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院无风花自飞

﹣﹣邵雍击壤体的渊源与体式

王利民

    《伊川击壤集》中的诗篇载录了邵雍的思想、学术、志愿、情感与德行，是他的生平经历与人格风范的艺术化反映。从形式与内容方面来看，邵雍所创造的击壤体既确立了文人诗的一种全新的体式规范，又凝聚了北宋时代的理学思潮，是儒门哲理诗的轴心体现。

    击壤体的形成根基于唐宋之际由崇文到尚理的学术变迁、反朴还淳的士风变易和趋于平易朴实的文风走向。四库馆臣在《击壤集提要》中对此有清晰的辨析：“自班固作《咏史》诗，始兆^①论宗：东方朔作《诫子》诗，始涉理路^② ． 沿及北宋，鄙唐人之不知道，于是以论理为本，以修词为末，而诗格于是乎大变。此集其尤著者也。北宋自嘉祜以前，事事反朴还淳，其人品率以光明豁达为宗，其文章亦以平实坦易为主，故一时作者，往往衍长庆余风。王禹傅诗所谓‘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杜甫是前身’者是也。邵子之诗，其源亦出白居易。而晚年绝意世事，不复以文字为长。意所欲言，自抒胸臆，原脱然于诗法之外。”这是在全面把握中国古代哲理诗发展轨迹和北宋士风、文风的基础上，对《伊川击壤集》所作的归纳。尽管它对哲理诗的形成和演化过程的考察显得粗略而欠准确，但它对邵雍诗歌的体式特征、创作原则的总结平实公允，富有卓识。

    邵雍以哲人身份写作诗歌，着意塑造理学的精神文化结构，自觉充当道德文化的立法者和解释者，而无意于遵循传统诗歌规则。依据传统的诗学规则对他的诗歌作艺术判断只能斫伤击壤体的文化价值和个性价值。清代何一碧在《论诗》诗中吟道：“诗家说理常嫌腐，《击壤》歌谣宜另看。”其另眼相看的应是《伊川击壤集》中有着自然景物刻画、风格清新活泼的诗篇。而这些诗歌往往在感性中寓有理性。在想象和知觉中寓有义理。如邵雍《暮春吟》：“林下居常睡起迟，那堪车马近来稀。春深昼永帘垂地，庭院无风花自飞。”诗人的从容静定气象从春日的大化流行中呈现出来。儒道两家在修身、养心问题上的总体思路是通过否定感性自我来实现精神超越，而邵雍则强调在个体生命的感性存在中实现内在超越。他认为修身是为了形体上求安，养心是为了心灵上求乐，他的《天人吟》说：“身安心乐，乃见天人。”天人合一的安乐境界就是邵雍所追求的道德化境。

    四库馆臣认为击壤体源出于白居易。这是着眼于二者流畅浅近的语言风格而言的。其实，白诗的通俗晓畅，是经过千锤百炼、作了许多艺术加工的结果。这和邵雍直抒胸臆、伫兴而就的创作方式大异其趣。在这个时代，洛阳文人多以白居易为师法对象，但击壤体所体现的理学价值原则、重意识甚于重技巧的创作原则使得它不可能成为白体诗的承流接响。邵雍本人鸟瞰诗史，仅仅标举《诗经》为诗歌典范。他喜爱陶渊明诗文，主要是钦慕陶氏的人格。和陶渊明一样，邵雍的生活和人格紧密地交织在他的诗中。其诗歌风格与生活风格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二者都以平易质朴为特征，都与人为矫饰相悖离。二人的诗都有一定的自传性，都有一种表现自我和得到理解的强烈愿望。由于本人的不断出场，诗人自身成了诗歌观照的主体，家园生活构成了重要的主题。他们那具有自我满足感的隐士形象及其特异的个性，主要是由自己的诗作塑造的。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白沙^③虽宗《击壤》，源出柴桑^④。”指出陈献章诗歌与陶诗、邵诗间的前后继承关系，同时也表明了陶诗与邵诗存在同中之异。击壤体有着突出的原创性，其体式固然和《诗经》相去甚远；其浅近的语言和陶诗的简古风格也不相同。其实，邵雍仰幕的是《诗经》的济世精神和陶诗任真自适的意趣，而没有着力追仿《诗经》和陶诗的艺术形式。

（选自2016年12月16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注】①兆：开始。②理路：道理，理论。③白沙：指明代思想家、诗人陈献章，因陈献章曾在白沙村居住，故人称白沙先生。④柴桑：古地名，是陶渊明的故里，后人便以“柴桑”代指陶渊明。

