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在一个联网系统中搭桥，允许游戏者因为游戏缺一个人而查看是否有别的人对加入这一游戏有兴趣。游戏者可以选择他们想要的另一位游戏者出现的形象：他们的性别、发型、体格等。我第一次与这个系统有联系是我急于赴桥牌约会，我没有花任何时间树立我的机上形象。在我和朋友们开始游戏后，他们都给我发来信息，说我秃顶，说我没穿衣服(腰部以上，是屏幕上显示的唯一部分)。即使这个系统还没有将来系统会有的那种影像和声音交流，但它所具有的允许我们在玩游戏同时把文本信息传给对方的能力，也使玩游戏变成了一场真正的热闹聚会。

    信息高速公路不仅使人与远方朋友联系简单多了，还能让我们找到新伙伴。通过网络形成的友谊自然会引导见面聚谈。现在我们与我们可能会喜欢的人联系的方法是很有限的，但网络会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将用不同于我们今天用的方式，来见到我们的新朋友。仅这一点就会让生活更有趣。假如你想找到一个人打桥牌，信息高速公路会帮你找到一个水平相当、住在你附近或其他城市及国家的牌友。这种让相隔甚远的参与者玩交互式游戏的方式并无什么新奇之处。多少代的棋手一直在用邮件来持续这种游戏。不同之处在于运行在网络上的应用程序使棋手们容易找到情趣相投者，还能够使棋手们像面对面下棋那样以同样的速度一起下棋。

文学是人类感恩自然的最佳途径

    人类在征服世界的征途中，渐渐地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尤其是现代社会，红尘滚滚，人心浮躁，我们若想与喧嚣都市抗衡，也许最佳选择就是投入到自然中去，享受星辰、山河、森林、海洋，让生命从中获得身心滋养，获得真正的愉悦与幸福；而我们从自然中领受到的身心感悟，一旦化为文字，就成了自然文学。

    中国人讲求顺应自然，强调天人合一，将美好的品质赋予自然，比如山水、树木、花草、虫鸟；古人写文章，大多写山水、游记，即使当今的散文写作领域，游记文章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事实上，中国文化历来注重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欧美几十年前也兴起了写山水、荒原、旷野即写大自然的热潮，名之为“自然主义写作”，也就是自然文学。

    所谓自然文学，从内容上看，主要思索的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形式上说，当代的自然文学，主要包括环境文学和生态文学。

    河山信美，但要以文学手法来表现好她，无论散文、诗歌、小说，都需要真诚深切的心灵，要具有大情怀。“非有大情怀，即无大艺术”，人应该有所敬畏，首先要敬畏大自然。以前，山青水绿海晏河清，正是大自然对敬畏天地的人类的回报，现在人们乱砍滥伐破坏生态，自然灾害到处频发，也正是大自然对胡作非为的人类的惩罚。

    在大自然面前，人类太渺小。

    中国古代文人大多纵身、纵情山水，因为其精神家园是山水。对他们来说，在大自然中超脱现实、圆融身心，能使生命更快乐，人生也更有意义和价值。的确，当人回归自然，灵魂就会与宇宙相通。

    人要与自然和谐共处，就要善待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无论在哪个民族的心目中，土地都至尊至荣。“土能生万物，地可载山川”，人类的一切，都由土地养育和承载。在古代中国，土地就代表社稷，皇城里必建有社稷坛，用五色土拼成，皇帝每年都要祭坛拜土。从世界范围来说，只有维护好所有的土地山河，才能保持全人类的健康。

    然而，人们往往难以实现这样的梦想，于是产生了园林。园林是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一种艺术形式，通过地形、山水、建筑群、花木等载体，衬托出人类的心灵寄托和精神文化。

    正是大自然的千姿百态，成就了自然文学。乡村、田园、草原、丛林，江河、海洋，旷野、荒原……游记作者笔迹所在，往往就是其足迹所至。我想，在自然文学作者看来，从自然中得到的精神享受，一定远比物质享受更为愉悦和幸福。我们的亲身体验，能唤起人们更加热爱壮丽山河；我们的美好感受，能激励人们更加追求精神享受；我们的妙笔生花，能吸引人们更多地热爱文学尤其是自然文学。

