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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黑龙江省鹤岗市第一中学2019-2020学年高二上学期语文期末考试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芯片又被称为微电路、微芯片、集成电路,主要是指内含集成电路的硅片,体积很小,常常是计算机或其他电子设备的一部分。集成电路是使用半导体材料制成的,因而集成电路产业也被称为半导体产业。现在大部分电子产品如计算机、手机等都要采用半导体器件作为核心部件。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芯片销售额为2 994亿美元,到2017年已高达3 970亿美元。

    芯片被誉为“现代工业粮食”,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地位,是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产业的基石,更是国防科技、国防安全的核心,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技术革新、资本驱动和各国战略的推动下,芯片产业发展迅猛。随着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逐步成熟,未来集成电路产业将成为这些新技术领域的战略制高点,手机、电脑等终端产品也将会越来越智能,这将为产业链相关公司带来战略性机遇。

    芯片广泛应用在导航、航空、航天、雷达、导弹等多个军事领域。芯片的性能和安全对于信息化装备的作战能力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考虑到军工芯片的核心战略地位和国防安全的需要,采用自主研发的国产芯片已成各国共识。

    (摘编自钟会民《物联网资本论》)

    材料二

    基于芯片产业的发展现状及战略地位,我国政府一直在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中国制造2025》详细地规划了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关键技术等,并将其列为“加快制造强国建设”五大产业之首。

我国政府不仅在政策层面大力支持,还在逐步扩大国家集成电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政策、资本和市场需求牵引的支持下,国内芯片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结构中,集成电路设计占比为34.44%,集成电路制造业占比为27.19%,集成电路封装占比为38.37%,已形成相对齐全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并实现了设计、制造和封装三个分支的首次大幅增长。

    芯片从上世纪50年代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在美国发明起源——在日本加速发展——在韩国与中国台湾成熟分化。美国已经形成了政府扶持,产、学、研一体的成熟发展模式,极大地促进了美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在强大的需求和有力的政策推动下,芯片行业正迎来第三次产业转移,向大陆转移的趋势已不可阻挡。

    (摘编自宋清辉《国产芯片的发展前景和机遇》)

    材料三

    图1 2013~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产品进口量与进口额

   

    图2  2013~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产品出口量与出口额

   

    (摘自《财经新闻周刊》)

    材料四

    在高端芯片领域,由于国内厂商尚未形成规模效应与集群效应,所以其生产仍以“代工”模式为主。曾经,有这么一个段子在市场上盛传:苹果一“饥渴”,其他品牌的手机就得“挨饿”。因为高端芯片的供应有限,所以芯片厂商在选择客户时,都是优先选择苹果,而国产手机厂商只能“稍等片刻”。SEMI数据显示,中国本土公司芯片需求与供应额正持续扩大,2017年中国公司仅能满足本土芯片需求的26%左右。

    美国拥有高端芯片核心技术的绝对控制权,产业保护政策越来越严,竞争壁垒越来越牢,“受制于人”的局面更加困扰中国的半导体及整机企业。而如今美国“芯片制裁令”的出现,使得“中国芯”国产化的呼声再起,中兴危机更激励自主芯片产业的崛起。但是,一切还需从长计议,一切进步都还需积淀。换句话说,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的步子不能乱,“整体推进、重点突破、自主发展、开放合作”的原则不能破。

    当前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迎来历史上最好的黄金机遇期,但要抓住发展机遇,还有很多难题需要攻克。首先是完善集成电路产业结构,重视扶持集成电路设计业,设计是产业链的前端,也是面向应用的最终环节;其次,注重培养和吸引人才,芯片行业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有持续不断的人才供应;最后,需要对企业并购重组提供指导和服务,并购重组有利于加快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摘编自刘斌《“芯芯”向荣的半导体行业》)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梳理,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B、 C、 D、
(2)、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集成电路产业将成为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战略制高点,从而使手机、电脑终端产品越来越智能化。 B、材料三显示中国集成电路产品的进口量和出口量呈增长趋势;产品进口金额都高于同期的产品出口金额。 C、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发展结构较为合理,设计、制造和封装三个分支近几年一直有较大增长。 D、我国能够成为全球半导体最大的市场,这得益于改革开放后我国半导体技术的成熟及产业链的健全。
(3)、根据上述材料,概括说明研发“中国芯”的意义。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小题。

