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品的接受在过去并不被看作是重要的美学问题，20世纪解释学兴起，一个名为“接受美学”的美学分支应运而生，于是研究艺术品的接受成为艺术美学中的显学。

过去，通常只是从艺术家的立场出发，将创作看作艺术家审美经验的结晶过程，作品完成就意味着创作完成。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完成并不说明创作已经终结，它只说明创作的第一阶段告一段落，接下来是读者或观众、听众的再创作。由于未被阅读的作品的价值包括审美价值仅仅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只有通过阅读，它才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因此对作品的接受具有艺术本体的意义。也就是说，接受者也是艺术创作的主体之一。

艺术文本即作品对于接受者来说具有什么意义呢？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德国的伊瑟尔说艺术文本是一个“召唤结构”，因为文本有“空白 “空缺”“否定”三个要素。所谓“空白”是说它有一些东西没有表达出来，作者有意不写或不明写，要接受者用自己的生活经验与想象去补充；所谓“空缺”，是语言结构造成的各个图像间的空白。接受者在阅读文本时要把一个个句子表现的图像片段连接起来，整合成一个有机的图像系统；所谓“否定”指文本对接受者生活的现实具有否定的功能，它能引导接受者对现实进行反思和批判。由此可见，文本的召唤性需要接受者呼应和配合，完成艺术品的第二次创作，正如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含蓄与简洁，其有限的文字常常引发出读者脑海中的丰富意象。

接受者作为主体，他对文本的接受不是被动的，海德格尔提出“前理解”，即理解前的心理文化结构，这种结构影响着理解。理解不可能是文本意义的重现，而只能是文本与前理解”的统一。这样，文本与接受仍呈现出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文本在相当度上规定了接受者理解的范围、方向，让理解朝它的本义靠拢；另一方面，文本不可能将接受者完全制约住、规范住，接受者必然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作品，于是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误读或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解就是误读，创造也是误读，不要希望所有的接受者都持同样的理解，也不要希望所有的理解都与艺术家的本旨一致，那样并不意味着艺术作品的成功。

文本一经产生就成为历史，它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所反映的生活，都只能是过去的，而理解总是现在进行时。当我们接受历史上的艺术作品时，我们当然可以设身处地想象古人的生活，体验古人的思想感情，但我们毕竞是现代人，只能按照我们现在的心理文化结构去理解古人。当然，任何理解都只能是个体的理解，但个体毕竞是与群体相通的，所以个体的理解中也有普遍性。理解作为现实的行为具有通向实践的品格，艺术品正是通过理解走向现实，并在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不是别的，正是理解擦亮了艺术品的生命之光。

                                                                                画家画天空，背后有科学

      爱德华·蒙克的《呐喊》中，天空充满了红色的颜料，它们像一大块黏糊的东西，看起来如此沉重，似乎即将冲压下来。这夸张的色彩也许不是画家的随意泼墨，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物理学家唐纳德·奥尔森在《天空和望远镜》杂志中指出，蒙克画中的红色天空，也许是一种自然现象。

      那些传世画作往往反映了真实的气候环境情况。希腊气象局科学家赫里斯托斯·泽雷弗斯所带领的科研小组也做了类似的研究。他们搜集了554幅日落油画和水彩画。这些画作分别出自181位著名画家之手，其中包括法国印象主义画家德加、奥地利画家克里姆特、荷兰画家伦勃朗、德国宫廷画师鲁本斯等。最后把他们的研究论文发表于《大气化学与物理》杂志上。该论文分析了16世纪以来554幅描绘日落景象的名画中红绿两色的使用频率，结果表明，在过去的100年中，大气中的悬浮颗粒物浓度一直呈上升趋势。他们认为，由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造成的大气中粉尘含量上升，会阻碍阳光进入大气层，导致全球暗化。

      英国伯明翰大学气象学家约翰·托宁多年来也一直在苦心研究各个时期英格兰各地的天气状况，他意外发现莫奈旅居伦敦期间的作品为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莫奈创作于那时期的画作中，展现了阳光在泰晤士河上跳跃闪耀，天空呈现出奇异的色彩变化。约翰·托宁想到，这些丰富的颜色并非出于莫奈头脑中的艺术幻想，而来自于真实的伦敦生活。那漫天黄色，应是高硫含量的煤燃烧后烟尘和硫酸盐颗粒散布到空气中，成为水蒸气的凝结所致，在此条件下形成的雾霾比自然形成的雾更为持久。比较巧合的是，狄更斯在反映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小说《雾都孤儿》中也写道：“在城市边缘地带，雾是深黄色的。靠里一点儿，是棕色的。再靠里一点儿，棕色再深一些。直到商业区的中心地带，雾是赭黑色的。”

