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珍藏

若荷

    日历翻到最后一张，心中不禁感慨，又是岁末了。

    早晨换上新的日历，将旧日历倦倦地扔在桌上，母亲拿过抹布，把桌面抹得锃亮，于是，旧日历也被她随手拿走了。那里面有她记下的亲朋好友的电话号码，也有偶尔因怕忘记某些事情而让我们给她记下的留言。我知道，母亲一定是把它收藏起来了。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母亲习惯性地收藏一些旧物，她的那个小小的红漆木箱里，不仅保存着我们儿时看过的小人书、小发卡、红头花之类的琐碎物品，还有一些发黄的信件，或者那就是父母年轻时候的通信，有我们几个孩子在外求学工作时写给父母的只言片语。还有那曾经为我们做鞋用的大小不等的纸样儿，母亲也把它们码齐了折在一起，夹在一本旧杂志里。因为这些旧物，记录了我们成长的一些重要过程，记录了我们生活中的经历，或者，记录了父亲母亲的爱情或者婚姻，甚至是记录了生命。

    曾经埋怨母亲，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攒它们做什么?母亲说：也不做什么，就是舍不得丢，看到它们，就想起过去的日子，想起你们的小时候。听了母亲的话，忽觉心里酸酸的，再看母亲的皱纹和白发，默默地将那些旧物重新撂起，郑重地放回原处。

    母亲年纪大了，最近的几年里，身体多病，动辄感冒发烧，本来就有气管炎的毛病，就更一次次地引发。母亲拥有一处复式的楼房，那是我们为了孝敬她盖起的。但她不喜欢住，分三家把它们租了出去，自己坚持住在老房子里，那是她和父亲半生住过的。墙上的画、小院里的花，都是父亲留下的生活痕迹，母亲说，父亲的气息仿佛还在，所以她不离开。可不知是年久失修，还是什么原因，那所房子自从父亲去世后就开始漏雨，为此我们请人重新修整过，但最终没能修好。至今天，外面下大雨，屋里墙角处照旧雨水淋漓。阴雨连绵的季节，也还罢了，最怕急风骤雨的时候。偏偏母亲又不打电话告诉我们，只一个人用盆钵逐个角落接着，因为那时正是更深的夜晚，母亲怕惊动了我们的睡眠，便任由屋子里的浊水汩汩泛滥。

    因为这个，不止是母亲，我的心里也时常觉得悲伤，“屋漏偏逢连阴雨”，怕的就是那种人在孤独却无人相助的境遇。想许多年前，父亲健在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快乐!从小到大，何曾操心过家中的事情。那时的房屋好像也从来没漏过雨。在我们的眼里，父亲就是一座山，一棵高大的树，他撑起的，何止是一个家，而是我们心中的一片天。

    九四年的十月，父亲因病去世，从那时起，我们家便成了典型的所谓“空巢”式家庭，母亲一个人守着偌大的庭院过日子，心情十分孤寂。我姐妹五个，除我之外都远在两百多里的城市工作。起初，姐妹几个商量好了，在忙过手头的工作之后，每隔几天就轮流赶回家陪母亲住两天。但是后来，母亲不忍看到女儿们奔波的辛苦，硬是不再让人陪她了。

    母亲是个有思想的人，对生活也有着一定的见解，从不愿给儿女过多的麻烦。我父亲的去世，致使母亲大病了一场，在经过一个时期的调整之后，母亲开始走出家门，继续到老年大学学习，看到母亲孤独的身影，我一次次潸然泪下。由于母亲有读师范时打下的绘画基础，再加上她对待学习十分认真，无论刮风下雨从不间断，因此，母亲的绘画水平提高很快。至如今，母亲已参加了二十几次老干部书画展了，得到人们不错的评价。

    以前，我去母亲那里是即兴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因为母亲的上学，我却不能来去自由了。每次去，必须先打过去一个电话和她“预约”。父亲去世后，我便成了母亲木讷的女儿，了无生趣的语言，生活里也很少有向母亲撒娇过，更不用说在电话里了，除了千篇一律的问安，永远都是波澜不兴的平和。而母亲总是接过电话，关心我的工作或生活。和父亲一样，母亲最希望听到的，是我在哪方面有了些成绩，日子过的开心不开心，快乐不快乐。

