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艺术的独特性，首先在于它的艺术表现载体，是中国文明的传播工具一一汉字。书法艺术以文字为母体，因文字书写而产生。它的所有语言样式，所有繁纷复杂的技术、规则，都傍依文字而诞生，离开文字而无从立其身。第二，书法和文字，共生、共进、共荣，相为表里，不可分解。第三，由于书法艺术以中国书面语言形式体系为裁体，与实用书法同体、同步发展，这就造成世界艺术史上的罕见现象：汉字书面语言体系的功能区域，几乎全部被艺术样式所覆盖。

    除了“艺术的书法”，“实用书法”几乎没有存在空间，只居于极小范围和很低端的位置。

    文字实用功能的实现，实际上只需要基于“六书”而形成的字符体系。这个体系，是否具有艺术美感，书法形式语言介入不介入，对汉字的信息传递功能没有影响。但是我们的先民，依托于“六书”符号体系，演绎出了篆、隶、草、行、楷五大书体和变化无穷的汉字书法形式语言。这是既可以满足信息传递功能需要，也可以满足审美需要的“双功能”书法形式语言。

    审美书法对实用书法实现全覆盖，使人们无从分辨哪些书法是表现性的，是“纯艺术”，哪些是实用性的，是“非艺术”。从艺术形态的来源说，书法没有什么特殊，从生活原型升华、分离出艺术形态。但书法的特殊性在于：舞蹈、演唱，都来源于生活原型；一旦它们升华分离后，不再介入生活原型，艺术是艺术，生活是生活，艺术从来不干预生活。书法的情况特殊，它是始终和生活原型“捆绑”在一起一所有的书写场合（不管实用还是审美），都可以用书法。它确实挑战了世界学术界原有的对“艺术”概念的界定，也挑战人们对艺术特性认知的极限。这也是国际学术界较长时间不能认识到中国书法不仅仅是“文献档案”而且更是“艺术品”的原因。

    作为实用文字书写，毫无疑问，书写文字内容需要有可辨读性。书法艺术秉承了“实用书写”的全部特性。从中国书法史的发展看，书法的“可辨读性”原则一直被奉为一个艺术法则而得到普遍遵守。没有语序的“梦呓”式书法，从来没有被允许成为“艺术书法”的一种创作模式。

    中国书法艺术以文字为载体的特性，决定了它是和日常社会生活结合最紧密，最具国民普及性和国民素质涵育功能的艺术。同时，也一定是最具有生命力、延续时间最长、传播地域最广的艺术。“新文化运动”改变了中国人原有的阅读和书写习惯。但在书法艺术领域，传统的书写方式一直被保留。即便在现代社会建筑空间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场合需要从左往右横写。书法家们还是乐于保留原来的习惯，多数选择从右往左书写。包括书法家坚持用繁体字书写。这些都可以体现，中国书法在文化传承上的独立精神和顽强韧性。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5年2月26日）

    中国电影如今呈现出勃勃生机，不仅产量高居世界前列，中国市场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但由于电影市场、电影产业尚未成熟，“娱乐至死”成为部分影视作品引以为豪的追求。从所谓“屌丝”电影到所谓“毒舌”电影，从偶像电影到“粉丝”电影，从喜剧电影到“恶搞”电影，在近期一些较高票房的电影中这种低俗化现象不断受到质疑。

    随着媒介多样化对电影功能的分流，也随着全球电影观众越来越年轻化，电影呈现出鲜明的娱乐倾向。30年前，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批判性地指出消费社会的公众话语正在日渐娱乐化，甚至演化为“娱乐至死”。应该说，娱乐是人们释放心理能量、缓解精神压力的正当甚至必要的需求，电影追求娱乐性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但是，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论述“宣泄”与“净化”的关系，到20世纪弗洛伊德论述“欲望的升华”，人们普遍认为，娱乐虽然无罪但仍然要有度。娱乐不仅是欲望的宣泄，也是释放内心压力之后的心灵净化；娱乐不是对欲望的刺激和放大，而是对欲望的伦理驯服和社会化升华。

