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话不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而是一种依附于历史文化思潮而存在的叙事形态和思维形态，是以神秘性思维方式为内核、叙事性表述为手段的表现艺术。就中国神话史而言，它曾有过三次创作高潮，而三次高潮又分别体现着神话内涵的三次变迁。

    首先是五帝三王时代历史的神话化。中国神话的第一个高潮，使出现在历史上神秘性思维最为高扬、神权思想最为膨胀的“五帝”、“三王”时代。上古史非但不是神话的历史化，恰恰相反，上古神话更多却是历史的神话化，在历史记叙不发达的时代，它承载着传承历史的功能。例如夸父神话。无论是夸父追赶太阳的伟大举措，还是饮干河渭的巨大威力，都是在现实中不可能见到的。但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这个神话最少披露了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是夸父的身份。夸父当是炎帝一族的人。第二是黄帝、蚩尤之战的反映。第三是关于当时气候恶化的反映。尽管神话中也有先民对于自然、社会、人生的哲学认识，但其主体则是历史的。

    其次是秦汉魏晋时代哲学的神话化。战国时代人们对人类生存所遇到的或涉及的种种问题，都作了理性的思考，阴阳五行学说成了解释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基础理论。秦汉人则把这种理论广泛地用于实践，并用神话对这种理论最大限度地进行图解，使神话具有了哲学的内涵。一个显著的例子，在先秦，诸神多为独立存在的个体，而秦汉人则根据“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理论，将许多神话人物配成了夫妻。如以伏羲配女娲，以嫦娥配后羿，以东王公配西王母。这反映了汉魏神话与上古神话迥然不同的意义内涵，标志着神话性质的一次重大变迁。

    再次是元明时代宗教的神话化。元明时代，神秘性思维再次高扬，其标志便是新的造神运动动的兴起。元明人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又创造了大量的神祗偶像。正是在这样的神秘性思维的驱动下下，神话创作掀起了第三次高潮，出现了《西游记》、《西游补》、《封神演义》、《三宝太监西洋记》等大批神话小说（鲁迅称之为“神魔小说”），还有《吕洞宾桃柳升仙梦》等以神仙为内容的戏剧。或宣扬佛法无边，或宣扬神仙不老思想，或宣扬修道成仙，或仙贺圣寿，无不带有十分浓厚的宗教气息与功利色彩，这是在上古及秦汉神话中绝对见不到的，反映了人们意识的变化。

    总之，我们从中国神话这三次高潮的变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神话并没有消失，只是其功能、性质在历史中随着时代思潮的变迁而发生着变化。它作为一种思维形态，永远保特着其神秘性的内核；而作为叙事形态，则在不断变化着其叙述的主题。在“科技创新”作为时代关键词之一的今天，神话的叙述主题已由宗教变为“科幻”，通过对幻想的描述，表达着人类时未来新技术、新生活的期待与恐惧。然而神话的那种神秘性内核，并没有因科学的发展而消亡，相反却酝酿出了新的神秘性内容。由此说明，把神话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与人类原始时代相捆绑的思路，是有问题的，需要作出调整。神话研究要想向前推进，必须对百年来的神话理论作出反思。

（摘编自刘毓庆《中国神话的三次大变迁》）

梨花风起正清明

    我国大部分地区一到清明时节，就告别严冬，迎来四野明净、生机盎然的春天。清明是农耕的重要时机，所以农谚有“一年之计在于春”“清明前后，种瓜点豆”的说法。清明也是人们亲近自然的大好时节。古诗云：“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清明踏青、修禊的风俗反映了人们亲近大自然、感受生命和谐的心理需求以及张扬生命活力的愿望。

    为了顺应清明时节阳气上升、万物萌动之理，人们开展了春游健身和插柳植树的活动。

柳树得春气之先机，阳气最盛， 古人以“插柳”避疫驱邪，又赋予其“插柳留春”的文化意蕴。后来，清明插柳之风逐渐发展为植树造林之举，民谚说：“种树造林，莫过清明。”

孙中山先生把植树造林当作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来推动。在他的倡议下，1915年北洋政府正式确定清明节为植树节。1984年北京市将“全民义务植树日”定在清明节前后。2008年清明节被定为法定假日，植树节便自然而然地落户清明。在清明播下的希望种子，经几度春秋， 弥漫成郁郁葱葱的绿意。这时，人们会感到生命之树长青，就像是留住了春天，留住了生命。

