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不灭的“中国梦”

——记印度尼西亚华人记者沈慧争

  虽然已是耄耋之年，沈慧争依旧十分关心中国时政。得知习近平总书记与其他6位政治局常委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这位81岁的印尼华人激动地对记者说：“我也去过那里！”   

原来，沈慧争和夫人在一年多前，冒着瑟瑟秋风，也曾参观过这个展览。尽管只是走马观花，但沈慧争依然深切地体会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苦难之深、斗争之长。“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我对此深感认同。”

沈慧争1932年出生于印尼。19岁时，作为家中长子的他，已是一名华文教师，工作之余乐于向当地报纸、杂志投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沈慧争从广播与报纸中得知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一颗年轻而热诚的心便飞向了神州大地。   

“我申请过回中国定居，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梦想无法实现，”沈慧争的语气中带着遗憾。   

他留了下来，很快就找到了弥补未偿心愿的方法——投身印尼华文教育。虽然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华文在印尼遭禁，华人及华人文化受排挤，但沈慧争继续担任家庭华文教师，坚持华文创作。印尼没了华文报纸，就把文章投到香港、马来西亚和中国内地。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经过印尼政府的改革和华人的共同努力，华人的生存空间得到很大改善，华文教育得到政府认可，华语课程普遍开设，甚至到了教师“供不应求”的地步。谈及此，沈慧争十分欣慰：“在传播文化事业方面，我尽了炎黄子孙的责任，也就心安了。”   

沈慧争的第二个梦想是，让自己的子女能回中国接受教育。1965年，印尼右派军人发动大规模排华浪潮，局势突变，人心惶惶。沈慧争想尽一切办法，终于让当时不满lO岁的一双儿女搭上了北归的航班。从此，中国不忸是他的梦之所在，也成了他的情之所系。   

“他们在北京接受良好教育，毕业之后各自成家立业，一直生活在这个城市，”沈慧争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们的成长多亏党和国家的关怀和培养。”   

最令他慨叹的是，数十年里，中国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民众的生活随之节节攀高。最初赴中国探亲、采访的年月里，沈慧争常会从印尼购买电器馈赠亲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为中目亲友选择礼品成了一件越来越难的事，因为很多东西国内都不缺乏。沈慧争动情地表示：“如果没有强大的中国，我的两个孩子就不会有今天幸福的生活，这是我一生最深刻的感受。我的美梦成真了。”   

2000年，68岁的沈慧争成为印尼华文报纸《千岛日报》资深记者。沈慧争说，以高龄出任记者，是因为他的第三个“中国梦”：增进中国与印尼交流，推动两国友好。   

2001年，沈慧争赴北京采访两会，为印尼华文报业开创先例。此后的10多年间，他多次回国，采访重大事件。   

采访两会时，沈慧争不仅带着相机、证件，胸前还挂着一张北京市政交通卡，成为许多国内外媒体注意的人物。赴汶川采访时，距离大地震不过一个月时间，余震不断。奥运场馆中，他头戴“Beijing 2008”运动帽，胸别奥运纪念章，身背福娃旅行书包，垒神贯注地捕捉新闻，精神头一点都不输年轻记者。世博会期间．沈慧争每天都满负荷工作，整理照片、编写稿件时常到深夜，次日照样神采奕奕。他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反倒告诉年轻同行：“我很有兴趣，而且能有这样的机会回中国采访，我觉得很光荣。”   

沈慧争惊叹于中国的发展，愿将自己的所见所感倾注笔端，与越来越多的印尼读者分享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为了改变一些印尼民众对中国的偏见，沈慧争在报道时始终着力宣传两国友好，“这需要我们长时间的精耕细作。”正是凭着这么一股劲头，他一篇篇地往印尼发回报道和评论。”它们传递了我的，心声，但还远远不能完全表达我对中国的感情。”沈慧争说。   

