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7年6月27日，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开幕，IBM大中华区董事长陈黎明、瑞典企业与创新部部长Mikael Damberg等参与分论坛，并就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科技变革带给人类的焦虑感等话题展开讨论。

    关于科技的发展是否会导致人类被代替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尤其伴随着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在Alphago战胜李世石、柯洁后，这种忧虑更甚。

    陈黎明表示，这种担忧并不是当下才出现的，事实上从第一次工业革就开始了，但这种忧虑在长期来看无需担心。他举例说，农民并没有因为农业的机械化而失去了工作，农业机械化并没有导致大规模的失业。陈黎明提出“人机同行，认知共进”的观点，他认为人类和科技是相互增强而不是相互替代的。

    Mikael Damberg指出变革中的安全感很重要，因此政策要保护在变革中的人们，而这也是包容性增长的体现。短期来看，人们确实感到了不安，对于失业人员，政府部门需要做到长期规划和短期救助结合，增强技能培训 ，否则人们会厌恶改变、抗拒改变。

（摘编自王明月《人工智能会淘汰人类？看看达沃斯上的大咖怎么说》2017年6月27日“央广网”）

材料二：

    AI——人工智能，科幻电影的创意维纳斯，科学家担忧的潘多拉魔盒。例如贾维斯——电影《钢铁侠》中钢铁侠的AI管家，一度落入恶人手中“黑化”。再如吉迪亚——科幻剧《明日传奇》中亨特船长忠实的AI助手，以精湛技术和精准定位追踪，成为舰队战斗的重要利器。

    未来，AI究竟会“黑化”、站在人类的对立面，还是被“训化”、成为乖巧的“服务员”？在2017年夏季达沃斯的会场，针对人工智能的未来走向，各界专家展开了激烈探讨。

    “人们对人工智能充满期待，也应保持高度警惕。”普华永道环球审计服务市场主管合伙人伍智杰认为，应以负责任的方式来设计和部署相关技术。“我们要优先考虑信任和透明度，而非商业模式、投资目标和绩效提升方法，这样才能帮助人们理解人工智能的效用，使其正确的为我们所用。”

    “目前，人工智能都是弱人工智能，是人类的工具。”与此同时，果壳网、分答创始人嵇晓华也观点鲜明地表示，短期内不会出现强AＩ，“但一旦出现就绝对会‘黑化’，是人类无法降服的。”

    “任何一种先进技术，都可能同时存在促进作用和负向作用，无论人工智能在某一领域比人强多少，它依然是人的智慧产生的，就像计算机的病毒，无论发生多少变化，依然有可以控制的办法。”清华控股董事长徐井宏说。

    无论如何，在这个时代大潮中，AＩ技术的发展已不可逆转。“未来，人类与机器人的关系仍具不确定性。”这句写在达沃斯机器人制造空间墙上的话，引发着更多的深思。

（摘编自《黑化or训化——人工智能的明天在哪里？》2017年6月新华社）

材料三：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风起云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孕育兴起，人类开始迈向大智能时代。6月29日在天津召开的世界智能大会上，科技部负责人表示，我国即将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国家规划，力争使之成为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

    与会的院士专家和业界代表普遍认为，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给人类经济、社会与生活带来颠覆性影响，人工智能的发展正进入新阶段，呈现出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和智能操作等特征。

    “与所有的颠覆性技术一样，新一代人工智能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统筹谋划、科学引导。”科技部负责人介绍。

    我国重视人工智能在社会伦理、就业结构、个人隐私、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变化和挑战，正抓紧完善相关政策法规，走上安全发展轨道。据介绍，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主要推动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能力建设、夯实基础设施，二是加快人工智能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三是强化政策储备、重视风险防范，四是加强国际合作，参与人工智能全球发展的统筹协调。

（摘编自《迈向大智能时代：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即将发布》新华社）

当我在比格尔号皇家军舰上充当自然学者的时候，我曾深深地被栖息在南美洲的生物分布的一些事实以及该洲现存生物和古生物在地质上的关系的一些事实所打动。本书以后几章将要叙述这些事实。归国以后，在1837年我就想到，如果耐心地搜集和思索可能与这个问题有任何关联的各种事实，也许能够对于这个问题得到一些了解。经过了五年的工作之后，我曾专心思索这个问题，并且写出若干简短笔记。1844年，我把这些简短笔记扩大为结论的纲要，这些结论我当时认为是正确的。从那时候起直到现在，我曾不间断地专心于同一事物的研究。我希望读者能够原谅我讲这些私事 ， 我之所以说明这些事情，是为了要表明我并没有轻率地下结论。