    清明节还是体现中华民族的生命精神、最富有生命意识的传统节日。虽然物质生命无法永存，但精神生命却可以永恒。生命之火如何延续?什么样的人生能够留芳千古?古人的回答是“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青史留名”就是对人生价值的最大肯定。但是，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立功、立言，而立德却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所以古人把“立德”置于“三不朽”的首位。

    人们也正是通过清明节扫墓等传统仪式，一方面来感受“生死两茫茫”的悲怆，感念先人生我育我的恩泽；一方面停下行色匆匆的人生脚步，面对死亡，思考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在生死的感悟中，让灵魂受到洗礼和净化，获得生死情感的宣泄和道德生命的传承。所以，人们追求以懿行嘉言留名传后，把个体生命置于祖辈代代相传的生命长链之中，作为长链的一环而找到自己的位置，也让精神得以安顿。因此，清明节正是家庭文化建设的契机，中华民族的敬祖意识、感恩心理、天人观念，在清明节可以得到充分地表达。

    而今，祭奠亲人、祭祀祖先的活动已发展到缅怀先贤英杰。祭奠他们，能让我们常怀感恩之心，受到爱国主义和中华文化精神熏陶，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清明。

    清明还有政治清明的含意。《诗经·大雅·大明》有“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句，《后汉书·班固传》也有“固幸得生于清明之世”的话，显然都指政治清明。

    清明的这种人文内涵常常以人物故事为载体而获得广泛传播。介子推与寒食、清明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相传晋文公在火熄后上山看到介子推母子抱树而死，在他们身后的树洞里发现了一首写在衣襟上的血诗：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传说中的介子推遗诗，出自谁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短短八句诗三嘱晋文公“清明”，反映了人们渴求“清明之世”的普遍愿望，即追求一种安定祥和的社会状态，是“君圣臣贤”“官清吏廉”的清明之治。

《乐记》曰：“清明象天，是天德清明也。”感自然节律而设，孕人文精神而丰，是对中华传统节日清明的最好写照。

    明代的性灵文人对诗歌情感的表现范域进行了不断的开拓和“探底”。他们以“世情”为诗性情感，把庸碌人生、琐碎生活、平常心情诗意化，创作出了一批新鲜活泼、具有浓浓世俗气息的诗歌作品。他们的这种尝试，不仅推翻了前后七子建立的模拟王国，率领诗坛走出了复古的迷障；更是对以“诗言志”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正统诗学理念的挑战，在完善中国古典诗歌的情感表达经验、平衡诗歌文化生态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如果说先前的诗人们在努力地汲取古人的智慧成果，性灵文人们则以“无法为法”，努力摆脱古人、成法、学问等的一切束缚，为诗歌营造一个独立、轻松的创作环境。

    “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袁宏道语）是性灵文人针对当时文坛上风行的复古运动而提出的。在当时“黄苇白茅，弥望如一”的诗文创作中，性灵文人试图用一己之性灵扶救文坛“缩缩焉循而无敢失”的状况，因此，击破复古派的理论根基，就成为性灵文人的首要任务。同时，对古人的脱离，也是他们坚持诗歌情感的自然性、个体性、真实本性的自然选择。

    “脱古人之缚”首先表现在对古之贤人、圣人的颠覆上。李贽认为，即使是被拜在庙堂的孔子，也并不能成为天下之是非的评判者。是非标准因人而异，因时而变，而不应是僵化的、不可更易的固定标准。每一个人的“自然之性”，才是“自然之真道学”。其二，表现在不盲目地崇尚经典。“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李贽语），李贽瓦解的不仅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经典，更是对当时整个社会存在的颠覆。如果人们都能保持自己的童心，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保持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那么一个新世界的创造或许指日可待。其三，要摆脱古语的束缚，袁宏道认为，今天（明代）的文人在“学古”时偏偏不学古人的思想精髓，而专注于古文中的古语。况且，古人也并没有用古语来写文章的癖好。今人看来是“古文奇奥”的，或许在古时也只是街谈巷语的大白话而已。能明明白白地把心中所想表达出来已属不易，又何必非要取秦、汉时期的名衔来装饰自己的诗文?

