳定，国家的行政管理资源在县以下逐渐淡化，出现“皇权不下县”的局面。

——摘编自陈忠海《中国古代的治国智慧》

材料二 唐太宗主张礼法并用，提出“以仁为宗，以刑为助”，一面修“贞观修礼”，制定了一套封建道德体系，另一方面又制定法律，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完整、最系统的封建法典——唐律，其目的是“制礼以崇敬，立刑以助威”。唐律继承和发展了礼法一体思想，突出礼的核心地位。唐律将三纲五常作为立法依据，在一些主要罪名的判决中，都以礼义作为重要参考，如“十恶”中的不睦罪。在量刑方面，礼义也是确定刑罚的主要依据，凡违背礼义规定的，都要严惩。如“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者”，列为“十恶”的“不孝”重罪……唐律对后世的封建法典法律影响极大，甚至对亚洲多国封建法典也产生过深刻影响。

——摘编自张西恒《浅析〈唐律疏议〉“礼法结合”完成的原因及其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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