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我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这是我的心愿。要想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容易。比如当今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历史上大多遭受过西方殖民主义的欺凌，这些国家的民众，由于受一种被扭曲的心理的影响，容易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种是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一种是闭关排外，甚至极端仇视西方。目前，这种仇视西方的状况似乎已经酝酿成一股社会潮流。从另一方面说，作为强势文明的发达国家，容易妄自尊大，热衷于搞“传教”，一股脑儿地推销自己的“文明”，其实这样做会蒙住自己的耳目，成了不了解世界大势的井底之蛙。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出现过“盲目崇拜”和“闭关排外”的现象。希望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能够彻底拋弃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或者妄自尊大、闭关排外的心理。

    中华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积聚了无数先人的聪明智慧和宝贵经验，我想我们今天尤其需要下大力气学习、研究和总结。面对今天这种“信息爆炸”、形形色色“异文化”纷至沓来的时代，我们需认真思考怎么办。全盘接受、盲目排斥都不是好的方法，我们应该用一种理智的、稳健的，不是轻率的、情绪化的心态来“欣赏”它。要知道，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因此对涌进来的异文化我们既要“理解”，又要有所“选择”。

    为了人类能够生活在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上，从现在起就必须提倡在审美的、人文的层次上，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树立起一个“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这是人们文化观念上的一场深刻大变革，它可能与当前世界上很多人习惯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相抵触。在这场变革中，一定会因为不被理解而引起一些人的非议甚至抵制，特别是当触动到某些集团的利益的时候，可能还会受到猛烈的攻击。但是，当我们看到人类前进的步伐已经迈上全球化、信息化的道路；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尽快解决全球化和人类不同文明如何相得益彰、共同繁荣的紧要关头，这些抵制和攻击又算得了什么。

（选自《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费孝通，有删节）

舌尖上的中秋

    中秋节是农历八月最重要的节日。作为民间大节，中秋节的民俗活动十分丰富，包括拜月、赏月等，天上的圆月与人间的团圆、丰收联系了起来，赋予了节日美满、喜庆的气氛。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秋节的食俗也是多种多样，各地的中秋美食令人无限神往。

    农历八月十五这天，人们一大早就开始为晚上的祭月做准备，洒扫庭院，备办各种供品。民间童谣唱道： “八月十五月儿圆，西瓜月饼供神前。”月饼与瓜果是中秋祭月的主要供品。月饼是不可或缺的，除了一般的月饼，民间还用一种大的团圆饼以祭月。中秋节时正逢大量鲜果上市，人们便以之献月，如石榴、梨、枣、栗子、柿子、胡桃等，鲜藕和红菱是江南一带常见的供品，两广地区则多用芋头、橘柚拜月。

    祭月的瓜果供品还被赋予吉祥寓意，传达着人们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望。上海人家要供四色鲜果，多为菱、藕、石榴、柿子等，寓意“前留后嗣”，还有煮熟的毛豆荚、芋艿，称为“毛一千，余一万”，以讨吉利。在江苏连云港，讲究的人家必备八大件：取意团圆的西瓜、取其多子的石榴、寓意事事如意的柿子、寓意长寿的花生（因花生又称长生果）、寓意早立子的枣和栗子，以及谓之“螃蟹爬月”的螃蟹，还有一块特大的“团圆饼”（也称光饼）。供品中不能有梨，因谐音“离”而不吉利。北京上供的鲜果有苹果、石榴、晚桃、青柿子、葡萄等，讲究的人家要将柿子和苹果成对供上，取谐音“事事平安”；桃与石榴相对，取“桃献千年寿，榴开百子图”之意；枣和鲜栗子可撒于苹果、柿子之间，寓意“早早平安”“利市”。除瓜果、月饼外，在广西崇善，人们要买猪肉、鸡鸭、米粉以供神；在浙江常州的供品中还有染成红色的鸡蛋。

    月饼是中秋节最具代表性的节日食品，因其形圆似月，故而得名，也称“团圆饼”或“月团”。月饼既是中秋祭月的供品，又是每家必吃的应节食品，还是节日馈赠中不可或缺的礼品。圆圆的月饼象征着天上的满月，喻意着人间的团圆，寄托着人们追求团圆美满的美好心愿。

    除了月饼，吃团圆饭也是中秋节必不可少的。中秋夜，全家团圆，共聚一堂，举行家宴，吃团圆饭、喝团圆酒。

    旧时北京中秋节的主食一般为烙饼，因烙饼是圆的，形如圆月，象征团圆；菜品随时令和家境而定，富足之家尽享佳肴珍馐，贫苦之家至少也要割几斤肉，炒几个菜，买两包月饼，打两瓶酒，把这个大节过得像个样子。在山东微山湖地区，兄弟中有外出未归者，餐桌上也要给他摆置碗筷，以示对游子的思念与祝福。

