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作家大都在他们的青年时期，达到了自己的写作高峰。建国以后，前辈作家大都在盛年，或前点或后点都应是写作的丰收时期。他们的创作活动，若从经历的种种政治运动的精神看，可以说是从善如流。不过冷静下来想，觉得他它们后期的努力，极少超过前期的成就。

    老舍先生有个例外的壮举，那是话剧剧本《茶馆》。

    《茶馆》是他个人漫长创作生涯中的高峰，也是五六十年代剧作界的高峰，是前辈作家中少见的后期超过前期的高峰，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诸多艺术家通力合作，导演表演都上了高峰。这高峰那高峰，成了北京人艺的保留节目，老人艺的风格发挥极致的王牌剧目。因此，《茶馆》的出现，有一些个叫人思索的方面。

    比方说，这高峰那高峰的作品，却是全世界只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独家演出。据说，也有别的剧院剧团想演来着，都没有演成。那么这是“阳春白雪”了？可是北京人艺屡演不衰，不见得曲高和寡。

    随着“文化大革命”到来，这个戏当然是毒草。为资本家树碑立传也不够了，是为封资修唱挽歌，向新社会反攻倒算。既是挽歌，结尾中撒纸钱又唱又跳的一场，就成了“要害”，蝎子尾巴，黄蜂尾上针。主演王掌柜的于是之心中不安，“交代”问题道：《茶馆》原来没有这场戏，有回老舍向演员们征求意见，是于是之他提出来结尾秃了点儿，演到这里没事儿不好演了。老舍这才想出撒纸钱来的，不能全赖在人家身上。

    不久，老舍走进太平湖水中。传说打捞的人说，在湖底立着。《茶馆》也没有了“票房价值”，也立在太平湖中了。

    其实，《茶馆》第一次上演，正赶上大跃进，报上几乎没有捧场的文章。

    据说当年，有一天，北京人艺的几位艺术家，在老舍那里看见一个本子。老舍把一些还没有完成的东西与艺术家们商量。记得其中有一场戏极好，希望老舍写成一本剧本。这就是后来《茶馆》的第一幕。可是当年就传出来一句话，确实有这么一句话，老舍听了意见，说：“那就配合不上了。”

    五十年代的剧作，老舍在配合，配合婚姻法，配合选举代表，他是要宣传从“莫谈国事”到“参政议政”的。若照艺术家们的说法写下去，配合什么呢？

    现在看来，他那不少“配合上”的戏，都不能上演了，上演也没有观众了。偏偏这个“配合不上”的，还在舞台上放光彩。“那就配合不上了”这句话提出的问题，是最有琢磨头的事。

窗棂上挂串红辣椒

王长元

    村长带着那拨儿人进屋的时候，老太太正在扫地。灰尘沸沸扬扬，仿佛是鲜活的跳蚤在空气中上下跳动，弄得人眼睛迷迷茫茫。

    “那啥，顶子哪？”

    “下甸子打草去啦。”

    “啥时走的？”

    “小半个月啦。”

    “回来过没？”

    “没。”

    村长吸溜一下鼻子，“二婶，还不知道吧，顶子出事了。”

    二婶就一惊：“出了啥事？”

    “杀人啦，顶子。这不，官家正寻他哪！”

    “啥？”老太太便呆在那里，眼睛就直直地看着炕沿边上的那几个人。她这才发现其中一个戴大沿帽的已经带了绑绳和黑亮亮的枪。立马她心一颤动，眼仁儿就朝上翻过去，人便跟着向门框斜过去。几个人惊恐地奔了过去，将老太太放到炕上。

    一忽儿，老太太的鼻翅儿便扇动一下，翻转的眸子虽归了原位，但依旧是愣愣向上看着。

    “二婶，你看你啥个身板还不知道，上甚火？既是杀了人，顶子就不是原先的顶子了，那便是犯了王法。犯了王法的顶子你还伤心个甚！麻溜缓缓，人家公安局还有事情跟你说。”

    老太太眸子这才转了一轮儿，一汪亮亮的湿润便映在里面。

    看着老太太有了活气，警察就轻轻一笑，说：“老人家，您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但是儿子杀了人，犯了罪，如今又跑掉了。这，国法是不能容的。我们希望您控制住感情，配合我们来抓凶犯。否则，比如说包庇儿子、袒护儿子，那样您老人家也有罪了。按我们的经验，您的儿子还会回家来的，那时您必须报告我们。”

