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当今社会，有一样东西几乎让所有人都无可逃逸，那就是浮躁的风气。这话虽有些偏激，却道出了许多人欲言难言的自我困惑。

    杂乱吵闹是喧嚣的外在表现，其本质则是浮躁，是人们内心的急躁、失衡、不沉稳。浮躁，是丧失定力，随波逐流；是心急如火，投机取巧；是虚浮夸张，一片泡沫；是不要过程，只要结果。人生在世，谁都有各种各样的追求和欲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本无可非议。问题在于，面对浮华世界，人们的欲望变得更大、更多、更急切，由此衍生出浮躁的社会风气。

    浮躁之风盛行，会导致这样的现象：为官者盼望一步登天，为学者盼望一步到位，为商者盼望一夜暴富，为艺者盼望一举成名。也容易出现这样的结果：社会被浮躁之风笼罩，清静的人生、专心的工作、精良的产品，变得稀罕起来；因为求快而忽视了细节和质量，导致一些地方事故多发、反复折腾、劳民伤财。那些整日忙碌赶场子的人，那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那些跟风起哄盲目不安的人，看似日理万机，好像勤奋忙碌，到头来往往难成大事，原因就在于他们“用心躁”而无法“用心一”。

    对于浮躁，古人总结出了“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的道理。今天的社会日新月异，节奏加速，变化更快、更多、更大，人们对变化的感受极为敏感；但同时也不要忘记，变动不居之中也有恒定不变的规律——结果需要过程，成功必得付出。即便是插上了新技术的翅膀，站上了创新的风口，如果没有扎实稳固的知识和技能储备，成功终究是短暂而不稳固的。舒服与辛苦，安逸与劳顿，亦有着互相转换的辩证法。

    《道德经》里讲，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人活一辈子，要想给社会给后人留下点东西，要想实现自我价值，就必须避开社会的喧嚣，拒绝外来的诱惑，祛除内心的焦躁，静下心定下神，扎扎实实、聚精会神地做事，而不要被外界的喧嚣浮躁所裹挟。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所揭示的，乃是喧嚣之中的宁静心态。内心的宁静，是一种穿越世俗、撇开浮躁的力量，有了它，便可以每临大事有静气，便听不到外界的吵闹嘈杂，便能忍得孤寂、受得清苦、看穿陷阱、看淡诱惑。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有了静的底色，才有达的境界、定的气质、和的格调，才能让人生剧本脱俗雅致。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是“大家”风范，亦属常人能力所及。内心的宁静，是最为深厚的修行。让宁静成为心灵的常态，我们不必超脱凡尘，也一定可以专心致志、成就非凡。

（选自2016年4月《人民日报》，有删改）

    所谓“人文信仰”，它的启发来自现代学者提出的“人文宗教”。新儒家认为，儒家传统是一种不出世的却具有超越性的东方宗教，它不像其他的宗教，需要有神，有耶稣、安拉等外在权威。它不需要外在的权威，它有一种具有内在超越性的信仰。内在超越性，也就是道德心，如孟子所谓“仁义礼智”。儒家传统的这一特质，若称为中华“人文信仰”更准确。

    “人文信仰”在儒释道中都有，儒家比较典型，儒家是“以出世的心态行入世的功德”，在世俗社会中要完成人之为人的使命。一是个体生命的健全，即诚意、正心、修身；另外就是建功立业，即把“立德、立功、立言”当作人生追求。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具有经济的、政治的、道德文化的属性。但道德文化属性应是人的最高属性，是人之为人的最高本质。

    信仰体系当中，儒家肯定人首先要解决肉体的存在问题，这并非一般人理解的儒家是重义轻利的。儒家主张在道义的引领下对物质生活的安顿，认为这也是治国理政者须关注的重中之重。如孔子所说“富之”“足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所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荀子也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在这个基础上，儒家重视和强调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是人的道德、文化。这是儒家生命大智慧的主要内涵。

    儒学是仁学，但一般只讲“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关于“爱他人”，孟子曾发挥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将“爱他”或“他爱”推展为亲亲、仁民、爱物这样三个由近及远的层次。实际上，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就彰明了儒学仁学的首要内涵就是“为己之学”。 “为己”并不是自私自利，他是先成就自己。这和现代人生存理念是一致的。一个人要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开发出来，成长为一个士，再成长为君子，成长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然后你才能去齐家治国平天下。荀子说过：“知者自知，仁者爱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义”在孟子这里发挥得比较到位。义利并重，以义驭利，这是孟子对儒家核心价值的阐发。儒学不是不讲功利，而是认为在功利之上有一个更高的价值，更高的原则，并借此来引领、驾驭功利。这也是对道义上的担当精神的高扬。

    荀子则进一步发挥了“礼法”范畴。他把“仁”“义”这个基本的人文信仰转化成内规矩和外规矩。内规矩即德的柔性约束，外规矩即法的刚性约束。德与法统一起来就是礼或礼法。德与法一起，共同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形成普遍的秩序与和谐。因此，荀子是儒家“治统”的系统阐释者，是儒学由纯学术向汉初政治儒学转化、转型的重要中介。

