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撞与融合：回望20世纪中国新诗

吴思敬

    历来的文学革命，其倡导者为了冲破巨大的阻力，往往会从两个方向上去寻求助力：或是面向古代，高张“复古”大旗，其实质则是革新；或是面向外国，从异域文学中借来火种，以点燃自己的文学革命之火。新诗的创始者们采取的便是这后一种办法。郭沫若坦诚地宣称：“欧西的艺术经过中世纪一场悠久的迷梦之后，他们的觉醒比我们早了四五世纪。……我们应该把窗户打开，收纳些温暖的阳光进来。”当然，中国新诗受外国影响，除去新诗人希望“迎头赶上”西方的急迫感外，更深一层说，是由于现今世界上始终存在着一系列困扰着各民族哲人的共同问题。尽管各民族有其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但是人类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依然在起着作用。实际上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矛盾运动便构成了人类的文学发展史。

    到“五四”前后，西方近百年的文艺思潮已经历了由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演变。不过，这三大文艺思潮对中国早期新诗人的影响却不是同等的。客观上说，外来的东西能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是受着当时的国情制约的。从新诗诞生的情况看，创始者们更多的是借鉴了西方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郭沫若从歌德、雪莱那里汲取营养，那狂飙般的激情，天狗吞月式的自我扩张，均使他的诗歌显示了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刘半农、朱自清等人的早期诗作则大多揭示当时社会中种种黑暗与不平，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然而浪漫主义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有时难免泥沙俱下，导致艺术上的不精致；一些如实描绘社会弊端的诗篇，又由于写得太“实”而失去了诗味；大革命后的普罗诗人又普遍存在概念化、标语口号化的直接说教的倾向。特别是，“五四”落潮和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陷于苦闷、彷徨之中，于是年轻一些的诗人开始把眼光转向西方的现代主义。

    应该指出的是，在新诗现代化的潮流之中，新诗人们对西方诗歌的借鉴并不是全盘照搬的，而是结合汉语的特点和中国诗歌固有特色，对西方的东西既有吸收，又有扬弃的。一些在现当代诗歌史上有重要影响的诗人，如冰心、徐志摩等，无不是从取法于西方开始，但没有跟着西方诗人亦步亦趋，而是把西方的东西与本民族的特点融合起来，因此他们的作品有西方诗歌的某些特征，但决非西方诗的翻版，有中国诗歌的某些传统风貌，但又不是“国粹”式的传统诗。

    中国新诗是在西方影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撞中孕育并成长的。这种冲撞，使我们的新诗从诞生伊始就伴随着无尽无休的责难、争论与困惑，而且这种责难、争论与困惑一直持续到60年后的新时期的诗坛一一回想一下围绕舒婷、北岛等朦胧诗人的争论，以及伴随韩东、于坚等后朦胧诗人而出现的喧哗与骚动……两种文化的冲撞为新诗发展带来了契机，一方面这种冲撞冲决了诗人固有的审美观念和思维定势，为诗的创造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这种冲撞带给读者审美习惯的变革，造就了一批批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

    尽管当前商品经济与大众文化的潮流使诗人处于空前的窘境，尽管当代的诗歌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中国诗人在寂寞中坚持着，中国诗坛的圣火并没有熄灭。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删改）

空鸟巢

刘照进

    春天，总是在繁花绿叶间看到一些被遗弃的空鸟巢，像是村子的角落里失去烟火气的破败茅屋，房檐上蛛网密布，主人已不知去向。

    大多数鸟儿并不选择去年的旧巢孵蛋育雏。一棵树，一处房檐，石壁间长满荒草的缝隙，都有可能成为鸟儿暂时栖身的村庄。它们在这块地域上衔草筑巢，构筑临时的家园，培育孩子，然后又匆匆地搬迁——这成了鸟儿世界难解的一道谜。

    或许有一个词能够解开这样的谜团：安全感。飞翔在空中的鸟儿，早已洞悉了脚下的危险。一棵树似乎总是逃不开这样的宿命：风摧，雨打，雷劈，火烧，砍伐……倾巢之下，岂有完卵！树的命运的不确定性让鸟儿失去准确而明智的判断，逃离是唯一的选择。灾难来临，飞翔的姿势已无所谓优不优美，像战乱时期的难民，鸟儿匆匆从一棵树逃离到另一棵树，卑小的命运里饱含许多沧桑和流浪感。