    对儿女来说，时间就像一张旧了的白纸，翻过去就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而对于父母来讲，那分分秒秒逝去的，是他们饱蘸着青春走过来的岁月。曾经的时光，在儿女们的眼中是朦胧的纱，在父母的记忆里却是一幅清晰的画，一件一件，无一不是幸福的珍藏。

（选自《散文选刊》2007年第9期，有删改）

渡船

林斤澜

    我离开温州三十多年，有时候会忽然梦见渡船。

    有几年我住在蝉街外婆家里，蝉街不一定因蝉多得名，整个小城都在蝉声中过三伏天。蝉成日喧叫，但它悠悠的单调的声音，却浸透了寂静。

    春天时节，绵绵的春雨空档里，漏下黄黄的阳光，我会忽然心慌起来，这种心慌，土话叫作“摇翼”，很形象。我一“摇翼”就赶紧跑出去，跑出悠悠的寂静去。跑出了三角门，跑过“存厂”，穿过田野，来到城外淡绿的河边，河面上横着一条粗绳，绳下一只红漆渡船，方方的平底的渡船。挑担的赶牛的都好稳稳当当上船，自家拉着绳子过河。船常常闲着，我独自慢慢地过来过去。离开温州前几天，特别去坐渡船。离开是有目的地，但是千里迢迢，战火漫漫，没有一点把握。实际还是个小孩子的心，觉得渡船渡到河中央，就好比到了生身之地的怀抱中间，心就静定下来，暗暗朝拜音乐女神，誓不变心。

    去年我回到温州，住在松台山下的华侨饭店，当然是新楼，有水电，有沙发，有卫生间，有厅有堂有花圃。松台山脚还有个居高临下的剧院，晚上要仰起头来看电光灯。蝉街的河没有了，和闹市五马街连接起来。城墙和三角门早就扒平了，我顺着马路走到城外，城外还是马路，“存厂”变成了工厂。马路的背后，寻着了田野，寻着了河，但河上没有绳，没有渡船，没有平底的方方的红漆渡船。

    有回过一条江，渡船是只老式两头翘大木船，安装了个马达。拎菜篮的，背书包的，拿着伞的老人家，一会儿站满了船舱船头。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裤脚卷到腿肚那里，肩上背枪一样一条空扁担，扁担头上缠着空口袋。大家好像都认识，有人笑着说：“钞票赚着了。”女孩格格一笑，把头一扭，眼睛里的得意闪电一样。满船是多年思念的乡音，满船是思念里没有的说话：“钞票，钞票”，“赚着，赚不着”……四面的人声里，忽然有一个低音撞到我耳朵里，碰着我不晓得哪一条筋，一个名字跳了出来，我冒叫一声，两声……一个白发苍苍，瘦脸黑黑的人站在我面前。一分钟以后，两人都认出来是三十多年前的老同学。他的低音浑厚，当年他的本事是从上衣衣兜里抓出一支笔，有时甚至是一把牙刷，就指挥我们唱起响亮的“枪口对外，齐步向前!”

    我们真真肩并肩走向战场。“我是海岸的哨兵”，“拿起鸟枪、铁锤、剪刀、石头、火炮……”想象中，我们和日本鬼子巷战，肉搏，白刃相见。

    我问他这些年在干什么呢？他说修理单车摩托直到拖拉机。他说他过了青年时期，才明白自己秉性不爱活动，根本也不是音乐材料。

    他转过头去看江水，好像在问，当年的路是自己选择的吗？那时候自己会选择吗？同学朋友一个个不像浪连着浪吗？一个个叫浪推着走，叫浪卷进去了……路，大半是时代决定的。

    不过我还是想我那条小河上的渡船，拉着河面上的粗绳到了河中央，祈求养育我的大自然，给我启发，帮我下决心。我打听哪里还有平底的方方的渡船。

    他惊讶起来，用眼角睃着我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渡船，也没听说过，怎么会有四方的船呢？