    中秋节这天，早餐和午餐一般也要加以改善。在山东济南，早餐吃米饭，中午吃水饺；胶东地区中午蒸饽饽、包子。江苏地区的人要自做糖饼或烂面烧饼，当作早晚充饥的食物；广西地区则多吃米粉。 “八月十五桂花香”，桂花正当开放，中秋佳节也便有喝桂花酒的习俗。节日这天，卖桂花酒的店铺生意特别好。太湖之滨的苏州光福镇盛产桂花，当地有一种名为“桂花聚”的小宴会，邀集亲朋欢饮，席上都是用桂花做成的各式点心，如桂花猪油年糕、桂花酒酿汤圆、桂花栗子糖藕、桂花糖芋艿等，芬芳浓郁，沁人心脾。

    此外，各地还有一些特殊的中秋饮食习俗。在广东增城，人们习惯在中秋之夜剥蕉、分柚、掰芋、嚼螺，皆对月剖弃外皮，名为“剥疵癞”，认为可去除疥癞；在广东始兴，妇女对月剖柚，谓食之目明；广州及珠江三角洲一带，为了纪念教人们编织草鞋的张古老，人们每年中秋节以田螺拜祭张古老，拜后大家一同吮食田螺，据说可使眼睛更明亮。四川合川过中秋节，各家多不茹荤，故称之“素节”。在贵州兴仁，小儿女于月光中炊食，谓之“煮月亮饭”。皓月当空，美食在前，举杯祝愿，幸福团圆。

    美国细菌学家卡梅隆·柯里在《科学》杂志发表了研究论文，声称从5000万年前开始，以真菌为生的蚂蚁就有了自己的抗生素。研究者对一种名叫“真菌蚂蚁”的蚂蚁身上的白色斑点进行研究，发现不同的“真菌蚂蚁”依靠种植不同的真菌类蘑菇来作为唯一的食物来源。这些蚂蚁的嘴巴和前肢上隐藏着许多细小的腺窝，里面寄生着一种能产生抗生素的细菌。这些腺窝有一些细小的孔通向蚂蚁身体外部，这样它们就可以将抗生素传播给作物。抗生素可以杀死会使作物生病的寄生虫，从而确保它们主人的食物来源不受破坏。

    这种蚂蚁腺窝的特殊结构使得蚂蚁与作物的这种共生关系非常和谐。研究者发现，一些近缘的、不种植真菌的蚂蚁身上则没有腺窝，也没有寄生菌。

    科学家们研究了中美洲热带丛林中的切叶蚁的生活习性。切叶蚁只种一种蘑菇，这相当于人类的单一作物制，虽然开始时产量高，但重复种几季以后很容易遭受病虫害侵袭，人类是采用轮作不同作物来解决问题的。生物学家们采用基因分析法，确定了切叶蚁所种的菌种是源于2300万年前的单一菌株，从未换过品种，却能延续至今。

    这个谜由多伦多大学的C·R·居里解开了。居里对包括切叶蚁在内的22种蚂蚁进行了仔细观察。他首先发现蚂蚁的蘑菇农场偶尔也会受到一种名为Es-covopsis的霉菌感染，使蘑菇在几天内全部死光，结果是整穴蚂蚁全部饿死。但尽管如此，切叶蚁还是有办法控制这种灾难。其奥秘在于，雌蚁会排出寄生在身上的活细菌分泌出的链霉素。切叶蚁蘑菇园中那些忠于职守的蚂蚁勤于察看，一发现Es-covopsis霉菌就用随身携带的链霉素就地将之消灭，以防止其蔓延。而且这种链霉素还能刺激蘑菇的生长，真是一举两得。切叶蚁分群时，蚁后将蘑菇菌种含在口中，连同随身的会分泌链霉素的细菌带到新穴传种，所以切叶蚁的单一品种的蘑菇农场能延续至今，历经千万年而不衰。人类所用的抗生素多次使用后会使病菌产生抗药性而导致药效减弱，但蚂蚁所用的抗生素却并未使病菌产生抗药性。卡梅隆·柯里研究小组发现，蚂蚁身上的抗生素不但是蚂蚁赖以战胜自然环境的法宝，亦是人体必需的抗生素。今后应可仿此研发新一代的抗生素，更有效地治愈人类的疾病。