    细小的鸟巢依附树身，临空危悬，仿佛警惕的眼睛。

    几乎无人知晓鸟儿的仇恨，它们内心的悲恸与哀怨常常被暗藏花香的语言忽略。

    小时候，总喜欢上山去寻找树丛中藏着的新鲜鸟窝，这几乎是整个童年的乐趣和向往。小小年纪，隐含许多成年的狡谲。拇指大的几枚鸟蛋，颜色雪白，或者暗褐中夹杂着斑纹，婴儿一般地安睡在巢里。一对幸福的夫妻携手在林间觅食，全然不知灾祸濒临。一双幼嫩的小手取走了鸟蛋，仿佛偷摘邻家未成熟的瓜果一样随心所欲。肇事者并不逃逸，仿佛有意滞留现场，观看伤心欲绝的父母怎样扯开喉咙怒骂。强者的霸道遮掩了制度和道德的约束，弱者只有通过一张相对自由的嘴巴远距离地发泄愤慨。

    恶毒的举止来源于对未知事件的好奇，对悲惨结局的出现毫不在意，人类的心灵永远无法装下对弱小生命的尊重。家毁子亡，一春的希望瞬间化为乌有，鸟儿的伤心不亚于未亡人的恸哭，凄楚的哀叫电线一般绵长地划过那无边旷野……

    再次见到鸟巢的时间是今年三月。阳台的花盆间不知什么时候悄悄筑起了一只鸟巢，妻子发现它的时候已经完全成型。饭碗大的体积依旧做工精巧，仿佛记忆中某只鸟儿的手艺。已经无法确切叫出这只鸟儿的姓名了。玲珑小巧的身体，擅长飞翔，灰褐的羽毛，两翼有一抹雪白，像流线形的飞机，每天升降于我的生活周围。惊喜之余，居然没敢告诉女儿，担心女儿毁了它的家。幼时掏鸟蛋的一幕，依旧历历在目。每一天，怀着期待暗中观察鸟儿下蛋、孵化小鸟、嘴对嘴地喂孩子们虫子，直到它们长大，把身体完全交给飞翔。

    一只鸟儿从旷野迁徙到喧嚷的城市，是不是对高楼如林的城市的误读？空荡荡的鸟巢并不能给予答案。好在，它依旧置于我家阳台，作为怀旧时抵达疼痛的路径。

    每次回到老家都要惊叹故乡的变化，只是屋檐下再没见到燕子的新巢，地里迷惑鸟兽的稻草人也不见踪迹，曾经被祖母用来驱赶麻雀的竹制响器早已变成灰烬。房脊上挂着几滴细微的鸟鸣，但那声音与儿时听到的鸟声大合唱简直无法相提并论……

    尚记着许多鸟儿的俗名：红肚儿，水鸦雀，啄木官（啄木鸟），地麻雀，夜老鼠（蝙蝠），牛屎雁，鬼鬼阳（阳雀），薅草包谷（布谷鸟），扁茶罐（脚鸡）……像幼时一同玩耍过的伙伴，多年之后，依旧能够轻易喊出他们的乳名。

    是人的欲望打断了鸟儿的飞翔。那么多的鸟儿已被死亡收藏。那么多的鸟儿，像宝贵的眼泪，被我们随意挥霍。

    天空是一只倒悬的巨巢，衔着地球这枚鸟蛋——一枚病变的鸟蛋，正在加深天空的空度。

（选自《陶或易碎的片段》，有删改）

    ①任何一种艺术样式都以其特定的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契合。不管人们如何狂热地用“世界性”、“现代性”、“后现代”、“后殖民”、“全球化”之类的术语涂抹即将到来的21世纪，民族特性依然是艺术的本质属性之一。放逐民族性必将置艺术于无根状态。作为一种审美范式 ， 古老的诗歌往往是一个民族审美心理的凝聚，是历代诗人探索、实验的结晶，是一个民族审美经验的长期积淀。如意大利的十四行、波斯的柔巴依、日本的俳句、中国的律诗……

