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诗词大会》的热度还未散去，央视另一档自制文化类节目《朗读者》，又以浩大的声势占据了微信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媒体的页面。在网络高度普及的今天，对于每一个离开了学生时代的人而言，“朗读“似乎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语。大小屏幕代替了书籍文本，键盘语音代替了信札驿马。朗读被加上了一层梦幻的滤镜，覆盖上了文化和美的薄纱，提醒着我们思念又回不去的过去。这大概是《朗读者》对于观众产生原始魅力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朗读者》用了“朗读”作为外壳，内核依然是分享嘉宾的故事、传递回忆和温情。它更像一个精简的谈话节目，并且董卿掌握对话的节奏远胜于多数谈话节目的主持人，一颦一笑都显得真诚，也不会时不时就出神，或者生硬地切换话题——这一点，《见字如面》的主持人真应该好好学习。也正是有了一段简短却恰到好处的交流，带动了观众的情绪，才使得接下来的朗读自然而然，真情流露。《朗读者》的野心明显不在说故事和煽情，它更想传递的是价值观、是社会中日渐缺失的温情和责任感。

    和多数更活泼的娱乐节目倾向于选择“放飞自我”的嘉宾不同，《朗读者》选的人、想讲述的故事，其实把“我”藏起来了一些。更多强调了“爱”和各种“责任”。

    诗文的选择，可以反映《朗读者》高高树起的一面大旗——文学。制片人董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想用朗读唤起大家对文学的温柔记忆。”这句话让身处中文系的笔者深感悲哀，在当下，对于文学的温柔记忆居然是需要被唤醒的。网络挤压了民众对于书籍的热情，文学，正在和我们渐行渐远。

    然而文学本不仅是记忆，对于父母辈们而言，文学曾是一场流行。和经历过扎实基础教育、上了十几年语文课的年轻一代不同，文学对父辈而言，可能是仰望、是梦想。一本外国名著在当年可能会引发似如今苹果发售时的排队浪潮……对于他们而言，文学让他们在过去找到了“美”的感染力，找到了治愈伤痕的灵药。《朗读者》很好地重述了一遍他们已经快忘却的“文学梦”，并将之化为了节目自身的魅力。

    在真人秀节目的蹦蹦跳跳渐渐让观众审美疲劳时，文化综艺的异军突起是意料之中的事。在消费主义泛滥的当下，电视节目作为消费品被直接投放给了更有消费力的年轻观众，中老年们则被刻意忽略了。《朗读者》等一节目填补了这处空白。这也许是无心之举，但结果却相当有意义。《朗读者》所传递的责任感、温情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价值。因此，你可能会发现父母乃至爷爷奶奶，对这档节目赞不绝口。

（摘自《新京报》2017年2月23日）

材料二：

    在娱乐致死的年代，《见字如面》《朗读者》等一批批“高而不冷”的综艺界清流涌现，文化类节目真的回暖了吗？

    年初的《中国诗词大会》口碑收视双收，主持人董卿担任制作人的《朗读者》又来了。而更早播出的同类节目《见字如面》，由之前《中国成语大会》的制作团队操刀，也获得了很好的口碑和不小的热度。能把文化节目做到“高而不冷”也并不容易，这两个节目给人最直接的刺激，大概是“声控福利”吧。在演戏全靠配音的流量们霸屏的日子，想要听老戏骨们层次丰富、情绪丰满的声音，受众只能在这里找了。

    《朗读者》是很典型的央视表达方式，每一位嘉宾都要讲“背后的故事”，再加上朗读本身，看上去内容就很拥挤。而那些讲故事环节容易让观众感觉教化和煽情不够节制。

    不过，除开那些煽情过度的部分，《朗读者》里有些背后故事是用自身经历的方式去“言传身教”，加上阅读文本本身的大众性，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朗读者》第一个引起高度共鸣的朗读者是翻译界大神许渊冲。人民日报微博安利了一个许先生的《朗读者》片段，转发两万多条。

    纵然电视上体会到的文字之美不如阅读更深沉彻底，但在浮躁的时代里，《朗读者》创造了一种表达方式，把观众拉回到文字上。朗读是美的，更美的是字句下面那些真挚的悲欢和浪漫，那才是永不过时的价值。这两档节目不就证明了吗？

（摘自“中青在线”2017年3月9日报道）

材料三：

    当日，上海图书馆知识广场东侧的朗读亭前排起了长队，高峰排队时长超过9个小时。这是央视综艺节目《朗读者》设置的一个环节，旨在让朗读走进每个人的生活。朗读亭里有一套专业的录音设备和一个摄像头，每位“朗读者”进门后对着麦克风就可以开始朗读自己心目中的好文章，限时3分钟。据悉，继上海图书馆之后，朗读亭还将出现在上海另外两到三个地点。