    “顶子真若是回家，你可得说呀！”村长眼睛觑觑着，冲着她说，“要不，那叫什么？对，叫窝藏。二婶，咱可不能糊涂啊！”

    她痴痴地点着头，两行老泪缓缓漫过面颊的褶皱，整个面庞已经全是泪水了，闪着亮晶晶的光芒。

    村长最费思索的是：她儿子若回来，她怎么告诉他们哪？他猝然发现了粮囤上那串红辣椒，眼睛立时闪出光亮，便指着红辣椒说：“对，就用它。二婶，他若是回来，您就将这串红辣椒挂到窗户上。”

    她又痴痴点点头，看了一眼红辣椒。

    顶子伏在高粱地垅沟里已经三天了。事情来得太突兀了，突兀得他只有逃到高粱地之后才想起后悔，悔自己不该为小事冲动，悔自己冲动时不该抡那镰刀。战战兢兢挨了三天，吃喝现在全成了问题，最讨厌的是那垅上的风，哗啦哗啦吹得叶子直响，仿佛有无数个脚步向他走来，把他弄得一惊一乍的……

    可是一想到出逃，他又茫然了，天下这么大，地面这么广，去哪里呢？可是，不管去哪里，在要走之前，他一定要回家看一眼老娘。

    老太太送走了那些公家的人之后，就把家里仅有的二十几斤白面都烙成饼，然后就一张一张地折叠，用纸包好，一沓一沓塞进帆布口袋里。又包了二斤盐巴，塞在缝隙处。她早已谋算好，顶子若回来，就让他躲进小南山的石洞里，过个十天半月的，看看风声，她再想办法。她相信，办法总是有的。记得，她刚十岁那会儿，还扎着羊角辫呢，就给八路军伤病员往那山洞里送过饭，想想那会儿她都从没断过伤病员的一顿饭。如今，为了儿子，她还会没有办法？

    小风轻轻拍打着窗棂，蟋蟀在墙角嘟嘟地叫，老太太迷迷怔怔刚要闩门的当儿，突然间，门“吱呀”一声开了，顶子站在了她的面前。

    老太太眼泪马上就下来了。

    顶子狼吞虎咽地吃着饼，眼睛贼溜溜地寻觑着，待最后一口食物从喉咙处咕噜一声咽下之后，他才急急地说：“娘，我看你一眼就得走了，有没有钱啥的，给我准备点。”

    老太太赶忙把裤腰子拽开，从里面掏出厚厚的一沓钱，递给顶子，说：“就这些了，都拿着吧！顶子，你要去哪里？”

    “娘，这您就不要管了。”

    “顶子，你把饼带上，到小南山的石洞里躲躲。”

    “娘，您就别管我了，我这一走，是死是活，真的不好说，啥年月能见到您，也都不敢想。娘，只求您自己保重啦！”

    “顶子，”老太太整个抖动起来，亮亮的泪珠向脸颊处滚动。

    “娘，还有一事，把咱家那把菜刀给我。”

    老太太抹了眼泪，愣了，说：“干啥？”

    顶子咬了下嘴唇说：“娘，我手头怎么也得有个应手的家伙呀。”

    “啥？”老太太倒吸了一口冷气。

    “娘，我现在已经想好，谁真若是抓我逮我，我已没有别的路了，就得拼了，反正我已是有人命的人啦，杀一个够本，杀俩就赚一个。”

    “轰”地一声，老太太就觉得脑袋像被谁猛然击打了一样，眼前金光四射，她颤颤地向前走了一步。

    “娘，快快给我取刀来。”

    老太太表面应允着他，脚步便悄然向窗前靠近，趁儿子回身的工夫，就把那串红辣椒牢牢地挂在了窗户上。

（选自2016年第7期《小说月报》，有删改）

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张尚洁

    “你好，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她望着妈妈房里的表，时针和分针在凌晨两点的空气中纠缠，模糊不清。

    床上没有一丝温度，被夜晚的风吹得冰凉。她看看空空的床，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却只传来忙音。借着手机屏上微弱的光，环视房间一周，精致的装饰品褪去了白天的招摇，隐在黑暗中，只剩下一个黑乎乎的影子。妈妈又走了，还是没有回来？工作越来越忙，应酬越来越多，妈妈已经很少回家，剩下她一个人，过着三点一线的高中生活。