伊秉绶的空间思考

    有清以来，书坛名家辈出，高手如林，伊秉绶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以古穆的格调构成了清代隶书成就的最高峰，留下了“书如佳酒不宜甜”的书史名言，其艺术底蕴是极其深邃的。

    伊秉绶出生于书香门第，喜绘画，工四体，其行楷有颜真卿之神韵，博采广收，兼师百家，自抒己意，为时人瞩目。其隶书成就最高，为清代碑学中的隶书中兴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少年即喜爱三代两汉文字，朝夕临摹碑碣，曾拜书法大师刘石庵为师，深得其惠。

    于隶书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与探索，最后在五十岁左右找到了适合自我个性的书路——方正雄伟的风格。所以其书风中以《张迁》《衡方》《裴岑》诸碑的成分为多。他根据上下左右的结构和字与字之间的关系，随机应变地将字形处理成或扁平、或竖直、或正方，使其寻找到最佳的造型空间，造成意想不到的自然妙趣。

    发掘空间架构的奥妙是伊秉绶成功的基点。他善于发现字之本形可变的因素，然后加以大胆的变形。其隶书风格的基本特点是横平竖直、方正宽博、雄伟庄严，但又奇巧灵秀，具有强烈的表现意识和大胆奇特的艺术想象力。他的书法不只在向同时和后世的书家们彰示着书法艺术的构成潜能，而且会唤起今世书家对书法作为现代艺术的表现意识的觉醒。他对唐以来空间构架与节奏同步的成功进行思考后，大胆舍弃了线条的节律(相对于前人)，以单一的空间架构作为主攻的目标，对书法艺术构成进行了独特的理解。在他的书法里线条显得麻木不仁，非常迟钝，没有点画撇捺的变化，是一种绝对的平正的隶书格调，但这一点又有别于金农对线条的全破坏。他有意削弱线条的节奏——顿挫提按的弹性，而准确地捕捉住中锋美的线条本质，加大了线条的立体感和力量感，真正使人感到“古穆雄强”的书法风范。他似乎不在乎别人的献媚与讨好，而是我行我素，天马行空，他像一个忠厚老成但不懦弱的托孤老臣，正襟危坐，不动声色，但一切事态变化都已尽收眼底。正如熊秉明所说：“他写大字雄伟厚重，笔画往往跃出格子，侵入边缘留白，发出一种威临观者，震慑观者的气魄。文字内容和书法形式打锤为一体，是道德令句，是棒喝，仿佛是摩西捧出来的戒律碣，这和过去唐代的醉狂派、宋代的抒情派、明代的宁丑派都是不同的。”

    据包世臣《艺舟双楫》记载，伊秉绶的执笔方法是从刘墉处学得，“其法置管于大指、食指、中指之尖，略以爪佐管外，使大指与食指作圆圈，即古睛之法也。其以大指斜对食指者，则形成凤眼，其法不能死指，非真传也。”我们仔细体会伊秉绶独特的书法风格当与其执笔用笔的方法有相当的关系。他以龙晴之法作书，笔杆常常斜向左前方，用笔取逆涩之势，而且写字速度甚缓，因而书作极富金石意趣，耐人寻味。

    伊秉绶的书法精彩过人，让人叹为观止，但是他留下的书论却极少，我们只能从片言寸语中去寻找他的创作轨迹，他将自己一生的艺术经验集结为三十二个字：“方正、奇肆、姿纵、更易、减省、虚实、肥瘦，毫端变幻出于腕下，应和凝神造意，莫可意拙。”这是极富见地的。

    中国传统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文化被称为礼乐文化，政治被称为礼乐政治，对礼乐的崇尚和实践构成了中国传统文明、文化、政治的基础，诗教、礼教和乐教则构成了国民教育的主干。就中国古人对诗、礼、乐的理解来看，我们很难分清它到底是属于美学还是伦理学的问题。礼主要涉及道德伦理问题，乐则指向伦理性的至善理想。也就是说，虽然按照现代学科划分，美与善或者美学与道德之间存在分界，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论述中，两者却是混融的，其一体性要远远大于分离性。