    刹那间，他疑心我做梦，我疑心他健忘。

    我常常从松台山下，走过蝉街五马街。一路人撞人，从人缝里插过去，耳朵边嗡嗡地全是乡音，不过一个人也不认识。乡音满街满城，好比潮水，带泥带沙带泡沫带残渣的浑沌沌的潮水，我不熟识。

    立刻从大街转进小巷，走石板路，推开油漆剥落的双扇前门，或是单扇白木变黑了的后门，走进潮湿的院子，走上苔藓镶边的石阶，走进幽暗的厢房，或是楼板晃晃的楼房，坐下来喝新鲜的绿茶，吸红牡丹香烟，和老朋友悠悠闲谈。

    但方方的平底的红漆渡船呢，没有人爽爽快快肯定有过，多半是怀疑，是稀奇，是搜索记忆。我也糊涂起来了，莫非把庄子的方舟，或者圣经的方舟，掺杂到多年的乡思里去了。

    我多住了些日子，认识了一些青年，我听见三四苯并芘、信仰危机、意识流、蒙太奇……这都在小巷里的斗室里，好比水潭，这里有寂静，有清澈，有深沉，有“摇翼”的心慌，有明天的梦。

    我又离开温州时，更加相信过去有过方舟，挑担的赶牛的都能够稳当站着过河，也站过心慌的少年。

我相信现在也会有，只不过一时说不清在哪里。方方的平底的红漆渡船呀，我还要寻你，也许明天就会心慌起来，千里迢迢回去寻你。

（摘自《林斤澜散文选集》，1984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羞涩是灵魂的镜子

李琬

    ①入夏的夜晚，空气闷热起来？天空同样沉郁。爱散步的人本来想寻一点闲谈的兴致，可街市的灯火已把天空映得发红，不见星辰。我胸中气闷，只想：就像城市夜晚的星星一样，如今真正的羞涩已不多见。

    ②学校要搞话剧表演。那天我们几个在讨论剧本的事。有个情节是少女说出自己爱人的名字，我原本想要让少女羞涩些，结果是这一设想获得了一致的揶揄与批驳。只是一件小事，他们大概是混淆了羞涩与做作。

    ③但这小事，不能不提醒我认识到一个巨大的现实：在这个被利益和欲望裹挟着、在大量信息里高速运行的现代社会里，羞涩没有地位，甚至不再有容身之地。现代社会是反浪漫的，而羞涩正是罗曼司的一个侧脸。人们用冷眼瞥着这张曾经令人感动的面庞。人们不再关心内心曾有的不安与生涩，只是直露着一切。这一切快乐、痛苦、渴求、怨恨，它们的根系都是欲望，并最终汇入欲望的洪流里。

    ④俗世夹杂着几吨烟尘让我看不分明，至少我看不见真正的羞涩。我一次次问道，难道那素白衬衣、扎麻花辫的女子，深埋着头拉着旧手风琴默默做梦的羞涩，一去不返了吗？

    ⑤羞涩是可贵的。我之所以热爱少数民族的原生态音乐，是因为这些音乐才包含了最纯粹的羞涩。听苗歌，歌声轻快飞过山头又在情人的吊脚楼外敛足，盘桓着低回着，诉说内心迟迟未发出的感叹；听维吾尔民歌，那声音的源头是来自大漠的荒凉，唱歌的人用鼓声与歌喉的苍茫、词句与情感的炽烈来抵御荒凉，这是对生命与自然的羞涩；听蒙古歌谣，唱着刚出生的小羊，把不肯喂奶的母羊唱得内心柔软了，唱出了晶莹的泪珠；最让我倾心的还是彝族的海菜腔，飘忽不定，尽是善良灵秀的男女内心的吟咏与欢歌，蒙上了沉静素美的纱……没有丢失羞涩的民族，让我心生敬意与倾慕。