    ②那么，新诗是否完成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的契合呢？

    ③中国诗歌史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是：诗歌体制起自民间，兴于文士，最后成为一种主要审美范式。

    ④中国古典诗歌历经二千年实验、积淀，从四言、五言到七言，至唐代格律诗体制完备，产生了中国人骄傲的唐诗。由于方块字的音形特征，格律诗汇融节奏、韵律、修辞与建筑之美，成为汉语诗的黄金范式。伴随这一审美范式的成熟，汉语诗学也发展为一门系统的学科。天才李白、杜甫是汉语诗的顶峰大师，他们掌握、运用汉语诗的审美范式，并将这一审美范式推向成熟，但他们无力改变这一范式。因为这不是个人选择，而是一个民族的选择——唐代不仅拥有灿若群星的诗人，更有爱诗的民众。

    ⑤然而，新诗是个例外。新诗是由知识分子率先发起的一种自上而下的诗歌体制。新诗的第一个尝试者胡适宣布《关不住了》，恰好是美国诗人SaraTeasdale的《OvertheRoofs》的翻译。这与梁实秋所说的“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是一致的。这就是说，新诗的源头是外国诗。的确，中国古典诗到清代已腐朽不堪，革命的选择不容置疑。问题在于，这种完全断裂的结果是将诗学建设置于零起点。作为新诗的代表，自由诗风靡一时。当时，谁写得最不象古典诗，谁就是先锋。在这种风气鼓励下产生的大量新诗确是货真价实的白话——当时有人说白话诗只有白话没有诗，这话虽然尖刻而轻巧，倒也并非无的放矢。不久，“胡适之体”新诗遭遇质疑，周作人也觉得新诗少了点“余香与余味”。郭沫若的《女神》固然为创生期的新诗开阔了气象、充实了内涵，但体制依然是自由体。他甚至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这句易于引起误解的话也表明郭沫若对诗歌体制未做深入思考。

    ⑥然而危机也正发生在这里：一种新的审美范式是否契合民族心理？

    ⑦但是，初期白话诗也并非欧化的一统天下。刘半农的《瓦釜集》是以江苏民歌的方式创作的，刘大白更以民谣体式写了《田主来》。这在当时虽然算不上主流，却也暗示了新诗体制的一种选择。

    ⑧20年代，新诗从对古典诗的破坏转入本体建设，体制建设和诗学建设成为诗人们关注的中心。真正对新诗格律发挥影响的是闻一多。这时的闻一多背叛《红烛》式的自由诗，以其对中国艺术的衷情与富于唯美倾向的形式追求对新诗体制进行反思，提出影响颇大的格律理论：“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与句的均齐）”。而且他称新诗的格律是“戴着脚镣”，“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做诗的才感觉得格律的束缚”。代表作便是他自己的《死水》。在他的影响下，一批新诗人投入格律实验，其中徐志摩的诗更活泼。比如他的《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

    ⑨新月派的格律诗实验很快演化成新的“形式主义诗体”，走向没落，但格律意识对于新诗的建设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叶公超仍然在《论新诗》一文中写道：“假使诗人有自由的话，那必然就是探索适应于内在的要求的格律的自由，恰如哥德所说，只有格律能给我们自由”。这证明人们不再一提格律就联想到恢复旧诗秩序，而是从新诗的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上进行审思。

    ⑩胡适的白话诗从体制到诗学都是西方的，刘大白的歌谣体从体制到诗学都是中国民间的，而闻一多的格律体则是中国体制与西方诗学的融汇。这样，从源流上上说，到20年代新诗已出现三种类型的体制：甲体、乙体、丙体。此后新诗体制基本上沿着这三条道路演变发展。

（选自《中国新诗的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有删改）

李杜诗歌创作与从政关系之初论

    ①李白杜甫一生从政时间并不长，但被朝廷和地方藩府征聘任用却不止一次，断断续续分布于他们一生好几个时期。两人生活经历受此左右，成为一个起伏不定的过程。考察政治对于两位大诗人思想创作的正面推动和影响，有助于认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政治的关系。