    面对舆论批评，票房似乎一直是追求“娱乐至死”的挡箭牌：似乎观众的选择就体现了作品的价值，而票房则因为帮助国产电影争取了与好莱坞竞争的市场份额而获得某种批评豁免权。实际上，由于电影特殊的消费方式，一些电影借助商业元素的配置、营销推广的带动、粉丝心理的盲目，创造了不俗的电影票房，但是许多观众对这些影片的艺术质量和内容质量却并不满意。

    电影作为大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态，不仅应该提供娱乐，也应该有建设新文化、塑造新文明的担当。目前，电影产业的“唯娱乐”、“唯票房”现象，反映的可能就不仅仅是影视文化的自轻，更是对世道人心的亵渎。如果我们用这样的电影去争票房、争市场、争所谓份额，无疑是文化上的饮鸩止渴。我们的电影如果没有对人性、人道、人格足够的尊重，没有对公平、正义、善良、美好的充分敬意，没有对艺术规律、审美品格的诚恳追求，当票房与口水齐飞的时候，国产影片可能就谈不上对观众精神生活的引导了。而当观众的审美能力、电影观赏需求越来越成熟，国产电影的危机可能就不仅仅体现为技术危机，而是更严重的思想危机、文化危机，最终导向市场危机。因此，国产电影需要份额和票房，但更需要“绿色”的份额和票房。

（选自尹鸿《“绿色”票房与文化自觉》，有删改）

    在人类历史中，文明间的交流、碰撞历来都是各种文化发展和变迁的重要原因与动力，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作为双向的文化交流过程，相辅相成，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互鉴互融，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有观点认为，欧洲启蒙运动实际上就是欧洲的思想界借中国文化对自己文化的一次更大规模的改造。

    “中学西传”的源头在于西方耶稣会士明末入华，其后，“中学西传”形成规模效应并对欧洲思想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过程持续了211年，而且在儒、释、道精神乃至中医药文化和农耕文明等方面，全方位地影响了欧洲的思想文化。

    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通过书信往来和译介中国典籍等方式，促进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如意大利会士卫匡国等完成了中国史书的编译，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研究中国学问的目的，既是为了传教的需要——为天主教在中国儒家哲学中寻找对接点，更是为给西方寻找更为理想的社会制度楷模。

    经由来华耶稣会士传到欧洲的“中学西传”成果，还促成了法国重农主义思想的兴起，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提出了“农民穷则国穷”的主张，这正是来源于儒家的重农思想，他的重农主义社会实际上也是以中国为蓝本的，中国朝廷的亲农政策通过来华传教士发回国内的书信介绍、在欧洲大陆被广泛传诵，这无疑为法国重农主义者提供了思想材料和有力论据。

    耶稣会士波兰人卜弥格是第一个将中医药知识系统全面介绍给西方的欧洲人，他向欧洲翻译传播的若干重要的中医药著作，促进了欧洲对中医药文化的认识与了解，尤其是促成了欧洲专业汉学的诞生。法国来华耶稣会士也通过书信，向欧洲介绍了中医药文化的独特价值，为中医药文化得到西方的认知认同作出了突出贡献。

    康熙帝派遣法国会士白晋返回欧洲招募来的耶稣会士在华期间，通过翻译活动和科学考察等方式，开创了“中国—欧洲”对话的高峰。成为法国早期汉学的先驱。法国会士还参与了康熙帝组织的全国大地测绘，绘制了中国第一幅实测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这是当时中国最科学，最完美的全国地图，2014年3月，习主席访德期间。德国总理默克尔赠送给习近平的德国绘制于1735年的中国地图，其蓝本就是《皇舆全览图》。

    “中学西传”的贡献不仅在于促进中华文明在西方的传播，影响西方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加深中西之间在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之间的调适与融合，而且在东西文化寻求共同性和互补性的过程中，能够促进双方在文化上的相互吸收和借鉴。

（摘编自王银泉《挖掘“中学西传”研究的时代内涵》）

材料一：

    亲子阅读又称“亲子共读”，是以书为媒介，以阅读为纽带，使孩子和家长共同分享多种形式的阅读过程，在孩子课外阅读中起着重要作用，是让孩子爱上阅读的最佳方式之一。以往的亲子阅读，主要是针对上学的孩子，而如今，亲子阅读的范围已扩展至学龄前儿童，甚至几岁的小娃娃。因为“阅读”对孩子们来说不仅意味着文字阅读，还包括图画等非文字阅读；亲子阅读有朝着更低龄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有些家庭并没有阅读习惯，可看到别的家庭都进行亲子阅读后，便盲目跟从，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后，由于选材、方法、指导等欠妥，不仅阅读氛围没有营造起来，孩子没有获益，反倒浪费了时间、精力和金钱。

