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我如何不想他”

    提到赵元任，不得不提他的语言天才。他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是天才的语言学家。他不仅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更是世界知名的语言学家。

    赵元任原籍江苏常州，1892年生于天津。他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几乎每到一地，他都能很快学会当地的方言。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他居然能用八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赵元任担任翻译，每到一地，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在途中，他向湖南人学习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当地人跑来和他称“老乡”。

    1926年，在赵元任与梁启超两位导师指导下，王力完成了他的论文《中国古文法》，论文后注有一句附言：“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中罕见。”赵元任批语道：“删！——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在赵元任先生看来，西文包括的语言种类很多，没有精通所有西文的文法，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

    虽然按照导师的意见删去了附言，但对“言有易，言无难”这句话的深刻思想，王力还没有完全明白。后来王力在论文《两粤音说》中提出“两粤没有撮口呼”，依据是他的家乡话博白话没有撮口呼。但1928年赵元任先生到广州进行方言调查时发现，广州话有撮口呼，马上就给王力写信，信中以“雪”字为例，说明广州话有撮口呼，《两粤音说》中的结论错了。据王力本人回忆，他这才发现自己的论文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论文题目本身有问题，调查方言要一个一个地点去调查，不能把两粤作为一个整体来调查；第二，由博白话没有撮口呼推断两粤没有撮口呼，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至此，王力才真正理解了“言有易，言无难”这六个字的分量，并从此将赵元任先生的这六个字作为座右铭。

    美国语言学家裘斯1957年曾赞誉说：“赵元任在语言上头从来没有过错误。”然而，1972年，赵元任写了一篇题为“回想我在语言上犯过的错误”的幽默诙谐的演讲稿，坦陈自己在语言学习和研究过程中走过的弯路，作为对老朋友过誉的回应。

    他曾经觉得语言的分布是跟着地理政治上的分界走的。有一年到欧洲旅行，他就无形中假定一国说一种话，或是一区说一种话。他开车在瑞士玩，因为第二天准备送车去检修，晚上住下来后就先用小字典查了汽车各部分的德文名称。没想到第二天修车的跟他讲的是法国话，这把他急坏了。赵元任说：“那不行。晚上用功用的是德文功，这车非得用德文来修不成。”这次欧洲旅行给他的印象很像坐着长江的轮船从上海到重庆，一路停一个码头变一点口音，很难说一个方言到什么地方为止，另一个方言从什么地方开始。也就是说，语言或方言的分布并没有明确的地理政治分界线。

    赵元任是个纯粹的学者，打心底里喜欢钻研学问。他学习数学、物理、哲学、语言等多个学科，而这一切都源于兴趣。纯粹，意味着心无杂念。他有他的抗拒，他害怕行政事务，终生不愿意当官，只愿埋头学问。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无趣的人，他同样有着深厚的“文人气”，知道如何去寻找生命中的美好和快乐。他曾告诉儿女们，自己研究语言学只是为了“好玩儿”，所以学得再多也不会成为负担；在他那里音乐也是真实的享受，大学时代，无论主修哪一门功课，他总要辅修音乐课程。他创作了百余首歌曲、钢琴曲，最为人熟知的是那首刘半农填词、他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世间很少再有如赵先生一般的人，“教我如何不想他”！

（摘编自潘冬《赵元任：走到哪儿都是“老乡”》、苏金智《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等）

相关链接：①赵元任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大师，他还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位值得尊敬和钦佩的人文学者。他具备了当代一个人文学者的所有特征：尊重人的价值，培养并训练人的技能——科学的技能和艺术的技能，富于人情味和人道主义精神，还常常带着教人愉快的幽默感。（陈原《赵元任全集·前言》）②他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美国留学期间对数学、物理、哲学等学科有过专门的学习。他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既有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影响，也深受我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他从事现代语言学研究重视语言事实的实地调查，重视对语言材料的鉴别和归纳分析，不说没有根据的话。（苏金智《赵元任研究语言学的实事求是精神》）

走正门

王春迪

    老街有句俗语：夏府的地，贺府的房，海府的银子用斗量。贺家发迹早，起初，海爷还是个小油贩子时，贺家就已经钟鸣鼎食，门阔院深，人称“贺丰街”了。

    然而，家有数座金山，不敌一个败子。后来，贺府家道中落，只能靠典当度日。一日，海爷路过贺府门前，看到有个不肖子孙正在卖一只枯瘦的看门狗，海爷不禁喟叹，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昔日金玉满堂的贺府，如今只剩下一个金砖碧瓦做的空壳了。