或许某一天，你会在北京、上海或广州遇到这住白发苍苍、笔耕不辍的老记者。到时候记得停下脚步，和他仔细聊聊“中国梦”。

                                   （选自2013年02月26日《人民日报》） 

还乡

路遥

天还没有明时，高加林就赤手空拳悄然地离开了县委大院。

他匆匆走过没有人迹的街道，步履踉跄，神态麻木，高挑的个子不像平时那般笔直，背微微地有些驼了；失神的眼睛深陷在眼眶里，没有一点光气，头发也乱蓬蓬的像一团茅草。整个脸上像蒙了一层灰尘，额头上都似乎显出了几条细细的皱纹。

早晨的太阳照耀在初秋的原野上，大地立刻展现出了一片斑斓的色彩。庄稼和青草的绿叶上，闪耀着亮晶晶的露珠。脚下的土路潮润润的，不起一点黄尘。高加林在路上摇摇晃晃地走着，走几步就站下，站一会再走……

离村子还有一里路的地方，他听见河对面的山坡上，有一群孩子叽叽喳喳地说话，其中一个男孩子大声喊：“高老师回来了……”他知道这是他们村的砍柴娃娃，都是他过去的学生。

突然，有一个孩子在对面山坡上唱起了信天游——

“哥哥你不成材，卖了良心才回来……”

孩子们都哈哈大笑，叽叽喳喳地跑到沟里去了。

这古老的歌谣，虽然从孩子的口里唱出来，但它那深沉的谴责力量，仍然使高加林感到惊心动魄。他知道，这些孩子是唱给他听的。唉！孩子们都这样厌恶他，村里的大人们就更不用说了。

他走不远，就看见了自己的村子。一片茂密的枣树林掩映着前半个村子；另外半个村伸在沟口里，他看不见……

他忍不住停下了脚，忧伤地看了一眼他熟悉的家乡。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但对他来说，一切又都不一样了……

就在这时，许多刚下地的村里人，却都从这里那里的庄稼地里钻出来，纷纷向他跑来了。

他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村里的人们就先后围在了他身边，开始向他问长问短。所有人的话语、表情、眼神，都不含任何恶意和嘲笑，反而都透着真诚。大家还七嘴八舌地安慰他哩。“回来就回来吧，你也不要灰心！”

“天下农民一茬子人哩！逛门外和当干部的总是少数！”

“咱农村苦是苦，也有咱农村的好处哩！旁的不说，吃的都是新鲜东西！”

“慢慢看吧，将来有机会还能出去哩。”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他们在一个人走运的时候，也许对你躲得很远；但当你跌了跤的时候，众人却都伸出自己粗壮的手来帮扶你。他们那伟大的同情心，永远都会给予不幸的人！高加林忍不住热泪盈眶。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掏出纸烟，给大家一人散了一根。

人们问候和安慰了他一番，就都又下地去了。

当高加林再迈步向村子走去的时候，感到身上像吹过了一阵风似的松动了一些。他抬头望着满川厚实的庄稼，望着浓绿笼罩的村庄，对这单纯而又丰富的故乡田地，心中涌起了一种深厚的情感，就像他离开它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才回来……

(节选自路遥《人生》)

干净

刘建超

    欧阳市长急匆匆从家里出来，冒着雨钻进越野吉普车，嘴里还嘟囔着，可惜了那一池子热水了，没有泡成。

    司机小马脚下一踩油门，汽车闪电般钻进夜雨中。

    突如其来的暴雨，恶魔般地袭击了这座城市。布置完防涝应急预案后，欧阳回到家。媳妇刚给放好了一池子洗澡水。市办来电话说，大名村遇到山洪暴发，随时都有泥石流和滑坡的可能。欧阳匆匆换了件衣服，到大名村还得两个多小时的山路。