    ①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是通过各种物质形式保存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形式就是文字。因而,在我们日常的精神活动中,读书便占据着很大的比重。一般而言,我们很难想像一个关注精神生活的人会对书籍毫无兴趣。"我扑在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高尔基说的这句话,非常贴切地表明了这一点。

    ②然而,古今中外的书不计其数,该读哪些书呢?从精神生活的角度出发,我们也许可以极粗略地把天下的书分为三大类。一是完全不可读的书,这种书只是外表像书罢了,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印刷垃圾,不能提供任何精神的启示、艺术的欣赏或有用的知识。在今日的市场上,这种以书的面目出现的假冒伪劣产品比比皆是。二是可读可不读的书,这种书读了也许不无益处,但不读却肯定不会造成重大损失和遗憾。世上的书大多属于此类。我把那些专业书籍也列入此类,因为它们只对有关专业人员才可能是必读书,对于其他人却是不必读的书,至多是可读可不读的书。三是必读的书。这类书每一个关心人类精神历程和自身生命意义的人都应该读,不读便会是一种欠缺和遗撼。

    ③应该说,这第三类书在书籍的总量中只占极少数,但绝对量仍然非常大。它们实际上是指人类文化宝库中的那些不朽之作,即所谓经典名著。这些伟大作品不可按学科归类,不论它们是文学作品还是理论著作,都必定表现了人类精神某些永恒的内涵,因而具有永恒的价值。在此意义上,我称它们为永恒的书。要确定这类书的范围是一件难事,事实上不同的人就此开出的书单一定有相当的出入。不过只要开书单的人确实有眼光,就必定都会选中一些最基本的好书。例如,他们决不会遗漏掉《论语》、《史记》、《红楼梦》这样的书,柏拉图、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这类作家的著作。

    ④在我看来,真正重要的倒不在于你读了多少名著,古今中外的名著是否全读了,而在于要有一个信念,那便是非最好的书不读。有了这样的信念,即使你读了许多并非最好的书,你仍然会逐渐找到那些真正属于你自己的最好的书,并且成为它们的知音。事实上,对于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追求的人来说,他的必读书的书单绝非照抄别人的,而是在他自己阅读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个书单本身也体现着他的个性。正像罗曼·罗兰在谈到他所喜欢的音乐大师时说的:“现在我有我的贝多芬了,犹如已经有了我的莫扎特一样。一个人对他所喜爱的历史人物都应该这样做。”

    ⑤费尔巴哈说,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至少就精神食物而言,这句话是对的。从一个人的读物大致可以判断他的精神品位。一个在阅读和深思中与古今哲人文豪倾心交谈的人,与一个只读明星轶闻和凶杀故事的人,他们当然有着完全不同的内心世界。天下好书之多,一辈子也读不完,我们岂能把只有一次的生命浪费在读无聊的东西上。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论《红楼梦》的性格描述

刘再复

不同人物之间性格的对照可以使彼此之间的性格“区别得更加鲜明”,相互起衬托作用。但中国戏剧中常用的“忠”与“奸”的脸谱化外部对照方式属于审美层次较低的对照方式,是单一化性格之间的外部对照。从文学历史的经验中,我们获得了这样一个认识,这就是:带有较高审美意义的人物性格的外部对照,应当是《红楼梦》式的对照,对照的双方都应当具备丰富的性格内涵,只有这种对照才是高级的对照方式。

那么这种高级的性格外部对照方式怎样才能实现呢?这里的关键是必须从外转入内,即依赖性格内部的美丑对照和美丑的二重组合。这种性格的二重组合乃是人物性格丰富的内在源泉。它不仅可以使不同性格的人物以丰富多彩的形式互相对映,而且是塑造人物形象获得成功的最根本的美学基础和最重要的美学方式。

