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一个最首要的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性情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在性情和情感方面是最发达的。性情是属于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之间的，而情感是属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当然有时我们并不严格区分两者。

    性情乃是由心而发，由“心性”而生。这种性情是独立的、自我欣赏的、悠闲自得的，然后外化为各种自然的事物上，使这种性情显得更加精微、更加深刻。例如，只有中国人才有“梅兰竹菊”这样精致高雅的性情的外化物，梅之凌霜傲骨、兰之清逸雅致、竹之高风亮节、菊之淡泊不拘，无不对应着中国人独立的性情人格。中国的诗是抒情的，中国的画是写意的， 中国的琴是直达心灵的。梅兰竹菊自有其精神，琴棋书画自有其性情。中国人的饮食也是最丰富和最讲究的，中国人讲究色、香、味、形的完美统一。中国人饮茶叫“品茗”，而西方人却是“喝茶”。只有带着性情才能是“品”，而满足生理就只能叫“喝”了。中国的陶瓷之所以精美，是因为它和制作者的情感是一一对应的，是带着性情、带着神韵的。中国之所以有精致的刺绣，也是因为其中蕴涵有中国人精致的情感。中国的景观、建筑、亭园，无不对应着中国人精微雅致的性情和情感。中国人的审美观是性情化的： 当一个事物和一个人的性情、心性和心灵相通的时候，便产生了中国式的美，也只有这时才产生中国式的美。

    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化的这种“性情化”放到世界文化中去比对，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就世界文化而言，可以分别以西方、印度、中国为标志，基本上划分为三大类型，它们反映的文化特性分别是“物性”、“神性”和“人性”。

    西方文化将“物性”表现得非常极致，他们的物质文化非常发达，而物质文化的手段——科技，也相应的可以非常发达。西方设计的许多制度特征也是“物性”的，尽量排除人的情感因素。西方所说的“自由”是指人身及其行为的自由，而中国人的自由更多是“心性”的自由。西方文化的“物性”更多的是满足人的生理上的需求。

    印度文化则将“神性”表现到了极致。这里的神性指的是人的“精神”上的最高程度。佛教就是在印度诞生的。但西方也有宗教如基督教，为什么我们只把印度文化称为“神性”的呢? 因为只有佛教才要求将人的精神提高到最高的境界，要求人抛弃世间的一切俗念，那就真的是“纯精神”的了。印度文化的“神性”满足人的精神和信仰上的需求。

    中国文化则将“人性”表现到了极致。我们经常说“人性化”，其实真正的人性化就是人的心情和情感达到最愉悦的状态。中国文化的“人性”是性情化的，它从根本上满足了人的心理上的需求。而且，中国人似乎也最追求这种情感和心理上的需求。这种情感和心理需求是和生活紧密相连的，同时又高于生活，但没有到达印度神性文化中超脱世俗的、纯精神的层面。

（节选自《人民文摘》《论中国文化的魅力》）

易水不寒

卢世龙

    在漂泊与寻找之间，我总会有意或无意地感到岁月就像一条河。尽管河的左岸是难以释怀的记忆，右岸是充满玄奥的无穷未知，但河里飞快流逝的绝对是人的鲜活生命。

    对于易水河的膜拜，源自一位名叫荆轲的英雄。世间孤胆除暴的好汉多得很，然荆轲明知有去无回，仍临河高歌，绝尘远行。慷慨悲壮，不但成就了英雄，也成就了易水。

    那时，平静的燕国，大地常绿，燕山常青。冬日里，雪花大如席，漫天落下，给茫茫山岭笼罩厚重冰盖。然后，春夏之季，慢慢融化。条条涓流融入易水河道，汇成清澈透明的涟漪，抚慰鲜活的水草游鱼，抚慰多姿的大地生灵……

    人生不过是一场漂泊，并无意义可言。而寻找精彩的漂泊方法，给灵魂一个好的归属，或许便是做人的意义所在。

    英雄去了远方，那里是另一个世界，谁也无法知道那边是个啥模样。不过，英雄和筑而歌，仰面痛饮，登车壮行的易水仍在，仍是千秋万代子孙们感受英雄精神的场所。物欲盛宴下的人群，没有人文精神壮骨活血，往往迷失自我。