    此前，中新网2月21日报道，当天，一座朗读亭现身杭州街头，浙江杭州不少市民在朗读亭前排队等候朗读诗歌、作品等。

（摘自新华社2017年3月9日上海报道）

材料一：十九大代表、教育部部长陈宝生10月19日表示，过去5年是教育改革全面深化的5年，在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方面，今年上海和浙江试点已经落地，但是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问题。目前，在浙江和上海，都出现了有关高考物理选考科目人数下降的争议，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根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浙江省教育厅公布的数据，2017年高考浙江全省共29.13万考生(其中25.01万人报名普通高校招生)，在后3门(从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技术中自主选择3门)选择中相关科目排位如下：1.生物12.53万(50%)；2.化学12.5万(50%)3.地理11.95万(47.79%)；4.历史10.88万(43%)；5.政治10万(40%)；6.物理8.95万(35.78%)；7.技术7.2万(29%)。也就是说，新高考中，选考物理的仅8.9万人，比例仅占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的36%。

    根据上海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数据，在2017年5万名上海高考学生中，相关科目的选考人数如下：政治14834人，历史20151人，地理29628人，物理19218人，化学22314人，生物24175人。从中可见，物理也排在第5位，低于地理、生物、化学、历史科目的选考人数。

(网易新闻)

材料二：为扭转基础教育的应试导向、唯分数论，我国于2014年启动新高考改革，但是，由于整体的高考录取制度未变，仍旧按总分排序录取学生，因此，新高考出现新的应试倾向，学生为了获得高考高分而放弃重要的科目学习，比之前的问题更严重——以前毕竟所有理科学生(在各省考生中约占70%)都要学物理，而新高考改革后，只有30%多的学生选择物理。

    这也提醒我国教育部门和学校，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学生的兴趣，不能仅靠调整考试科目。以前，学习文科的学生即便考出高分，也不一定就有很深的人文底蕴；同样，学习理科的学生也不一定就有很高的科学素养。现在，文理融合之后，只要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科目和人文社会科学科目主要目的还是应试，文理融合、3+3选择的改革价值就难以实现，学生会功利选科，家长们也鲜有考虑孩子以后的素养问题。

(环球时报)

材料三：柯桥中学打造了“科普讲座进校园”活动，邀请北大、清华、浙大等高校的知名专家学者走进中学校园，为学生带来最新科技前沿和人文发展动态，开拓学生视野，提升学生素养，人大附中也开启“新教育讲堂”系列讲座，并以“科学家谈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作为开篇。

    柯桥中学校长杨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为了吸引孩子们选物理，学校专门组建了物理学科实验室；鼓励学生根据兴趣组建社团，学校提供老师和资金、场地等全方位的支持，当地政府也增加投入，加大师资培训力度，给孩子们更好的学习体验。人大附中也开发了一系列课程启发学生们的创造性思维，发掘学生在科学技术专业上的潜能。

    洪文认为，对于多数需要学习物理学科的专业来说，应该将物理列为“必考”科目，而不是可选项。他说，上海新高考改革第二年，要求选考物理的高校比例上升后，考生选择物理科目的比例也相应提升到了40%。这是一个可以作为参考的有益尝试。

(人民网)

对话杨庆祥：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访谈嘉宾：杨庆祥（评论家、学者、诗人）

凤凰文化：是怎么想要提出“新伤痕文学”这个概念的？

杨庆祥：首先，我已经注意到了有大量的作品在书写“改革开放”这段历史，而且在书写的过程中涉及到伤痕的问题。这些作品中包括前辈作家余华的《第七天》，阎连科的《炸裂志》和最新的作品《日熄》，还包括大量青年作家的作品。

另一方面我又发现整个批评界或者说整个文化界并没有对这种倾向做出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只是从非常简单的社会学角度——比如70后、80后等等——来划分的。我恰恰认为中国当下所谓的“50后、60后、70后、80后”甚至“90后、00后”其实都是同一代人，他们都在面临整个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伤痕或阵痛。他们分享了共同的心理结构和情感结构，在他们的表达里面有共同的诉求。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新伤痕文学”之所以出现的重要历史语境，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凤凰文化：既然今天主要聊“新伤痕文学”，那我们先从“旧”的伤痕文学说起。伤痕文学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文革”的历史创伤），它是一个比较短命的文学现象，当时比较重要的作品如《班主任》、《伤痕》，现在看起来是文学史价值大于文学价值的。那么属于“新伤痕文学”范畴的文学作品，也会具有相似的局限或者说遗憾吗？