    ⑥羞涩是质朴的，而质朴的品质在我们生活里稀缺；虽然我未曾事农桑，却常常渴望一个温厚纯良庄稼人那样的质朴和羞涩。对于羞涩的人，外部世界里种种功利的繁芜丛杂、根根攀攀令他不安，他只想着，哦，看这庄稼多高多壮实，都是我的双手耕作的，哦，此刻炊烟正在唤我回去。我应当回家。羞涩让人回归生命的本质，静好，朴实，真切自然。

    ⑦羞涩是灵魂的镜子。面对着心爱的人，羞涩的女子低垂下头，此刻内心奔涌如大海而嘴唇缄默；此时她的羞涩让她清楚地看见自己的热恋、矜持与纯真，她读到自己内心的诗句。是的，羞涩就在你的体内，只对着你的灵魂，照见你灵魂的真相。有了这镜子，人才得以自知，才明了这人间的真情意，才坚定对艰辛生活的信念，恪守那易碎的脆弱的纯洁理想。没有羞涩或故作羞涩的人就没有这面镜子，他看见的只能是自己生命虚无空洞的幻影。

    ⑧作为灵魂的一面镜子，真正的羞涩绝非扭捏的做作、矫情的粉饰。如同一个远古的女子艰难跋涉途中，在清晨醒来坐在山头，望见前方葱郁的水草，脸颊被圆满火红的太阳映热，有了微醉般的羞涩。羞涩是我们生命里的大气象，我祈望着它不再衰败也不会死灭，执拗地坚韧地活在这越来越拥挤的世界上。

土炕

贾平凹

    大娘住在陕北羊儿沟。她娘家是关中人，十九岁时她嫁到这里。丈夫姓王，比她小了三岁。她觉得这地方不错，尤其是那土炕，在关中没有见过，她就感兴趣了。土炕很大，占了整整后半个窑。她提议把炕盘小，丈夫不同意，说将来要生儿育女。她想：真有七八个儿女了，那炕下的踪鞋子会一摆一长溜呢，就又痴痴地笑。

    土炕成了她的天地，她在上边纺线、纳鞋帮；在炕上摊开包袱，一有空闲，就翻弄那些各色布头、丝线；晚上在上边和丈夫说悄悄话。她想：男人家走州过县，女人家就是要守住这块土炕。

    这时候，日子不安宁起来。这一天，一个掉队的女八路来到窑洞。这女八路腰身很笨，她一眼看出有着身孕，就做汤烧水，让女八路坐在土炕上。她说：“快上炕，咱们陕北，就是这风俗，家里人几辈睡一个炕哩。”

    她让女八路睡在西边，让丈夫睡在东边，她在中间躺下，作了个界墙。那女八路还是不肯睡下。她只好推醒丈夫，让他睡到灶口前的脚地，说只许面朝外。丈夫一夜没敢翻身。

    她知道了这女八路叫龚娟，是个宣传员。龚娟后来生了个女儿，她们就叫她猫猫。龚娟要去追部队。临走，给她跪下说：“大姐，这孩子带不走，就托付给你。”

    她开始在这土炕上养着猫猫长大。她让丈夫去卖了炕上一条新被子，买回来一头奶羊，天天给孩子挤着吃。猫猫长到三岁，丈夫得了痨病，没了。她哭了一场，不去改嫁，从此做了寡妇。那年她刚刚二十六岁。

    家里一切开支全靠她纺线，她纺线又快又好。新中国成立后，猫猫长大了，她供着去读小学。可是这年秋天，她们正在院子里打枣儿，嘟嘟地开来一辆小车，车上下来一位壮年妇女叫她一声“大姐”就哭了。那女的说她是龚娟。龚娟说：“你跟我一块进城去吧，我永远叫你姐姐，猫猫也永远叫你娘。”