（摘编自刘天放《莫让“亲子阅读”流于形式》）

材料二：

（摘编自“家长帮·阅读”）

材料三：

    一些家长对亲子共读存在认识误区，认为共读就是给孩子传授知识，将共读等同于学算术、学认字、背唐诗、背英语单词，过早将孩子带入应试教育模式，这样反而增加了孩子的烦恼。实际上，阅读是一扇窗口，亲子共读的目的是让孩子感受到阅读的美好与乐趣，并在这一过程中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因此，家长要避免将急功近利的情绪带到共读中。亲子共读不要在意眼前的收获，而要放眼长远，使孩子在阅读中学习到优秀品质。

    亲子共读也无须拘泥于场所和环境，不是待在家里才能进行亲子共读，要带着孩子大胆走出家门，多参加阅读活动，多走进大自然，让孩子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对阅读产生更美好的感悟。为孩子提供多元化的阅读环境，让他们明确自己的阅读兴趣，会使亲子共读更有效率。亲子共读贵在坚持，需要家长多用心。如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但会冷了孩子的心，还会给他们的性格培养带来不好影响。

（摘编自胡蔚《亲子共读贵在用心》）

材料四：

    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心理学家、教授凯瑟琳·斯诺说，大量研究发现，亲子阅读和儿童的语言发展在短期内有着直接的联系。丰富的家庭阅读环境对孩子的语音意识、词汇发展、文字意识以及认知等方面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从长期来看，当孩子进入小学之后，亲子阅读对孩子的快速认读、阅读理解、独立思考和表达及未来的终身发展都有帮助。

    研究发现，亲子阅读对儿童深层次的阅读理解能力、词汇发展等方面都提供了独立贡献超过20%的影响因素。在美国的研究中，中产阶级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发展中产生的差异大概为33%。亲子阅读能够独立贡献20%的差异，也就是说33%由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差异中，有20%是可以通过亲子阅读来弥补。

    在美国，通过20年的实践，让很多人认识了早期阅读的重要性，实践过程中，除了家长态度积极，很重要的一点是社会力量支持，美国很多的社会组织和公立图书馆都会提供机会，给孩子派书送贴纸，鼓励他们阅读。波士顿的公共图书馆一直有一项名为“1000本书”的阅读计划，鼓励孩子在6岁上小学之前读满1000本图画书。凯瑟琳·斯诺说：“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可以借鉴的，早期阅读不仅是家长和老师的责任，还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

（摘编自《哈佛教授：亲子阅读才是孩子的“起跑线”》）

    慢读，已有不少学者、批评家一再提出。可是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

    拿时势说，我们无时无刻不面对大量蜂拥而来的碎片化资讯，如何保持稳定心态，清醒接受，就是个难题。而从事教学、研究的人，在一些量化评价标准之下，要是如尼采提倡的那样“缓慢地取得”，恐怕得做好舍弃许多实际利益的准备——你很可能被快速奔跑的其他人所抛弃。

    障碍也来自认识上的误区。譬如说，有些人可能认为从事理论工作，把握宏大的文学、历史问题才是重要事务，仔细阅读、分析，属于次等级的雕虫小技。理论和文本细读的对立其实是一种伪对立。正如英国文艺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指出的，那些杰出的理论家无一不是“仔细的读者”。确实，读他们的理论著作，会深刻体会到他们对某一文化脉络的经典作品的熟悉，和他们在解读这些作品上的细致和深入。这一点，古今中外优秀理论家概莫能外。

    慢读这个说法容易被理解为专指阅读速度，其实可以说速度只是个前提，更重要的是阅读者的心态与方法。不要过分执着于你事先设定的目标；开放你的情怀、心智以对待将要面对的世界；通过磋商、辩驳、思考和接纳获益，并将这一收获加入你阅读的记忆库中。