（本文选自2017年4月1日新华网发展论坛，有删改）

    现在世界上汉文化正热，但是西方人普遍认为汉语难学，包括华人后代。尤其语法这块，目前的汉语语法实际上是通过西学框架加大量特殊句式来描述的，没有一个本质贴切的原理可以指导实践。这些都促使我们去深入思考：汉语有没有自己土生土长的语法？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是什么样的关系？

    孟昭连教授的《之乎者也非口语论》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他描述了文言文形成、成熟的整个过程，揭示了文言文不是口语的简单记录，更从文言文法重要方面的“辞”说清了文言文区别于口语的具体方式，也就为我们解构文言、读懂古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之乎者也非口语”结论虽小，但折射了语言、文字、文学、历史文明等方方面面，书中详尽的考证展示了独到的见解和合理的推论，虽有个别值得商榷之处，但仍是引人深思。

    孟教授在书中阐述的主线之一是传统文字“意内而言外”的概念，以及作为具体体现的“之乎者也”之类“辞”的运用。语言和文字的作用都是要表达“意”，但是文字和语言特点不同，有很多场景下的对话不仅仅有吐字发音，更有声音的长短徐疾、停顿等以体现出的当事人心态、话外之音、逻辑意向，等等，文字记录时不仅要记下具体声音所对应的字，还要加进去“辞”来足意，“之乎者也”就是典型的“辞”，是口语中没有但文字里面非常必要的部分。

    到了清末民初时期，文言区别于口语的理念在“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的西方语言学观点冲击下渐渐模糊，尤其是《马氏文通》出版后，一系列混淆概念的虚实字分类，颠覆了人们对传统文字的认识，并一直延续到现代汉语的研究中。孟教授在书中详尽剖析了马氏对后人的误导。

    孟教授还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古代文章、文法这么发达，为什么没有产生像西方那样发达的语法学？也就是说，我们现今的汉语语法研究，是不是在填补古人的空白？这是发人深思的问题，其回答促使我们更好地审视语言实践的方方面面，包括上溯汉语的渊源、发现汉语本质，甚至汉语应该教什么和怎么教，等等。

    孟教授的这本书破开了“西学中用”造成的百年误区，剥离着西学强加给汉语的框框。更重要的是，我们去哪里寻找华文的根？去哪里寻找汉语的本质？孟教授给我们做了示范，那就是，在传统语言文字中找，在古典文学中找，这一切巨大的财富，是汉语乃至华夏文化回归的希望所在。

（摘编自子明《跳出西学框框回归汉语本质——评孟昭连教授〈之乎者也非口语论〉》）

    在世界文明对话史上，公元2世纪到7世纪期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当属佛教的东传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对话。这一文明对话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后果，它不仅使佛教融入中华文明，与儒家、道教一起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结构性力量，而且也使得佛教获得持续的发展活力，从一个地方性宗教上升为世界性宗教，直到今天仍然发挥其重要的精神作用。

    两汉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发生期。佛教进入中国大地是一个因地域关系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过程，“其教因西域使臣商贾以及热诚传教之人，渐布中夏，流行于民间”。（汤用彤）它不是像后来基督教教团派出大量传教士有组织地传教活动。这一点决定佛教进入中国是和平的、非强制性的。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与当时道家的黄老之术和方士之术互相影响、相得益彰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东传的扎根期，隋唐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开花结果期，这两个时期是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最重要时期。唐以后，随着三教合流，随着中国化佛教禅宗的盛行，融入中华文明的佛教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已经不是在异族异质文明意义上与中华文明展开对话了。

    魏晋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主要体现在佛学与玄学的对话上，两种文明对话呈现出佛学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南北朝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皇帝亲自参与对话，如宋文帝曾与僧人论究佛理，宋武帝亲自到寺庙听讲，梁武帝甚至亲制发愿文，皈依佛教，大兴寺庙。

    魏晋时期，中外学者合译佛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东晋是佛典合译的高峰期。不仅小乘佛教的基本经典《阿含经》系列被创译，而且大乘佛教的重要经论、密教经典、律典等都被译出。当时在佛经的翻译解释中大量采用“格义”的方法，即用中国原有经典中的精义与典故来比配佛经中的道理，以便中国信徒的理解与接受。显然这是一种聪明的文明对话与融合方式。

    佛教文明在中土的生根开花结果，还在于佛教本身具有一种对话精神，佛教内部往往通过对话来加深对佛法佛学的理性认识。中土的高僧大德完全继承了印度佛学的对话精神。慧远曾就大乘要义与罗什通信，往复问答。慧远的弟子慧观，也从罗什请问佛学，研核异同，详辩新旧。受到罗什的高度赞扬，与僧肇一起被称为“第一”。