“龙城”还是“卢城”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这首传诵千古的《出塞》，抒发了王昌龄追昔抚今的感慨。一般认为，诗中的“飞将”指西汉名将李广，他长期戍守北部边境，以勇敢善战著称，匈奴呼之为飞将军，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畏惧、惊退。那么，诗中的“龙城”又指何处呢？

    历来唐诗集多作“但使龙城飞将在”。清朝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也持此说，认为“唐人边塞诗中所用的地名，有但取字面瑰奇雄丽而不甚考地理方位者”。此处的“龙城飞将”，“乃合用卫青、李广事。指扬威敌境之名将，更不得拘泥地理方位。而诗中用‘龙城’字，亦有泛指边关要隘者。”就是说，“龙城”不过是象征性的地名，并非特指某一具体城邑。

    宋朝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将“龙城”改为“卢城”。为何做此改动呢？阎若璩《潜邱札记》作了解释：“李广为北平太守，匈奴号曰飞将军，避不敢入塞。右北平，唐为北平郡，又名平州，治卢龙县。唐时有卢龙府、卢龙军。”所以龙城就是右北平，应为卢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唐诗选》即取此说，将“但使龙城飞将在”改作“但使卢城飞将在”，认为卢城即现今河北卢龙。但是，无论汉朝还是唐朝，右北平从来就没有称过卢城，只有《汉书·西域传》中有一个无雷国，其国王“治卢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显然，此卢城不是右北平。况且，《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记载的那次威震敌胆的龙城大捷是卫青指挥的，并未提及与李广有关。

    清朝孙洙《唐诗三百首》引《晋书·张轨传》的记载：匈奴曾筑姑臧城，“地有龙行，故曰龙城”。据此说，“龙城”是指姑臧城，即今天的甘肃武威。

    张际在《“龙城”考》中则认为，据《史记》《汉书》等多处记载，龙城是匈奴祭祀龙神、祖先之地，地方并不固定，但在匈奴境内统称为“龙城”。汉代史籍往往采用音译，分别写成“龙城”“笼城”“龙庭”，“龙城”可能是音近而误讹为“卢城”，两词实为同义。西汉初年，匈奴连年犯境，汉朝无力抵御，直到汉武帝时，国力强盛起来，才命卫青、霍去病等实施反击。元光六年的龙城一战，首战告捷，一扫汉朝70多年的屈辱，大大振奋了军心民心。龙城之战成为汉朝军民心目中扬威敌境、雪耻大胜的象征。李广是屡建战功、威震敌胆的英雄，是汉家大将的杰出代表。因此，王昌龄将大捷的象征――龙城，冠于西汉名将的象征――李广头上，将卫青和李广的业绩糅合在诗中，表达杀敌制胜、扬威敌境的意思。

    王昌龄取“龙城”一词，还出于音律的需要，而且字面又瑰奇雄丽，选用了他，使诗句达到了音、义、色具佳的境地。

中国网络文学自1998年发轫，于今已走过二十载。从被视作“一群年轻人写着玩儿”，到如今拥有超过1300万注册写作者、发表作品1600余万种、读者超过3.78亿人的文学样式，中国网络文学这二十年不仅有文学意义，更在文化与社会意义上成为广泛的研究对象。

    网络文学一定意义上是青年人的文学，值得热情关注，应当充分重视。网络文学兴起的背后是70年代乃至8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以及90年代出生的青年文学爱好者的迅速成长。有人甚至将网络文学形容为“时代新文化运动的先声”，网络文学的兴起能够“吹响新文明的号角”。

    网络文学需要健康说理、鞭辟入里的网络文艺批评。网络上关于网络文学的“e批评”十分热闹，这种“e批评”，是指在网上非常普遍的、任何网民都可以张贴上去的评论。与“e批评”相比，网上文艺理论、文艺批评还相当薄弱，学院式、学理式的文艺批评的声音几乎没有。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一大批学识渊深、学理讲究的文艺评论家投身其中，对这一现象及作品认真评说。

    著作权问题是关系到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难点问题。有业内人士认为，过度保护网上版权会阻碍国内网络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中文网络信息资源还处于匮乏的阶段，现有作品的数字化也是促进我国科技文化传播的一项重要任务。

    网络写手的生存环境——签约率极低。写手签约获得收益的情况如同古老的金字塔，位于顶端的人是少数，能获得大众认可，能够有作品出版的人数更是少之又少。在金字塔的底层，上传字数与收入不成比例，大量网络文学作品的作者，无任何回报，也没有签约。