    她笑笑，说她有什么功劳，要到城里去？就劝说猫猫认了亲娘，猫猫不去，她倒变了脸。第二天她欢欢喜喜打发龚娟母女走了。车一拐过山弯，她却扑腾在路上，哭得哇哇的伤心。

    后来，龚娟病故了。猫猫参加了工作，信便来得少了，也越写越短，最后竟再没有来过一句话了。她却老是盼着，过两天就去邮电所打问。

    村里人都说她应该去找猫猫，让猫猫养活她。

    “如果是为了如今养活我才收养她，那我成什么人啦！”

    她不埋怨猫猫。只是这大炕，睡起来觉得太硬。她什么都可以丢下，就是不舍这土炕，夜里睡在上边，可以做好多梦，梦见她的丈夫，也梦见猫猫母女。

    那几年里，干部经常下乡。村里就把女干部派到她炕上来睡。她很乐意，十个八个都让挤在土炕上。她睡的迟，挑灯看她们每一张漂亮的脸，一看见那炕下的鞋，就想起当年和丈夫说的话，没笑出声来，却去把各色格式的鞋放得整整齐齐。

    有人说，猫猫成了走资派，被剃光了头游街。一日，猫猫给她来了一封信，说自己的孩子受人歧视，想让大女儿落户到养母这。

    猫猫的十六岁的大女儿秀秀不久就来了。从此，土炕上睡了秀秀，她夜夜给孩子讲猫猫小时候的事，婆孙俩就笑一笑。村里人见她护着秀秀，谁也不敢作践。

    过了两年，秀秀进城看猫猫，一个月没有回来。她很着急，拍了电报去才收到回信说，猫猫平反了，让把秀秀的户口迁回城里。

    她一颗心放了下去，又一颗心提了起来。村里人都在说秀秀在城里不会回来了。“秀秀说要回来的，她说我这土炕好呢。”她总是这么说。

    但是秀秀到底没有回来。她一个人睡在炕上，只觉得炕大，炕空……这天天明时，浑身发烧，睡倒不起了。又过了三个月，她知道自己不行了。村里人说，“给秀秀母女打个电话，接你去大医院看看，或许会好了呢”。

    她不同意，说是活到时候了，不必告诉秀秀母女，更没必要进城去治了。第三天黎明，她气弱得只有出的，没有入的。村里人都围在土炕边，她说：“都上炕坐吧，这土炕大，能坐得下，大家都来看我，我也死得下了。”

    窑空起来，没几年就在雨天里塌了，把大土炕埋在里边。后来，好些下乡的女干部都问起她。知道情况后都伤心落泪，怀念那土炕，说土炕上好，又大，又舒服。

（有删改）

1987年的一头牛

陈振林

    1987年暑假一过完，我就要上初中三年级了。大我三岁的姐姐，将进入高三年级。

    但是，这个暑假不好过，似乎天上总有乌云，好像就要下起暴雨。我和我姐上学的费用没有着落，这件事困扰着我们一家人。

    父亲和母亲跑了好几家亲戚，想方设法去借钱但都白跑了。亲戚和我们一样，手头上也没有多余的钱。

    姐姐发话说她不想读书了，听她一说，我也不想读书了。家中有两个孩子读中学，仅有的一点钱也会让孩子掏空的。

    爷爷躺在他那张旧床上，不停地咳嗽着，吐出一口又一口浓痰。他不肯上医院拿药，更不用说住院治疗了。他怕用钱。

    晚上，父亲不停地抽着烟。那烟头，一明一灭在黑夜里像夜空里飞机上闪烁的灯。可是，飞机是有航向的，我们的学费在哪儿呢？

    “还有小牯子啊！”不知什么时候，爷爷坐在了父亲面前的木凳上，发出了声音。

    小牯子是我们家中唯一的牛，是庄稼人的命根子。牯子，是对公牛的一种叫法。

    父亲用力地扔掉手中的烟头，没有出声。他知道，眼下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卖掉家中的这头牛了。

    这头牛在我们家中已经五年多了。小牯子的力气很大，下田犁地的时候，总是任劳任怨。每天放学，我就去放牛，我和小牯子成了好伙伴它会低下头，让我踩了它的两只牛角，骑上它的牛背。在牛背上，我可以看书，可以背诵课文，也可以吹奏口琴。夕阳西下时，我们慢慢地回到家中。