    但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美与善之间仍然存在差异。比如在《论语·八佾》中，孔子评价上古乐舞《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则“尽美矣，又尽善也”。这一方面说明美与善不可相互取代，另一方面则说明善必然是从美出发的善，美对于道德之善而言具有奠基性和先发性。正是因此，自孔子以后，中国儒家向来主张以审美教育涵养道德教育，即以美储善。所谓以美储善，就是通过对善的渗透和包容，使美成为道德的容器和存在的境域。春秋时代，孔子对西周政治推崇备至，一段时间梦不见周公就心怀惶恐。但他在讲西周政治的特色时并没有讲到善或道德的问题，而是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说明人文性的美并不仅仅是为善的到来铺陈前奏，而是对至善之境具有整体的涵盖和弥漫性。中国传统儒家强调美对善的生成和涵养作用，同时也强调善向美的二次生成。人们相信，人的内在道德品质与外在形貌具有一体关系，良善的本性总会以美的形象向外显现。孟子认为涵养内在的“浩然之气”是培育君子之德的要务，被这种道德化的“浩然之气”充盈的状态就是美的状态，由此显现的形象的光辉就是崇高。

    在中国古代，美一方面涵养道德，一方面则引领道德；它在个体层面涉及“以美立人”的问题。在国家层面涉及“以美立国”的问题。一种美德共济、美善相乐的雅化国风正是借此形成的。在美与德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思想者之所以以美和艺术作为国家道德建设的重要手段，原因在于美深化了道德的人性基础。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者之所以持之以恒对人民进行诗教和乐教，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看到了美和艺术对人性之善的发蒙、滋养和化育作用。从中国历史来看，由儒家确立的社会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之所以具有纵贯数千年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它借助美和艺术深化了道德的人性基础，活化了社会伦理秩序，软化了诸多人伦规则的机械和僵硬，使其更合乎人性和人情。

    认清这一点，有助于更深刻的体认美育之于中国当代学校乃至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有助于为国家道德建设开启一条更趋行稳致远的道路。

（选自《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美”与“德”》有删改）

    京东大鼓是发源于河北省的汉族说唱艺术。它早期主要在农村演出，演出方式为赶庙会、赶堂会等。京东大鼓曲调简单，易学易记。表演形式最初为木板击节，后改为铁片、铜板。演唱者右手击书鼓，左手击板，站立演唱；弦师弹大三弦伴奏。在最初撂地说书阶段，曾有一种自弹自唱的演唱形式：演员坐抱三弦，边弹边唱，其右脚踩一鼓楗击鼓，左腿上绑“节子板”，以司节奏。

    京东大鼓的源起要追溯到乾隆中叶，河北省南皮县木板大鼓名家李文通从家乡逃荒来京东行艺。他吸收了京东各种民歌小调，增加了京东乡音，丰富了木板大鼓的唱腔，人称这种京东风味的木板大鼓为“小口”木板大鼓。后来李文通的弟子邓殿奎吸收了一些京剧唱腔，得到了民众的首肯。活跃于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的于七广泛吸收民歌小调的音乐素材，特别是吸收了京东南部香河、宝坻、安次一带的田歌，丰富了京东大鼓的唱腔。这种田歌系农夫下田劳作间歇时，聚集在一起，一边击打农具，一边即兴编唱的民歌，称“乐乐停停”，或“乐停调”或“乐亭调”。此后，其他艺人又对京东大鼓的板式和唱腔做了进一步加工。但当时仍使用“大鼓”“杂曲”“乐亭调”“乐亭大鼓”等名称。

    京东大鼓在北方，尤其在天津演唱十分普及，但直到1935年，这种新腔去北京演唱时，因是京东乡音，被京城人称作京东大鼓，才算正式定名。不过，由于行腔板眼均不甚考究，鼓词文字也较粗糙，20世纪40年代末期，该曲种日趋衰落。抗日战争时期，一些京东大鼓艺人编演宣传抗日救国的段子，以卖艺为名宣传抗日，但因为战乱，京东大鼓发展基本停滞。新中国成立后，京东大鼓得到空前发展，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京东大鼓发展出现了高峰期，许多新演员成长起来，天津市演员董湘昆以普通话革新演唱，并在三弦伴奏的基础上，加上了扬琴伴奏，这种以普通话演唱的新的京东大鼓开始进入专业剧场，在民间更是空前普及，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

    京东大鼓的书目先是只唱不说的短篇，如《王婆骂鸡》《郭巨埋儿》《草船借箭》等。后来增加了说唱相间的中篇书，如《包公出世》《刘公案》等。至清末民初进入城市书馆后，发展起来了长篇大书，如《杨家将》《反唐》等。新中国成立后，又创作演出了《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林海雪原》等中长篇书目。“文化大革命”中，京东大鼓受到影响，在城市逐渐衰微，但在乡村仍较活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京东大鼓又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复苏。随着国家开始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人们开始重新认识这个中国文化的瑰宝。2006年5月20日，该曲艺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