杨庆祥：八十年代的旧伤痕文学有个很大的局限，对事件的描述大于对人的描述，这就导致了它变成一个非常短暂的潮流。当然它当时被终结也有一定的政治原因。“新伤痕文学”应该从中吸取它的教训。比如余华的《第七天》，在我的定义范畴里面它一定是“新伤痕文学”。

但如果“新伤痕文学”止步于余华的《第七天》，它可能也会变成一个短命的文学现象。《第七天》的内在书写模式非常接近于当年旧伤痕文学的模式。其实在我看来，应该上升到哲学和美学的高度。不能上升到这个高度，必然就会很短命，也不能够提供更多的意义和路径。

凤凰文化：你提到“新伤痕文学”不仅仅是发现和揭露，对这个时代也是有照亮和疗愈作用的。这个“疗愈”怎么体现？

杨庆祥：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生活在中国的普通人在社会转型的撞击过程当中积累了太多负面的情感性的东西。个人跟世界的相处出现了问题，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也出现了问题。而我们又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来对这些东西进行整合和改造，这就导致了有很多人会盲目地去追求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对于真正的现代人来说，其实更需要一种理性的途径。

凤凰文化：“疗愈”就是表达出这种感情吗？

杨庆祥：不仅是表达，而是通过一个“语言化”的过程将这种情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书写可以把这种社会的创伤表达出来，个人的创伤和社会的创伤是互为一体的。这种创伤表达出来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自己问题的根源所在。

凤凰文化：那么就你的观察，哪些作家或者哪些作品是让人满意的，能够担当起“新伤痕文学”的疗愈作用的？

杨庆祥：有很多人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地写，但完美的作品目前可能还不存在。我觉得更年轻的作家他们的写作方向是对的，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对话的视角，没有简单地将伤痕“他者化”。

老一代的作家容易把伤痕轻易地归结于某一个具体的事物。“新伤痕”不是，更年轻的作家们可能会意识到这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问题。每个人只可能从自我出发然后抵达他者、疗愈他者。首先要反思和批判自己，然后重建自我这个现代概念的主体性。比如张悦然最近出版的长篇《茧》作出了一些尝试。

（摘编自凤凰网）

材料一：

    “等离子体中心电子温度达到1亿摄氏度。”短短一句话让网友兴奋了。11月12日，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发布消息，EAST核聚变装置在2018年实验中又有突破。

    被寄予最大希望的核聚变实验方案叫“托卡马克”——用超强的磁场约束高温的核燃料。EAST又称东方超环，是中国研制的世界第一个非圆截面全超导托卡马克。它使用超导体，以最小的能耗获取最强的磁场。EAST近年来一直走在国际竞争最前列，在高性能、稳态、长脉冲等离子体研究方面成绩傲人。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万宝年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这次大家关注的‘1亿度’，是电子温度。媒体喜欢简化成‘等离子体温度1亿度’。”

    “EAST就好比一个炉子，”万宝年说，“炉子越大，越容易提升核心温度。EAST比较小，实现电子温度1亿度比较难；将来ITER（国际热核聚变反应堆）用同样的办法实现2亿度，就容易多了。”

    万宝年说“实验在8月份就已经完成，但当时没有立即发布，因为确保数据准确需要重新校核所有的测量设备和大量计算。”

    “得到实验结果时，我并没有太激动，因为这是预料之中的。”万宝年说，“这次的实验是我们长期计划中一个点上的阶段性成果。”相关研究成果是10月下旬在印度举办的第27届国际聚变能大会上公布的，国际同行给予高度评价。11月12日消息在国内发布后被广为转发。

（摘编自高博《电子温度1亿度，中国人造太阳“内力惊人”》，《科技日报》2018年11月14日）

材料二：

人造太阳指的是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试验装置。中国的人造太阳又称为“东方超环”。中国的人造太阳在全球首次实现了稳定的101.2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等离子体运行，这是热核聚变试验堆的一个里程碑。

    人造太阳是清洁能源的代表，与现有的核能（核电站）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利用核聚变，后者是利用原子核裂变反应的能量来发电或作为动力驱动，如核动力航母等。

    但是，核电站的核能存在核废料的处理、核辐射、核燃料铀的开采和提料难等问题，安全问题更是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影。与之相比，人造太阳的安全问题可以控制，而且聚变产物没有放射性。聚变燃料的保存运输、聚变电站的运行都比较安全。聚变原料取之不尽，其主要燃料就是海水中的氘和氚。一升海水提取的氘能产生的聚变能源相当于300升汽油。