      科学家并且还去做了验证，选取莫奈1898—1900年间创作的9幅作品，结合他同一时期的信件和日记，与美国海军天文台的数据对比。令他们惊叹的是，莫奈身为艺术家，却如同科学研究者一样，一丝不苟地记录了创作日期及太阳所处的位置，绝无臆造。所以印象派大师的确是非常可信地用手中画笔将伦敦当年的绝世光影留存于世。不过印象派大师的绚丽色彩，可能来自PM₁₀之类的大气污染物，想到这点不免让人有点沮丧。

（节选自《北京青年报》2015年1月23日，入选本试卷时，有删改）

    对于先秦时期的人而言，神拥有极大的权威，而人则对其心怀敬畏。《国语·楚语下》便记述楚国大夫观射父之言：“况其下之人，其谁敢不战战兢兢以事百神！自公以下至于庶人，其谁敢不齐肃恭敬致力于神！”

    在很多情况下，先秦典籍所提及的神只是泛称而已，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类别和形象。幸运的是，《国语》中的一段叙事为我们提供了了解神之具体情况的机会。在《国语·周语上》中，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周惠王便就此询问内史过。内史过回顾了王朝兴衰之时的诸神：“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耹隧。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其亡也，杜伯射王于鄗……若由是观之，其丹朱之神乎？”内史过列举的诸神包括融、回禄、梼杌、夷羊、鸑鷟、杜伯以及此次降于莘的丹朱之神。诸神都是何方神圣？依照韦昭的注解，融即是祝融，《郑语》中称其是黎，也即是《左传》所说的颛顼氏之子；回禄本名吴回，是火神，又有说其名黎，与祝融为同一人；梼杌是鲧，即禹的父亲；夷羊是神兽名；鸑鷟则是凤之别名；杜伯是周宣王大臣，被其冤杀；丹朱则是尧之子。

    由此可知，至少在这段叙述中，可进入神这个序列中的，不仅可以有夷羊、鸑鷟等神兽、神鸟，还有宗神人神，即使人死之后同样可以被称为神。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神灵，如《周语下》记载东周王城边的谷、洛两条河交汇在一起，周太子晋称之为“二川之神”，可见神也包括河神之属。因此，《国语》中的诸神首先包括祖先神，人鬼亦可称为神，还包括自然神，如河神等，而神兽、神鸟之属也可称为神。

    在《国语》中，诸神很多都拥有某种形象，并以其形象降临人间。有神兽、神鸟状貌的，还有杜伯为人形而“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而鲧则在另一处《晋语八》的相关记述中化为黄熊的形象。内史过所说的丹朱凭依王后之身而生穆王，与历史上众多的感神迹而生的故事大体类似，而从“夫神壹，不远徙迁”，以及之后派丹朱之后狸姓往祭来看，对丹朱的祭祀也符合“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规则，因此丹朱大致属于宗神之列。依据殷商至周的宗祖神观念，他们死后都是在帝左右的，《国语》也多有这类叙事，如《晋语二》记载作为天之刑神的蓐收是少皞氏之子该，开口即是“帝命曰”。在虢公梦中，蓐收的形象是“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于西阿之下”。而之所以知道此神是蓐收，主要是因为史嚚据虢公梦中形象占卜所得。既然可以通过形象而知道神名，这也说明当时人们对于某一神的形象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其实，《晋语八》鲧化为黄熊的事例也是如此，晋平公生病而梦到黄熊，郑国大夫子产根据黄熊的形象而知此神应为鲧，并建议其祭祀夏郊。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既然需要通过多识多闻之人的介绍才能知晓神名，这同时也说明当时人们对于诸神形象还没有形成普及性的知识。

(摘编自张永路《<国语>中的诸神形象》，有删改)

人物品评在我国发轫甚早。《尚书》中“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把人分为正直、过于刚强和过于柔弱三类。《诗经》有对“君子”品德之良善、神态之庄重、胸怀之宽广、威仪之显赫的赞叹。春秋时叔孙豹提出著名的“三立”说，认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既为士人提出了实现人生价值的目标，也隐含着对不同人物的品评。

    先秦诸子从各自学说出发，对人物个性修养或境界进行品评。孔子重视“知人”，根据德行修养将人物分为“中行”“狂者”“狷者”“乡愿”四等，强调“听其言观其行”。孟子提出通过眼神观察人品邪正的品鉴方法，主张了解人物所处时代背景，“知人论世”。