    越野车在暴雨中疾驶，空中不时有闪电划过，雨夜忽明忽暗。

    欧阳说，小马，你的老家不就是大名村的吗？你说说情况。

    小马说，大名村有五百多户人家，沿着大名山散住着，蜿蜒有十多里长。居民住的房屋大都是土木结构的，好多年没遇到过这么大的雨了。

    欧阳说，我们把抢险指挥部设在小马家里。关秘书，通知相关人员立即赶往大名村。

    车在山路上颠簸，欧阳把手伸在脖子后摩挲，自言自语地说，真该泡一泡了。

    欧阳打小就爱泡澡。小时候爱哭闹，哭起来就没个完，只要把他往热水盆子里一泡，立马就安生了，眼角还挂着泪珠，脸上已经笑成一朵花。上大学以后，欧阳一直就是学霸。但他课余不会天天捧书本钻图书馆，更多的时候是去泡洗澡堂子。按欧阳的说法，只要泡进热水池子，立刻激活了脑细胞，所学所用那叫一个清楚。同一宿舍的几个兄弟，每到快考试时就陪着欧阳一起去泡澡。欧阳就在热雾氤氲中，说重点，押大题，都是八九不离十。

    研究生毕业后，欧阳被分配到老街建设局，三五年的摔打，就当上了局长。老街城区改造，建设局成了最忙碌的单位。不管工作到多晚，欧阳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泡池子。

    一位开发商为了揽下老街的项目，趁着欧阳去省里开会，给欧阳家里安装了一个浴盆。浴盆是进口的，可以恒温加热，还带有气泡冲浪按摩功能。欧阳回到家一看，就冲着媳妇发火了，媳妇委屈地说，他们说是你订购的，我哪懂这些呀。

    第二天，欧阳邀请开发商去了老街养老院，举行了一个企业捐赠仪式，那只多功能浴盆就捐赠给了养老院。

    欧阳当上市长第二年的秋天，就让妻子把她的舅舅请到家里来住。妻子纳闷儿，说，你成天忙得脚不沾地，三亲六故来家里你都顾不上一起吃顿饭，咋想起来把老舅接来了？

    欧阳说，老舅也长时间没有见过面了，想了，来聊聊。

    老舅背着家乡的土特产，到了欧阳家。

    欧阳让妻子好吃好喝地款待老舅，他下了班就带老舅去泡澡。泡透了，欧阳就仔细地为老舅搓澡。一连泡了七天，老舅受不了了，对欧阳说，大外甥，你就别泡你老舅了。我知道自己做错事了，我不该打着你的旗号给儿子大办婚事，借机收礼。我回去就把收的礼钱如数退还，中了吧？

    欧阳笑呵呵地说，老舅啊，没事多泡泡澡，促进血液循环，有益健康。你老人家健健康康的，我们才能全身心地做好工作啊。

    越野吉普车在小马家门口停住，欧阳下了车，同等在门口的乡长、村主任一起到村民家中看望，了解情况。欧阳一身雨水一身泥地回到小马家里，已经是夜半时分。吃着泡面、榨菜，欧阳靠着墙睡着了。

    小马对父母说，把盛粮食用的空水缸挪进里屋，烧几锅开水，让欧阳市长泡泡澡。几个人把大水缸挪进屋里，开始烧水。水烧好了，水缸里冒着热气。

    村主任急匆匆跑进屋，大声喊着说，东山坡出现了险情，有两家的老人怎么也不肯离开老房子！

    欧阳一激灵站立起来，挥着手说，走！一行人急匆匆隐入雨幕中。

    小马出门前，对父亲说，温着水呀，等我们回来。

    欧阳没能再回来。他们把几个老人强行背出老屋，山体滑坡泥石流就下来了，紧急关头，欧阳把背着老人的村主任推到了安全地带，自己却被泥沙石掩埋了。

    寻找欧阳市长，在淤积的沙土石里挖了三天，依然找不到。

    欧阳的妻子看到大家疲惫的身子，看到大家肿胀的双脚、满手的血泡，哭着阻止大家继续寻找，就让欧阳安息在这里吧。

    小马哭着，继续用手刨着，说，市长还没有洗澡，还没有洗澡啊。

    欧阳的妻子握着小马的手说，孩子，你欧阳叔不用洗澡，他干净着呢。

    后来，人们在掩埋欧阳的山坡上种植了松树，几年之后便长成了一片松林，郁郁葱葱的。

（选自《安徽文学》2018年第12期，有删改）

祝福（节选）

鲁迅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四叔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况且，一想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我在镇东头的河边遇见她；而且见她瞪着的眼睛的视线，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我就站住，豫备她来讨钱。