    因此，在反对古人、古文、古语的基础上，性灵文人们建立了一种比较进步的“诗文递进”观。袁宏道的诗文进化观非常激进：“世道既变，文亦因之”“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推翻先前的所有，并不是袁宏道等性灵文人的本意。他们反对的并不是“古”本身，而是七子派所“复”的方法和形式。程序化、模板化的“复”使诗歌创作成为鹦鹉学舌，诗人的真个性、真性情消失殆尽，诗歌的生命也就无从言说了，这也是前后七子掌控的明代诗坛萎靡不振的原因所在。

    所以，性灵文人试图推翻以古之圣贤为是非的标准，推翻经典的权威地位，摆脱古语的束缚，使诗性之情重新回归为个体的自然性情。

（摘编自李小贝《明代性灵文人的诗歌追求》）

    中国诗歌之所以能历久而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本身有一种调节功能，其语言形式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从四言到五言到七言，随着汉语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形成新的节奏。二二节奏的四言诗是诗歌的早期形式，随着《诗经》时代的结束而趋于僵化。此后的四言诗，如曹操《短歌行》那样的佳作实在不多。中国诗歌主要的形式是二三节奏的五言和四三节奏的七言。四言诗一句分成均等的两半，节奏呆板。五七言前后相差一个音节，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节奏活泼。所以五七言取代了四言而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为什么七言没有继续加长，发展为九言呢?我想这是因为一句诗七个音节已经达到读起不至于呼吸急促的最大限度，加长到九言读起呼吸急促。这样的诗行不容易建立起。

    在音节变化的同时，格律也在逐渐严密化。中国诗歌是从自由体（古诗）走向格律体（近体诗），但格律体确立之后自由体仍不衰退，而是和格律体并存着，各有其特长。就一个诗人说固然有的擅长自由体，有的擅长格律体，但两方面的训练都是具备的。在自由体与格律体之间始终没有分成派别。它们互相补充各擅其能，共同促使中国诗歌的繁荣发展。

    从深层考察，诗歌的发展乃是性情与声色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从重性情到重声色，是中国诗歌史的第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发生在晋和宋（南北朝时期的宋）之际，具体地说是在陶谢之间。这恰好也正是近体诗的各种技巧被自觉加以运用的时候。明代的陆时雍说：“诗至于宋，古之终而律之始也。体制一变，便觉声色俱开。谢灵运鬼斧默运，其梓庆之鑢乎。”具体地说，这个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从重写意转到重摹象，从启示性的语言转向写实性的语言。《文心雕龙·明诗篇》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指出了转变后的状况。从陶到谢的转变，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正如沈德潜所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转关也。”（《说诗晬语》）重声色的阶段从南朝的宋延续到初唐，一方面丰富了表现技巧，另一方面也建立起严密的格律，到盛唐，性情与声色完美地统一起，遂达到了诗歌的高潮。

    但是性情与声色的统一毕竟不能维持多久。盛唐半个世纪一过，二者便又开始分离。重性情的，声色不足；求声色的，性情不完。此后二者统一的诗作虽然不少，但能以二者的统一维持一个时代的再也没有了。中国诗歌史总的看是辉煌灿烂的，但其顶峰也不过只有这么一个盛唐，半个世纪而已。

    中国的近代史开启之际，老大帝国愚昧颟顸，执迷于“夷夏之辨”，以“天朝上国”自居，在西方先进的器物、制度和思想文化面前仍然自以为是，造成了“天朝的崩溃”。这种因过度文化自信导致的“华夏中心主义”大大地阻碍了中国向先进的西方学习，造成了落后挨打的屈辱的百年近代史。然而，这种历史叙述没有看到“夷夏之辨”在近代史上一度也为中国向西方学习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

    夷夏之辨，是传统中国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之一。它将天下划为“华夏”诸邦与“夷”“戎”“蛮”“狄”等部落。它产生之初，便有依文化与血统作区分的两重含义在内。但随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不再以血缘的亲疏而以文明程度的差异作为区别华夷的标准，而且逐渐被广为接受。

    在历史上，中国长期以来在东亚处于文化、政治、经济领先的地位。久而久之便使得人们习惯性地将中国与“先进文化”画上等号。然而，当清王朝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丧权辱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中国是否仍是文化最为先进的国家，就成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在此问题面前，如果仍然不假思索地将大清即是华夏作为无须怀疑的前提，那么大清便还是文化先进之国，因此就没有必要向西方的“蛮夷”学习。即便要学习，最多也是学习器物上一些优点，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换言之，华夷观在此时对中国走向现代化就起到了相当大的阻碍作用。