    文章，人心之山水；山水，天地之文章。“山水无文难成景，风光着墨方有情”，一语道尽自然与文学的关系。

（选自《中国文化报》，有删节）

    黑格尔说，“真正有价值的悲剧不是出现在善恶之间，而是出现在两难之间。”眼下，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没有什么比谈论人工智能更酷炫的了。但问题在于，许多科幻电影、电视剧都设想了最终机器人终将取代人类的悲惨结局。最近霍金就再次表示了这种担忧。

    其实，无论是科幻电影中的桥段，或是霍金的担心，某种意义上，更像是对于人类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这种不确定，既源于对人工智能理解上存在的不确定性，也在于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制度可能造成冲击的不确定性。

    其实，现在所有的人工智能技术，都是基于对人类智能的简单、粗糙的模仿。即使像所谓的“神经网络”这样的名称，听着特别玄，但它与人类神经系统的真实情况，还是要差上很多级别，它们仍然只是建立在神经元连接机理的粗浅抽象上的数学模型。

    并且，目前所有的人工智能产品，都局限于某个极窄的范围之内，不要说超级智能，即使是简单的跨界，也要做出很大的调整，才能实现。

    当然，你可以说，还是存在某个时刻，人工智能就是变得比人类聪明了。我们假设真的存在这种可能，那意味着人工智能需要具备某种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否跟人类相同。如果没有这种意识，人工智能为什么要来消灭人类呢？为什么一定要与人类为敌呢？

    更何况，人类现在对于自身的意识、伦理、思想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们又是什么，尚不清楚。如果机器真能自主产生意识，那也只能说，这是宿命。

    相较于这种可能性非常微小的威胁，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制度产生的冲击。这种冲击，并非人工智能的主动行为，而是当其改变目前的生产行为方式后，人类社会自身适应、调整自身制度的努力所带来的改变。

    虽然人工智能带来的自动化潮，可能消灭近半数的工作岗位，但失去收入的只是普通的劳动者而已，企业却可能因此受益，甚至获取更多利润。那么这些利润、财富该如何分配呢？很大可能是这个社会的财富将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正如英国乐施会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报告所言，目前世界上最富有的八个人，拥有财富是人类总体财富的一半。想象一下，如果机器人革命加剧这种趋势，结果又会如何？

    社会的不公平将会是极大的问题。正如上一次工业革命，使得劳动与资本关系发生了变化，进而产生了福利制度和福利国家。现在，我们更紧迫的事情，恐怕不是去想，人工智能有了自主意识后，会如何消灭人类，而是在面对新的劳动关系、新的生产方式时，人类社会的制度究竟应该怎么调整。

    所以，如果人工智能能够摧毁人类，那一定不是因为人工智能觉醒，而是人类在这一波的社会关系变化中，自己失控了，放任极端化的社会制度出现，破坏了其自身生存的基础。这与其说是人工智能带来的，还不如说是人类自身的不可靠所导致的。

（摘编自南方时报网）

防空识别区

    防空识别区是一国根据自己的空中防御需要划定的一个空中预警范围。通常情况下，以该国的战略预警机和预警雷达所能覆盖的最远端作为“防空识别区”的界限，可以从领海基线向外延伸几十至数百海里不等，它比领空和专属经济区的范围要大得多，根本不属于国际法中的主权范畴。一般来说，设置“防空识别区”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国籍不明的飞机侵犯主权国领空，提示或警告进入“防空识别区”的他国军机不要误入或闯入主权国领空。防空识别区是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安全而设立的，完全是一国的单方面行为。