    她滑坐在地板上，眼泪突然就落了下来。生活什么时候开始起了变化呢？自从爸爸去世，妈妈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从前温婉的小城姑娘突然变成了叱咤风云的女强人，支撑起了只剩两人的家庭，让房子越变越大，却让温暖越来越少。

    她想起了小时候，房子不足五十平方米，晚上三个人只能挤在一张床上，中间挂着一块软软的棉布，她和妈妈睡在这头，爸爸睡在那头，她躺在妈妈温柔的臂窝里，听着棉布那头爸爸讲的故事睡去，心里是安稳的。而现在，妈妈很少回家，她们之间好像只是靠着每月信用卡上不断增加的数字来维持关系，让她还能感受到妈妈的存在。

    “嘭——”她望向门口，是妈妈进了家门。看见她坐在地上，妈妈吃了一惊：“还不睡？”说着便走到镜子前卸妆，一下一下，露出了深深的疲惫。“学校最近还好吗？有没有什么费用要交的？”见她迟迟不出声，妈妈回过头来。“没有，我……”话音刚起，镜子前的新款三星手机闪烁起来，妈妈神情严肃地接起电话，“嗯”了几声，便抓起口红开始补妆。她望着妈妈，从来没有这么强烈地感觉到距离的存在感。“我走了，你自己……好好的。”妈妈深深地看她一眼，拿起衣服匆匆地、却又恋恋不舍地走出家门。

    又剩了她一个人。

    凌晨两点，又剩了她一个人。

    “你好，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她望着机场的落地钟，时针与分针在下午三点的空气中分离，依依不舍。

    一排排金属座椅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明亮得让人无法直视。她低头看看自己的机票，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却只传来忙音。她又低头看看自己的机票，上面毋庸置疑地印着“墨尔本，下午两点”。她闭上眼睛，没有记忆中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她想起了小时候，学校开家长会，她孤独地在校门口等着妈妈的到来，却只看见一双双高跟鞋从看起来很高档的车上下来，从两边走过。她始终寻不到属于妈妈的自行车与老布鞋。正当她灰心想回教室，身后却响起了锁自行车的声音和急促的脚步声，转头，妈妈已在身前冲她温柔地笑。长大以后，自行车与老布鞋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汽车的鸣笛声与“哒哒”的高跟鞋的声音 ， 没有一丝温暖。

    这时，一条新信息传进她的手机。

    “妈妈在开会，你自己……好好的。”

    少年时的场景又一次袭来，冰冷的门撞上门框的声音似乎还回荡在耳边。尽管是午后，阳光温暖地洒在每个人的身上，但她依然觉得寒冷，刺骨的寒冷。

    她猛地站起身，撕碎了机票，将碎屑狠狠地扔进垃圾桶。“两点飞往墨尔本的航班马上就要停止登机……”大厅中传来航班信息，却被她抛在脑后。

    从来没有问过妈妈，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地工作，努力到连家都不顾。生活可以漂泊，可以孤独，但心灵必须有所归依，难道家不是最好的依靠吗？明明是最亲的人，为什么还会有这么遥远的心的距离呢？

    她冲出机场，拦下一辆出租车，在后座上泪水决堤。

    又剩了她一个人。

    下午三点，又剩了她一个人。

    “你好，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她望着家门口超市的表，时针与分针在傍晚四点的空气中告别，清晰可见。

    楼道里安静得很，只有她的行李箱行走在地上的声音。她看看家门，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却只传来忙音。妈妈一定还在工作吧，她苦笑了一下。良久，她掏出钥匙轻轻插进锁眼，门“咔嗒”一声，开了。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回来，回到这个没有温暖的、似乎不值得留恋的家。她靠近妈妈的房间，房间里没有一丝声音。走进去，却看见妈妈蜷缩在床头，泪水簌簌地落着，在被单上印下深色的痕迹。

    远处，是被摔碎的手机。

    她蓦地愣了，心里竟泛起一丝久违的温暖。

    “妈，我不走了。”开口时是微颤的声音。妈妈抬起红肿的双眼，惊讶又惊喜地望向她。她突然懂了，妈妈是有多爱她，尽管这爱是走的另一条路，但她们依然是最亲近的人。

    她们两个人相拥在一起。

（选自《当代小说》2012年10期）

黑板擦

夏鲁平

    （前情提要：史丽萍老师是我小学时的班主任，她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学习不好的“野孩子”而放弃我，反而关心和爱护我。我想报答她的恩德，于是在班里的板擦坏了后自告奋勇要做一个板擦给她）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突发灵感，我一路小跑到家门，钻进仓房，从工具箱里找出四根半寸长的铁钉，将折叠毛毯条铺在木板上，在四个角上钉上了铁钉，黑板擦终于做成了。