    要想让人造太阳的产能和供能成为现实，必须有几个条件。一是1亿度以上的高温，二是长时间约束在有限的空间中，三是有足够高的密度。在高密度条件下，当等离子体温度达到1亿度以上，可使数目可观的粒子具有足够动能克服原子核之间的斥力而实现核聚变反应，从而产生可观的聚变能。

（摘编自张田勘《中国“人造太阳”实现1亿度运行，意味着什么》，《新京报》2018年11月15日）

材料三：

    为推进可控核聚变研究，各国联合推动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近日在科技部举办的中国加入ITER计划十周年纪念活动上，科学家就“核聚变是能源的美好未来吗”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从一种原子核变为另外一种原子核往往伴随着能量的释放。核聚变能是两个较轻的原子核结合成一个较重的原子核时释放的能量，聚变的主要燃料是氢的同位素——氘和氚。太阳的中心温度极高，气压达到3000多亿个大气压，在这样的高温高压条件下，氢原子的两个“同胞兄弟”——氘和氚聚变成氦原子核，并放出大量能量。

    中国国际核聚变能源计划执行中心主任罗德隆说，实现受控热核聚变反应至少要满足两个苛刻条件。第一，极高的温度。氘核与氚核间发生聚变反应时，温度须达到5000万摄氏度以上。这种在极高温度下才能发生的聚变核反应也称热核反应。第二，充分的约束。即将高温等离子体维持相对足够长的时间，以便充分地发生聚变反应，释放出足够多的能量。几十年来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和改进磁场的形态和性质，从而能够实现长时间的等离子体的稳定约束，并解决等离子体的加热方法和手段，达到聚变所要求的温度。此外，在此基础上，解决维持运转所耗费的能量大于输出能量的问题。

2017年7月，EAST装置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5000万摄氏度等离子体持续放电101.2秒的高约束运行，创造了核聚变的世界纪录。

    罗德隆说，我国积极参与、推动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参与ITER项目10年，中国核聚变技术能力与管理水平大踏步前进发展。如今，我国在核聚变领域处于与国际同等甚至某些方面领先的地位。

（摘编自喻思南《走近“颠覆性技术”：核聚变是终极能源吗》，《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6日）

材料一：

    美国农业部近日发布转基因食品标识最终版规定，要求从2020年1月1日起，含转基因成分5%以上的食品以适当方式标注转基因信息。这是美国在转基因食品方面出台的第一个全国性强制标注规定。

    美国是转基因作物的第一种植大国，市场上70%至80%的加工食品含转基因成分。但美国政府此前并不要求给转基因食品贴上标识，理由是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实质等同”。

2014年5月，美国佛蒙特州立法要求在该州销售的转基因成分超过0.9%的食品均须进行转基因食品标识，一些州也随之跟进。2016年美国农业部发布《国家生物工程食品信息披露标准》，它将转基因食品称为生物工程食品。新标准规定，转基因食品的标注阈值是5%，转基因成分含量不高于5%，就不必标注。转基因成分含量高于5%的食品，就必须向消费者披露转基因信息。标识有多种选择，包括文字说明、写着“生物工程”的图标、电子或数字链接以及使用短信等，小型食品生产商或小型包装也可选择提供电话号码或网址，供消费者查询转基因信息。

（节选自《美国发布转基因食品标识新规，各方褒贬不一》，科技日报微信公众号，2018年1月1日）

材料二：

图表1：2006—2017年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变化趋势（单位：亿公顷）

图表2：2016—2017年全球四大转基因作物应用率（单位：%）

材料三：

    有人认为，转基因标识政策会让消费者认为产品不安全或对环境有害。不过也有研究发现，明确标注转基因信息不但不会“吓跑”消费者，反而有助于减少他们对转基因产品的顾虑。

    美农业部长桑尼·珀杜在一份声明中说，新规“增加了美国食品系统的透明度，为受监管实体就何时、如何透露生物工程成分建立了指导方针”确保了转基因食品标识的一致性，“避免了可能让消费者产生困惑的零碎州级标识体系”

    同时，新规招致一些批评。一些反转基因组织认为，新规细则不够严格，对标识的内容与形式的要求宽松。

    有批评者称，新规有太多的豁免。比如一些转基因原材料如果经过了“高度加工”最终产出的食品可由生产商自愿而非强制标注。这意味着，一些从转基因作物提取的成分可能被排除在转基因食品之外，包括从转基因甜菜提取的糖、用转基因玉米生产的玉米糖浆、转基因菜籽生产的油等。

    目前，主流科学界认为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可安全食用。比如，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学院2016年曾发布报告确认，转基因食品对健康无不利影响。