    对于进入防空识别区的航空目标。国际上有通行的处置原则。一旦发现对方目标进入防空识别区，设立防空识别区的一方识别目标后，在实施G波道广播的同时，向军事最高当局通报情况，并加强雷达监控，同时立即提高防空导弹的警戒，命令空中待战的飞机前往这一区域，或者令地面战斗机做好拦截准备。通过对目标航向、机型、速度、姿态和以往情报的进一步掌握，判断目标有无敌意。对于有无敌意的判断，通常把握三条原则。一是目标在防空识别区内停留时间长短，如果较短，并依照指令行动，即可以认为“误入”或者“无害通过”，不采取武力措施。二是如果停留时间过长，不听从全球通用G波道广播劝告，目标继续沿防空识别区外沿飞行，且飞行速度没有变化，无意进入对方领空时，一般采用跟踪飞行的方法进行监视；如果对方飞机续航时间过长，通常采用轮换监视飞机批次的方式保持持续监视。三是目标不听从劝告，且航行方向直指对方领空，从机型、姿态、航线等能够判明敌意，即可在目标进入领空时按最高当局指令采取攻击手段，将目标击落或者迫降。

    自1950年美国最早建立空中识别区以来，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德国、缅甸、土耳其、泰国、中国台湾地区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相应地建立了海上空中识别区。尽管各国和地区关于防空识别区的范围、作为限制对象的航空器的种类、目的等内容不尽相同，但防空识别区自20世纪5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默认，成为国际法所默认的事实存在。

    与其他建立了防空识别区的国家相比，日本防空识别区的划定范围可以用“霸道”一词来形容。日本防空识别区是一个巨大的正五边形，其最西部距离中国大陆东海海岸线仅130公里，最南部与中国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呈重叠状态，西北部更是过分到距离俄罗斯海岸不足50公里。

    长期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向国民制造“受威胁”的假象。其每年4次公布针对“可能侵犯领空”外国战机的紧急出动次数，最近两年一直宣称针对中国飞机的紧急出动次数在急升。但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中国海军运8电子侦察机尚在东海中线以西飞行，日本就已出动战斗机进行近距离跟踪拍摄，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P-3C反潜巡逻机则在中线以西的中国东海油气田上空大摇大摆地盘旋着。

    2013年11月23日，中国宣布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覆盖大部分东海海域，要求在区域内航行的航空器向中国通报飞行计划，对不配合识别或拒不服从指令的航空器，中国武装力量“将采取防御性紧急处置措施”。

材料一：

前几天，无人驾驶出租车“萝卜快跑”在武汉大面积铺开，凭借着超低价和新奇感，吸引了不少人体验。但很快，不少武汉人戏称它为“苕萝卜”。

只见一辆打着双闪的“萝卜快跑”在马路中间一动不动，定睛一看，“硬控”它的居然是一条躺在路上的绿色编织袋。面对这个障碍物，“萝卜快跑”一副束手无策的样子，也不会绕开它，就傻乎乎地停在编织袋前方。最终还是一位看不下去的路人大爷将袋子拿走，“萝卜快跑”终于才敢动弹。

有时候路上没有障碍物，但是路况略微复杂，“萝卜快跑”也是立马“智商不够用”了。比如在早高峰的滚滚车流里，一辆想要变道来接乘客但又不敢的“萝卜快跑”，只得在原地等待 在汽车堆里显得弱小可怜又无助。

面对川流不息的行人和其他车辆，“萝卜快跑”直接“判断”前方没有前进的空间，然后也不管这是哪儿，停车会不会造成拥堵，直接趴在马路上乖乖等待。一辆“萝卜快跑”在路口一直“礼让”了10辆来车，才抓住机会继续开动。就连旁边没什么车，只是偶然遇到了自家兄弟，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小挪一点后直接一同停下，把“有礼貌”三个大字写在了脑门上。

但有时候，“遇到问题就停下来”的“萝卜快跑”又一副莽汉的样子，哪怕前面是几乎淹没车轮的积水，“萝卜快跑”也照开不误。

此外，“苕萝卜”把“遵守规则”刻在了DNA里。比如，非要等到自己的乘客不可，哪怕后面堵车成长龙，“萝卜快跑”也不会挪动一下。再比如，说好了要给你送到目的地，那差一米都不行。有位乘客表示，自己原本准备在目的地马路对面下车，然后再走两步就到了，“萝卜快跑”却依旧坚持走到下一个十字路口，再掉头，誓要将乘客严谨地送到目的地。中途下车？ 不可能的。