    没错，面前的易水河，枯草杂存，乱石遍地，更像平缓沟渠。它非但无水，反倒让人燥热难奈。如此沧桑，或许是在证明，伴随时间河流消失的，更有自然河流。如同一个小小的“！”号，我再怎么疲惫不堪地为她奔波，也注定只会留下慨叹。使劲揉搓眼睛，擦拭满脸汗泥后，便想，这黄沙漫天，黄尘遍地的世界，真的是英雄所要拼却宝贵生命捍卫的家园吗？历史长风，蔓延一沟惆怅。既然眼睛看不到水，就用脚去看吧。尽管步履沉重，我仍打起精神，奢求收获易水对我的哪怕点滴馈赠。顺缓坡而下，我将苍凉枯槁沙沙踩伏大串印痕，它们也在我的裤腿留下道道黄泥标志。有沙粒相继入鞋硌人，有顽石偶尔跌撞绊人。但生活路上的磕绊再怎么复杂多变，我们也不能因之忘却既定目标。我屏息直奔河的中心地带……不远处哄地飞出一只小鸟，吓一跳。原来，水是有的。密集枯苇菖蒲，裹挟一线时断时续的浊流，浮些黑不溜秋的塑料泡沫，猛一下还难看清水的模样。原来，似无却有的水，蜿蜒于沟心草丛，时不时蜷个凼，积成汪。

    我轻轻提起裤管，悄悄蹲下身去，生怕一不小心，扰乱这脆弱的宁静。慢慢拨开漂浮物，但见水底融着厚厚的黑色汁液，仔细瞧，怎么也看不清凼的底部是个啥模样。这简直就是中国历史的翻版——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把底牌给藏着掖着……可我依稀看见，水中有个秃秃的圆球，悬浮不定。人或许是生着一双什么样的眼睛，看到的事物就会是什么模样；也或许是身处什么样的环境，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事物。醒过神来，才知那是自己的脑袋。世界真是越来越莫名其妙，对照浊流看自己，原来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正感慨着，右脖颈生生地酸痒起来。抬头，满天沙尘纠结菖絮和杨絮，如城市噪音，一阵紧接一阵疯狂地扑来。我将眼睛眯成一条缝，它们却魔鬼般钻进衣里，某处发痒，浑身难奈。这世间呀，人有什么样的追求，就会出现什么样的家园。所有追求，都直接影响人格发育。且人们让河流沧桑不堪，成了河不河鬼不鬼的样子；河流便让人们痛苦不堪，活得有话说却无处诉说地憋屈。于今的燕山系脉，恰似难于收拾的乱石堆；而纤毫般的易水，更像它的一行辛酸浊泪。

    我站在干枯的河床上，完全是在亲近易水河的残骸。

    一条以水承载人文精神的河流，于今连水都没有了，这失去的又岂止是蓬勃生机，它更是全部的精华和荣光啊。

    在华北平原的广袤背景里，易水显然不够小鸟们饮用。游人满怀肃穆接踵而至，满目苍凉，易水不寒，心寒。

    适有老汉路过，见我一身狼藉，面露哂容。遂问，这是易水河吗？答，那是荆轲塔，不是易水河是啥。这河三十年前还清水滔滔，断流也就近些年的事哩！顺老汉手指方向，山坡一座灰不溜秋的塔儿，孤立尘暴之中，情形酷似荆轲他老人家伫立云层，默默静观华夏众生茫无头绪地折腾时光。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岁月长河里，这次生命实在过于短暂，寻找生命作为的机会便更加宝贵。舍个人生命，挽民族大厦于将倾也好，照亮他人行程也罢，给予他人福祉也行……生命的漂泊，原是个实践过程，只有及时而认真进行把握，才能找到真正意义的价值归属之地。（有删节）

    美和伦理、经济等概念不一样，美更多涉及人对事物的情感评价，而且这种评价均趋于正面。以此为背景，审美的超功利性促进人追求雅化生活并对生活抱理想态度，这些都天然地通向一种健康、乐观、高尚的道德情操。也就是说，审美不是道德，但它却天然孕育并涵养着道德。