同一人物性格内部的正反两极的对照和二重组合,有很多形态。作家在塑造人物性格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在每一种组合形态中发挥自己独特的艺术才能,赋予某种组合形态以新的内容和形式。例如同样是悲剧性格因素与喜剧性格因素的二重组合,曹雪芹的王熙凤,契诃夫的小公务员,鲁迅的阿Q,就有很不相同的性格内涵和象征意蕴。典型性格内部的对照,很少只是单纯的一组对照关系,它往往形成多组对照关系,并形成性格内部的对照系统,在这个对照系统中,“杂多”的性格元素,通过一定的中介,分别形成一组一组的对立统一联系,这就是性格整体中的二重组合单元,这些二重组合单元,在性格内部积极运动,互相交叉,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形成丰富复杂的性格。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性格结构,总是以两极的对立统一为内在机制的性格网络结构。以项羽为例,他的性格就是一个复杂的对照系统。过去有人在分析项羽时,常以“虞兮”之歌为例,说明项羽兼有风云之气和儿女之情,但这只是项羽性格整体中的一个性格组合单元,而且是性格表层的组合单元,并非项羽性格的整体结构。项羽性格整体中还有很多互相交叉的性格组合单元。钱钟书先生汇集《史记》中其他人物对项羽的评价,找出项羽多种性格元素的两极对照,他说:“‘言语呕呕’与‘喑恶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猾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从心学性理来看,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综如此者。谈士每以‘虞兮’之歌,谓羽风云之气而兼儿女之情,尚粗浅乎言之也。”项羽身上的“妇人之仁”、“屠坑残灭”等性格元素,不是线性的善恶排列,而是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地形成一组一组的“相反相违”的对立统一关系,而这一组一组的性格元素又围绕项羽的性格核心不断发生交叉组合,从而形成项羽复杂而有序的性格系统。这个性格系统包括善与恶、类与丑、残暴与仁爱、阳刚与阴柔、崇高与鄙俗等多种性格的二重组合单元,而由于两极对照中又有心理中介与感情中介的联系,因而形成犁然有当的性格运动。

在成功的文学作品中,不仅主要人物可以形成自己的性格对照系统,次要人物也可以形成自己的性格对照系统,例如《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贾宝玉具有自己复杂的性格对照系统,而次要人物晴雯、袭人等,也都有自己的性格对照系统。以袭人为例,她既恪守奴才的本分,全心全意地尽奴仆之职,但也流露出对自己“奴才命”的不满。她对主子极其温顺,似有逄迎之嫌,但她又同情刘姥姥,惜老爱贫,似无势利之心。她在奴才中表现得最为规矩、正派,时时告诫着宝玉,但正是她,第一个与宝玉“同领警幻所训之事”。她对宝玉既有“从”也有“爱”,既有奴仆对主子卑微的恭顺,也有青春少女对恋人真实的痴情。袭人性格内里包含着美丑、善恶的对照,这种对照是由很多二重组合单元互相交叉构成的,因此,袭人的性格也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袭人的性格塑造与晴雯的性格塑造,都是非常成功的。她们两人形成一种性格对照,让人感到她们的性格虽然清晰,但又不是一览无余,没有人为的对照痕迹。这就因为她们自身的性格是丰富的,其内部也有对照,也有联结,也有统一,深层结构中蕴涵着许多一家独有的内容。这些内容既确定又不确定,既复杂又深邃。这样,她们的性格外部对照,由于自身性格内涵的丰富,而获得较高的审美价值。因此,一部作品的形象体系,尽管作家可采取多种对照手段,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人物性格内部的对照和组合。

(节选自刘再复《红楼梦悟》,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首要问题。新冠肺炎疫情“毒害”了全球关系并加剧了紧张。这是我们思考新冠疫情影响的第一点。那么原因何在呢?

主要原因在于中美之间日趋恶化的双边关系。从一开始,中国就遭到西方媒体以及一些西方政客恶意并且令人惊讶的攻击。尤其在一些西方国家,它对那些国家民众对于中国的态度产生了负面影响。尽管现在谩骂的海啸已经逐渐退却,但全球抗疫合作的前景却因此遭到了严重损害。

新冠疫情对全球治理造成负面影响的第二个原因是,它带来的威胁如此之大,以至于引发了社会所有阶层的担忧和恐惧。这场危机远没有使各个国家和社会变得更加紧密,相反却倾向于将它们彼此分离开来。它被一些国家视为一场国家性而非国际性危机,结果大家就在抗疫中各自为战。有关新冠疫情影响的第二点思考是,抗疫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治理能力的一场巨大测试。面对疫情,世界各国的应对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在中国、韩国、越南和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它们的抗疫方式当然存在重要差异,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相似之处: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抗疫的目标都是遏制和根除病毒,而非简单地控制。这被视为经济复苏的前提。它们在抗击疫情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考虑到中国的规模,它的表现尤其突出。第二种应对方式是西欧国家,它们一直在试图控制而非彻底消灭病毒,这些国家做得远没有东亚地区成功。第三种应对方式就是美国和巴西,那简直是场灾难,因为抗击病毒一直被认为是次要甚至被嫌弃的工作事项,而非根本要务。这些不同类型抗疫方式带来的后果将会影响深远。