材料一：

达尔文雀隶属于雀形目燕雀科，一共14种，其中13种分布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另一种分布在距加拉帕戈斯群岛600km的可可岛上。达尔文雀羽毛颜色均为暗色，体形相似，体长7—12cm不等，种间最明显的区别是喙部的形状和大小。据考证，这14种达尔文雀是在过去的100万年至300万年间由同一祖先进化而来。

1835年9月，达尔文乘“贝格尔”号航行到加拉帕戈斯群岛时，在岛上发现一些羽毛颜色暗淡的雀形目鸟类，并采集了标本带回英国。后来，英国鸟类分类学家古尔德在研究达尔文收集的鸟类标本时发现这些雀形目鸟类是一些以前没有描述过的新种。达尔文也因此受到了启发，在《物种起源》中论述到：“这些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生活的雀形目小鸟实在令人感兴趣，它们由一个种分化出来而适应了不同的生活环境。”这些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雀形目小鸟促使达尔文产生了生物进化的思想，后人为了纪念达尔文就把这些雀形目小鸟称为“达尔文雀”。

（摘编自邓文洪、郑光美《达尔文雀与生物进化》）

材料二：

1938年12月，28岁的英国帅小伙大卫·拉克和他的研究团队登上了圣克里斯托巴尔岛，研究不同种“达尔文雀”的繁殖和觅食行为。每天上午他外出观察这些小鸟，下午则捕捉个体尝试进行圈养，看不同种之间是否会发生杂交。正如达尔文曾指出的那样，“达尔文雀”非常温顺，不怕人而易于接近。这些“很傻很天真”的鸟，是拉克在野外非常难得的理想观察对象。

1939年4月，拉克一行和4种共计40只地雀一起来到美国旧金山的加州科学院。从4月底至9月初，拉克在加州科学院、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等地的馆藏做研究，还专程去大英博物馆检视了达尔文当年采集的标本，最后他竟总共测量了近6400号“达尔文雀”标本！根据掌握的翔实资料，拉克很快撰写出了题为《加拉帕戈斯地雀亚科形态变异研究》的专著。而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面对同样的原始资料，1947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了拉克的新作《达尔文雀》，书中竟得出了几乎完全不同的结论！

拉克在第一本书中依据野外观察和标本测量数据对“达尔文雀”的分类进行了修订，并把主要篇幅放在了阐述种间以及种内变异上。比如喙的大小和形状在不同种之间和同一种但分布于不同岛上的种群之间都存在明显差异。受到当时主流观点认为亚种之间形态差异不具备自然选择上的适应性的影响，拉克在“达尔文雀”身上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并认为上述差异主要是在不同种间生殖隔离当中发挥作用，即同种的雌鸟主要通过喙型来识别同种的雄鸟。而生活在大达夫尼岛的中地雀和克罗斯曼岛的小地雀由于具有介于两种之间的喙型，而被认为可能是杂交的产物。

在回到达丁顿会堂学校又教了一年中学生物之后，拉克开始为军方工作，主要是与其他科学家一道为刚刚投入实战不久的雷达提供智力支持。在这期间，生态学上一项名叫高斯原理的理论引起了拉克的注意，并最终改变了他关于“达尔文雀”的研究结论。他明确地指出竞争导致了“达尔文雀”在食物资源利用上的分化，产生了已知的14个种和它们形态各异的喙。以地雀为例，在同时有大、中、小地雀的岛上，3种鸟喙的大小都不重叠，对应着取食大小不同的种子。而大达夫尼岛的中地雀和克罗斯曼岛的小地雀喙的大小却介于两种的正常值之间，这两个小岛上各只有一种食种子的地雀，因此表现出了竞争释放，即在缺乏竞争者时物种会拓展实际的生态位。就是说这两个岛的中地雀和小地雀可以选择利用的种子大小更为多样化。拉克的新书用形态学、生态学和行为学方面高质量的第一手资料予以佐证，并揭示了地理隔离和生态位分化在物种形成上的重要作用。