    爷爷又用力地咳嗽了一阵子，对父亲说“两个孩子不读书是不行的。我前天就出去联系了买家是清水村的吴老大，他还看了牛的，我们说好了730元的价钱，明天你就将牛送去吧，一手交牛，一手拿钱。”

    父亲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

    但父亲第二天并没有将小牯子送去十多里外的清水村。我也不去问，仍然每天傍晚牵着小牯子，将它牵向青草丰盛的田埂，让它饱餐。我看着小牯子，小牯子也睁着大眼睛看着我。

    和小牯子分别的这一天还是到来了。等到开学的前一天，天还没有亮，父亲就一个人牵着小牯子上路了。中午的时候，父亲就回到了家。他的手中，捏着一沓十元一张的“大团结”。

    第二天，9月1日，是开学的日子，我和姐姐拿着钱去了学校。父亲做爷爷的思想工作，想让爷爷去住院治疗，被爷爷拒绝了，父亲只好在医院帮他带回了几包中药。

    几天之后，是个星期天。我回到家中，突然，我看见了个熟悉的身影，从我家门前的田埂上走来。是小牯子，拴在它鼻子上的铁环不见了，鼻子上隐约有些血迹。它慢慢地走着，像以前我每天牵着它回来时一样。我高兴地跑着告诉家里人说“我们的小牯子真聪明，它回来了！

    “小牯子真乖，它找得到回家的路呢。”姐姐也很开心地说。

    “难怪，昨天在学校里，我在心中念叨着我家的小牯子，担心它在清水村生活不习惯，今天它就回来了。”我说着，几乎要跳起来了。

    一旁的邻居铁成哥也替我们高兴：“哎呀，这个小牯子真好，将它卖了它也能回来，你们家这回赚了呢。”

    爷爷从病床上起了身，让我叫来了父亲。父亲见了小牯子，也有些惊喜。

    “你，把小牯子给人家吴老大送回去。”爷爷对父亲说。

    我和姐姐的开心劲头顿时全没了。

    父亲找来一根牛缰绳将小牯子拴住，然后牵着它准备上路。谁知，小牯子却停下了脚步，立在我们家门口一动也不动。父亲越是向前拉，小牯子越是向后退，爷爷捡了根树枝，抽打小牯子，想让它挪动脚步。可是，它宁愿挨打也不挪动。

    爷爷也知道这小牯子的脾性，它是不会动的。

    “这样吧，你，和我一起去清水村找吴老大”爷爷对父亲说，“牛回来了，人家肯定心里急呢，还有，将前天没有花完的钱带上。”

    那晚，父亲和爷爷回来时已是半夜。父亲坐在灯下，我问父亲小牯子的事怎么处理的。父亲说：“我们还没有花完的110元还给了人家，你爷爷让我给清水村的吴老大另写了张620元的欠条，吴老大在家整了好大一桌子菜给我们吃呢。”爷爷咳嗽得更厉害了。

    “那我们以后还将小牯子卖给他们家吗？”我又问。

    父亲没有回答。

    从那时开始，我们家更加省吃俭用。两年之后的一个下午，父亲喝了点酒，脸红红的，他将一张620元的欠条拿给我和姐姐看：“你们看看这就是两年前我写给吴老大的那张欠条，今儿个，再不用提将小牯子卖给他的事了。”

    已经读了大学的姐姐问了父亲一句：“这两年，怎么也没见清水村的吴老大来向我们讨账呢？”我也不明白，620元，不是个小数目，那个吴老大就不担心我们赖账吗？

    我望了望我们家门前柳树下的小牯子，笑了。

（选自《小说月刊》，有删改）

美丽乡村

芦芙荭

    那天早上，他刚一进办公室，电视台的总导演就找到他。这些年，电视台和他有很多合作，他和总导演都合作成朋友了。他一看到总导演，就开玩笑说，是不是又要我找赞助？我都成了你们电视台的钱袋子了。总导演接过他递过来的烟，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说，你说说，你除了钱，还能育什么？开过玩笑，总导演才言归正传，说，电视台准备拍一部关于乡村记忆的纪录片。地点选在你老家的那个村子，这一次，不要你出钱，但你得给我们帮帮别的忙。