    先秦时代还诞生了与人物品评密切相关的谥法和相人术。谥法是指帝王、贵族、大臣、士大夫等死后，依其生前事迹评价褒贬、给予称号的一种制度。谥法产生于西周初年，废止于秦，复行于汉，历代沿用，直到清帝逊位才废除。帝王谥号由礼官议上。贵族、大臣死后定谥，一般先由亲友向朝廷呈“行状”，提请求，然后由礼官依死者生平功过，按谥法议谥，最后呈报皇帝定夺，下诏赐谥。士大夫死后由亲族、门生、故吏自行命谥，称私谥。谥法可以看作一种制度化、特殊场合使用的盖棺论定式人物品评，是我国封建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区别尊卑、惩恶扬善，历来被视为“国之大典”，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

    相人术是通过探察人物骨骼形态、音声大小、毛发颜色以及某些特定部位凹凸等体貌特征，预测人的吉凶祸福贵贱贫富寿夭等的一种方术。相人术虽长期处于民间地位，受到质疑批判不少，但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严密的理论体系。就理论基础和思维模式而言，相人术与人物品评都是从人物仪容、举止等外在表征出发，探究人物内在品质或未来命运。而相人术是预知人物的富贵寿夭，人物品评是体察人物的德性才能。汉魏人物品评的兴盛，与当时流行的相人术不无关系。

    汉代以来，官方主要以“察举”“征辟”方式发现、选拔和任用人才。这就使人物品评与厚风俗及现实政治有密切联系，受到社会关注和重视。汉代不少歌谣谚语涉及人物品评，足见风气之盛。曹魏政权继承曹操以才用人思想，制定“九品中正制”，在各州或郡县设置大、小中正官品评人才。这样，如何分析考察人物的才能并划分等级、予以任用就成为现实政治问题。随着门阀士族势力扩张，九品中正制逐渐沦为形式，人物品评的政治意味慢慢淡化，而对人物才情风貌的审美品评发展起来了。《世说新语》较为集中地反映了魏晋时期审美性人物品评的状况，堪称审美性人物品评的渊薮；审美性人物品评大体包括“才情、思理、放达、容貌”四个方面。魏晋人的审美品评与原先政治性的品评相比，不是诉之理智分析，而是诉之直观、想象和情感体验的。这种转变对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催生了《诗品》《画品》《书品》《棋品》《曲品》等一系列著作。

（摘编自陈斐《人物品评》）

    与西方感性、理性两分的格局不同，在儒家学说系统中与道德层面相关的要素共有三个，即欲性、仁性、智性。欲性负责人的物质部分的生存；仁性指孔子的仁，孟子的良心，也就是传统中所说的道德本体；智性原本指孔子学诗学礼学乐的思想，泛指人与道德相关的一种认知性向。在这三个要素中，与成就道德直接相关的是仁性和智性。从一定意义上说，道德学说即是如何处理仁性与智性相互关系的一种学说。

    在仁性与智性的关系中，首先要关注的是仁性。创立仁的学说是孔子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孔子关于仁的论述非常多，但这些论述只是随宜指点，并没有说明仁究竟是什么，也没有讲清仁究竟来自何处。这两个问题是由后来的孟子解决的。孟子以其大智慧，创立了性善论。性善论表面看只是讲人性之善恶问题，其实是要解决仁是什么以及仁来自何处的问题。为此，孟子提出了一个核心的概念，这就是“良心”。“良心”一词尽管在《孟子》全书中仅出现这一次，但意义重大。良心即是道德的根据，又是性善的根本理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孔子的仁，还是孟子的良心，性质并无二致。我将其统称为仁性。

    仁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伦理心境”。所谓“伦理心境”是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在内心结晶而成的一种心理境况和境界。这是我在孟子研究中独创的一个概念。我创立这个概念主要是想说明：人的道德根据主要来自社会生活的影响和智性思维的内化，是后天，而非先天的。要对道德根据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必须承认这个前提。虽然“伦理心境”来自后天，但又具有先在性，即所谓“后天而先在”。但光有“伦理心境”还不行，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仍然无法说明“伦理心境”以什么为基础的问题，也无法说明“伦理心境”为什么对人天生有吸引力的问题。为此我又提出，仁性还有另一个组成部分，我将其叫作“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简称“生长倾向”。所谓“生长倾向”是指人作为一个生物天生具有的一个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保证人可以成为自身，同时也有利于其族类的健康繁衍。“生长倾向”与“伦理心境”不同，完全是先天的，因而是先在的，我将这种情况叫作“先天而先在”，以与“伦理心境”的“后天而先在”相区别。一个是“伦理心境”，一个是“生长倾向”，将这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就可以对仁性提供合理的说明了。