稍显遗憾的是，拉克的新书更多提供的还是一种描述性的结论，定量性统计分析有限。比如，尽管他指出了对食物资源的竞争是主要的演化驱动力，却没有提供大、中、小地雀在取食种子大小上是如何分化的例证。又如，他指出了对于同域分布的种群而言，生殖隔离是最后形成物种的关键一步，却没能说清楚究竟是何种机制导致了生殖隔离的实现。这些遗憾被开始于34年之后并延续至今的一项长期研究弥补。1973年，英国鸟类学家格兰特夫妇开始在大达夫尼岛展开持续40多年的研究，这段经历，将他们的名字与“达尔文雀”紧紧联系在一起。

对“达尔文雀”的研究，研究者们手中的工具从达尔文时代的猎枪，到拉克的望远镜，再到格兰特夫妇的雾网和录音机，发展到了今天的基因组高通量测序仪。对于“达尔文雀”的认知，既有最初达尔文的慧眼未识珠，也有拉克两本著作之间观点的骤然转变，更有格兰特团队42年的荒岛坚守。“达尔文雀”的传奇，生动地展现了追求真知的人们在旅程中可能会遭遇的起伏波折和不经意间的曲径通幽。在生态学和演化生物学的研究中应当去追求长期的开放式的持续工作，因为从逻辑上来讲，演化及生态过程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尽头。

（摘编自Robbi《迈入基因组时代的“达尔文雀”传奇》）

材料一：

一个小时前，我才认识布莱恩。他发现我是科学家后，开始向我解释他发明的电动磨刀机。他说他的发明会掀起剃须刀革命，因为从此所有人只需要买一次刀片。我狐疑地望着他，这时候我就不得不和他谈谈钢以及它背后的金属了。直到20世纪，科学家才对钢有深入的了解，这实在很怪，因为锻铁这门技术已经代代相传了数千年。尽管在19世纪，人类对天文、物理和化学已经有了惊人的理解，但工业革命所仰赖的铸铁和炼钢还是全凭经验和运气。

在石器时代，金属非常罕见。铜和金是当时仅有的金属来源，因为地壳中只有这两种金属是自然存在的，其他都必须从矿石中提炼。在冶铁技术出现之前，铁这一金属主要来自天上的陨石。关于从天而降的金属，没有人比家住波斯尼亚北部的拉伊奇体会更深了。2007年到2008年，他家就至少五次遭陨石击中。从统计学角度来看，发生这种事的概率实在微乎其微，拉伊奇说外星人锁定了他家，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的。他在2008年发表这个看法，结果他家又遭陨石击中一次。科学家调查后证实是陨石没错，并开始研究他家附近的磁场，希望找出这非比寻常的高频率背后的原因。

少了金、铜和陨石铁，我们石器时代的老祖先就只能用石头、木头和兽骨制作工具。木头一敲不是碎了、裂了，就是断成两截，石头和兽骨也不例外。金属跟这些材料不同，金属可以锻造——加热后会流动且有可塑性。不仅如此，而且金属越敲越强韧，金属在敲打时迸发的火星就是金属中所含的碳杂质，经过提纯的金属，晶格更加致密，硬度更高。

金属由晶体组成，这个想法可能很怪。因为提到晶体，我们通常会想到透明的多面体矿石，例如钻石或翡翠等。金属的晶体特质从表面看不到，因为金属不透明，而且晶体构造通常小到必须用显微镜才看得见。晶体里的原子都按特定方式堆积，将这些原子连接起来，便形成了一个空间格子，叫做晶格。金属键把原子固定在位置上，使得晶体变得强韧。但我们使用电子显微镜观察金属晶体时，晶体内部却有着驳杂的线条，称之为“位错”。位错是金属晶体内部的瑕疵，表示原子偏离了原本完美的构造，是原子的断裂。位错听起来很糟，其实大有用处。金属之所以能成为制作工具、切割器和刀刃的好材料，就是因为位错，因为它能让金属改变形状。你不必用到锤子就能感受位错的力量。拗弯回形针，就是把金属晶体弄弯，要是晶体不弯，回形针就会像木棍一样碎裂折断。金属的可塑性来自位错在晶体内的移动。位错移动会带着微量的这种物质，以超音速从晶体的一侧移向另一侧。换句话说，当你拗弯回形针时，里面有将近1.0×10¹³个位错在移动。虽然每个位错只移动一小块晶体，但也已经足以让金属成为具有超级可塑性的物质，而不像岩石那样易碎。