对于新冠疫情影响的第三点思考,涉及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情况很难让人乐观。当前阶段的中美关系比年初时进一步割裂了。这会削弱全球治理的可能性。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和缩减资金支持。因为美国的态度,世贸组织的未来也遭遇威胁,短期内不大可能正常运转。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治理的进展更可能会出现在地区层面。长远来看,新冠肺炎疫情也可能会带来更广泛形式的合作。东亚地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好于其他国家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有应对“非典”的经验。假以时日,世卫组织将会得到加强,希望也是如此。

(摘编自马丁·雅克《新冠疫情如何影响全球治理》)

材料二: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及其国际化,对于中国大国形象塑造产生巨大挑战,也蕴藏着重要机遇。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谣言四起,恐慌加剧。中国政府及时发声,庄严承诺有能力、有把握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稳定了国内疫情防控大局,向世界表达了中国是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的重大信号。

文明大国形象定位,彰显疫情防控的中国精神。中华民族是历经磨难、百折不挠的民族,困难和挑战越大,凝聚力和战斗力就越强。中华民族拥有战胜疫情的强大文化基因、丰富经验、强大心理承受能力和战胜疫情的勇气决心。中国政府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疫情防控分享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东方大国形象定位,彰显疫情防控的中国气魄。中国充分发挥独特的制度优势、应对“非典”疫情和重大灾情的丰富经验、先进的防疫和治疗手段,展现出打赢疫情防控全民战争的信心、能力和把握。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迅速反应,举全国之力开展疫情防控。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开启全民隔离模式;中国政府聚焦联防联控,科学、有序推进以武汉市及湖北省为重点、从中央到地方覆盖全国的全方位、多层次防控体系建设,“本着对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确保疫情可防、可控、可治,有效维护经济社会稳定。

负责任大国形象定位,彰显疫情防控的中国风范。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开展疫情防控。全力抢救受到病毒侵害的所有生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世界疫情防控贡献力量,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在当前全球疫情大流行风险加剧之时,中国表达了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政府保持紧密合作的意愿。

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定位,彰显疫情防控的中国前景。中国政府拥有强大的领导力,全民众志成城战疫,依法开展疫情防控,充分保证治理效能最大化,彰显了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和旺盛活力。同时,中国拥有自我完善的勇气和决心,及时纠错、补齐制度短板和不足,将有效的政策和做法逐渐规范化、制度化和机制化,加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彰显了中国制度强大的自我更新完善能力。

(摘编自肖晞、宋国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中国大国形象塑造》)

现代文阅读Ⅰ

海底下面有生物并不稀奇,陆地底下不也有蚯蚓吗?不错,但是深海里发现的,是在直到海底下面上千米的岩石和地层里进行着另一类新陈代谢的微生物,它们构成了海底下的深部生物圈。

深海底下沉积物里有微生物,这早就知道,也并不意外。上世纪五十年代调查船在太平洋底取沉积物柱状样,结果确实有微生物,只是向下变少,最深的一根样柱8m长,底部已经几乎没有细菌,由此推想大洋底下也就是顶上几米沉积物有细菌。六十年代晚期,美国“阿尔文号”深潜器有一次出事故,下沉1500m,人员都安全逃出,但是带下去的午餐却深沉海底。奇怪的是过了10个月以后返回原地,发现午餐保存得都还不错,足见深海海底细菌并不活跃,因而科学家们猜想微生物在深海底下的分布是很浅的。

挑战这种观点的是大洋钻探。七十年代起,已经根据深海沉积孔隙水中的含量和同位素,发现井深一二百米处还有细菌在活动,由细菌活动造成的氧化、的生产和氧化作用,在全大洋都普遍存在。然而带来决定性转折的是1986~1992年间太平洋区的5个航次,每次都在大洋深部的沉积岩芯中发现微生物,其中最深的是在日本海,发现在海底以下518m的深处还有细菌,只是各处钻孔中微生物的丰度都从海底向下急剧减少,从近表层每立方厘米的10亿多个,减到500m深处的1000多万个。