（节选自《综述：美国转基因食品标识新规褒贬不一》，新华网，2018年12月26日）

材料四：

    标识转基因食品，原本是保护和尊重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的一种做法；实际上，却可能同时意味着是对转基因和非转基因的区别对待。有转基因技术的支持者因此认为，既然无法证明转基因作物的风险大于传统作物，就没有必要对转基因成分进行标识，因为这种区分只会强化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负面印象。而转基因技术的反对者则强调，转基因技术本身具有人工“特殊性”它违背了生物演化的“自然性”因而蕴含风险，一些风险可能还尚未被科学家发现，进行标识是在对人类社会负责。

    我们认为，在我国现阶段，采取强制标识的方法是恰当的，这是在社会和民众仍然对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的安全性存在巨大关切和争议性认知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负责任的做法。尽管标识本身可能带来一系列的成本问题和认知误区，但取消标识并不有助于减轻误解。相反，将有关产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加以标识，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也能传达出政府和企业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信心。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视作一种制度性背书，长远来看有利于减少或消除人们对这一技术的排斥与害怕，进而提高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度。

    在转基因食品的标识问题上存在争论，这是正常的现象。但这种争论不能混淆问题的性质。人们应该意识到，标识转基因食品，和这类食品的安全性没有关系。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其实在其获得许可进行生产时，理论上已经得到确保。

（节选自《转基因标识：风险意识与食品安全的逻辑辩争》，澎湃新闻，2018年10月27日）

材料一：

    中国航天科技突飞猛进的同时，航天科技对经济的拉动已显现。中国正积极建设一张全国地基网，让中国用户可能获得前所未有的高精度导航服务。随着一年来18颗北斗三号卫星顺利上天，北斗全球系统已现雏形，其应用已到快速发展期，未来将形成庞大产业链。

    美国宇航局局长在纪念宇航局成立50周年的演讲中说，“太空经济”时代已经到来，技术创新将成为“太空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所谓“太空经济”，是指包括各种太空活动所创造的产品、服务和市场以及形成的相关产业，也包括太空旅游以及发展中的太空后勤服务，后者可以使商业性的太空旅游成为一个可盈利的商业形态。太空经济规模在50多年时间里增长了上千倍，是迄今为止增长最快的经济形态之一。

（摘编自《凝聚中国航天智慧，北斗拉动经济发展》，2018年12月19日）

材料二：

    国际投资银行高盛集团发现，自2000年来，太空领域的投入活动有3/4来自于最近5年。仅2015年一年，就有超过50家风险投资选择投资太空领域，使得2015年的空间风投金额甚至远超之前15年之和。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数据，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全球共进行了114次航天发射，开创近30年来的历史最高纪录。这背后有国家层面的战略计划，还有不断成长的民营航天企业。

    在国家层面，各国政府已经开始摩拳擦掌加入新一轮的太空竞赛中。近几年军民融合政策的落地，让更多的民营企业有机会加入到太空经济发展的队伍里，使得国内太空领域的科技力量加速发展。在国有航天民营化、商业化、常态化的同时，国家未来也会向航天应用大众化发展。当未来航天应用大众化发展后，将会更加贴近百姓的生活，例如太空旅游业，就是为航天应用大众化而开发的项目。

（摘编自中国财经网《万亿蓝海待发掘，“太空经济”将成新风口》，2019年1月10日）

材料三：

    我国多地正在挖掘自身比较优势，瞄准“太空经济”，打造发展新引擎——这是吉林、海南、四川、湖北等地近来传递出来的新信号。

    近年来，吉林省借助中国科学院的航空航天科研力量和成果，面向太空大力发展航空航天产业。今年吉林装备制造业的重点是推动“吉林一号”卫星星座组网，积极参与国家低轨互联网星座建设，大力发展卫星及航天信息等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抓好进取空间探空“小型运载火箭”项目。该项目采取整体规划、分期建设的形式，目前，正在长春新区进行总装联调测试和办公条件建设，并拟在吉林境内规划建设发动机总装车间。

    除了吉林外，越来越多的省份也开始瞄准航空航天产业，努力挖掘自身潜力，争先恐后抓住面向太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机遇。海南省提出，推动文昌国际航天城相关规划编制实施，加快航天领域重大科技创新基地建设。而拥有众多航天科技研发力量的北京市则提出，争取深空探测等重点任务和项目在京落地。

    近年来，我国航空航天产业发展迅速，商业航天前景广阔，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在航空航天等领域拥有比较优势，发展潜力很大。

（摘编自张建《瞄推“太空经济”：中国多地确立面向太空发展航天产业》，201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