    贺府后来卖给了海爷。因为地势高，地段好，海爷用它做起了油行的门面。贺府后院有个百步宽的天井，青砖铺就，四周景色幽静。还有几棵松柏，枝繁叶茂，傲然挺拔。如此花园，中间竟然立着贺家的祠堂，迁也迁不走，拆又不能拆，看着让人堵得慌。

    起初，每逢清明，贺家的子孙还三三两两地来祭祖。后来便不再有人来了。常有人跟海爷建议，这帮不肖子孙把老祖宗的家底都给败光了，也没脸来了，干脆把那个祠堂拆了吧。

    海爷却说，不可。

    后院鸽子多，鸽子屎常落得到处都是，海爷吩咐下人，隔些日子把贺家的祠堂打扫干净。到了清明，贺家没人来，海爷还让人烧香点烛，更新一些被老鼠啃坏的牌位。

    转眼几十个春秋，海爷已白发苍苍。一日，日过三竿，一阵锣鼓开道，老街的百姓跟水一样涌过去，随即，又像拍在岩石上一样分在两边。海爷隐约看到，一个八人抬的轿子在人群中似水浪般起伏。鸣锣十一响！这排场，唯京官才有！海爷微微闭着眼，低着头，垂着手，腰杆子挺直地跪在地上。身后的家人，有的窃窃私语，有的自言自语，求佛保佑，有的甚至浑身发抖，跪在地上半边身子都斜了。

    不一会儿，轿子停在了海爷府前，下来一个官人，下了轿，经过海爷时，像经过一个脚底下的石子儿，啥也没说，径直走进海爷的油行。身后，知府、知县以及各级官都低着头鱼贯而入。街坊们瞧这架势，心想，生意人恩怨多，海爷得罪人了。

    海爷的几个儿子，嘴止不住地叨叨着怎么办，怎么办呀。海爷静静地回过头，眼神一扫，大伙不敢言语了，同时腰杆子也挺了起来。

    一阵嘈杂的脚步声传来，官人从油行里走了出来，到海爷跟前将海爷扶了起来。海爷觉得此人两手温软有力，微微抬头，见他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髯须飘逸，两肩圆厚，一副贵人之相。再看那官服，绣的是孔雀，顶戴蓝宝石花翎。未等海爷说话，官人便说，本官乃贺家后人，一别数十年，如今故地重游，旧迹难辨，唯有当年祠堂，托您照料，仿如昨日。本官不胜感激，刚才失礼，颇有得罪。说着，官人要弯腰拜谢，被海爷一把托住。海爷气定神闲地微微一笑，道，举手之劳，荣幸之至。随后，两人有说有笑，一同走进了昔日的贺府。

    当日，老街的每一个角落都在谈论着这件事，大伙都觉得，多亏海爷当初的仁义。倘若当初海爷一冲动把祠堂给拆了，保不准今儿个会出什么事情。

    一日，外面下着大雨，海爷闲来无事，把几个儿子儿媳妇叫到跟前喝茶，海爷若无其事地问他们，知道当初为啥我没拆贺家的祠堂吗？

    小儿媳鬼精，抢嘴说，是老爷您仁义。

    海爷笑笑，抿了一口茶，起身，眼睛望着窗外，好似看到了几十年前的情景。海爷说，贺家人搬走后的头几年，贺家还有不少后人来祭祖，其他人来的时候，都跟老鼠似的钻进钻出，拜祭时，有的说说笑笑，有的哭得撕心裂肺，进进出出，都走侧门，怕遇到熟人。

    唯有一年轻女人，一手拎着篮子，一手领着一个孩子，清早最先来。娘儿俩大大方方地从正门进来，进来后，先将祠堂里里外外擦洗一遍，然后从篮子里拿出一个干净的蒲团，让孩子端端正正地跪拜。拜祭完，整理好衣裳，再昂首阔步地走出去。娘儿俩穿的都是粗布衣服，有的地方还带着点补丁，却十分干净。这样的穿着，从富丽堂皇的大门进出，难免会被众人指点议论，但那娘儿俩，始终抬头挺胸，遇到认识的街坊，还让孩子有礼有节地问好。