大洋钻探在太平洋的发现,唤起了学术界对海底下面微生物群的注意:在海底以下的深处,居然还有巨大数量的微生物生活着,甚至深海玄武岩里还有细菌生活,构成现在我们所说的“深部生物圈”。为此,英国《自然》(Nature)杂志发表点评文章时,还配了幅漫画,把海底孔隙里微生物的“生活”,形象描绘为边打扑克边抽烟的“底层生涯”。确实,深部生物圈住着地球上“最底层的原住民”,但是它们的生活绝没有漫画里画的那样逍遥。无论是海底下面深部生物圈里的微生物,还是热液口的微生物,都属于黑暗食物链,但是热液口的微生物能够通过化学合成作用自己制造有机物,属于“自养”生物;而深部生物圈的微生物被封存在地层孔隙微小的空间里,只能依靠地层里已有的有机物实行“异养”。它们的新陈代谢极其缓慢,但“寿命”极长,要以多少万年来计算。读者也许会羡慕它们的长寿,可是在这种环境下的微生物,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生活质量”无从谈起。尽管如此,微生物也总得有最低限度的能量和修补细胞的物质,此外,这些微生物也总得进行繁殖。它们的繁殖速度如何?有人推测细胞分裂的周期起码得上千年,但这也只是猜想,所有这些都是学术上的未解之谜。

深部生物圈的规模多大,至今并不清楚。这里包括两个问题:一个是深度,一个是数量。近十年的大洋钻探,极大地拓展了对深部生物圈的了解。2010年在贫养的南太平洋环流区钻探,发现一亿年来所有深海沉积层里,都可以有微生物生存。2012年,日本制造的全球最大的钻探船“地球号”(ChIkyu)在日本南边水深1200m的深海,发现在洋底以下2500m、2000万年前形成的含煤层里还有大量微生物生存。钻探大洋基底的岩浆岩,在上地壳的玄武岩、下地壳的辉长岩,甚至由地幔岩风化形成的蛇纹岩里,都发现了微生物。看来与其说深度,不如说温度才是限制微生物分布的下界。现在已经知道发现微生物的深海热液口的最高温度是120℃,而海底下面深部生物圈的微生物至少能适应40-60℃的高温,至于更加确切的温度界限,有待进一步的钻探检测。

多年来,对深部生物圈微生物数量的估算,结果悬殊。20年前最初的估算最为惊人;有人推算出全大洋海底下面有个微生物,合计生物量3000亿吨,因此说地球上的微生物有70%生活在海底和陆地的地下,地下的深部生物圈占据地球上活生物量的30%。然而这种估计有点过头,后来的推算认为海底下面深部生物圈的微生物有个,或者可以到个,不过都少了一个数量级。估算结果如此悬殊,原因在于数据来源不一,而根本上讲还是数据太少。尽管结果相差巨大,却显示出一种共同的分布趋势:从海底表层向下,细胞密度的对数值都是随着埋深的对数下降。这说明深部生物圈微生物数量向下减少的总趋势是普遍现象。关于深部生物圈微生物数量规模的争论,一时不可能有结论,因为实测的样本实在太小,并不足以作全球性的定量推论。

深部生物圈发现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现有生命科学和地球科学的范围。如果说太阳能并不是生命活动的必要条件,如果说有氧环境下的光合作用不是合成有机物的唯一途径,那么,生命活动的范围在时间与空间里的分布就可以大为拓展。

“深部生物圈”这个名词是美国的戈尔德(Thomas Gold)提出的,他在《深而热的生物圈》里指出,地球表面生物圈对阳光和光合作用的环境要求太高,而具备深部生物圈条件的天体则有很多,这为地外生命的寻找方向指点了迷津。另一个启发来自深部生物圈里生命活动的节奏。如果深海底下的微生物生殖周期以千年计,寿命以万年甚至百万年计,那么这种新陈代谢的慢节奏、黑暗世界里的“慢生活”,揭示出生命活动可以采用与我们以往所知的根本不同的方式进行,极其值得寿命有限的人类去做认真的研究。如果还考虑到文献中的报道,在上亿年古老地层中的琥珀或者盐晶里的微生物,也曾经培育成活,那么微生物世界里“生”和“死”的定义就值得重新推敲。深部生物圈提出的涉及自然哲学和科学世界观的深层次理论问题,应当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摘编自汪品先《深海浅说》)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材料一:

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何”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需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①,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做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发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感觉够将意思传给他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我坚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式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述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我做完以后,总要看两遍,自己感觉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必然要它读得顺口; 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知道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一节,许多批评家当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但他称我为 Stylist(文体家)。

所写的事迹,大略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 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乱说的。

注:①《汉书·艺文志》溯小说之起源,谓其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所造。

(摘自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材料二:

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写真实”,他非常重视社会生活,要求艺术创作真实地描写生活,反映生活中复杂的关系。他的这种主张起初是在评价古典说部的时候表达出来的。鲁迅赞扬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现实主义。他说《儒林外史》的刻画人物,  “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 《红楼梦》的描写生活,  “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从笔底经历到纸上声态,在鲁迅看来,它们之所以动人,全在一个“真”字; 而他说的“正因写实,转成新鲜”,实在是直搏内核的至理名言——从平凡的现象(写实) 中揭示不平凡的真理(新鲜),也是他自己的现实主义的最简括、最深刻的科学的说明。一九三五年,鲁迅在一篇评论果戈理的文章中,引了普希金说的“含泪的微笑”这句话,同时指出果戈理的“独特之处,尤其是在用平常事,平常话,深刻的显出当时地主的无聊生活”。这同他赞扬《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语言几乎是一致的。鲁迅称《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感而能谐,婉而多讽”,  “感而能谐”是“含泪的微笑”的同义语; 称《红楼梦》的写实本领为“如实描写,并无讳饰”,  “如实描写”也同“用平常事,平常话”显出地主的无聊生活十分相似。鲁迅在翻译介绍、整理编写的过程中,潜心巨著,多所发明,从中外著名作品中开掘出了许多可以互相参照、互相补充的艺术的手段与法则。

这些事实加深了鲁迅对现实主义的认识。他将古代的和外国的经验移植到现代创作上,向艺术家提出:  “因为真实,所以也有力。”当张天翼的小说《蜜蜂》引起蜜蜂是否会于虫媒花有害的讨论,他认为这是可能的,主动写了《“蜜蜂”与“蜜”》,介绍蜜蜂争蜜的情形; 当杨昌溪抄袭《毁灭》,将莱奋生佩挂的“日本指挥刀”改为“日本式指挥刀”,他认为这是错误的,又主动写了《刀“式”辩》,说明游击队的生活。他自己为了小说《阿Q正传》里阿Q唱绍剧《龙虎斗》中“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散文《女吊》里女吊出场时唱“奴奴本是杨家女,……”两段,怕儿时记忆不真,都曾向人询问,调查对证。

细节描写是构成现实主义创作的条件,而根本的关键在真实。鲁迅还多次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实。有一个要点他曾反复说明:真实不一定是事实。虽然从一般意义上说,事实也是真实的,但没有经过剪裁和集中,没有经过综合和概括,没有经过典型化的艺术的过程,严格地说,这样的作品不能算是艺术品。艺术上的真实,鲁迅说,“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鲁迅自述其创作经验有四句话,叫做:  “静观默察,烂熟于心”,“凝神结想,一挥而就”。他不用一个单独的模特儿,便于将真实和事实区分开来,这对小说的现实主义的典型化手法,大有好处。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申报》副刊《自由谈》发生文学与社会生活问题的争论,鲁迅在一封给人的信里说:“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但他又反转来强调,凡所缀合、抒写的“何一非社会上的存在”!他自始至终重视社会生活:不必是事实,一定要真实。就在这封信里,对社会生活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鲁迅还发表了一段十分精辟的言论,他就两者的作用与反作用,打了个比喻说:“这正如芝麻油原从芝麻打出,取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一样。”从这句话里,也透露了鲁迅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极为重要的见解,值得深入的探究与钻研。