    第四天上学，史老师刚走进教室，我赶紧从书包里掏出那只黑板擦，史老师喜出望外接在手里，忽然一愣，这黑板擦显然出乎她的预料，而且不是出自大人之手。她反复掂量这只稚嫩的黑板擦，指甲划向蜡笔涂上去的蓝色，说：“不错，我代表全班同学谢谢你。”史老师开始用这只黑板擦了，黑板擦擦向黑板的一刹那，我们的耳边发出了尖厉声响，是铁钉与黑板摩擦的声响，一道长长的划痕出现了，惊心动魄。全班同学好像早就琢磨起这只怪异的黑板擦，一直憋闷着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这一个划痕终于划开了他们的笑声。史老师转过身，也在笑，她肯定觉得这只黑板擦滑稽可笑，同学们于是跟着放肆地笑了，笑得我咬牙切齿，头猛地埋向桌面。在天昏地暗中，史老师敲响了讲台桌子，那是黑板擦与桌面的撞击声，她粗暴地镇压住所有的笑声，教室一下子静了，接着，史老师喊起了我的名字，让我站起身来。我站起来，耷拉着脑袋，史老师让我抬头，看同学，看老师。我万万没想到史老师泪水盈盈地愤怒着，说：“我知道你们笑什么，我为你们的笑声感到羞耻，有谁能像夏鲁平同学这样亲手为班级做成一个黑板擦？我现在宣布，期末优秀学生，优秀班干部，就是夏鲁平同学，大家为他鼓掌！”顿时，我的心又一次热浪翻滚，泪水潸然而出。

    不久，学校为每个班级分发了新的黑板擦，我做的那只黑板擦一直被史老师上课时攥在手里，她用这只黑板擦时，轻拿轻放，不再在黑板上擦出划痕。有时，她还将学校分发的黑板擦与我做的黑板擦交替使用，两只黑板擦沾满了厚厚的粉笔灰。

    第二学期，史老师离开我们班，教下一个年级。我们班新来了一位老师，何老师上课，喜欢操起学校统一分发的那只黑板擦。我做的那只黑板擦基本闲置，时间长了，被推到黑板槽边缘，与一些碎粉笔头挤在一起，我看着也几近麻木，认同了那只黑板擦本该拥有的命运。有一次，何老师写错了一个字，正站在黑板边上，随手摸向黑板槽，抓起我做的那只黑板擦，擦向那个错字，吱——黑板又响亮地现出了划痕，她的手停住了，看看这只黑板擦，皱起眉头说：“这是什么破玩意，你们以前的史老师真能对付！”一扬手，黑板擦咣地一声扔进了教室门后的垃圾堆里。

    教室里鸦雀无声，没有我想象的那种哄堂大笑，我的心一落千丈，身子一动不会动了，有同学偷偷转过头，瞥了我一眼，赶紧缩回去。教室里细微的情绪，没有引起何老师的注意，她走到黑板中间，拿起学校分发的黑板擦，退到黑板边缘，咔咔擦掉刚才没有擦完的字，继续上课。

    接下来这段时间里，何老师讲的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耳朵，我看着何老师嘴巴一张一合，脑子里错乱混杂的声响此起彼伏。几天后，更为严重的事情发生了，我成了班级里捣蛋的学生，优秀学生被刷掉，劳动委员被刷掉，我在各种课堂上摇头摆尾故意弄出怪异的响声。我成了何老师眼中重点看管的对象，让她头疼了，疼得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爽快。有别的老师上课，何老师过来趴教室门缝，偷看课堂纪律，看见摇头晃脑的我，推门进来，揪住我的衣领，拎出教室，让我在走廊站立，让我回家找家长。我背起书包离开学校，知道母亲躺在家里，根本无法出门，我父亲整天忙着促生产根本没空，抽不出身子管我，况且这事，我也万万不能告诉他。我开始逃学，我成了何老师的对立面，我与她不共戴天……