    ②中国诗歌的传统是“言志”。魏晋以后有“缘情”说出现，但士大夫仍一致认为情必须是高尚的情。因而缘情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看作言志的补充，即所言之志必须是情感的真实流露。情志合一，它的最高层次必然与政治相通。这样，对中国诗歌而言，政治之渗入与否，跟诗歌是否达到高层次常相联系。就诗人而言，古代诗人注定是在封建政治格局下生活，因而经常由封建政治赋予他们以理想与热情，构成他们与时代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诗歌所呈现的气象、风貌，也都与他们的政治介入有关。当士大夫自觉地承担起某种社会责任的时候，他的精神往往也相应地崇高起来。中国古代诗人可以不是政治家，但对政治必须有一种向心力，必须在政治方面有必要的体验和适度的介入。

    ③政治本身当然应该有它的积极内容。诗人当然也应该有良好的主观条件，鄙吝的人无论政治给他以怎样的拨动，也不可能有伟大的创作。但问题在于人的情志不可能恒定在一种状态下没有变化，即使是有高尚志趣的人，也不免会有松懈的时候。同样是杜甫，他可以高唱“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也可以低吟“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在不同时期，心情和志趣显然是有变化的。李杜一生追求，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在长途中就像一辆运行的机车，需要有动力补充。如何使李杜的用世之心，在关键时刻得到维系和加强，始终不倦地追求，执着地面对现实，仍然需要靠政治的强大摄动力，这在李杜的后期生活中表现得很明显。

    ④从诗人与社会的横向联系看，封建社会毕竟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在中国封建时代尤其是它的前期，士大夫如果不卷入政治，一般就只有归向山林田园。穷乡僻壤的封闭，小生产者的狭窄天地，对他们的视野与情感，构成严重的限制和束缚，使他们与外部疏离，难得从时代生活中汲取创作的动力。甚至连诗歌创作，在死水一样的生活中也会变成多余。所以中国古代诗人如果真正回归农村，杜门不出，创作上多数总是归于沉寂。有人对李杜离开朝廷后仍与各方面官员交游有微辞，似乎毕竟未能免俗，其实这种交游正是与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途径。否则就只有陷入闭目塞听、彻底缄默的境地。总之，如李杜之所作，笔力雄壮，气象浑厚，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丰富的社会内容、深刻的人生体验，乃至达到堪称通乎天地万物、包含古今的程度，它是绝不可能指望产生于一般的甚至封闭的环境之中。其酝酿和创作，非有一种巨大的政治背景，并连同诗人自身都被适当地卷入不可。

（选自余恕诚《唐诗风貌》，有删改）

    “书”本是指文字符号，现在提到的“书”不是从文字符号讲，也不是从文字学“六书”来讲，而是从书法艺术讲。书法对中华民族有很深远的影响，“书”与“金”、“石”与“画”并称，在中国文化中占很重要的位置。书法是一种艺术，而且是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中国的汉字刚一出现，写字的人就有“写得好看”的要求和欲望。如甲骨文就是如此，虽然字形繁难复杂，但是不论单个的字还是全篇的字，结构章法都要好看。可见，自从有写字的行动以来，就伴随着艺术的要求，美观的要求。

    不论是秦隶还是汉隶，都是刚从篆书演变过来的，写起来单调而且费事。所以到了晋朝后，真书（又叫楷书、正书）开始出现并逐渐定型。真书虽然各家写法不同、风格不同，但字形的结构是一致的。在历史上篆书、隶书等使用的时间都不如真书时间长久，真书至今仍在运用，就是因为它字形比较固定，笔画转折自然，并且可以连写，多写一笔少写一笔也容易被人发现。真书写得萦连便是行书，再写得快一点就是草书。草书另一个来源是从汉朝的章草，就是用真书的笔法写草书，与用汉隶的笔法写章草不同，到东晋以后与真书变来的草书合流。

    真书的书写很方便，所以千姿百态的作品不断涌现，艺术风格多样，出现了各种字体，比如颜体、柳体、欧体、褚体等。在这以前没有人专门写字并靠书法出名的，就连王羲之也不是专门写字的人，古代也没有“书法家”这个称呼。当时许多碑都是刻碑的工匠写的，到了唐朝开始文人写碑成风。唐太宗爱写字，写了《晋词铭》《温泉铭》两个碑，还把这两个碑的拓本送外国使臣。当时的文人和名臣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以及后来的颜真卿、柳公权等都写碑，这样书法的流派也逐渐增多，他们的碑帖一直流传至今。其实，今天看见的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文书、写经等，其水平真有超过传世碑版的。唐朝一般人的文书里，也有书法比《晋词铭》|《温泉铭》好的，但是那些皇帝、大官写出来的就被人重视，许多无名书法家的作品就不为人所知了。