    海爷说，贺家有这样的娘儿俩，谁还敢拆他家的祠堂？这么些年了，也不知道那天那个官人，是不是当年那个孩子？

    小儿媳没弄懂，嘀咕道，不就是没走侧门走正门吗？这有啥啊？

    海爷听罢，长叹一声，背着手，回屋去了。

朱友山

杨林海

    在我们瓷片族中，朱友山绝对算得上一个大家。

    朱友山玩瓷片的时候，根本没人意识到古代的碎瓷片能玩──他在市住建局上班，有一次去工地上量土方，忽然看见一个明代的土坑里挖出几块碎瓷片，拿到水下冲洗，他发现上面用青花画了一人一鹿。

    朱友山觉得好玩，把它放进提包里。

    有一次碰到个文博专家。文博专家懒懒地说了一句：“粗大明。”

    什么意思呀？

    明朝的民窑瓷器大多粗陋不堪。

    朱友山当时只觉得这个瓷片好玩，并不知道它的朝代。

    赶紧孙子一样地过去请教，人家告诉了他明朝的瓷器釉色和底足的特点。

    说到上面的青花图案，人家启发他：你看这个人戴的官帽，再看这只鹿在哪里。

    帽子很高，鹿在他的身后只露出一个头。

    对了，这叫“高官（冠）厚（后）禄（鹿）”。

    虽然粗──底足上沾满了瓷渣──可是胎薄釉厚，应该是读书人为求一个好口彩而使用的器物。

    哦？

    哦！

    过去古玩行里有一句行话：瓷有毛，不值分毫。朱友山手里的只是个碗底儿，文博专家虽然说得头头是道，却也并没有觉得有多珍贵。

    但是朱友山喜欢──喜欢，就留着玩呗，他用鞋盒盛好，拿一个小本子把文博专家的话工工整整地记下来。

    再去工地量土方，烟呀酒的就免了。

    工地上的甲方会事先把挖到的碎瓷片捡起来，清洗干净──放到他的自行车上。

    等到别人意识到瓷片也算是个玩意儿的时候，朱友山已经收了十多年，他的瓷片已经有了几万片。

    等到文庙的地摊上开始有瓷片卖的时候，朱友山已经有了几十万片。

    虽然现在“瓷有毛，不值分毫”的话已经不再有人提起，但玩瓷片的人还是像写网络小说的作家一样不被重视──省古陶瓷研究会好歹同意在全省瓷片族中发展一名会员。朱友山成了当然的人选。

    ──古陶瓷研究会的专家那都是什么样的专家啊，人家吃过的盐比我们吃过的米还多呢。

    那时候朱友山早已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我们一边送他去省里面试，一边嘱咐他：“人家愿意吸收你，实在是给了咱瓷片族大面儿了──见了专家们，咱得看人家的脸色行事。”

    八十多岁的朱友山像个孩子似的一脸得意：“我懂，混社会我有一套──当年在住建局，有个领导说我不务正业，最后还不是被我摆得妥妥帖帖的？”

    古陶瓷研究会的专家倒也没有接受我们孝敬的烟呀水呀，人家随手从博古架上捧出一只碗，请朱友山断代。

    朱友山看看碗底，有刮削痕，中间有一个淡淡的凸起（行话：鸡心），笑了笑：“明朝的吧？”

    “能不能再断得具体一点──明朝什么时期的呀？”

    “明晚的──明朝的碗都有鸡心，早期的很重，到了中期，鸡心就不太强调了，这一件的鸡心已经近于无。”

    原来是这样呀。

    “孤证不证──我再来看看青花的发色。”朱友山接过碗来看膛里的图案。

    “扑哧！”他笑了起来。

    “这是明朝人的衣服被现代人穿了──在演戏呢。”

    “啊？”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一个专家的脸色变了：“这是我刚买的，虽然有些疑惑，但我没看出来是假的呀。”

    “你当然看不出来。”我们拼命地朝朱友山使眼色，可他根本不管不顾，“这个碗的胎、釉、形制得都没问题──这是明代的素碗，价格不高，但是现代的窑工们得到后，又在碗心里画了青花，入窑再一次烧制而成。”

    每个时期，烧制出的青花发色是不一样的。

    这样呀。

    我们在心里都暗暗地为片儿朱喝彩，我看到，专家们的脸上也流露出了赞许的微笑。

    ──看来朱友山进入省古陶瓷研究会是没问题了。

    但是谁也没料到的结果出现了：那个买碗的专家出于对正品的洁癖，把碗扔到了外面的水泥地上。

    就算是现代人在上面画了青花图案，可碗本身是明代的没错呀。

    它能流传到今天，容易吗？

    朱友山急白了脸。

    那个碗碎成了十八瓣荷花，但幸亏碗底子还是好的。

    朱友山捡起碗底，对我们说：“我不想加入这个古陶瓷研究会了，我们回去吧。”