(摘编自《无人驾驶汽车为什么被武汉人叫做“苕萝卜”？》)

材料二：

注： Level，简写为L。如Level0简称为L0，以此类推

(资料来源：国际自动机工程师学会)

材料三：

自动驾驶的实现，目前主要有两种技术路径。一种是以激光雷达为核心的融合感知路线，另一种是纯视觉感知路线。两种技术路线，主要就是从环境感知方面做的划分，这个环节是决策和执行的基础。

融合感知路线，这是目前国内车企实现自动驾驶的主要方式。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装载高清摄像头、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传感器，收集车辆周边信息，再配合高精度地图，做出决策。这种路线，优点十分明显：几种传感器相互配合补充，发挥各自“特长”，数据来源十分多样，这让最终感知结果更加稳定可靠，决策也会更加准确。比如，摄像头可以提供丰富的视觉细节，而激光雷达可以提供精准的距离、速度数据，还能保证夜间、大雾雨雪天等恶劣天气下的识别效率，弥补摄像头的不足。这种技术路线，最大的缺点就是贵——高精度地图和激光雷达，都需要高额投入。

专业绘制高精度地图的车辆携带的各类传感器价值不菲，平均采集成本约为1000元/公里。据悉，某公司在上海市采集了两三年的高精度地图，也只覆盖了2.2万公里，而覆盖全上海需要采集3.6万公里。此外，城市道路天天在变，有时候今天采集完数据，明天就要改，地图需持续维护才能“保鲜”。与此同时，从国家安全角度，政府也只允许厂商每隔几个月刷新一次，还要经历漫长的审核，这让高精度地图很难广泛使用。

纯视觉路线聚焦一个“纯”字——只使用摄像头来感知环境。这意味着从认识物体，到测算距离、速度等一切环境信息，都需要靠摄像头来完成。想走这条路线并非易事，车端和云端算力、算法都非常重要，因为系统要处理大量图像、视频信息，处理光缆突迎关注微信燃烧手他褐冲刺悬维驿站多的二维图片转化为三维物体，从而感知速度和距离，这些都是使用激光雷达很容易处理的问题。这个方案，其实是在模仿人的驾驶习惯：只要是眼睛(摄像头)能够看到的东西，系统就能够识别其中的信息，进而做出正确判断。想要识别得更加准确，就需要自动驾驶系统不断学习并优化驾驶决策，海量数据在这个过程中至关重要。

相较于融合方案，纯视觉感知路线最大优势就是成本更低，更有利于市场大范围推广。纯视觉路线缺陷也较明显，由于摄像头采集到的原始数据是二维图像，不包括距离、速度，车辆仅靠这些信息容易出现误判。在融合感知路线中，即使一个传感器失败或被干扰，其他传感器仍能提供关键数据，而纯视觉感知路线在摄像头遇到失效、被污染等状况时，缺乏同等级备份选项，可能会影响整体系统的可靠性。

(摘编自《杭州太动作！ 无人驾驶还有多远？》)

材料一：

艺术创造不能完全脱离以往的传统基础而独立。这在注重画学的中国应该用不着解释。能发挥新创都是受过传统熏陶的，即使突然接受一种崭新的形式，有外来思想的影响，也仍能表现本国精神。如南北朝的佛教雕刻，或唐宋的寺塔，都起源于印度，非中国本有的观念，但结果仍以中国风格造成成熟的中国特有艺术，驰名世界。艺术的进境是基于丰富的遗产上，今后的中国建筑自亦不能例外。

将来中国将大量采用西洋现代建筑材料与技术。如何发扬光大我民族建筑技艺之特点，在以往都是无名匠师不自觉的贡献，今后却要成近代建筑师的责任了。如何接受新科学的材料方法而仍能表现中国特有的作风及意义，老树上发出新枝，则真是问题了。

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除非我们不知尊重这古国灿烂的文化，如果我们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便不能忽略中国建筑的研究。