    “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精彩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躇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说。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阿！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吾着，“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见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躇，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我乘她不再紧接的问，迈开步便走，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自己想，我这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她大约因为在别人的祝福时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会不会含有别的什么意思的呢？——或者是有了什么预感了？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但随后也就自笑，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而况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

    但是我总觉得不安，过了一夜，也仍然时时记忆起来，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预感，在阴沉的雪天里，在无聊的书房里，这不安愈加强烈了。果然，特别的情形开始了。傍晚，我竟听到四叔且走而且高声的说：

    “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我先是诧异，接着是很不安，似乎这话于我有关系。试望门外，谁也没有。好容易待到晚饭前他们的短工来冲茶，我才得了打听消息的机会。

    “刚才，四老爷和谁生气呢？”我问。

    “还不是和祥林嫂？”那短工简捷的说。

    “祥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的问。

    “老了。”

    “死了？什么时候死的？”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

    “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罢。我说不清。”

    “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他淡然的回答。

    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

    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窗外很寂静，雪花落在积得厚厚的雪褥上面，听去似乎瑟瑟有声。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

（有删改）

一颗未出膛的枪弹

丁玲

    “娃娃，甭怕，咱是一个孤老太婆，还能害你？”老太婆亲热地望着面前张皇失措的孩子，“你是……嗯，咱知道。”这孩子大约十三岁大小，迟疑地望着老太婆。远处一望无际的原野，没有一个人影，连树影也找不到一点。

    “还是跟咱回去吧，天黑了，你往哪儿走，万一落到别人手上……”

    窑里黑魆魆的，他不敢动，听着她摸了进去。“不要怕，娃娃！”她把灯点着了。灶里的火光舔在他们脸上，锅里有热气喷出来。陕北的冬天，孤冷的月亮那黯淡的光辉涂抹着无际的荒原，流落的孩子却拥抱着甜美的梦：他又回到队伍，继续当他的马夫，继续同司号兵玩着……

    孩子跟在老太婆后边去割草。蒙着尘土的沙路上，寻不到杂乱的马蹄和人脚的迹印。他热切地望着远方，他们——大部队到底走得离他多远了呢？他懊恼着自己。那天正在野外放马，突然飞机来了，他藏在一个小洞里，听着外面连绵不断的爆炸声。洞口塌了。等他好不容易爬了出来，就只剩他一人了。他大声地叫喊，凭着感觉一路狂奔，却没遇到一个认识的人……后来才遇着老太婆。

    有人送来包谷做的馍，还有人送来羊毛袜子。有着红五星的帽子仍揣在怀里，他不敢拿出来。大家都高兴地盘问着：“你这么一个娃娃，也当红军，你娘你老子知道么？”

    天真的、热情的笑浮上了孩子的脸。他暂时忘去忧愁，重复着在小组会学来的话：“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是为大多数工人农民谋利益的，要团结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去打日本……”

    看见那些围着他的脸露出无限的羡慕，他就更高兴了。老太婆也扁着嘴笑：“咱一眼就看出了这娃娃不是咱们这里的人，你们看他那张嘴多灵呀！”

    有一夜，跟着狂乱的狗吠，院子里响起了庞杂的声音，马嘶声、脚步声和喊声一齐涌了进来。烧着火的孩子，心在剧烈地跳：“难道自己人来了么？”

    “呯！”窑门被枪托撞开了。冲进来的人一边骂，一边走到灶边，“哼，锅里预备着老子的晚饭吧。”