（选自2017年第1期《小小说月刊》）

住的梦

老舍

①在北平与青岛住家的时候，我永远没想到过：将来我要住在什么地方去。在乐园里的人或者不会梦想另辟乐园吧。在抗战中，在重庆与它的郊区住了六年。这六年的酷暑重雾，和房屋的不象房屋，使我会作梦了。我梦想着抗战胜利后我应去住的地方。

②不管我的梦想能否成为事实，说出来总是好玩的：春天，我将要住在杭州。二十年前，我到过杭州，只住了两天。那是旧历的二月初，在西湖上我看见了嫩柳与菜花，碧浪与翠竹。山上的光景如何？没有看到。三四月的莺花山水如何，也无从晓得。但是，由我看到的那点春光，已经可 以断定杭州的春天必定会教人整天生活在诗与图画中的。所以，春天我的家应当是在杭州。

③夏天，我想青城山应当算作最理想的地方。在那里，我虽然只住过十天，可是它的幽静已拴住了我的心灵。在我所看见过的山水中，只有这里没有使我失望。它并没有什么奇峰或巨瀑，也没有多少古寺与胜迹，可是，它的那一片绿色已足使我感到这是仙人所应住的地方了。到处都是绿，而且都是象嫩柳那么淡，竹叶那么亮，蕉叶那么润，目之所及，那片淡而光润的绿色都在轻轻的颤动，仿佛要流入空中与心中去似的。这个绿色会象音乐似的，涤清了心中的万虑，山中有水，有茶，还有酒。早晚，即使在暑天，也须穿起毛衣。我想，在这里住一夏天，必能写出一部十万到二十万的小说。

④假若青城去不成，求其次者才提到青岛。我在青岛住过三年，很喜爱它。不过，春夏之交，它有雾，虽然不很热，可是相当的湿闷。再说，一到夏天，游人来的很多，失去了海滨上的清静。美而不静便至少失去一半的美。最使我看不惯的是那些喝醉的外国水兵与差不多是裸体的，而没有曲线美的妓女。秋天，游人都走开，这地方反倒更可爱些。

⑤不过，秋天一定要住北平。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但是从我的生活经验去判断，北平之秋便是天堂。论天气，不冷不热。论吃食，苹果，梨，柿，枣，葡萄，都每样有若干种。至于北平特产的小白梨与大白海棠，恐怕就是乐园中的禁果吧，连亚当与夏娃见了，也必滴下口水来！果子而外，羊肉正肥，高粱红的螃蟹刚好下市，而良乡的栗子也香闻十里。论花草，菊花种类之多，花式之奇，可以甲天下。西山有红叶可见，北海可以划船——虽然荷花已残，荷叶可还有一片清香。衣食住行，在北平的秋天，是没有一项不使人满意的。即使没有余钱买菊吃蟹，一两毛钱还可以爆二两羊肉，弄一小壶佛手露啊！

⑥冬天，我还没有打好主意，香港很暖和，适于我这贫血怕冷的人去住，但是“洋味”太重，我不高兴去。广州，我没有到过，无从判断。成都或者相当的合适，虽然并不怎样和暖，可是为了水仙，素心腊梅，各色的茶花，与红梅绿梅，仿佛就受一点寒冷，也颇值得去了。昆明的花也多，而且天气比成都好，可是旧书铺与精美而便宜的小吃食远不及成都的那么多，专看花而没有书读似乎也差点事。好吧，就暂时这么规定：冬天不住成都便住昆明吧。

⑦在抗战中，我没能发了国难财。我想，抗战结束以后，我必能阔起来，唯一的原因是我是在这里说梦。既然阔起来，我就能在杭州，青城山，北山，成都，都盖起一所中式的小三合房，自己住三间，其余的留给友人们住。房后都有起码是二亩大的一个花园，种满了花草；住客有随便折花的，便毫不客气的赶出去。青岛与昆明也各建小房一所，作为候补住宅。各处的小宅，不管是什么材料盖成的，一律叫作“不会草堂”——在抗战中，开会开够了，所以永远“不会”。

⑧那时候，飞机一定很方便，我想四季搬家也许不至于受多大苦处的。假若那时候飞机减价，一二百元就能买一架的话，我就自备一架，择黄道吉日慢慢的飞行。

    战争打得很苦，一个连的兵力被吞噬。敌人的炮火还在猛攻，连长放下望远镜，掏出烟，指指身后的山崖，对身边的丁二娃说，看到了吧，那有一线天，不怕死就从那攀上去，或许有救；还有就是做假投降，等敌人上来和他们同归于尽。