    中国传统文明萌芽于上古时期的巫史传统，但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上古的“巫”并没有发展出对后世文明产生强大统摄作用的宗教，而是显现出更理智清明的特点。这一特点的表现就是以美善相济作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念的确立始于西周时期周公的制礼作乐。礼主要涉及道德伦理问题，但由其昭示的人的行为的雅化和群体活动的仪式化，则是审美的；乐是中国社会早期对诗、乐、舞等艺术形式的统称，它预示的心性、社会乃至天地人神的整体和谐，却指向伦理性的至善理想。虽然按照现代学科划分，美与善之间存在分界，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论述中，两者却是混融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美与善之间仍然存在差异。比如在《论语·八佾》中，孔子评价上古乐舞《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则“尽美矣，又尽善也”。这一方面说明美的未必就是善的，另一方面则说明善必然是从美出发的善，美对于道德之善而言具有奠基性和先发性。正是因此，自孔子以降，中国儒家主张以审美教育涵养道德教育，即以美储善。

    中国传统儒家强调美对善的生成和涵养作用，同时也强调善向美的二次生成。人们相信，人的内在道德品质与外在形貌具有一体关系，良善的本性总会以美的形象向外显现。基于这种看法，孟子认为涵养内在的“浩然之气”是培育君子之德的要务，被这种道德化的浩然之气充盈的状态就是美的状态。

    当代的儒家伦理学研究中，人们习惯于将中国儒家关于美、德关系的看法限定在个体化的人性养成方面，但事实上，它却具有家国天下的广远视野。按《诗经·泮水》等文献，起码在春秋时期，中国即存在完整的国家礼乐教育体系，天子有辟雍，诸侯有泮宫，民间有痒序。宋元以降，借助话本和曲艺等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礼乐精神更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弘扬。

    要而言之，在中国古代，美一方面涵养道德，另一方面引领道德；它在个体层面涉及“以美立人”问题，在国家层面涉及“以美立国”问题。从中国历史看，由儒家确立的社会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之所以具有纵贯数千年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它借助美和艺术深化了道德的人性基础，活化了社会伦理秩序，软化了诸多人伦规则的机械和僵硬，使其更合乎人性和人情。认清这一点，有助于更深刻地体认美育之于中国当代学校乃至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有助于为国家道德建设开启出一条更趋行稳致远的道路。

(摘编自刘成纪《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美”与“德”》)

    任何哲学思想的产生都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然后随其发展而不断得到发展。中国的“天人之辩”思想即产生于中国古代相对发达的农耕文化基础上。古人缺乏对自然、科学的理解，看到闪电会非常的害怕，他们认为是不祥之兆；有雷雨的时候，人们以为是老天爷伤心了。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古人就把这些自然现象归结为上天的旨意。可以看出古代“天人之辩”思想中迷信部分的产生是有一定的基础的。人民的愚昧无知使“天人之辩”思想更加根深蒂固，而中国古代对于农业的重视引起了中国古代哲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懈探讨，“天人之辩”就是中国古代争论最多的核心论题之一。

    夏商时期社会生产力低下，农业生产技术手段落后，自然环境对于农业生产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这一时期的“天人之辩”主要表现为人对于天的绝对依附关系，人们提出了“天命”的观点。天命有认命、屈服于上天的意味。如夏商统治者的“天命天罚”思想，即统治者将自己神话为上天的子孙，并承接“天命”对臣民实行统治。如臣民违反其统治，即被视为违抗天命，理应得到上天的惩罚。这一思想是这一时期“天人之辩”的集中体现。

    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出现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文化上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天人之辩”思想也随之繁荣和发展。汉代独尊儒术，在天人关系这一问题上，提出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新的神学天命论。李世民当政期间，出现蝗灾，他把灾难归于自己而痛哭流涕，其实这只是君主为了安定民心的一种策略。在中国古代的“天人之辩”体系中，一直并行着两条根本对立的哲学路线，即以孔孟、董仲舒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天命观和以荀子、王充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哲学观。这两条路线构成了中国古代关于天人关系诸种学说的核心和基础。