(摘自唐弢《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历代统治者主要是根据经济、军事、地理位置这三方面的条件来决定建立他们的统治中心——首都的。 经济条件要求都城附近是一片富饶的地区,足以在较大程度上解决统治集团的物质需要,无需或只需少量仰给于远处。军事条件要求都城所在地区既便于制内,即镇压国境以内的叛乱,又利于御外,即抗拒境外敌人的入侵。地理位置要求都城大致位于王朝全境的中心地区,距离全国各地都不太远,道里略均,便于都城与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包括政令的传达、物资的运输和人员的来往。设若地理位置并不居中,但具有便利而通畅的交通路线通向四方,特别是重要的经济中心和军事要地,则不居中也就等于居中。所以地理位置这个条件也可以说成是交通运输条件。当然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并不存在完全符合理想三方面条件都十分优越的首都,所以每一个王朝的宅都,只能是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选择比较而言最有利的地点。首都的选定一般都反映了该时期总的形势,反过来,首都的位置也对此后历史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摘编自谭其骧《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

 材料二: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半期,长安城毫无疑问是全国最大的政治中心,后半期情况却不同了。

 唐定都长安后,表面看来,其城市规模和繁荣情况以及国际交往的频繁、文化艺术的昌盛,似乎都在汉代长安之上。不过和全国各地区比较,它的经济基础已远不像汉代长安那样在全国中占有优越地位了。自东晋而后,长江中下游已经全部开发起来,其面积之广大、条件之优越、物产之富饶,是关中地区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在汉时富冠天下的关中,到了唐朝竟不得不依靠江南的供应。甚至皇帝在歉收之年,还不得不迁居洛阳就食江南之漕。相对的关中水利之废堕,自然也是事实。总之,除开一切政治原因不说,唐代长安城的繁荣,可以说是已经缺乏了应有的物质基础。作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来说,它已经失去了过去所具有的绝对优势,这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北京城在封建社会的后半期日趋重要。这主要是因为唐代中叶以后,东北边外的游牧部族,随着唐帝国内部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日趋激化,也加强了对边方的劫掠和入侵。自有史以来,中国的东北方,从未遭遇过如此连续不断的进攻力量,而北京所在,作为华北平原 北方的门户,也正是外族首先要占领的地方。正是汉族与游牧部族之间的矛盾在东北边方的急剧 发展,使北京城在全国范围内的重要意义日益凸显。在这一过程中,北宋之开封、南宋之临安(杭州), 作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曾先后和北京形成了相互争夺的局面,但却未能取得胜利。

 (摘编自侯仁之《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

 材料三:

 少数民族在都城变迁中的作用实在不可忽视。我们知道,我国历史上早期的外患主要偏集西北,如西周时的犬戎,秦汉时的匈奴和唐初的突厥,不时构成对中原的威胁,甚至西周被犬戎所灭而被迫东迁,后来秦汉隋唐建都关中,乃正视边患,具有天子戍边的作用。唐末以后,中国的边患则主要来自正北和东北。崛起于蒙古高原东部的契丹,趁五代之乱建立了辽朝,势力侵入华北。北宋统一中国,初期的主要边患仍来自契丹。后来兴起于东北部的女真族消灭辽朝建立金朝移都北京,以此为基地进而占领了整个淮河以北。不久蒙古族卷土重来消灭金和南宋,北京正式成为全国性的都城。辽、金、元、清各朝皆建都北京,虽然各有不同的原因,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北京离这些民族的本土不远,缓急 可以得到本民族的援助,形胜可以此为基地进攻,势危可从容退回原来的游牧地区。明代迁都北京,在很大程度上说来是为了平衡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治力量,亦具天子戍边的作用。

 到了宋初,漕运的重要性对都城去向影响更加重大。当时,尽管宋太祖在洛阳建立了宫殿,打算在 那里建都。但是大臣们力荐“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终于打动了太祖心思,使他改变主意,遂东移建都于开封,一举解决了隋唐两代未能解决的供给困难。以后国都进一步东移近海,特别是长期停驻北京,除了其难以替代的国防意义和镇抚作用以外,更重要的是其有便利的漕运条件。北京不仅有京杭大运河联接江南经济中心,更可通过海运从东南补给京师。据史书记载,元代时国都所需漕粮四百万石,大运河每年只能运输数十万石,从至元二十年到天历二年的四十年间,海运的漕粮由四万六千石逐年增加,最高达三百五十万石。明迁都北京,亦是河海并用,每年至少海运漕粮近百万石到国都。由此可见国都东移近海,是经济中心转移和包括河海漕粮在内的经济因素制约的必然结果。

(摘编自庞德谦《试论我国古都变迁的地理轨迹及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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