    丁二娃想了想，说，听你的连长，我这命，活着是你的，死了是阎王的。

    连长拍着丁二娃的肩说，好小子，下辈子若带兵，我还带你。

    丁二娃嘿嘿地笑，黑一块白一块的脸，到处是憨相。

    鬼子的又一轮冲锋开始了。连长把十几颗手榴弹依次捆在内衣里。连长瘦，穿上衣服和没捆一个样。

    丁二娃也想像连长那样往腰间捆，可是办不到，没有了，他除了有七颗子弹，别的什么都没有了，这让他很沮丧，有一身的力气没处使，只等着送死。

    连长捆好手榴弹，他回过头对丁二娃说，娃子，你上一线天吧，全国解放那天，你给我立个碑，也好在人世留个念想儿。丁二娃听了连长的话，打了个立正，连长，丁二娃誓死陪你战斗到底！

    鬼子越来越近了，前一排已经直起了腰身。

    二娃，把前边那个军官干掉。连长说。二娃躲在树后，只一抬手，那个军官应声倒下。二娃退下来，跑向南边的阵地，还是手起枪落，又一个鬼子应声倒下。

    鬼子开始小心了，他们由站着迫近改为匍匐前进，而二娃的子弹也快用完了。

    二娃只有在死去的战友身上寻找武器，正翻着，就听连长哼了一声，之后倒在了他的脚下。二娃看到，一颗子弹，正中连长的眉心，就像小时候，妈妈在姐姐的眉心点上个小红点。

    妈的小日本！二娃向着鬼子的队伍甩了两枪，可是子弹太贵重了，就剩三颗了，由不得他浪费。他勉强在一战友身下翻出一颗手榴弹，迅速抛了出去。随着轰隆一声巨响，二娃突然改了主意，何不趁机逃跑，逃跑可比和敌人同归于尽更有赚头。二娃看一眼连长说，连长，反正你也死了，我就不跟你去了，我会给你报仇的！他把刚才对连长的许诺忘个一干二净。

    二娃双手遮住嘴巴对着鬼子喊，别开枪，我们投降！

    二娃又喊，我们身上都捆着手榴弹，你们若开枪，就连你们一起炸飞喽。

    鬼子真就没有开枪，但也没有向前半步，二娃趁机把连长抱起放在战壕沿上，只露出上半身，两边用战友的尸体支撑着。连长的头一直傲立着，不偏也不倒，两眼怒目圆睁，身旁的战友也簇拥着他，如同抬一部轿子，去和小日本算账。阵地静了下来，小鬼子在一步步靠近，而这会儿的二娃，已经不在连长的身边了，他凭着一身好功夫，两腿蹬住崖壁，双手倒换着，一点一点攀上一米宽、二十几米高的一线天。

    几乎是一眨眼的光景，鬼子上来了，他们战战兢兢、层层叠叠围住了连长，判断他是否还活着，就在他们举棋不定，想上前试试连长还有没有气息时，不知从什么方向，射来三枪，一枪打死鬼子为首的军官，一枪打翻了想试连长是否还活着的那个士兵，而第三枪则打在连长腰间那捆手榴弹上。

    顿时，数声爆炸，火光冲天，一朵朵红磨菇瞬间绽放，染红了半个阵地。

（有删改）

暮鼓

铁凝

    日落之后，天黑以前，她要出去走路。一天的时光里，她尤其喜欢这个段落。日落之后，天黑以前，是黄昏。

    她穿上薄绒衣和哈伦裤，换上走路的鞋，出了家门。她有些自嘲地暗想，她要保持整体的青春感。至于下巴的松懈或者鼻梁旁边的几粒雀斑，其实无碍大局。当一个六十岁的女人敢于穿着质地柔软、裤角裹腿、裤裆却突然肥坠以模糊臀部的哈伦裤出行时，谁还会注意她脸上的雀斑呢？……有一天，她的刚会说话的小孙女大声叫了她“奶奶”！她勉强笑着答应着，心中却是一惊：难道她真的成了奶奶？“奶奶”这个词让她觉得，如果不是她的孙女残忍，那只能是时光残忍，时间如刀。

    她走上柿子林边的这条小马路时，发现马路对面，一个老者几乎正和她齐头并进。老者拖着一把平头铁锨，铁锨和柏油路面摩擦出刺拉、刺拉的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噪音。他为什么不把铁锨扛在肩上呢？她心里有点抱怨，由不得偏过脸扫了一眼老者——这老头！她心说。