    但与此同时，也有一批有识之士慢慢注意到西方列强不仅有极为发达的物质文明，在精神文明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而大清是否在文化上也领先于西方列强便值得怀疑。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在深入了解西方社会之后，便感慨道：“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在他看来，中国已经沦为“夷狄”，而西方列强因为文化昌盛，俨然已有“华夏”气象。维新派的代表谭嗣同、梁启超则将民主、共和制度视为辨认夷夏的重要标准，在他们看来，在与西方世界的较量中，中国早已落后而成为夷狄了。

    因此在这些“睁眼看世界”者看来，以地域定夷夏是不符合“夷夏之辨”的本义的；夷夏是可以转换的；西方的政教风俗、伦常礼义并不逊于中国，甚至胜于中国；西方俨然已是“华夏”而中国沦为“夷狄”了。而“夷狄”必须向华夏学习，亦即大清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明成果。郭嵩焘从“夷夏之辨”的义理出发，指出“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西方）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从这个意义上说，“夷夏之辨”在近代史上并非完全扮演了阻碍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角色，它同时也给一部分主张向西方学习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

（摘编自章舜粤《“夷夏之辨”之于近代中国》）

潜水钟：古老的水下呼吸装置

夏爱兰

    ①水下世界神秘莫测，不仅有丰富多彩的生物，还有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宝藏”，令众多探险家心驰神往。探寻水底的秘密，千百年来人类从未停止。

    ②1637年，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一书中便有关于当时潜水技术要领的记载．但由于那个时期并未发明橡胶，人们潜水时所穿的衣服仅仅是常规的衣服而已，主要作用是保温，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潜水服。

    ③16世纪，人们发明了一种叫潜水钟的装置，其被认为是世界最早的水下呼吸装置。潜水钟因其底部开口，形似钟，故得此名。事实上，关于类似于潜水钟结构的设想，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代。他曾设想将一个巨大的“壶”倒置后沉入海底，在水压的作用下，壶中的空气体积会有一定程度的压缩。而潜水者可以在水中通过苇管呼吸壶中的空气，从而延长在水下的时间。

    ④其原理，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实验来说明。将一根蜡烛固定在一个罐头盒子上，点燃蜡烛后拿一只玻璃杯将蜡烛罩住，按入水中，会观察到蜡烛依然保持燃烧状态。这是因为水将玻璃杯中的空气隔离，空气无法排出杯外，在有氧气的环境下蜡烛可持续燃烧。潜水钟的原理亦是如此。

    ⑤然而这些潜水钟有着一个明显的缺点，钟内空气有限，潜水人员无法在水中停留较长时间。因此，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往钟内供应新的空气，才能延长潜水时间。为了解决这一难点，1771年，一位英国工程师约翰·斯梅顿便发明了一种空气泵。它可以通过软管连接到潜水钟上，向钟内源源不断地提供空气。但它累赘的设计，还是大大限制了人类在水下世界大展拳脚。就在空气泵诞生后的第二年，法国科学家菲雷米内特就设计出了一个可以让人自由活动，并能实现“再呼吸”的装置。能让人实现在水底的“循环呼吸”。在头盔上，菲雷米内特设置有两根管子，一根用来吸气，另一根用来呼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世界上第一台独立封闭的氧气装置。

    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潜水钟也有了较大的改进。现代潜水钟能潜入更深的海域，用于接送潜水员进出水下工作场所，类似于升降机，潜水员可走出舱外，开展水下建筑工程、海上钻油台的维修工作，以及海上救援工作。现代潜水钟的设计更加优良且复杂，舱内有供气控制台、照明灯、潜水电话和潜水装置，并通过一根带子与水面工作船相连。一般在外表面还设有观察窗，用于潜水钟里的人员对外面正在工作的潜水员进行监护。

    ⑦在长达4个世纪的时间，各式各样的潜水装置被人们发明出来，比如水肺、氧气瓶、潜水服、空心潜水球、载人潜水器等。装备的不断完善，使得潜水纪录也在不断被人们刷新，人类对水下世界也有了更好的认识。

（摘自《新华网》2019年8月20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