    慢读意味着缓慢，意味着耐心，但更要求具备相应的能力和方法。在文学阅读方面，这种能力和方法首要的是对语言、形式的敏感。重视文学的历史政治社会维度的人可能会有异议，他们着急地想从文本中拎出观点、含义，不耐烦绕圈子式地从形式入手。慢读者则会首先从作品的美学、形式着手。这并不是内容和形式的二元论，历史、政治、社会内容与审美、形式是意义的整体，但在阅读的次序上，审美、形式是关注的起点。

    相较于普通读者，慢读更是对专业读者的要求。一个人长期阅读会自然形成记忆库。由于文学与特定政治、社会、经济、哲学等相连，记忆库里这方面相关的外缘性知识储备不可或缺。但文学也有自身的经验、模式、成规的历史，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在主题、情节、语言上的关系，作品细节背后的原型、模式、成规，以及如何从事物表象看出象征意涵，凡此种种，需要调动记忆的辨认能力和联想能力。因此，有效的阅读者不仅要有历史文化视野，也要对文学各文类的特质、它们的演变脉络、它们带有原点或准则性的经典文本形态，具有超越普通读者的深入理解和把握。达到这一目标没有速成的路好走。从这个意义上说，慢读——作为一种方式，作为一种阅读能力——将是一辈子的事情。

（摘编自洪子诚《谈谈慢读传统》，《人民日报》2019年1月16日）

    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三教融合，滥觞汉魏南北朝，发展于隋唐，成热于宋代，至明代达到高峰。中国历史上，三教之间一直有争论，一直有融合。在争论中融合，在融合中争论。本文采取三教融合的表述，而不采用“三教合一＂的表述，是因为三教一直在融合中保持着个性，三教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真正地“合一”。如果三教真正地“合一＂，就不可能各美其美，而成了儒非儒，佛非佛，道非道。三教在斗争和融合中始终保持着个性和特质，在融合中保持着张力，在不失各自特性的同时又能吸纳对方的长处，在各美其美的同时又能美美与共，这才是三教融合的妙谛。

    佛教和儒道教在各自发展传播的过程中，都努力汲取对方的精华，融合互生。这种融合有三个维度:一是社会伦理方面的融合，二是学术观念上的融合，三是宗教实践上的融合。佛教与儒教在社会伦理上的融合，表现为佛教吸纳儒教观念，消弥了“不孝”“不忠”的责难，而主张佛门的忠孝;佛教与儒道教在学术理论上的融合，表现为三教都充分认识到心性的作用，强调三教同源于一心、初心、善心;佛教与儒道教在宗教实践上的融合，表现为三教都导人向善，主张普度众生、仁者爱人、仙道贵生。

    在佛教与儒道的融合过程，三教同源的观念一直存在，这就在源头上为三教的融合找到了理论基础。三教圣人都一致指出，三教的源头，就是心性的源头。明朝吏部尚书陆光祖向王龙溪问三家之学时，龙溪回答他说，佛氏重“明心见性”，道家重“修心炼性”，儒家则重“存心性”三教工夫皆用于“心”。 只是因为情境的差异，导致“心”发挥了三种不同的功能。 蕅益智旭进一步指出，三教之“道”之所以相同，是由于三教之“心”相同:“自心者，三教之源，三教皆从此心施设。苟无自心，三教俱无;苟昧自心，三教俱昧。” 而此“心” 非他，乃是仁民爱物之心:“ 三教深浅，未暇辨也，而仁民爱物之心则同。”在具体运用层面，儒家以此心来“保民”，佛家以此心来“度生”，道家以此心来“爱物”。

    佛教和道教、儒教长期共存，互相影响，造就了中国文化的瑰美景现。这在观音形象的演变、大足石刻的雕像中表现得尤为特出。观音菩萨既是佛教的菩萨，也是道教的神仙慈航真人，又是儒家的孝顺女儿;大足石刻既有缤纷多彩的佛菩萨造像，也有佛教与儒家融合的孝道的造像，有儒家的石经、道教的诸神，还有将三身佛、孔子、老子堂而皇之供列在一起的佛龛，以艺术形式生动地展现了三教融合的思潮。

(选自吴言生《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美美与共》，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