    路灯及时地亮起来，在她斜后方的老头停住脚，从衣兜里摸出一包烟和火柴，仿佛是路灯提醒了他的抽烟。他将铁锨把儿夹在胳肢窝底下，腾出手点着一支烟，狠狠吸了一大口。借着路灯和老头点烟的那一忽儿光亮，她看见老头的齐耳短发是灰白色的中分缝，皱纹深刻的没有表情的脸木刻一般。他咳着喘着向路边半人高的冬青树丛里吐着痰，确切地说，是向那树丛吼着痰，费力地把喉咙深处的痰给吼出来。那吼是疙疙瘩瘩低沉、粗砺的吼，犹如老旧的轮胎隆隆碾轧着碎石。

    她闻见一股子花椒油炝锅的白菜汤味儿，球馆工地正在开饭。她看见一个体型壮实的工人正朝她和老头这边张望，望了一阵，就扑着身子快步朝他们走来。当他和他们相距两三米的时候，她看出这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只听他急切地高喊起来：“妈！妈！快点儿！菜汤都凉了！”

    她下意识地扭头向后看，路上没有别人。他是在喊她吗？他错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妈？或者她竟然很像这位施工队成员的妈？

    这个端着空饭盆的年轻工人，就见他很确定地走到老头跟前，从他手里接过铁锨，又叫了一声“妈”，他催促说快点儿！菜汤都凉了！“老头”低声嘟囔了一句什么，不急不火的，由着儿子接过了铁锨。

    她从年轻人浓重的中原口音里，听出焦急和惦记。他的头发落满了白灰和水泥粉末，接近了老头——不，应该是他的妈那齐耳乱发的颜色。

    那么，他没有把身穿哈伦裤的她错认成自己的妈，他是在管那老头叫“妈”；那么，她一路以为的老头并不是个老头，而是个老太太，是——妈。

    年轻人扛着铁锨在前，引着他的妈往一盏路灯下走，那儿停着一辆为工地送饭的“三马子”，车上有一笸箩馒头和一只一抱粗的不锈钢汤桶，白菜汤味儿就从这桶里漾出。母子二人舀了菜汤，每人又各拿两个大白馒头，躲开路灯和路灯下的“三马子”，找个暗处，先把汤盆放在地上，两人就并排站在路边吃起晚饭。

    她佯装在近处溜达，观察着从容、安静地嚼着馒头的这对母子，怎么看也更像是一对父子。路边的年轻人很快就把饭吃完，从地上端起妈那份菜汤递到她手上。妈吃完馒头喝完汤，拍打拍打双手，在裤子两侧蹭蹭，从肥大中山式上衣的肥大口袋里掏出两只壮硕的胡萝卜，递给儿子一只，另一只留给自己，好比是饭后的奖赏。

    她看见儿子拿着萝卜，和妈稍做争执，要把自己手中那个大些的塞给妈，换回妈手里那个小一点的。妈伸出举着萝卜的手挡了挡儿子，便抢先咬下一大口，很响地嚼起来。儿子也就咬着手中那大些的萝卜，很响地嚼起来。在路灯照不到的暗处，那两根在他们手中晃动的胡萝卜格外显出小火把似的新鲜光亮，和一股脆生生的精神劲儿，让她想起在她的少年时代，夜晚的交通警察手中那发着荧光的指挥棒。

    会所传来一阵鼓声，是某个庆典或者某场欢宴开始了。会所的承包商早年是太行山区农民鼓队的鼓手，村里的喜事，镇上县上的赛事都少不了那鼓队。如今他将一面一人高的牛皮大鼓引进美优墅会所金碧辉煌的大堂，屏风似地竖在一侧，让擂鼓成为一些仪式的开场白，让仪式中身份最高的人手持鼓槌击鼓，如同证券交易所开市的鸣锣。

    她对会所的鼓声并不陌生，她和家人都在会所举办或者参加过这种仪式。虽然，和旷野的鼓声相比，圈进会所的鼓声有点喑哑，有点憋闷，好比被黑布蒙住了嘴脸的人的呐喊。但鼓声响起，还是能引人驻足的。她望望那路边的母子，他们仍然站在黑暗中专注地嚼着胡萝卜。

    她迎着鼓声往回家的路上走，尽可能不把自己的心绪形容成无聊的踏实。也许鼓声早已停止，她听见的是自己的心跳。世间的声响里，只有鼓声才能让她感觉到自己的心在跳。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