    我感觉史老师试图在找我，我不愿意再见到史老师，有时我在操场上溜达，特意留心是否有史老师，只要史老师出现，我立马逃之夭夭。

    有一天早上，我背着书包上学，走到中学校门口，竟惊讶地发现我小学时的史老师，她身穿我熟悉的粉红色的确良上衣，米黄色的裤子，站在不远处盯着我，等待我主动跟她说话。可我一言不发，也不看她，我已不是她所期望的学生了，我硬着头皮往校门里走，给她一个生冷的背影儿。

    史老师肯定心凉了半截，我就这么狠着心让我与她之间凉下去。我走进了校门，感觉史老师突然从后面追上来，我加快了脚步，直着脖子，就是不理她。史老师不再追我，她站在了那里，嘴里发出了愤怒的声响：“别忘了，你可是老师心中的好学生！”

    那一刻，我站了下来，站在那里，脑子好像蓦地从混沌中回过神儿来。

提  琴

阿城

    老侯是手艺人。老侯原来在乡下学木匠，开始的时候锛檩锛椽子。

    锛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活儿。站在原木上，用锛像用镐，一下一下把木头锛出形来，弄不好就锛到自己的脚上。老侯一次也没有锛到自己脚上。

    老侯对没有锛伤自己很得意，说，师傅瞧我还行，就让我煞大锯。

    煞大锯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活儿，先将原木架起来，一个人在上，一个人在下，一上一下地拉一张大锯。大锯有齿的一边是弧形的，锯齿有大拇指大。干别的活可以喊号子，煞大锯却只能咬着牙，一声不吭，锯完才算。

    老侯的腰力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后来老侯学细木工，手下稳，别人都很佩服，其实老侯靠的是腰。

    老侯学了细木工，有的时候别人会求他干一些很奇怪的活儿。老侯记得有人拿来过一只不太大的架子，料子是黄花梨，缺了一个小枨，老侯琢磨着给配上了。

    人家来取活的时候，老侯问，这是个什么？来人说，不知道。老侯心里说，我才不信不知道呢。

    不过老侯到底也不知道那个架子是干什么的，这件事一直是老侯的一块心病。

    老侯的家在河北，早年间地方上有许多教堂，教堂办学校，学校上音乐课，用木风琴，弹起来呜呜的很好听。老侯常常要修这木风琴。修好了，神父坐下来弹，老侯就站在旁边听。

    有一次神父弹着弹着，忽然说，侯木匠，你会不会修另外一种琴？老侯问，什么琴？神父说，提琴。老侯不知道，嘴上说试试吧。神父就把提琴拿来让老侯试试，是把意大利琴。

    老侯把琴拿回家琢磨了很久。粗看这把琴很复杂，到处都是弧，没有直的地方。看久了，道理却简单，就是一个有窟窿的木盒。明白了道理，老侯就做了许多模具，蒸了鱼膘胶，把提琴重新粘起来。神父看到修好的琴，很惊奇。神父于是介绍老侯到北京去，因为教会的关系，老侯就常修些教堂的精细什物，四城的人都叫老侯洋木匠。

    老侯因为修过洋乐器，所以渐渐有人来找老侯修各种乐器，老侯都能对付。北京解放了，老侯就做了乐器厂的师傅，专门修洋乐器。

    一天有个干部模样的人拿来一把提琴，请老侯修。老侯一眼就认出是神父那把提琴，老侯没有吭声。老侯知道，跟教会沾关系，是麻烦。因为是修过的东西。所以做起来很快。干部来取琴的时候，老侯忍不住说，您的这琴是把好琴。干部说，不是我的，是单位上的。老侯说，就是不太爱惜，公家的东西，好好保存着吧。是把好琴。

    一九六六年夏天，到处抄家砸东西，老侯忽然想起那把琴。厂里不开工，老侯凭记忆寻到那个单位去。

    老侯在这个单位里东瞧瞧，西看看。单位里人来人往，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到处都是加了碱的面浆糊味儿。老侯后来笑自己，这是干吗呢？人家单位的东西，自己找个什么呢？怎么找得到呢？于是就往外走。

    可巧就让老侯瞧见了那把琴。琴面板已经没有了，所以像一把勺子，一个戴红袖箍的人也正拿它当勺盛着浆糊刷大字报。

    老侯就站在那里看那个人刷大字报。那人刷完了，换了一个地方接着刷，老侯就一直跟着，好像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