    他的老家距县城有七十多里，是一个三面环山一面傍水的小山村。村子里的房子、门楼、院墙以及鸡舍、猪圈、牛栏清一色都是用青石板砌成。虽然没有街道，但户连户、舍连舍勾连成一片，错落有致，看起来特别美。他虽然离开村子多年，每年总会回去转上几次。这些年，他在城里盖起了一栋栋大楼，心里却总是割舍不了那些石板房。那里每个角落都有他美好的记忆。

    一听说在他老家拍电视片，他一下子就来了兴趣。你要我做什么？总导演说，是这样的，我们已到你的老家那个村子踩过几次景了，一切都满意，唯一缺的就是人了。缺人？他有些不明白。

    是的。你的老家你知道。这几年村子里的人外出的外出，搬走的搬走。那天我们去村子里踩景时才发现，偌大的一个村子几乎成了空村。只有四五户人家，而且都是老人。他说这我知道。总导演说，问题是，我们拍纪录片，不能拍个空村子吧，那么好的景致，没有人，拍出来又有什么意思呢？你想想，一个有人声有狗叫又有炊烟的村子出现在电视里该是多么美的画面呀。

    他明白了总导演的意思，可这比出钱的难度还大。别给我说难。我知道你的能耐，凭你在村里的威信，这事对你来说就不算个事。这事还真是个事。

    送走总导演，他就开始开始给村子里在外的人打电话。一开始，大家听说要在老家的村子里拍电视，都兴奋得不得了。可一说到具体的事情上，问题就来了，有的说生意忙走不开，有的说小孩要上学得照看，推三挡四找各种理由。尽管难度大，最终他还是做通了全村人的工作。他答应所有人、回村拍电视那几天生意上的所有损失都由他来承担。事情总算定了下来。今天还有一个意外之喜。村子里一户准备给孩子结婚的人家，也被他说动，决定将婚礼搬回村子里办。在摄制组开拍的前两天，他和村里的人相约着，拖家带口地回到了村子里。那时孩子们刚好放寒假。为了还原生活，他还买来了红辣椒、玉米棒子，将它们穿起来，挂在各家各户的山墙上。石板墙、红辣椒，一下子将所有人的记忆拉回到过去的岁月。

    生活其实是不用导演的。大人们平时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聚在一起，火塘里生起火，围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小孩子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像自由的小鸟一样，在村子里追来跑去。偶尔响起一声两声狗叫，村子就一下子活起来了。

    电视开拍的第二天，那户给孩子结婚的人家，门上贴上红红的对联，场院里摆起了酒席，全村的人都来喝喜酒。主家还请来响器班子，吹吹打打地热闹了起来。大家几乎都忘了拍电视的事。

    电视片拍得是异常顺利。杀青那天，总导演握着他的手说，多么好的乡村生活呀，真有点儿舍不得离开呢。唯一遗憾的是，没有下雪，要是下一场雪，孩子们再在村子里打雪仗，堆上雪人就更有意思了。

    送走摄制组的那天晚上，他让老婆将炕烧热，美美地睡了一觉，这些年他真的没有好好睡过一次安稳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真是好。

    早上起床，他一打开门，外面竟然下起了雪。昨天晚上他已想好，和大伙儿商量一下，这个春节就在村子里过吧。

    转过墙角，他却发现，村子里好多人正将他们带回来的行李往公路上搬。那里停着他们开回来的车。有些手脚麻利的，已经将车发动了起来。

    他们是在准备回城了。怎么就不能在村子里过一个年呢？

    他回过头往村子看去，此时，整个村庄一下子又安静了下来。雪越下越大，那纷纷扬扬的大雪似乎要将整个村子掩埋掉。

（选自《小小说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