东方古国的城市在建筑上若失掉艺术特性，于文化表现和观瞻方面令人痛心，代表着文化衰落。四十年来，上海等通商大埠模仿欧美次等商业城市，多为租界外国人建设，中国市民只是附和而已。此类建筑无中国复兴精神迹象。今后虽仍需采用西洋方法建设，但应是自觉的，由专业建筑师指导，在科学结构上有艺术表现，为中国精神复兴而努力。这种创造的火炬已曾在抗战前燃起，所谓“宫殿式”新建筑就是一例。但以最清醒建筑理论来看，其不合近代科学及艺术理想。它的产生是由于欣赏中国建筑的外貌。在形式上它模仿清代宫衙，在结构及平面上它又仿西洋古典派的普通组织。细项上东西凑合且多属过去时代，不适应中国经济情形也不能普遍。这些尝试如同堆砌文字，抄袭章句，整篇结构不出于自然，辞藻也欠雅驯的文章，但这种努力是中国精神的抬头，实有无穷意义。

要能提炼旧建筑中所包含的中国质素，我们需增加对旧建筑结构系统及平面部署的认识。构架的纵横承托或联络，常是有机的组织，附带着才是轮廓的钝锐、彩画雕饰及门窗细项的分配诸点。这些工程上及美术上措施常表现着中国的智慧及美感，值得我们研究。许多平面部署，大的到一城一市，小的到一宅一园，都是我们生活思想的答案，值得我们重新剖视。我们有传统习惯和趣味：家庭组织、生活程度、工作、游憩，以及烹饪、缝纫、室内的书画陈设，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与西人相同，这一切表现的总表现曾是我们的建筑。现在我们不必削足适履，将生活来将就欧美的部署，或张冠李戴，颠倒欧美建筑的作用。我们要创造适合于自己的建筑。

在城市街心如能保存古老堂皇的楼宇，夹道的树荫，衙署的前庭，或优美的牌坊，比用洋灰建造卑小简陋的外国式喷水池或纪念碑实在合乎中国的身份，壮美得多。且那些仿制的洋式点缀，同欧美大理石富于“雕刻美”的市心建置相较起来，太像东施效颦，有伤尊严。因为一切有传统的精神，欧美街心伟大石造的纪念性雕刻物是由希腊而罗马而文艺复兴延续下来的血统，魄力极为雄厚，造诣极高，不是我们一朝一夕所能望其项背的。

艺术研究可以培养美感，世界各国在最新法结构原则下造成所谓“国际式”建筑，但每个国家民族仍有不同的表现。英、美、苏、法、荷、比、北欧或日本都曾造成他们本国特殊作风，适宜于他们个别的环境及意趣。以我国艺术背景的丰富，当然有更多可以发展的方面。新中国建筑及城市设计不但可能产生，且当有惊人的成绩。

（摘编自梁思成《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

材料二：

北京中轴线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以南北向轴线统领的营城制度。之后，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北宋东京城、金中都的中轴线营建持续演进。北京中轴线始建于元，成型、丰富于明清，发展、传承于近现代，成为逾7个世纪城市历史遗存不断累积叠压的结果。近现代以来，中轴线虽然已经不再为封建皇权服务，但它仍是北京城市建设的核心理念。

提到中轴线的研究与保护，一个绕不开的名字是梁思成。1951年，梁思成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我们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一文中盛赞“北京在部署上最出色的是它的南北中轴线……”，北京中轴线概念被明确提出。

北京中轴线的设计和建造体现了精妙的城市设计思想，其核心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以中为尊的礼制思想塑造了空间秩序，中轴线通过严谨的空间布局，突出了帝王的至高地位，创造了宏大的轴线建筑群，使老城依托中轴线对称布局，形成了独特的城市风貌。因地制宜的选址布局丰富了城市景观，元代中轴线顺应游牧民族习惯，借助天然水系确定城市布局，明清时期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严整规范的中轴线与自然灵动的水系相互映衬的独特景观。贯穿始终的城市建设主线传承了文化精髓，中轴思想在近现代持续影响着城市设计，如天安门广场的改造，以及永定门和天桥的复建等，中轴线不断发展，形成了更为壮丽的城市整体景观。

（摘编自公众号“北京中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