金属的熔点代表晶体内金属键的强度，也代表位错容不容易移动。铝的熔点不高，其晶体内金属键易断裂，因此位错移动容易，这使得铝非常柔软。铜的熔点较高，位错不易移动，因此较坚硬。加热会让位错移动，让金属内部的原子重新排列组合，结果之一就是让金属变软。摩擦会生热，而不管以电动或其它方法摩擦，都会使金属变软而非变硬。我这么跟布莱恩说，布莱恩说他知道，但是他坚称他的电动磨刀机不会产生热量。

（摘编自马克·米奥多尼克《迷人的材料》）

材料二：

淬火——这个词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有点陌生，但在许多行业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涉及一个将材料转化为所需形式的迷人过程。那么，淬火工艺到底是怎样的呢？和我一起潜入淬火世界并揭开它的秘密！

淬火是一种热处理工艺，涉及快速冷却金属或合金以增加其硬度。但淬火到底是如何进行的呢？让我们深入了解细节。在淬火过程中，金属或合金被加热到称为奥氏体化温度的特定温度。该温度既根据所处理的材料性质而变化，也根据材料的用途而变化。一旦到达奥氏体化温度，材料的晶体结构就会从铁素体或珠光体转变为具有面心立方结构的奥氏体。这时候将加热的材料浸入水、油或盐溶液等淬火介质中，快速冷却。淬火介质的选择取决于材料用途所需的硬度和变形控制等因素。当金属与这种冷介质接触时，它再次经历相变——从奥氏体到马氏体。马氏体的特点是硬度高。它是由于淬火过程中的突然冷却而形成的，将碳原子捕获在其晶格结构内。

淬火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现适当的冷却速率，并避免可能导致所处理零件破裂或变形的过度热应力。为了确保受控的冷却速率，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例如搅拌技术等。

掌握淬火的工作原理又有什么用呢？至少这个原理对于优化汽车制造和工具生产等各个行业的热处理工艺至关重要，这些行业需要硬化材料来增强性能特征。

（摘编自《淬火的过程与方法》）

材料一：

沙尘暴在漫长的地质时期一直存在。只是进入到人类历史时期“人类世”后，人们逐渐认识到沙尘暴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认为这是一种突发性的气象灾害和生态灾难。

千百万年来沙尘的持续堆积，孕育了我国的黄土高原，这里是中华文明诞生的地方。

在黄土高原，地下厚达数百米的黄土、红土从何而来、因何而来、何时而来？

我国黄土和第四纪研究的先驱、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刘东生院士将黄土定义为“风力搬运、未经次生扰动的粉砂质土状堆积物”。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的郭正堂院士更是形象地将沙尘暴的源区——荒漠比作黄土的“母亲”、强劲的风力比作黄土的“父亲”。关于沙尘暴的前世，第四纪科学家们在黄土高原上的黄土——红土地层中，找到了至少2200万年以来风成“沙尘”连续不断堆积的证据，尽管在260万年前，黄土高原似乎更应该被称为“红土高原”（如今看到的彼时形成的红土地层要比黄土地层更加“发红”）。

更奇妙的是，在冰期（寒冷时期）和间冰期（温暖时期）交替出现的第四纪（260万年前至今），黄土高原在冰期时发育黄土层，在间冰期发育古土壤层。前者的粉尘堆积较厚，后者的粉尘堆积较薄。这似乎指示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粉尘输送的多寡，即沙尘暴发生的多少。丁仲礼院士更是在不同地点的黄土地层中发现自西北向东南粉尘颗粒由粗变细等自然韵律，从而指示了古代沙尘的来源方向及其风力情况。可以说，黄土高原见证了沙尘暴的前世今生。

与此同时，那些古老的地质历史时期的沙尘暴，除了飘落在陆地上的粉尘，更有甚者可以漂洋过海，堆积在北太平洋的海底、甚至到北美大陆。科学家们通过对深海沉积物和北美黄土的追根溯源，业已证实这些粉尘部分来自于亚洲内陆。通过类似的研究，地质学家和古气候学家重建了千百万年以来全球的气候变化特征……

网络上曾有一种声音：“三北”防护林为何挡不住沙尘暴？

实际上，”三北”防护林不应该为沙尘暴频发“背锅”：其一，在我国，相对于沙尘暴广阔的源区，“三北”防护林的植被面积较小，在春季这段时间阻挡沙尘暴的作用就有限。其二，冷空气和大风影响范围垂直方向主要是在千米以上高空，20～30米高的防护林可阻挡住部分地表的较粗的颗粒物，但远不能挡住被大风带上高空的较细的颗粒物。“三北”防护林作为一项综合性重大生态工程，以及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草原沙化防治和退牧还草工程等，对改善“三北”地区生态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间接也改善了下垫面的自然条件，但“三北”防护林并不是“治疗”沙尘暴的“专用药”和“特效药”。我国的防护林建设已经做得很好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春季沙尘暴天气也无法避免，如果没有防护林呢？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