    古代哲人在天人关系上的争辩有现实的积极意义。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的和谐相处，这对于纠正当代那种把人与自然截然对立起来，主张以人为中心向自然开战的错误观点，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儒家所主张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注重人生价值的特点，主张每个人都要最大化的发扬自己的善性，这对于遏制当代膨胀的物欲和拜物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天人之辩”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对于冲破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激励中华民族崛起具有重要的意义。

（节选自《论文网——试论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之辩”》有删节）

山楂林

张炜

早晨，莫凡起得很早，他读《木兰辞》：“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阿队听着听着，再也无心织网，咬着竹梭儿笑了。她要过书来看着，很费力地读出几个字，咕哝了一句：“这么多的笔划儿，谁能念得出啊！”

莫凡有些惊讶地问：“你现在读几年级呀？”

“四年级。”

莫凡失望地说："那你什么时候才能读完高中去考大学呀？”

阿队笑着嚷道：“谁考那个‘大学’！大学里有芦青河吗？有那么多小鱼大鱼，那么多鸟儿吗？能捉迷藏吗？俺哪里也不去，俺就和爷爷在茅屋里住一辈子。”

莫凡不做声了。他心里在为这个聪明的姑娘惋惜。

晚上，林子里静下来了。一阵清风吹过来，使人觉得凉爽舒适极了。阿队领莫凡走到河滩上。河水在“哗哗”地响着。阿队大声嚷着，像唱歌一般：“‘不用爷娘唤女声，但闻芦青河水鸣溅溅……’”

莫凡兴奋了。他问：“你刚听了几遍《木兰辞》，就全记下了吗？”

她真的从头背了起来！除了个别字音咬得不准、个别句子颠倒了外，其余的全对！

他非常激动，连连说：“阿队！你用劲儿学，你会学得很好的！”

阿队有些惊讶地看着他。停了一会儿，她笑着说：“咱不，咱要回山楂林……”

“为什么非回山楂林里不可呢？”莫凡有些说不出的失望。

回去的路上，莫凡一个人想着心事。阿队却时时打断他的思绪，她看见一棵高高的大山楂树，就说：“这是林子里最高最大的一棵树，爬到树梢上，能望老远老远！”莫凡心一动，和她一块儿往大树尖顶爬去。

他们坐在树顶的一个粗杈儿上，四下里看着。啊，这就是芦青河边的夜啊，那广阔的原野上，一盏盏灯光、一簇簇篝火。号子声从远处隐隐传来，是各种各样的嗓子喊出来的。那很远很远的地方，几点簇在一起的星星闪烁、明灭。

莫凡把目光转向另一边，立刻惊住了！那一两公里之外的地方，竟真真切切地燃烧着一座火焰山！

阿队告诉他：“这是座矸石山，是开煤矿挖出来的土堆成的。”

莫凡望着那燃烧的矸石山、山旁那雄伟的井架，轻轻地点了点头。他又问：“工人们挖到山楂林这儿怎么办呢？”

阿队着急地嚷开了：“哎呀，爷爷不会让的！我赶他们走……到那时候，我拿棍子啊，爷爷打猎枪啊……”

莫凡盯着她的脸，沉重地说：“开发煤田就是开发能源——你懂吗，小阿队？你的棍子、还有爷爷的猎枪，能阻挡得住现代化的滚滚洪流吗？”

这个夜晚，阿队久久没有睡去。半夜了，还可以听到她的啜泣声。

莫凡知道她在哭她的山楂林。

早上起来，阿队的两眼有些红肿，她直等他松闲下来的时候，才走上前去，她问了一句：“煤矿要怎么开采，谁管了算呢？是个大干部吗？”

莫凡摇摇头："不，是工程师，是他设计的。”

阿队生气了：“俺们自己的地方怎么还要别人来‘设计’啊？自己就不能‘设计’吗？他‘设计’，他知道芦青河有多么好吗？他知道山楂林有多么大吗？”

莫凡听着听着，突然眼睛一亮。他说：“你来‘设计’吧！你知道芦青河有多么好、山楂林有多么大——可你是工程师吗？”