    大体而言，网络文学处在自发、随意的创始过程中，还难以与传统的纸上文学相抗衡，许多作品还相当幼稚。但不少网络文学作者认为，当网络成为人们更习惯和熟悉的媒体时，网络文学将成为文学流通的重要方式。跨入电子阅读时代，网络文学在中国主流文坛依旧如空气般，存在却透明。鲁迅文学奖上网络文学全军覆没，作为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新变化是，网络小说可参评，但必须已经落地出书，且出全。按照这一规则，还未收尾的热门网络小说《盗墓笔记》未能入选。参评作品中，仅有《巴山旧事》和《办公室风声》两部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小说入围。

    步入新时代的网络文学，该坚持怎样的创作方向才能走得更稳、更长远？一是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只有正能量的作品才能立得住，作家才能走得远。今天的网络文学不再是“赤脚奔跑的孩子”，而是备受关注的“有为青年”，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一部分，网络上的创作既要遵循文学规律和网络特点，又要坚持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二是创作者需多一点工匠精神和精品意识。特别是已经成名了的网络作家，应该静下心来写点能让人记得住、留得下的作品，拒绝浮躁，抵制诱惑，追求长线效益而不是短期变现，怀着对网络文学的敬畏之心来从事创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发达的文化产业提供支撑。有学者认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第一阶段主要倚重当地特色资源开发，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在文化体制改革浪潮中大批转企改制的影视、出版行业翘楚脱颖而出。第三阶段则是以创意经济为主的时期，更加注重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意创新是文化产业升级换代的方向。经过长期开拓，我国文化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创意经济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创新驱动力。时尚产业是创意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发展程度是衡量创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并在国际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交流与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

    当今全球市场，中国元素的运用已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在国际时尚界，花鸟龙凤、水墨禅意等具有典型中国文化元素的文化意象备受关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得到了最好诠释。但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尚缺乏在世界范围内拥有足够影响力的时尚设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设计者经常只是把中国元素当作点缀进行简单移植和拼凑，缺乏对其文化内涵的深挖，难以实现传统符号和现代时尚的完美融合。只有深入挖掘中华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伦理规范，将文化因素介入时尚设计、开发，才能打造出具有独特魅力和时代风采的时尚产业。为此，应在实践中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用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时尚产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时尚根植于文化，我国独有的丰富文化资源及其独特韵味可以为时尚产业提供更多鲜活元素，给设计带来更多灵感，让时尚充满文化意涵。

    用生态文明理念引领时尚产业发展。我们应通过生态文明理念和文化创意设计的有效结合，在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引领人们生活方式不断改进。一方面，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时尚产业发展全过程。时尚产业发展、时尚产品生产必须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基础上进行。另一方面，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时尚产业，引领人们形成简约、平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使人们对时尚的追求转变为对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的美好生活方式的理性回归。

    推动时尚产业“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一、要注重文化引领。只有立足中华文化，我国的时尚产业才能更有厚度、广度和深度，才会在本质上有别于他国，展现出独特风采。二、要注重品牌建设。原创性是时尚产业的生命，品牌建设是激励优秀创作理念保护原创性的重要手段，也是时尚产业走向世界的名片。三、重视本民族文化宝藏的同时，也要积极吸收国外先进文化，推动创新资源共享、创新优势互补，不断提升我国时尚产业的竞争力和创新性，使其成为在全球范围内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力量。

（摘编自李采姣《时尚产业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创新驱动力》）

    钱穆先生曾从地理生态学角度对人类文明进行了考察。通过对比他得出一个结论，农耕文明所孕育的和平、包容、中庸、多样性等文化特征将是处于文明冲突中的人类未来的选择方向。农耕文明即以中华文明为标志。所以，重新阐述中华文明的生态思想便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是从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大地而画八卦肇始，天水的伏羲庙里立着他的塑像，这是中国人最早的文化形象：一个人矗立于高山之巅，头顶是浩瀚无穷、神秘莫测的星空，眼前是广阔无垠、连绵不绝的大地、山川，人是其中一个既渺小又伟大的存在。它说明中国文化一开始就是道法自然，是人在广阔的生态环境中确立自身的存在，而不是像亚伯拉罕那样在旷野里仰望星空只倾听神的安排。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最早的生态文化。八卦是天地变化的八种景象，理解了这一点，人类便可以顺应自然稼穑、收获、生养。后来周文王将其演变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就是一年中各种气象的循环，是自然规律。这便是《周易》的思想。根据这样一种思想，商朝时中国人确立了四季，周朝时发展为八节，秦汉时演变为二十四节。