沙尘暴无国界，境外沙尘暴灾害随时有可能进入我国，周边国家（中亚一路、蒙古一路）沙尘暴的威胁始终存在，荒漠化防治需要全球治理。天然沙漠、沙化和荒漠化土地提供了丰富的沙源，既然人类不可能消灭沙漠，也就无法消灭沙尘暴。沙尘暴不能消灭，但土地沙化可防可治，这方面我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荒漠化防治是减少沙尘暴频率和危害的有效手段。

（摘编自卢琦、崔桂鹏《飞沙里入大海前世今生问何方》）

材料二：

强风是沙尘暴形成的基本动力条件，只有在强风作用下，沙尘才能实现远距离传输。每年秋冬季节，太阳直射点向南移动，由于海陆热力性质差异，亚欧大陆降温速度要远超海洋，这使得亚洲内陆的高纬度地区（蒙古国以及北地区）上空会形成一个影响数千千米，顺时针旋转高压气旋，也即蒙古——西伯利亚冷高压。高压气旋形成后会向南方暖低压地区移动，冷暖气团交汇，大气环流开始变得不稳定，易于引发我国北方秋季的沙尘天气。进入冬季后，冷气团完全控制我国北方，南方距离沙源较远，因此我国冬季虽然有强烈、寒冷的北风，但却几乎不会出现沙尘天气。进入春季后，我国南方地区先于北方升温，北上的暖气团与南下的冷气团再次相遇，我国北方上空大气环流又进入了与秋季类似的不稳定状态，为春季沙尘天气创造了风力条件。

沙粒尘土是沙尘暴形成的物质条件。亚洲内陆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降水稀少，植被稀疏，分布着大片戈壁、沙漠。它们为我国北方沙尘暴的发生提供了“沙源”基础。再配合来自北方的强冷空气，我国沙尘天气的雏形就逐步形成了。我国沙尘暴主要有境内和境外两个沙源，境内沙源主要包括内蒙古、新疆以及靠近中蒙边境的荒漠、戈壁和沙漠。境外沙源主要是蒙古国东南部戈壁荒漠区和哈萨克斯坦东南部荒漠区。目前蒙古国72％的国土面积都已经荒漠化，在其南部有超过40万平方千米荒漠戈壁，是我国沙尘天气的重要境外沙源地。哈萨克斯坦是世界最大的内陆国，在其14个州中有7个州的荒漠化面积超5000平方千米，其东南部的东哈萨克斯坦州、阿拉木图州、江布尔州也是我国沙尘天气的重要境外沙源地。

除沙源、风力等形成条件外，人为因素是沙尘暴形成过程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人类的过度放牧、滥砍滥伐以及不合理的工矿交通建设等行为，会破坏地表植被，加剧土地荒漠化，为沙尘暴的形成和发育创造了良好的沙源条件。

（摘编自安磊《沙尘暴的危害和治理路径》）

材料一：

量子计算机的兴起实际上标志着硅时代开始接近尾声。

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摩尔定律揭示了计算机行业强大的爆发规律，它指出，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每18个月就能翻一番。这个看似简单的定律，实际上有效追踪并描述了计算机技术显著的指数级增长。

摩尔定律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机械计算机时代。那时候，工程师还只能使用旋转的圆柱体、齿轮、传动装置和轮毂来完成简单的算术运算。到了20世纪之交，这些计算装置开始使用电力运转，于是继电器和电缆取代了齿轮系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计算机已经可以通过使用大量真空管进行复杂计算来破解政府高级密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真空管升级为晶体管，而随着晶体管的体积不断微缩，计算机的速度和功率也实现了持续进步。后来，微芯片彻底改变了局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微芯片的尺寸不断减小，指甲盖大小的芯片都容纳着大约10亿个晶体管。如今，孩子用来玩电子游戏的手机比以前五角大楼用过的要占用一间屋子的笨重家伙的计算功能更强大，我们的笔记本电脑也比“冷战”时期那些庞大的电脑更先进。