    孩子悄悄看了一眼，他认得那帽子的样子，那帽徽是不同的。他的心一下紧缩起来。

    有人眼光扫到老太婆脸上。她瑟缩地坐在地下，掩护她身后的孩子。“这老死鬼干嘛老挨在那儿，藏着什么！”老婆子一动，露出了躲在那里的孩子。孩子被抓到跟前。一个兵打了他一耳光。

    “老子有枪先崩了你！”孩子大声嚷叫，因为愤怒，倒一点也不惧怕了，眼睛里燃烧着火焰。

    “什么地方来的！”拳头又落在他身上，“听口音，他不是这里人！”孩子一声不响，只是咬紧牙。门突然开了，门口直立着一个人，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

    “报告连长，有一个小奸细！”

    连长走了进来，审视着孩子，默然坐到矮凳上。

    “可怜咱就这一个孙子，咱要靠他送终的。”老太婆嚎哭起来。几个围观的老百姓壮着胆子附和：“是她的孙子。”

    连长凝视着那双直射过来的眼睛，下了一道命令：“搜他！”

    几十双眼睛都集中在连长手上：一把小洋刀、两张纸票子、一顶黑帽子。纸票反面有一排字，“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帽子上闪着光辉的红色五星。看着它，孩子心里更加光亮了，静静地等待判决。

    “这么小也做土匪！”

    “招来吧！”连长问他。

    “没有什么招的，任你们杀了吧！不过红军不是土匪，我们不骚扰老百姓，四处受人欢迎。我们对东北兵也是好的，争取你们一道打日本，有一天你们会明白过来的！”

    “这小土匪真顽强，红军就是这么凶悍！”他的顽强虽说激怒了一些人，但也得了许多尊敬。连长仍是冷冷地看着他，又冷冷地问道：“你怕死不怕？”这问话似乎羞辱了他，他不耐烦地昂了一下头，急促地答道：“怕死不当红军！”

    围拢来看的人一层一层地在增加，多少人在捏一把汗。连长不动声色，只淡淡地说道：“那末给你一颗枪弹吧！”

    老太婆又嚎哭起来了。许多人的眼皮沉重地垂下了，有的便走开去。但没有人，就连那些凶狠的家伙也没有请示，要不要立刻执行。

    “不，”孩子却镇静地说，“连长，还是留着那颗枪弹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杀掉我。”

    忍不住了的连长，跑过来用力拥抱着这孩子，他大声喊道：“大家的良心在哪里？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家乡，杀了我们的父母妻子，我们不去报仇，却老在这里杀中国人。看这个小红军，我们配和他相比、配叫他土匪吗？谁还要杀他，先杀了我吧……”声音慢慢地由嘶哑而哽住了。

    孩子觉得有热的东西滴落在他手上，衣襟上。他的眼也慢慢模糊了，隔着一层水雾，那红色的五星浮漾着，渐渐地高去，而他也被举起来了！

虚 拟

毕飞宇

    这个冬天特别冷。

祖父神情淡然，但手指头在动，是欲言又止的那种动，祖父的大限不远了，他要对我交代什么了。

父亲看在眼里，退了出去。望着父亲的背影，祖父很轻地咳了两声。我了解我的祖父，祖父的咳嗽大部分不是生理性的，是他想说些什么，却不知道怎么说。

作为物理老师的儿子，父亲最有机会上大学；但是，祖父把时间全部给了学生，父亲在另外一所中学读书，父亲没有考上，祖父的57个学生考上了31个，在当年，这是“放卫星”般的天文数字。九月，省报的记者把祖父的故事写成一篇长文：《春蚕到死丝方尽》。黑体的通栏标题很吓人的，还配了祖父的一张标准像。

祖父在享尽殊荣的同时冷静下来了，突然就有了愧疚。他建议他的儿子去补习。可祖父忽略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春蚕》是一只无坚不摧的拳头，把父亲的自信给砸烂了，父亲拒绝了“春蚕”的建议：“忙你的去吧。”