阿队急得要哭了，嘴里连连说着：“我……我……突然，她把披在肩上的头发使劲一甩，转身向着前面跑去了。等那身子渐渐隐没在一片浓浓的绿色里，才传过一声长长的呼喊：

“我要做工程师。”

“工程师……工程师……”山楂林发出了一声声回应。

莫凡要回省城了。山楂林！芦青河！昔日印过他的脚印、洒过他的汗水，今日又牵动着他新的情思……

“阿队，我要回城了。你要好好学习，要有志气！”

阿队没有说话，依旧摆弄着手指。

莫凡看着她一头乌亮的头发、那两溜儿扑闪的长睫毛，他轻轻问：“阿队，你，这会儿在想什么呢？”

阿队停了一会儿，抬起头平静地说道：“……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

莫凡笑了！他望着河水说：“你骗我，你刚才也‘思’了，也‘忆’了，对不？”阿队诚实地点点头，说：“我在想，我今后要使劲儿学！我都十六岁了，我一年学别人两年的课，能行吗？”

莫凡语气坚定地说：“行！你知道你有多聪明！你一定会追上去的。”

（有删改）

材料一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0）先后对“粮食安全”作过三次定义，分别是1974年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1983年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以及1996年的“让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充足的、安全的和有营养的食物，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粮食安全的早期定义仅限于供给层面，主要强调国家和全球的粮食供给。但研究发现，由于粮食没有得到合理分配，以及在获取食物上存在物质、经济或社会文化方面的种种障碍，导致国家或全球充足的粮食供给本身并不能保证家庭的粮食安全，这使得1983年的定义将重点转向家庭和个人获取食物的问题，对粮食安全的政策关切逐步将收入、支出、市场和价格因素纳入考虑。第三次定义进一步拓展了粮食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内涵上将食物的卫生和健康标准以及营养平衡纳入考虑，外延上则引入人权和社会文化等因素。

由于许多国家数据收集系统不完整，加之政策背景差异，进行全球粮食安全评价面临较大的挑战。目前，数值模拟、试验方法和统计模型是国际上粮食安全评价常用的三种基本方法。

（摘编自《社会科学文摘》2020年第4期有删改）

材料二

我国是世界上仅有的5%能够实现粮食自给的国家之一，但国外风险已跨越有形壁垒深入影响我国粮食产业发展。表现为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国内市场受到挤压，粮食“三量齐增”（高产量、高进口、高库存）现象依然存在，饲料及国内畜牧业受国际大豆市场价格传导影响大，外资粮企已逐渐竞争布局我国粮油市场等。为此，我国“粮食自给”战略不是尽量减少全球联系带来的风险，放弃国际化，而应主动出击，在更加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下，立足全球视野，积极参与全球粮食规则制定。加强国际农业合作，建立可靠的国外粮食供应链，最大化利用国外粮食资源，把握国外市场主动权，为规避各类风险超前谋划布局，如此方能更好地实现“粮食自给”安全战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我国的粮食安全不应再单纯强调产量增长，而应该转向更多地强调粮食质量能否满足消费者对于营养健康的高质量粮食品种的需求，保障居民对个性化、多元化、绿色化食物消费的需求。

（摘编自《改革》2020年第9期，有删改）

材料三

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期启动为期一个多月的珍惜粮食、反对浪费专题调研，旨在加快建立法治化长效机制，为全社会确立餐饮消费、日常食物消费的基本行为准则，以法治方式对浪费问题进行综合治理。

粮食安全涉及粮食生产、储存和流通以及消费各环节，需要从每一个环节发力。粮食减损降耗和制止粮食浪费成为重要着力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志雄认为，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将成为我国提升粮食安全保障程度以及实现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契机。

厉行节约是一场“持久战”，要形成长效机制，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遏制粮食浪费。当前，粮食安全保障法已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说：“此次专题调研要与粮食安全保障法立法结合起来，推动将节粮减损政策措施转化为法律规范，强化杜绝粮食浪费的刚性约束和法治保障。”

（摘编自2020年9月23日的《新华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