一切都将成为过去。计算机的每一次转折性发展，都让之前的技术遭到创造性破坏的冲击，并最终走向被淘汰的命运。

摩尔定律所指出的发展规律，在现实中已经出现放缓趋势，照此下去最终势必将停止。主要原因是，现在的微芯片已经非常紧凑了，最薄的晶体管层大约只有20个原子直径那样薄。而当晶体管层继续压缩到大约只有5个原子直径时，电子的位置就将变得不确定，电子可能会逃逸出来，从而导致芯片短路，或者可能会产生大量热量而进一步导致芯片熔化，囿于此，晶体管层继续压缩变薄的空间已经不断收窄。换言之，根据物理定律，如果想要在主要材料为硅的基础上继续微缩，那么摩尔定律最终会面临崩溃。由此来看，我们可能已经开始步入见证硅时代终结的阶段。硅时代之后的下一个时代，可能正是我们所说的量子时代。

量子计算机未来有潜力改变现有的各行各业。

量子计算机有能力模拟数千种可能的化学反应，而不必在实验室中等待这些化学反应的发生，帮助人类以更快的速度找到超级电池最有效的工艺，从而推动人类步入太阳能时代。

量子计算机的另一个关键应用可能就是养活世界上不断增长的人口。一些特定类型的细菌能够毫不费力地从空气中吸收氮并将其转化为氨，然后将氨转化为化学物质，从而成为肥料。这种固氮过程是地球上生命繁荣的原因，通过给予植被茂盛生长的条件，从而让人类和动物得以存活。然而，这个过程的完成需要大量能量。微软的科学家已经首次尝试使用量子计算机来提高肥料产量，并解开了固氮的秘密。

大自然的另一个奇迹是光合作用，通过光合作用，阳光和二氧化碳转化为氧气和葡萄糖，从而形成几乎所有动物生命的基础。将光转化为糖的问题，探索的其实是一个量子力学过程。量子计算机显然可能助力实现更高效的合成光合作用，那或许可能是一种捕捉阳光能量的全新技术方法。人类未来的粮食供应问题也可能因为这种技术方法的突破而得以解决。

量子计算机不仅可以比任何传统数字计算机都更加快速地同时完成数百万种潜在药物疗效的分析，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探究一些疾病的源头。例如，通过DNA基因组学，我们可以使用计算机识别可能导致乳腺癌症的基因，但传统数字计算机没有能力准确地确定这些缺陷基因究竟是如何导致癌变发生的。一旦癌变扩散到全身，目前的研究是无能为力的。但是，通过破译我们免疫系统中分子的复杂性，量子计算机或许能够创造出一些有可能对抗这些疾病的新药和新疗法。

人工智能与量子计算机的融合，也可能成就未来医学。像阿尔法折叠这样的人工智能程序，目前已经能够绘制出令人震惊的35万种不同类型蛋白质的详细原子结构图，包括构成人体的整套蛋白质。下一步便是使用量子计算机的强大算力所助力实现的独特方法，来研究这些蛋白质究竟是如何发挥其魔力的，并利用这些新发现来探索新一代有效药物及疗法。

（摘编自加来道雄《量子霸权：量子计算机革命如何改变世界》，苏京春译）

材料二：

搜狐科技：为什么我们需要量子计算？

郭国平：蒸汽机刚发明的时候装到马车上去，还跑不过小马车。现在回头看，你觉得蒸汽机有没有作用？我们发现量子计算对于处理一些特定问题，原则上有更强大的处理能力、更快的处理速度。

搜狐科技：如果以传统芯片和经典计算机作为参考系的话，您认为现在量子芯片和量子计算机发展到了什么阶段？

郭国平：现在可能还是在早期的电子管计算机时代。从目前我们这一代人认知的角度来讲，量子计算机不是对于所有的问题都一定会比经典计算机表现好。所以量子计算机对于经典计算机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它对一些特定的问题有加速效果。

搜狐科技：量子计算机是一种用于快速求解特定问题的机器，什么时候能为其他行业带来比较切实的改变？

郭国平：对于特定问题的求解，就像凿冰块一样，一整面冰块也是从一个点开始，我们已经证明有优势的是某些特定问题。从全球来看，我认为在3-5年内，量子计算一定会在某些具有实际生产生活意义的问题上面发挥切实的作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跟传统计算机、AI配合。

（摘编自2022年12月8日“搜狐科技”对郭国平教授的独家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