    在仁性与智性的关系中，同样不能忽视智性。仁性和智性的关系之所以要紧，一个重要原因是智性对仁性既可以有好的作用，也可以有坏的影响。从好的方面说，如果智性发达了，不仅可以认识道德的法则，而且可以“以其然求其所以然”，“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对仁性进行反思，使之达到自觉的程度。康德在建构其道德学说时，希望将普通的道德理性上升为哲学层面，提高到形而上学的调试，所蕴含的意义正在于此。但必须清楚地看到，智性对于仁性也可能发生坏的影响。智性与仁性是一个辩证的关系，智性必须在仁性的基础上进行，虽然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超越仁性的范围，达到更高的程度，但仁性这个基础一刻也不能脱离。如果没有仁性这个基础，智性就没有了凭借，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很可能会对仁性造成根本性的损害。

（《云南大学学报》）

中国古代的健康观

谭华

健、康二字，分别见于殷商时代。“健”字偏重于指精神和意志的坚强，《易经》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康”字初见于《尚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康”字的意思偏重于指身体的健康无疾，非常接近于今天“健康”一词的含义。

古人认为气是健康的本质和基础。阴阳二气在人体内外不停地流动运行、人体内阴阳二气的平衡与和谐，就是健康状态的基本表现形式，也是健康长寿的基本要求。具体说来，体现为和、动、度三个字。

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中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核心范畴，对于中国文化有非常深广的影响，也同样为历代医家及养生家所推崇，如董仲舒就说过这样的话：“能以中和养生其身者，其寿极命。”不能做到“和”，还会危及生命：“反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

“和”就是指不偏离常态，不过分。“阴阳并毗（毗，即偏），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之形乎？”“和”又有平正的意思。《管子·白心》说：“和者，天地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匆之所生也。”总而言之，“和”意味着阴阳二气的调和、流通。“和”的状态是通过阴阳二气的流动、运行、升降而实现的。

把“和”即健康这一看法发挥得最清楚的还得数《黄帝内经》。《内经》把人体内部的阴阳平衡看作是健康的基础；一旦平衡被打破，健康也就同时被破坏了。

天地之气在不断地运行流动，人自身新陈代谢的生命活动也在不断地进行着，因此，阴阳之气也就在人体因时、因地、因气象的变化而变化。阴阳的平衡和调和状态也就不能不时时有受到扰动乃至破坏。《内经》把“气”的这种运动归纳为“升、降、出、入”四种形式：“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字。器散则分之，生化息也。”所以，古人主张在动态中把握平衡、进而实现中和的状态。

动态平衡的关键是把握“度”，即把握事物发展变化以及自身因应变化的最佳程度。

恪守中道的孔子早就认识到了度的重要性，所以他说：“过犹不及。”似乎孔子也已经注意到了“度”与养生长寿之间的联系，《论语》中记载：“鲁哀公问于孔子‘有智者寿乎？’孔子曰：‘然。人有三命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佚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孔子所说的时、节、度，都是限度、程度的意思。

大体上说，古人对于如何把握“度”有三种不同的态度：

以儒家以及《管子》为代表的一派，强调“过犹不及”，主张通过控制自己不要逾越规矩来达到保持“中和”的状态。《荀子》说：“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则触陷生疾。”用“礼”来规范自己的饮食起居，就会达到“度”的理想境界（“和节”），否则就会发生疾病，危及健康。

道家以及后来的道教则主张清静无为、顺天法道，自然而然地达到符合自然规律的结果。在他们看来，“度”实际上就是作为天地万物本原的“道”的自然状态。“道”是自在无为的，只有自然无为才能实现适其“度”。

《吕代春秋》以及古代医生们则大多主张积极地去认识世界，认识规律，从而达到知度守节、应时而动的境地：“天生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汉末三国时神医华佗则进一步把“度”解释成人体运动的“度”这就使他比别人更加接近事物的本质了：“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不当使极”就是“不要过度”的意思，华佗还具体提出了因人而异掌握“度”的标准，即活动到“怡而汗出”的地步。

总而言之，按照传统的看法，人、社会、自然是一个统一的和谐整体，它们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复杂联系。这种统一的基础是“气”，它们之间的联系也是通过“气”的运行流动变化来实现的。人们为了实现健康长寿的目的而进行的种种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和保持这种和谐统一的状态。

（节选自《明清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