    古代称好的书法作品为“法书”，是说这件作品足以为法，“书法”、“书道”、“书艺”是指书写的方法；现在合二为一了，一律叫做“书法”。书法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从书法作品、艺术装饰到书信往来都要用到书法，同时书法活动既可以培养艺术情操，又可以调心养气，收到健身的效果。北朝人曾经说过：“尺牍素书，千里面目”。看到一封来信，感到很亲切，如见其人。书法被人作为人的品格和形象的代表，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摘编自启功《金石书画漫谈》）

    春天万物复苏，面对烂漫春光，有人在“红杏枝头”品味春意，于“拂堤杨柳”陶醉氤氲春雾，有人却语竭词穷、词不达意，停留在“哇”“超赞”的简单感叹。尽管众人眼中的景色“远近高低各不同”，但网络语言风靡、文化内涵缺失的现象，不经意间影响着越来越多人的日常交流和情感表达。

    汉语博大精深、自成一体，在表达上有简洁、生动、意蕴深长的特点。不说古诗词，单说日常用语就是如此，比如，单就一个“笑”字，就有前仰后合的大笑、勉为其难的苦笑、忍俊不禁的微笑、尖酸刻薄的嘲笑等区分，仅形容笑声就有“哈哈”“嘻嘻”“嘿嘿”“咯咯”“呵呵”“扑嚇”等区别。可以说，多样的表达折射出多重情感，反映着多彩生活。而善用语言，不仅可以更好地说出个人的故事、自己的想法，而且能够以百花齐放的语言实践，营造丰富多元的文化氛围。

    然而，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76.5%的受访者感觉自己的语言越来越贫乏，主要表现在不会用复杂、微妙且精确的修辞，以及基本不会引用乃至创作诗句。正如网友所说，“有时候脑子里想一件事，无法很利索、饱满地说出来”，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使用一套固定句式或者很多夸张的语气词，看似个性实则雷同，既钝化了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吐故纳新的文化积累。

    是我们的语言贫乏了吗？并不尽然。从存量上来说，我们词汇、句子、典故等语料的多少，可能并没有太大变化。从增量上说，网络语言等已有新的迅猛增加。与其说语言贫乏，不如说是表达上的一种偏爱。语言嬗变的风向，也是时代发展的走向。互联网时代争分夺秒，自然要求更直接的信息、更简洁的表达，信息洪流的湍急，也让同质化信息唾手可得，随手复制粘贴称得上高效。网络语言所创造的大量流行词、新句式、新修辞，在简化语言的同时也为其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和时代感，因此，古诗成语也好，网络用语也罢，都是表情达意的方式，都蕴含着语言的力量。

    语言的活力来自常用常新。在一个新词汇层出不穷的时代，准确说出所思所想，比不假思索套用流行词汇更有价值。很多时候，网络用语的风头正盛只是暂时的，真正拥有生命力的语言总会在时间的沉淀下大浪淘沙。只有直面内心感受的差异化表达，才能生机勃勃、经久不衰，造就语言的经典。

    更进一步看，身处网络时代和自媒体时代，我们或许更需要“咬文字”，一段时间以来，从教科书上的“姥姥”“外婆”的称谓之争，到“远上寒山石径斜”“乡音无改鬓毛衰”等诗词的古音讨论，如今的语言生活空前活跃也空前复杂，在语言的吐故纳新中，倒映着传统与现代的激荡、文化与生活的互动。如何对待语言、如何更好表达，其实也是如何善待文化、对待生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用丰富的表达去认清自我、认识生活，在创新与守正的辩证中感悟过去、探索未来，语言的河流就会奔腾不息，交流与沟通就能心心相印。

（选自盛玉雷《善用我们的语言宝库》，《人民日报》2019年4月3日）