    现在来看，《易经》不单是中国最早的生态哲学著作，也是人类最完备的生态文化的元典。孔子在编纂《易经》的各种文献后加入“道”“仁”“君子”“礼”等关键词，犹如在大河里扔下一块块巨石，使一部自然主义道术拥有了人道主义思想，也使天道与人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老子的《道德经》通篇讲了一个道理，即道法自然的治世理念，应当是《易经》之后的第二部生态文化的元典。儒家试图树立人的伦理形象，将人从自然界中区别开来，道家则从天地万物的变化中将人重新放置于自然界中观察，一正一反正好说明了人的存在的多维性。

    这种看上去有分歧的思想在董仲舒时得到了统一，他集百家之长，将旧儒家发展为新儒家，形成了“天人感应”之观念，并依循阴阳五行学说确立了三纲五常的伦理思想，这是道法自然的社会应用。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逐渐形成。后世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相区别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其整体观，即在天地之中确立人的关系，一方面根据自然生态的伦理构建人类社会的伦理，将人伦确立；另一方面，又常常将人重新放置于浩茫的宇宙之中，使人在理解天地、效法天地的过程中与天地浑然一体，忘却自己的主体性。

    中国人关于生态哲学的观念，不仅仅停留在人类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关系以及应用在社会治理和日常生活方面，而且还深刻地体现在个体生命的本体世界。《黄帝内经》是黄帝与岐伯关于养生的对话著作。表面上看，它是一部医学著作，究其实质，仍然讲的是人如何道法自然、延年益寿，因此，也是中国人关于个体生命的生态哲学。阴阳调和、道法自然是其基本原理。

    雅斯贝尔斯在考察人类轴心时期的大哲学家时发现，其他的哲学家基本都是与神交往进行思想，只有中国的老子和孔子是在道法自然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思想。而这正是今天人类生态文明时期苦苦寻找的生态思想。

（摘编自徐兆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智慧》，2018年6月16日《光明日报》）

    什么是经典？尽管我们首先会想到文学经典，但不应该忘记也有宗教经典——不同宗教的不同经典、哲学经典、政治经典、法律经典以及经济经典，它们分别表达并阐明各领域里的通行的惯例。文学传统之外的经典文本的存在使得重新评价文学经典的重要性变得具有相对性。文学经典的改变并不能直接影响我们对生命和社会各方面的想法。因为文学经典既关注人们的个人生活如爱情、孤独和死亡，同时也关注个体同他人的关系，比如他和家庭成员、朋友和同事，以及从大的方面来说，他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从历史和社会角度来说，所有文学经典的结构和作用都是平等的。所有的经典都由一组知名的文本构成——一些在一个机构或者一群有影响力的人支持下选出的文本。这些文本的选择是建立在由特定的世界观、哲学观和社会政治实践而产生的未必言明的评价标准的基础上的。这些文本被认为能够满足特定的需要，它们为人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行为提供选择，它们提供着针对人们在真实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难题的解决方案。这些选文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并被应用于教育。

    然而，经典不能只被描绘成一组文本，它的空间的、时间的和社会的维度也一定要被说明。我们不能只是表述为一个文学经典，即使是现代作品，因为我们必须明确我们心中指的是中国经典还是外国经典或者二者都是，即世界文学经典。我们必须明确我们考虑的是出于学校教育目的的相对严格意义上的选本，还是文学史或批评史上提到的相对宽松的选本，还是只是小说和诗歌中偶尔提到的文本。往往还会有一个由出版社和书店提供的更为宽松的选本，因为总有一些不受机构权力干涉的非主流作品的印刷和买卖。简言之，我们讨论的是“谁的”经典。每一个经典都有自己的地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范围，有它自己的市场，在那个范围里，它自己的些许僵化的规则调整着文学权威（教育者、批评家或其他专家）和一般读者之间的关系。

    有几种确认经典的方法。我把经典定义为一组知名的文本。经典的确立是那些参与文化生活的人所达成的共识的一部分。选本迎合了这种共识。另一种发现一个经典的实证方法是由罗格林提出的。他认为某个经典是被受过教育的读者记得并作为一种共享知识存在于他们心里的，而批评家意识到这种共享知识并会在他们的书评中不经意地提到。因此他相信文学评论家的经典是由那些在评论其他作家时常被提到的作家和作品组成。

    发现一个读者群的文学经典的一个更直接的方法是以问卷的形式来询问他们的阅读倾向，了解他们的阅读偏好。前提是假设如果他们对某些作品有一些普遍的偏好，那这些作品就被认为是这一群人的经典。

    总之，经典文本的选择是建立在一个相对清晰的标准上的，这个标准往往来自某一特定的世界观或社会政治实践。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来看，所有的经典都是平等的，但它们所得以产生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理由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有吸引力。

（摘编自童庆炳主编《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