    佛教东传与中华民族文明对话并不纯粹是“西学东渐”的单向对话，同时还有大量中土的高僧大德长途跋涉到天竺等西方取经而形成的逆向对话。中土沙门西行求法从曹魏的朱士行开始可谓代不乏人，其中东晋的法显和唐朝的玄奘是最为突出的两位。当代印度史学家阿里教授在给季羡林先生的信中写道：“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深远的历史影响是通过中国，佛教流传远播于四邻诸国。早在隋朝，佛教就通过中国而影响到高丽、百济、新罗及日本。没有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佛教难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就此意义而言，中国佛教具有建构世界宗教文明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历史价值。

（选自张三夕《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有删改）

    20世纪60年代初“生态觉醒”运动使人们意识到“城市不是人类最佳的生存环境”，人们渴望“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生态旅游”应运而生。国内外专家认为“生态旅游”应具备三大标准：旅游对象是原生、和谐的生态系统；旅游对象应该受到保护；要有社区的参与。生态旅游的保护性要求旅游者，旅游从业者以及当地居民有较强的环境保护意识，能自觉地保护旅游资源和环境。这就要求生态旅游的开发要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传统旅游的最大受益者是开发商和游客，而旅游活动对旅游资源和当地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如旅游基础设施和交通设施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对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旅游活动产生的各种污染等，主要由当地居民承担。生态旅游则强调当地社区的居民是旅游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并应当公平地获得分配旅游业经济效益的机会。通过生态旅游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不但可以防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态侵略悲剧再现，更能提升其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的热情和积极性。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只有让当地居民受益，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同时，生态旅游开发为当地环境质量的维护提供一定的资金，以促进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生态旅游的开发是目前生态资本产业化最为常见的做法，也是通过市场手段使生态资源货币化的最有效的途径。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生态旅游的客观条件是充分的，多样的民族风情、独特的自然资源、珍贵的人文古迹与厚重的“丝绸之路”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富有强烈吸引力的旅游景观。2015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发布，确定了新疆、宁夏、青海等地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作用，为西部民族地区生态旅游的开发提供了更大的机遇和发展空间。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推进，西部地区的交通、能源、水利、卫生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将迎来大发展，区域间人员、物资、信息交流也日益充分，这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一直以来困扰西部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基础设施落后问题和区位劣势问题。

    独具西部风情的旅游景观，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推进，使西部民族地区开发生态旅游成为可能，但目前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如缺乏科学、统一规划，盲目开发；生态保护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管理者、经营者及游客的环境保护意识淡薄。针对这些问题，当前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首先要加大基础研究扶持力度，坚持统一规划、科学有序开发生态旅游；还要完善生态旅游法规，加强管理和监督，加大执法力度；坚持多层次多渠道强化生态旅游理念，为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民众基础；此外，还可以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建设，加快发展民族地区生态旅游开发的步伐。

（摘编自岳一姬《民族地区怎样打好生态旅游牌》）

中国制度有中华文明滋养

韩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制度不断趋于成熟定型，也更加科学管用，这同它具有深厚历史文化根源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制度源于中华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立足中华大地进行创造性实践的结晶，中国制度的中华文明滋养，可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

    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中国古代文明的繁荣，同政治思想中的人文精神和民本主义思想密切相关。注重苍生黎民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某种规范性力量，成为政权稳固、国家稳定的重要保障。一些有识之士能够怀有“保惠于庶民”、服务天下百姓的志向，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献身于报国安民事业。这些价值理念，在当代中国已转化成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文化资源，给中国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提供了丰厚历史文化土壤。

    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孟子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中国古代先贤早已阐明仁政德治的重要性，指出为政者必须修身养性，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在用人时既要考虑其能力，更要考察其德行修养。用有才能的人才，才能做成事，做成大事，如果用无能的人，就会误事。而用无德之人，即使其有些才干，也不会有好结果，因为德行上的欠缺破坏力更甚。有人会问，究竟是制度重要还是人重要？实际上，二者均重要。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制度能否保证遴选出德才兼备的人，中国古代提出选贤用能的理念，强调德才兼备、注重道德健全、个人修养，让人和事相得益彰，这对当代中国有着重要启迪意义，有助于我们在现代条件下探索选用人才的制度和方法。我们党既坚持德才兼备的选人用人原则，把愿意为人民服务且能干事、干成事的人选出来、用起来；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把不能干事、耽误事特别是德行不正甚至腐败堕落的人清除出去，这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坚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包容稳健的理政方式，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源远流长，古代许多政治范畴，在历代政治实践中延续发展，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正是这种“和谐则太平之所兴”的包容性，保障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绵延不绝、发展壮大，这种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既勾勒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态，也体现了中华民族谨慎严肃对待权力的大智慧。正是受这种文化和智慧的滋养，我们党在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中才能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抓住发展机遇，成功避过险滩和暗礁，走出一条成功的国家治理之路。

    经世致用的评价导向，儒家主张修身入世，在社会发展中建功立业。从这方面看，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中国制度为什么科学管用？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党中央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号召，通过实干和实绩书写家国情怀，实现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价值。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6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