父亲不是省油的灯，他模仿祖父的笔迹给教育局长写了一封信，要求他给自己的儿子安排一份工作，口吻酷似祖父。那些年，这样的事求之不得呢。局长爽快地让父亲进了县教育局。

一个月后，祖父急匆匆地来到了父亲的办公室，他瘦小的身体暴发出了雷霆般的震怒：上补习班去!局长打圆场了：“教育局挺好的……”祖父指着局长的鼻尖：庸俗!鼠目寸光!一年之后，祖父做了校长，而教育局长有机会出任副县长了。在组织部人员面前，祖父重复了那六个字，教育局长功亏一篑，他的委屈和愤懑落在了父亲头上。

父亲是祖父的一块肿瘤，硬硬的，始终长在祖父的体内。祖父很少喝醉，但是，只要喝醉了，他都要来一次规定动作：跪在马桶前沿，对着马桶一口一个“对不起”。呕吐出来的“对不起”毁掉了这一对父子，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他们也说话，却不看对方的眼睛。

但醉后的祖父说得最多的却是一届又一届的高才生，祖父记得清清楚楚，涉及面极广，诸如名牌大学、国家机关、公司名称、荣誉机构，院士、教授、研究员、副省长、副县长、办公室主任、董事长。也有记不住的时候，他在记忆阻塞之前往往要做一次深呼吸，随后，一声长叹。这一声长叹比马桶的下水道还要深不可测。

祖父的癖好，往好处说，爱才；往坏处说，他眼里其实没有人，只有高智商，他酷爱高智商。一旦遇上，不管你是谁，他的血管就陡增激情，奔涌起宗教般的癫狂和牺牲精神，沉着，持久。“爷爷做了三十五年的教师，三十二年的班主任，九年零十个月的教导主任，六年零八个月的副校长，两年半的校长……”祖父对自己还算得意。

父亲退出去了，我打破沉默：“嗨，不就是爸爸那点事嘛……”

祖父说：“这事吧，我有责任。我呢，痛苦了好久。你爸退休那天，我就释怀了……”

    我很意外——他的眼神里不是释怀。

    “……你说……你说我能得到多少个花圈呢?”祖父凄然地望着我。似乎鼓足了勇气。

    这算什么事呢。

“当年荣校长182个。我数过两遍。”祖父十分凄凉地憋了半天，轻声却又清晰地说。

荣校长的职务是祖父接替的，“182”也成了祖父岁岁年年的梦。

“你想要多少个就有多少个!”我想让说话轻松一点，特地挑选了嘻哈的语气。

“不能做假。”语气刻板，严厉，中学教师特有，“不能做假!”

祖父赋闲多年了，他又不像荣校长在岗位上轰轰烈烈地倒下去的；再说了，这年头早就不是1982年了；再再说了，这是什么时候?大家都忙着过年呢。

我的祖父，我们县里最著名的物理老师兼中学校长，他死在了小年二十六。这一天特别特别地冷。

祖父曾为解寂寞，开了微博，我在上边发了讣告。微博长久寂寞。

我取出钱包，来到了花圈出租处，要来纸、笔、墨。我努力回忆祖父大醉的那些夜晚说出的那些名字职务单位，我不可能记得住，但意思无非是这样的——

    剑桥大学东方语言学中心副主任罗绍林遥寄哀

    思斯坦福大学高能研究所研究员茅开民遥寄哀思

    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储阳遥寄哀思

    ……

一口气写了两个多小时，并不悲伤。事后我没有数，我不想知道具体数据。

世界就在这里了，我亲爱的祖父，你桃李满天下，——这从来就不是一件虚拟的事。

父亲没有给祖父送花圈，只是亲笔书写了一副挽联：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父亲一直站在遗体旁，却没有瞻仰祖父的遗容，一秒也没有。他紧抿双唇，头有些昂，目光在扫视他手书的挽联，最终落在下联上。他没有泪，但是，毕竟上了岁数，有了水光，眼神很亮，像洞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